东方文化-一封信反映的季羡林与林志纯二老的学术志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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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一封信反映的季羡林与林志纯二老的学术志趣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6月1日,作者:张绪强
15世纪末以来,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大陆与亚、非、美洲的经济贸易联系越来越紧密,“商业革命”、“价格革命”在新旧大陆上全面展开,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格局风云变幻,一日千里。特别是17世纪中期以后,英国为首的欧洲列强开始向外输出工业品和资本,掠夺工业原料,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亚、非、拉美等地区绝大部分已经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最终形成。西方文化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绝对优势的庇护下向世界传播,光照寰宇。但是,工业革命在带给人类便利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环境污染、大气污染、生态破坏、物种灭绝、人口爆炸、新疾病肆虐等灾难。
在季羡林先生看来,这些问题是西方文化所解决不了的,只有东方文化才能解决这些 “危机”。他认为,东方文化的基本思维方式是综合,表现在哲学上就是“天人合一”,印度文化的“梵我一如”同样主张“人与大自然是朋友,只有在了解大自然,热爱大自然的条件下,才能伸手向大自然索取人类衣、食、住、行所需要的一切”。因此,季先生认为21世纪东方文化将全面复兴,东西方文化将会发生乾坤逆转。
季先生的这种文化自信源于他对世界文化的全面认识。他认为:“在过去若干千年的人类历史上,民族和国家,不论大小久暂,几乎都在广义的文化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些贡献的大小不同,性质不同,内容不同,影响不同,深浅不同,长短不同:但其为贡献则一也。”季先生根据文化自身的特点将其划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欧美的文化体系。这四个体系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构成东西文化体系差异的根源季先生归结为思维方式的不同,他认为,东方主综合,西方主分析,综合出技术,分析出理论。西方的分析思维在工业革命中得到了很好应用,同时他们的技术也跟了上来,成就了今天所见到的西方优势:普天之下,莫非欧风。但是,文化也像世间的万事万物一样,不会永驻,也有一个诞生、发展、成长、衰竭、消逝的过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变迁规律对于文化的变迁同样适用。“只有东方文化能够拯救人类”。
在对东方文化的高度自信和期望下,季羡林先生大力倡导研究东方文化,主持编写《东方文化集成》,让东方文化实现“走出去”。《集成》计划出版500种,分为东方文化综合研究编、中华文化编、日本文化编、朝鲜·韩国·蒙古国文化编、东南亚文化编、南亚文化编、伊朗·阿富汗文化编、西亚·北非文化编、中亚文化编、古代东方文化编,内容涵盖了东方各国,是一部多学科的大型学术性丛书。有人评价,《东方文化集成》是一套具有战略眼光的丛书,既是一百年来对东方文化讨论的总结,也是对21世纪东方文化可能作用的期待,对于新的世纪而言,这是一套奠基之作,同时也是对上一个百年东西文化交流不平等以及欧洲中心主义的一个回应。
对于这样一套鸿篇巨制,季先生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已经在筹划,筹划阶段陈嘉厚曾代笔致信林志纯先生,转达季先生邀请林先生担任分编负责人的请求。信件全文抄录如下:
林老师:
这次在“求是”楼见到您,非常高兴!您的身体还是那么硬朗,劲头还是那么足,为了我们祖国的现在和明天,您一直是不知疲倦地工作,工作,我十分敬佩您,也深受您的高尚精神的感染。
有关编纂《东方文化集成》一事,最近季羡林教授召开了一次专门会,研究《集成》编委会的组织与人选。编委会设主编、副主编、顾问和编委,由季任主编,季先生的意思是想请您担任顾问兼“东方古代文化编”的分编委,主持这编的书目与撰写人员的选定。《集成》分九编:1神州文化集成编,2东方古代文化集成编,3日本文化集成编,4蒙古、朝鲜、韩国文化集成编,5东南亚文化集成编,6印度与南亚文化集成编,7伊朗、阿富汗文化集成编,8中亚文化集成编,9阿拉伯与西亚文化集成编。每编设一分编委,主持该编工作。一些具体事务工作由《集成》编辑部负责。
为了保证《集成》工作顺利进行,同时成立了一个由七人组成的编辑部,负责具体事务工作,一个由原北大副校长、现任中国东方文化学会副会长张学书同志牵头的《东方文化集成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撰写与出版基金的筹措与管理。
季先生说东方文化编的负责人非您莫属,他很希望得到您的支持和帮助,至于顾问一职,您是至有资格的。季先生最近刚从澳门开会回来,我请他先休息几天,给您的信由我代笔,他欣然同意,嘱咐要快写快发,希望早日得到您的答复和支持。等各分编委都谈定后,再开编委会成立会及第一次会议。
陈老师身体好吗,请代问候,祝她康健。
顺颂
学安
学生
陈嘉厚
1993年3月15日
林志纯先生是我国世界古代史学科开创人之一,毕生以填补我国西方古典学研究为目标。到了晚年,林先生越发认识到中华文明历史之悠久,典籍之宏富,罕有其他民族可与伦比,因此,研究中不但要将西方文明“引进来”,还应让中华文明“走出去”。1988年,他与周谷城、吴于廑、周一良、任继愈、张政烺等九位学者联合发起,编辑《中西古典文明丛书》,呼吁把西方古典文明引进中国,把我国古典文献播向世界。《孔子的政治学——论语》、《云梦竹简》等都由林先生亲自编著,《曶鼎铭文研究》更是开创了把甲骨文献译成外文的先河。
在季先生看来,林先生开创的世界古代文明研究立足于对中华文明的高度自信,这实际上与自己主张编写《东方文化集成》的初衷是一致的,因此邀请其为分编负责人。
对于林先生的为人,季先生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描述:“林(志纯)是福建人,较我犹长一岁,是地道的耄耋老人了。个子虽不高,然而腰板挺直,走路健步如飞。在他眼中,宇宙间好像没有困难之事,字典里好像没有‘困难’二字。他做事果断迅捷,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皱过眉头,像是一团火,一往无前。同这样的人见面,自己纵因事碰壁而精神萎靡,也必能立即振作起来。有这样感染力的人是极少的,林老就是一个。”1997年,张世林决定编辑《学林春秋》与《学林往事》,目的是“抢救”一批前辈著名学者一生积累的宝贵治学经验,以备后人承传。张世林就开列的“抢救名单”征求季先生意见时,季先生询问“名单”上是否列入张政烺先生后,特别问到“有没有林志纯先生?”张世林回答说不认识林先生,不知道如何与他联系,季先生说:“我有他的地址,我写给你,你直接同他联系,就说是我介绍的。”
季先生对林先生的评价是中允的知人之论,他们在感情上的相互支持源于他们一致的学术志趣和心怀天下的相同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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