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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彭刚：事实与解释——历史知识的限度

长久以来,人们所期待于历史学家的,是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研究,讲述人们在过去所经历的事情。可是,人们不会满足于历史学家只是确认和描述过去发生了如此这般的事实,而是期望他呈现一幅有着内在关联的历史图景,能够让人们了解历史现象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 甚而进一步对历史过程中的当事人的选择和作为作出评判。历史学家工作任务的主旨,就是要提出自己的历史解释。搜集考订史料,勘定史实,当然是历史学家研究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但这一切,归根结底是服务于历史解释的。
从事具体研究工作的历史学家,经常同时面对的,是史料太多和史料太少的情形。在探究特定的历史现象时,往往会出现史料有限、其中无法提炼出充足的信息来构成完整证据链的情况,面对此种情形,史家只能或是放弃解释,或是满足于提出推测性的解释。史家常常面对的还有另一类情形,即关于某一历史论题的史料过于丰富,最终只能选择蕴藏于现有全部相关史料中的史实的一部分,让它们进入自己所描绘的历史图景之中。选择性因而就是历史解释的一个不可离弃的特性。的确，对于一个研究工业革命或者文艺复兴的历史学家来说,相关史料是他穷尽毕生精力也无法完全掌握的。而哪些史实应该被纳入自己所提供的历史解释之中,就是历史学家必须始终面对的一个问题。
历史学家选择什么样的历史事实进入自己所要构建的历史解释,依赖于他关于相关事实对于自己论题重要性的判断。在黑格尔眼中,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民族和个人,可以区分为世界历史性的和并不具备此种特性的,而只有以其行动和业绩汇入了他所描绘的历史进程的民族和个体,才具有被写入历史的资格。司马光所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就再清晰不过地表明了《资治通鉴》的取材标准。杜维运更是径直把“史识”界定为:“史学家的观察力,亦即史学家选择事实的能力。”在他看来,“史学家要有眼光选择极具意义的一般事实使其变成历史事实,并扬弃无意义的事实,大史学家与一般史学家的分野在此。”也就是说,史料中所记载的人类过往的经历,并不见得都是有意义的历史事实, 而无意义的一般事实不是历史学家所应该关注的,甚至于没有资格成为“历史事实”。
我们可以认为,历史学家的工作包含了他必定要在他所掌握的历史事实中做出选择,他要选择的是有意义的历史事实。由此出发,我们可以说,“有意义”,是相对于史家所要考察的历史现象、所要探究的历史论题而言的,它既涉及具体的历史事实与特定现象和论题的相关性, 也涉及史家对具体历史事实的重要性的判定,而这两者是彼此联系在一起的。与原来某一论题没有或甚少相关性的历史事实,在转换了论题后,也许就具有了很强的相关性,从而原本不具备的重要性,就随之而产生了。半个多世纪以前,爱德华·卡尔(E.H.Carr)在《历史是什么?》的著名讲演中说道:“过去常说,让事实本身说话。当然,这话是不确切的。只有当历史学家要事实说话的时候,事实才会说话;由哪些事实说话、按照什么秩序说话或者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说话,这一切都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正是历史学家按照自己的目的来选择恺撒渡过溪流卢比孔作为历史事实,可是此前此后有成千上万的其他人渡过这条溪流,却丝毫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兴趣。”可是数十年后,理查德·艾文斯(Richard J.Evans)却针对卡尔这段话评论说:“到了1980年代,卡尔之论显见为不确了:社会史史家恰恰会对那数百万渡河的平民更有兴趣,包括他们一再反复渡河的行为所揭示出的交通模式;经济史史家则将会对这数百万人的贸易模式和渡河周期感兴趣;医疗史史家则会对这些渡河人在路上传播和感染的疾病有兴趣, 如此等等。”对于关注古罗马政治军事史的传统史家而论,固然只有恺撒渡过卢比孔河才值得关注,才具有重要性;可是一旦采取社会经济史的视角,考察特定时段人们的交通和贸易模式, 原本完全被漠视的数百万普通人的日常行为,就因为与转换了的论题密切相关,从而具备了此前所没有的重要性。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历史事实的重要性是与史家所要探究的历史论题的相关性联系在一起,是依史家研究视角而异的(perspectival)。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欧美历史学研究发生的一个持续至今的重大变化,就是越来越关注普通人在历史过程中的经历。社会史中“自下而上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的崛起,之后的新文化史、微观史、日常生活史等新兴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的勃兴,都显示出了同样的趋向。历史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具有自身的价值关怀。价值关怀发生了变化,它所探究的对象也就会随之而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在探究宏观历史过程中的动力机制和规律的同时, 也高度关注人民大众在历史中的命运。当代欧美史学对历史过程中结构性因素的关注和对人民大众命运的关切,都受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深刻影响,而这两个层面在史学实践中却往往被隔离开来。东德史家库钦斯基(Jürgen Kuczinski)就曾经针对当时东欧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弊病批评说,那里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写的高高在上的历史可谓汗牛充栋,但对普通人民的生活经历却根本没有关心过,例如“他们吃什么,穿什么,住的是什么样子,平日在脑子里想些什么,怎样劳动,什么时候休息和就寝,他们生病了怎么办,他们的婚偶来自哪些人群,他们怎样从一地迁往另一地”。而这些层面的内容,恰恰是新的史学潮流所要关注的。杰出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汤普森(E.P.Thompson)在他的名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开篇,以饱含感情的笔触写道:“我想把那些穷苦的织袜工、卢德派的剪绒工、‘落伍的’手织工、‘乌托邦式’的手艺人……都从后世的不屑一顾中解救出来。他们的手艺与传统也许已经消失, 他们对新出现的工业社会持敌对态度……他们的集体主义理想也许只是空想,他们的造反密谋也许是有勇无谋;然而,是他们生活在那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而不是我们。”这样的文字, 正是以其对于普通人在历史过程中喜怒哀乐的关切和同情,而具备了令人动容的力量。倘若认定了“历史是过往的政治,政治是当下的历史”,由这种以政治为中心的传统史观出发,当然只有与金戈铁马的战争、纵横捭阖的政治权谋、风起云涌的重大事变联系在一起的伟人英雄的业绩,才是值得重视的。历史事实的重要性,也是和历史学家投射于历史事实之上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的。
还可以进一步说,有关什么样的因素在历史过程中才是真正重要的,不同的历史学家和史学流派有着自身的见解。对于各种因素在形成如此这般的人类历史面貌时的相对重要性,即便史学家自身并无明确或自觉的意识,也必定是有着隐含的判断,并在其选择不同的历史事实进入历史图景时,成为其选择的背景和标准。不妨说,不同的历史学家和史学流派,自有其有关不同历史因素在历史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的等级制”(hierarchy of importance)。传统的以政治史为主的史学形态中,重要人物如政治领袖的行迹和重大事件如革命与政变,理所当然地居于历史舞台的中央;而在强调“结构”、“局势”等长期和中期要素对于人类生活面貌的制约作用的年鉴学派,尤其是在其第二代领军人物布罗代尔那里,人类生活面貌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地理环境、气候、生物物种分布等条件所决定的。仿佛一条河流,河床和深处的潜流的各种特征,才真正决定了河水的流速和流向;而传统史学所关注的人物和事件,不过是河流表面的白沫。有关不同因素在人类历史过程中的相对重要性的看法,正是我们通常所谓“史观”的最为核心的内容, 而它对史家选择和摒弃哪些历史事实,有着至为重要的影响。
因为与特定历史论题相关而产生的、以及由于史学和史家的价值观而具有的重要性,都可以归结为历史事实相对于特定参照系而言所具有的重要性。那么,历史事实还有没有相对超脱特定参照系即自身所具有的、内在的(inherent)重要性呢? 我们可以以新文化史(同时也可以被归入微观史)的两部代表性著作为例,来讨论这个问题。美国史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马丁·盖尔归来》，通过司法档案重构了过往发生在几个小人物身上的戏剧性故事。一方面,戴维斯的叙述能够让今天的读者真切地感受到,生活在16世纪的法国乡村会是什么样的体验;另一方面,如同其他成功的微观史研究总是展示出更为普遍的关怀和更加宏大的研究意图一样,戴维斯也说:“倘若一部微观史写得好的话,它应该是一部有着自身深厚内蕴的研究,但同时也会揭示出与在它之外的其他进程和事件的关联……比如,就马丁·盖尔而论,没有了早期现代法国国家的司法体系和人们对于社会流动性的广泛期望,他的故事就没有了意义。”这部著作风靡一时,难免会让有的学者担心,这种着眼于小地方小人物的离奇故事太走红,会不会使得历史学步入日益碎片化的歧途。一位史学家就感慨说,倘若马“丁·盖尔和马丁·路德的名字一样有名,甚至比后者更有名”的话,历史学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戴维斯本人针对以上说法的回应则是:“我希望已经发生的改变是,人们在教马丁·路德们的时候,不再会不考虑到或涉及到马丁·盖尔们。”如若把历史事实的重要性界定为特定人物和事件对后来人类生活面貌影响的深度与广度,以及影响所及的地域的广狭和时间的长短等, 那么,无疑可以说,马丁·盖尔与马丁·路德完全无法相提并论。当然,我们对过往历史的理解,既需要了解马丁·路德,也需要了解马丁·盖尔;只是,这中间仍然有着分别,那就是马丁·路德是不可替代的,而马丁·盖尔则是可以替代的。离开了前者,我们无法理解和讲述宗教改革;而如若不是戴维斯发掘了马丁·盖尔,我们完全可以设想通过别的个案,来达成对于特定时段乡村生活方方面面的理解。
这里,我们还可以区分历史的(historical)重要性和史学的(historiographical)重要性。倘若说,马丁·路德比之马丁·盖尔,具有不可比拟的更大的历史的重要性的话,后者却可以因为戴维斯出色的研究工作,而具有不可忽视的史学的重要性。在历史的重要性方面无足称道者,却可以因为具有史学的重要性,而在历史解释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意大利史家卡罗· 金兹堡(Carlo Ginzburg)最富盛名的著作《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中,主人公梅诺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乡村磨坊主,置身于宗教改革和反改革余波犹在的时代大背景之中,由阅读和自己的思考而产生了一套被视为异端的世界观,两度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审判, 从而留下了丰富的文字史料。在金兹堡看来,“梅诺丘的案例是由于两个重大事件才成为可能的:印刷术的发明和宗教改革。印刷术使得他能够以他生养于其中的口述传统来与书籍相比照, 让他有了能够将内心深处的观念和狂想表达出来的言辞;宗教改革让他有了向教区牧师、村民和审讯者们表达自身情感的勇气……”如何梳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印刷文本和口述传统、由阅读而接受的和由自身思考而产生的因素,在这个具体人物身上的交集情形,就成了金兹堡研究中最具有挑战性也是最能够彰显其创造性的问题。这一微观个案的研究,为改变和丰富我们对过往历史中相关断面和问题的认识带来了新的视角。金兹堡在其他地方说过:“在人类学中,一篇特定的研究论文的重要性,并不与如此这般的一个部族的重要性相联系,就像是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相反,它是与研究所提出的问题和答案的总的质量相联系的。我在研究磨坊主梅诺丘时就面临这个问题……我的想法,是要表明研究一个弗留里的磨坊主对于弗留里之外的读者以及潜在的每一个人所具有的意义,因为通过这个例证可以提出更大的问题来。”的确, 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研究的新几内亚和西太平洋上的若干部族、埃文斯-普理查德(Evans-Pritchard)研究的非洲努尔人,若不是因为这些社会人类学家出色的研究,恐怕很少为世人所知。在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史上,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然而,这些开拓了新的视野和方法的研究的重要性,却和这些部族本身在当今世界的重要性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历史学领域中也有类似的情形。生活于清末民初的山西乡绅刘大鹏,即便在生前也几乎没有过任何引人注目的行迹,可就是这么一个底层知识分子、商人、农民、时政观察评论者等多重身份混杂在一起的小人物的各种经历,却给我们理解那一段历史提供了单纯从大人物大事件中无法得到的诸多视角。特定人群在人类学上的重要性和在当今人类中的重要性,不必是同一回事;在历史上未必重要的人和事,也完全可以具备史学上的重要性。
历史学家要纳入自身的历史解释的,总是在他看来重要的、有意义的历史事实。历史事实并非没有自身内在的重要性,但其重要性也绝非一成不变,而总是随着史学和史家关照的问题的变化、价值观的转换而发生变化和转换。未必具备历史重要性的历史事实,却完全可能具备史学上的重要性,从而在历史解释中占据一席之地。

在很多人的眼中,史料里蕴藏着历史事实,历史学家通过考订史料,确定历史事实和它们相互之间的关联,从而提出自己的历史解释。历史学家的工作,可以区分为确定历史事实和提出历史解释这样前后相继的两个步骤。彼得·诺维克(Peter Novick)在《那个高尚的梦想: “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中说:“历史事实被视为先于并且独立于解释:解释的价值是根据它对事实表述得有多好来判定的;倘若与事实相冲突,就必须将它抛弃。真相只有一个, 而非依视角而异的(perspectival)。”历史事实有着客观的存在,历史解释被限定在历史事实所允许的可能范围之内。历史学家完全可以对历史事实达成一致的共识,从而只要不偏不倚、不被一己的偏见所束缚,历史学家之间也应该能够对特定论题的历史解释达成一致。以上所表述的这种史学观念,是长期盛行而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化史名家彼得·盖伊(Peter Gay)的这段话就再清晰不过地表达了这样的立场:“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就正是存在于那个真实而单一的过去之中。历史学的争议对于它们存在论意义上的完整性毫发无伤。过去之林中的大树只以一种方式倒下,无论有关它的倒下的报道会有多么零碎片段或者如何彼此抵牾。无论在它倒下之后是否没有历史学家、只有一个历史学家还是若干个争执不休的历史学家对此进行了记录并且彼此辩难不已。”
盖伊在他所举的例子中,强调的是无论有无或者如何记载,大树只有一种倒法。可是按照别的思路———从20世纪初期的卡尔·贝克尔(Carl L.Becker)这样相对主义色彩浓厚的史家到后期的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这样后现代主义路数的史学理论家,都会是这样的思路———人们也可以强调事情的另一半:关于大树是否以及如何倒下,未能亲见者所可能拥有的, 毕竟只能是史家各自从不同角度所留下的不同版本的记录和解说。一方面,历史学家不同于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地方,就在于后者可以通过受控的实验,直接观察物理现象和化学现象,而历史学家无法直接面对自己所要探究的历史现象,只能在自己当下的思想活动中,通过人们过往历史活动所留下的踪迹(trace)和遗存物(relic)来探究过去;另一方面,传统史学注重的是书面文字性的史料,而现当代史学极大地扩展了史料的范围,但无论如何,在历史学家的工作过程和最终产品(文字性论著)中,被史家所确定并纳入自身历史构图的历史事实,都往往是以文字形式出现的。与这两方面的情形相对应,在讨论历史事实的性质时,有人更加注重的是史家是在自身当下的精神活动中借助史料来建构过往历史图景的,他们更倾向于认为,“历史事实在某些人的头脑中,不然就不存在于任何地方”;有人更加在意的,则是历史事实是以日常语言的文字表述方式出现在历史文本中的,他们更倾向于强调,历史事实乃是“语言学上的存在”(linguistic existence),是一种“语言学实体”(linguistic entity)(罗兰·巴特和海登·怀特的说法)。虽则,这样一些表面上似乎有悖于常识的说法,并不见得就要以否认过去的实在性为前提。
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历史事实与历史解释就并非可以截然分开了。首要的原因在于,历史事实要成为“头脑”里的事实,就必须是已然从蕴藏在现有史料里的事实中,被拣选进入了历史学家的视野之内,这种“拣选”不会是随机的、漫无边际的。按照柯林伍德在《史学原理》中的说法:“过去可以解释现在,然而人们只有通过分析它在现在的踪迹(证据)才能认识过去。常识的观点似乎认为,历史学家首先发现这些踪迹(它们是些什么),尔后再发现从它们可以得出什么关于过去的推论;辨识‘它是什么’(确定事实是什么),然后确定‘为什么如此’ (发现可以对此作出解释的过去)。……这大概是错的。……发现什么是证据,就已经是在对它提出解释。”李剑鸣则说:“史家从无数的事实中选取某些事实,或从真伪混淆的材料中辨明事实的‘真相’,都离不开他个人的判断,并包含了他对事实的意义的理解。……离开了事实和对事实的陈述,史家就无法展开论说,无法形成解释。所以说,确定事实的工作不仅属于解释的范畴,而且是一切历史解释的基础。”历史事实并非自动就会出现在史家笔下,史家不是像镜子一样忠实地反映事实,而是像探照灯一样选取、照亮和澄清事实。两者都是从史家活动的这一特质出发,来论证历史解释与历史事实不可分的。
再就是,历史事实是以日常语言表述的方式进入历史学实践的。以语言结构的形式出现的历史事实,就并非单纯事实的呈现,而往往带上了特定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立场、言说者个人的偏好等等,换言之,其中就常常包含了人们通常归之于解释性的因素。比如,“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这看似是最常见不过的对一个历史事实的表述;然而,短短一句话中,欧洲中心的立场、对单一人物和事件的历史重要性的申论、对美洲原住民的无视等,都已经蕴涵在其中了。“2008年,奥巴马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当选为总统的非裔美国人”,这样的表述看似客观中立,然而,恰恰是“非裔美国人”这样的用语,却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才会出现的、蕴涵了特定立场和价值观的“政治正确”的表述方式。海登·怀特曾引述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话说,历史学家“总是在两种历史之间进行两难选择,一种是传递多于解释, 一种是解释多于传递”。借用这个说法,我们也可以说,以语言结构的形式来表述的历史事实, 都或多或少地既包含了“传递”的因素,也包含了“解释”的因素。作为“语言实体”的不同的历史事实,其中所包含的“传递”和“解释”的因素的多寡,也像光谱一般分布,其间情形并非整齐一律。例如,“现存杜甫诗歌中有12首是为李白而作”,“李白为杜甫所作诗歌的数量, 大大少于杜甫为李白所作的数量”;又比如,“贝多芬于1770年12月出生在波恩”,“1793年, 法国革命进入了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阶段”。分别考察这两组史实描述,二者中的前一个和后一个史实描述,其传递和解释的因素配比情况显然大为不同。但无论何种情形,事实一经纳入语言描述,就和解释不可分割了。
历史事实和历史解释不可分割,还由于历史事实有着不同的层次,有着各自不同的结构。比如,霸王别姬、垓下之围、楚汉战争,这三者显然有着不同的结构和层次,其容量和概括程度是不断递进的,前面的事实可以纳入后面的事实而成为其中一个构成部分。而在把较小较低层次上的历史事实构成为较大较高层次上的历史事实的过程中,往往离不开历史学家解释性的因素。在大半个世纪之前,英国史学理论家沃尔什(W.H.Walsh)就提出,历史学家研究工作的主旨,“乃是要从他所研究的事件中构成一个一贯的整体。……他做出这一点的方式是要寻求某些主导的概念或指导的观念,以此来阐明他的事实,追踪这些观念本身之间的联系,然后表明事实细节是怎样由于对所讨论的那个时期的各种事件构造出来一种‘有意义’的叙述而(就这些观念看来)成为可以理解的。”史家用来将各种事件构成为整体的主导性概念,沃尔什称之为“综合性概念” (coligatory concept),而后更被荷兰学者安克斯密特(Franklin Rudolf Ankersmit)着意发挥为“叙事实体”(narrative substance)。“文艺复兴”、“工业革命”、“17世纪危机”等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名词,就是这样的情形。历史学家或者别的什么人提出了这样一些概念,它们有效地帮助我们把某一组历史现象归结为一个整体来加以领会和把握。“比如说,工业革命并非历史实在中一个巨大的与人无关的力量,直到1884年阿诺德·汤因比写作《英国的工业革命》之前都没有人注意和发现,而是为着理解过去而提出的一个解释工具。”的确,“17世纪危机”、“唐宋变革”这样的概念,不同的学者可能给它们赋予了虽然相互重叠却又彼此有所不同的内涵。一方面,它们提供了对于某一断面的历史现象的总体性解释;另一方面,这样的术语一经产生并被广泛接受,它们就仿佛成了对于历史事实的指称。用安克斯密特的话来说,“在何者为解释、何者属于实在之物的范畴之间没有什么固定的和绝对的分野。”换言之,它们同时既是历史事实,又是历史解释;在事实与解释之间,并没有截然分明的分界线。

任何一个学科存在的前提,都应该是它的研究对象总是可知的;如果研究对象终归是不可知的,研究活动就失去了它存在的理由。史学史上出现过的各种各样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论调,对历史学认识过去的能力提出质疑的主要理由,大致都可以归结为两点:史家不可离弃的主观因素妨碍了对于过去的客观中立的认识;史料的有限性和局限性,决定了我们有关过去的了解总是不完整、不全面的。这里的有限性指的是,历史学家的研究活动总是经常面临这样的情形:针对某一历史论题的史料有着不同程度的欠缺,难以让我们构造出没有缝隙的历史图景;这里的局限性指的则是,史料总是特定的人从特定的视角为着特定的目的而有意无意制造出来的,因而并非透明而无分别地反映过去。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如同卡尔所说,我们有关古希腊的历史理解的素材,主要来自于雅典公民,而他们都是有着一定财产的成年男子。从主客观因素提出的对于历史知识的犹疑,一个共同点就在于,从客观、完整的历史知识难以达成这一点出发而怀疑历史知识的可能性。历史学家研究历史,提出历史解释,其前提是这样一种信念:我们归根结底对于人类过往能够有所认识和理解。那种因为我们难以达到对过去的完全了解而对历史知识的可能性产生怀疑的论点,其症结恰如英国史家埃尔顿(G.R.Elton)所云, 是“忘记了无法知晓全部的真实和全然无法认识真实是两码事”。
硬币的一面,是“不全知”不等于“不可知”;硬币的另一面,则是“可知”不等于“全知”。清华大学近年来收藏和研究的战国竹简中有很多珍贵的史料,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和改变了我们对上古中国文明的认识,可是,这批竹简能够存留至今,最终得到妥善的收藏、保护、整理和研究,其中有着太多的偶然因素。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曾经谈到,唐代诗人李绅留存到今天的,基本上都是他后期相当平庸的一些作品,而作为“新乐府”和元和年间诗歌革新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他早年的诗歌必定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番风貌,只是具体情形大概我们永远也无法得知了。这里,我们知道有某个很重要的东西是我们所缺失了的,而且我们有能力知道我们缺失了什么。我们还可以推想,在不少情形下,我们很可能连自己缺失了某些很重要的东西这一点,都不会有机会意识到。套用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Henry Rumsfeld)在为并未在伊拉克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辩解时说的话,那就是: “世上有已知的已知(known knowns),也就是我们知道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此外还有已知的未知(known unknowns),

就是我们知道自己并不了解的东西;然而除了二者之外,还有未知的未知(unknown unknowns), 亦即那些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对其一无所知的东西。”历史学家在提出历史解释、有着不断拓展学科知识边界的抱负的同时,又有必要对自己在具体论题上的认识边界保持足够的警醒和谦卑,对自己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对于同样的历史论题,人们是否应该而且也可以达到同样的历史解释? 可以将对这一问题的不同态度,区分为历史解释的一元论和多元论。在一元论者看来,过去的大树只以一种方式倒下,因而对于大树倒下的正确描述方式只能有一种;不同角度的对于大树倒下的描述,只要足够真确无误,它们之间就必定彼此相容而不可能相互抵牾,终归可以汇集成为一个更加全方位的、更为优越的版本。多元论者如海登·怀特,则认定面对同样的历史论题,史家可以提出不同的彼此之间未必相容的解释策略,其“结果就是,我们在致力于反思一般历史时,注定了要在相互竞争的解释策略之间做出选择”,而“选择某种历史图景而非另外一种的最好的理由,归根结底乃是审美的或道德的,而非认识论的”。对于怀特这样的多元论立场,我们可以说:首先,认识论的问题并非这么简单就可以解决的。英国史家赫克斯特(J.Hexter)所说的历史学的实在性准则(reality rule),就是指历史学家应该讲述“相关的现有证据所能支撑的最有可能的故事”,这当然是认识论层面上的问题。同一论题上某种特定的历史解释得到更为广泛的接受,是因为其整合相关历史素材并作出解释的有效性,超过了别的解释,这是再常见不过的情形。其次,即便只考虑怀特所注重的审美和道德层次,我们也可以说,就审美层面而论,“诗无达诂”的同时,人们并未丧失对具体诗歌优劣高下达成共识的可能性,“趣味无争辩”并不就等于“趣味无高下”;就道德层面来说,怀特本人也持有自身鲜明的道德立场而不可能始终保持相对主义的伦理态度。再次,人们对于有关同一论题不同历史解释的优劣高下,往往能够达成共识;原有的不同视角的历史解释被后起的历史解释整合容纳,成为其中一部分,而后者具备了更大更具普遍性的解释效力;史学史上最常见不过的这种现象,使得史家们经常将历史学的客观性寄托于历史学家共同体的学科纪律和学科共识。这种看法在理论逻辑上尚没有得到足够有力的阐发,但比之怀特的说法,无疑更能在史学实践中得到印证。
如同别的学科一样,历史学中也常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争议。史料中所蕴藏的史实是否可靠,固然是史家争论的话题;而被认定为可靠的史实,是否具有足够的代表性和重要性,与同一论题相关的各个史实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应该如何将相关史实拣选出来、连贯成一体并给出合理的解释,更是史学实践中争讼不已的问题。人们习惯于认为,对于某一史实,如果人们对于它所“传递”的信息并无异议,似乎就能够达成确定的解释。与历史事实的确定性相对应的,乃是历史解释的确定性。然而,史学实践中的情形,并不见得就一定如此。对霍斯巴赫备忘录(Hossbach Memorandum)的解释就是一个例子。1937年底的某一天希特勒与其手下要员开过一次会议,希特勒的副官霍斯巴赫留下了相关记录。在这份备忘录中,希特勒谈到了德国争夺“生存空间”的长期政策,明确提到要占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还谈到了与英法开战的可能性。这份档案的真实性从未遭到过质疑,在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和若干史家那里,它都被当作纳粹战争机器在二战中的作为是早有图谋的证据。然而,研究二战史的名家泰勒(A.J.P.Taylor)等人对此种解释却颇不以为然。在泰勒看来,那次会议的主题是内政问题,希特勒有关战争的言论,不过是“元首”要超脱于手下人对具体事务的争执,要照例描绘一番远大愿景,只不过这一次的说法恰好与后来事态的发展更相吻合而已。即基于同样认定的史料和史实,却出现了颇为不同而各自都不乏其合理依据的解释。这里的情形似乎是,史实的确定性, 并没有随之以解释的确定性。
确定的史料和史实,并没有让历史解释丧失了弹性,甚至是不确定性。然而,史料和史实的束缚,又让历史解释并非就是漫无边际、不受限制的。史家总是要在史料和史实中有所选择, 来构筑自己的历史图景。19世纪的英国兰克学派史家浮罗德(James Anthony Froude)就说: “我常常觉得,历史就像是孩子玩的字母游戏,我们可以随意拼凑出任何单词。我们只要挑出自己想要的字母,随心所欲地排列一番,对于不合我们心意的东西,我们绝口不提。”仿佛挑选和排列都是可以随心所欲、任意而为的。果真要是这样,历史学就没有“家法”可言了。一方面,史实的拣选,总是受到论题相关性的限制。我们不能想象,研究工业革命的史家,能够将蒸汽机的改良、当时英国煤炭资源的分布和矿藏特征置于自己的视野之外;另一方面,史实之间的关联,绝非如海登·怀特所说的那样,全然来自史家的建构。过去虽然不能为史家所直接碰触,然而,它却每每通过史料对于史家的束缚,来表明其真实不妄的存在。艾文斯说:“从事历史研究就像在做一个拼图游戏,那些拼板分散在一个屋子里的许多盒子之中,其中有一些已经被毁掉,即使我们把所有拼板组合在一起,依然有很多重要的拼板无法找到。最后这幅图像什么模样,部分要依仗有多少盒子留下来且被我们发现而定,这又大致要看我们到哪里搜寻它们。不论如何,尽管我们没法找到所有的拼板,这幅图像的大致轮廓总能被我们把握。于是, 我们‘想象’着这幅图像的轮廓,并试图去深入它的细节。然而同时,那些我们已经发现的拼板只能拼出一个蒸汽引擎的图像,那我们就别想着能把它们拼成一个乡野庭院,这根本办不到。因此,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过去留给我们的痕迹是支离破碎的,历史学家在重建它的时候完全能够海阔天空地进行想象发挥。”这就如人们所常说的,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可是不管怎么样,那哈姆雷特毕竟是优柔寡断、柔肠百结,更长于思索而非行动的,没有人会把他混同于莽张飞。又如每个人心中自有一个林黛玉,但很难有人会把薛宝钗才会做的事、说的话,安到林妹妹的头上。
考察问题的视角不一样,选择的参照系不一样,进行历史解释时需要考量的因素也会不一样。对明清易代这一巨大历史变动的考察,传统政治史更多聚焦于宏观政治军事格局下,崇祯皇帝、多尔衮、李自成、吴三桂等人物的进退取舍,把个体的选择视作历史过程的重要变量。军事技术史角度的考察,则可以从各方所掌握的从西欧传来的火器的优劣多寡,对最终的战争结局得出合理的推断。而将这一历史变动纳入全球视野、置于历史人物所置身的自然环境在特定时期的变化中来考察,那个时段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就成了17 世纪全球性总体危机的一部分了。彼时北半球进入地球上第5个小冰河期,气候变冷使得东亚这块土地上,不可能再出产足以养活原来那么多人口的食物。给定这样的前提,晚明之际的大变乱就成了无可逃避,微观视角下充满了能动性和可能性的历史人物,在很大程度上,如同年鉴学派第二代领袖人物布罗代尔眼中的人类,不过是受制于结构和局势的囚徒,“陷入自身无能为力的命运之中”。从微观到宏观、从个体到人群、从事件到结构、从特定地域到全球视野,针对特定论题的相关研究, 因其焦点各异、参照系不同,提出的解释也自然不同。然而,这里的情形并非如多元论者所想象的,是各种解释之间互不相容而又各自都能成立。不同层次和视角的解释,彼此之间不能相互替代。宏观的、从结构性因素着眼的解释,无法让我们对具体进程和事件(如后金与明之间的某场战役、崇祯在对起义军“剿”与“抚”之间的踌躇与决断)获得充分的理解,更无法让我们对身处这场历史大变局中特定个体(如陈寅恪所关注的柳如是)的命运感同身受。微观的、聚焦于个体和事件的解释,却又难以具备宏观的、从结构因素着眼的解释所能提供的对于特定时段历史大势的解释效力。然而,不同层次和视角的解释又绝非彼此隔绝,而是可以相互勾连、互相发明的。比如,对诸如明清辽东战争的进程这样的具体事件,就可以结合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军事革命的宏观背景和战事中的各种具体细节,而得到更为充分完备的理解。

历史学是一门经验性的学科,它在研究过去时所要凭藉的,是过往人们的活动所留存下来的种种痕迹,它注重史料,关注人类现实的生活经验。因而,在一些时候,在一些史学家那里, 常常有一种轻视理论甚至是反理论的倾向。对此,海登·怀特有一个说法:那是因为历史学在19 世纪成为一门专业化学科时,采取的是一种“反向定义”(negative definition)的方式。简单地说,历史学不同于哲学,不是以理论的思辨来解说人类历史过程;历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 其研究主旨不是寻找规则而是进行个体描述;历史学不同于文学艺术,不能凌空蹈虚,而只能建基于史料之上。历史学的学科特性和历史学家研究活动的性质,就因其不同于别的人类知识领域而得到界定。似乎历史学一旦受到别的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侵蚀,其自主性就会受到威胁。
然而,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席卷欧美的“新史学”运动,其主旨,是要将史学研究的范围从传统的政治史扩大到经济、社会、文化、宗教、艺术等层面;在英雄伟人之外,要将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交往模式、衣食住行、家庭关系等也纳入历史学家的视野。既然历史学的研究范围和目标都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重在“描述”和“理解”的传统史学方法,也就需要进行相应的变革。各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生态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都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历史学家探究过往人类历史面貌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大约30年内,欧美史学更是经历了一个历史学接纳、吸收各门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高峰时期,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学成为这一阶段史学发展的主流。流风所及,不仅在有着“经济学帝国主义”、“社会学帝国主义”一类倾向的、企图以某一门社会科学的范畴和方法来解释所有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家那里,甚至于在不少历史学家眼里,历史学的功能就在于,它可以为各门社会科学探究社会现象的规律和定则提供素材;而反过来,又可以利用社会科学所提出的范畴和定则来解释历史现象。历史学就成了不过是各门社会科学的原料提供者和产品消费者。历史学研究更多地受到何种社会科学的概念范畴和研究方法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成为分析和判断特定史学流派学术特征和史学发展阶段与走向的一个重要标尺。例如,在分析20世纪后期史学研究领域中出现的“叙事的复兴”时,社会史名家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在《叙事的复兴:对一种新的旧史学的反思》中就说:“在某些新史家那里,人类学取代社会学和经济学成为最有影响的社会科学,乃是叙事复兴的首要原因”。彼得·伯克(Peter Burke)也评论说:“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文化史研究中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向人类学的转向。”历史学固然是一门经验性的学科,但它和任何其他学科一样,都离不开一定的理论预设。历史学家当然是要进档案馆的,是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的,可是,历史学家不是消极反映历史事实的镜子。档案和史料无穷无尽,看哪些档案是有选择的;从同样的档案中能看到些什么,又完全可能因人因时而异。如果没有充分的问题意识,实际上是无法从档案中有效地获取相关的信息的。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费弗尔(Lucien Febvre)就说“没有问题, 就没有历史学”,因为“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所要寻找的是什么,他就不能真正认识自己所找到的东西”。彼得·伯克也说:“要做一个优秀的史学家,首先最为必不可少的,就是想象力、穿透力以及提出恰当问题而又知道到哪儿去寻找答案的天赋。”问题的提出,离不开理论自觉;而理论自觉的养成和获取,既来自于历史学家对自身工作性质和论题性质的反思,也来自于对不同学科理论和方法资源的汲取与利用。
不同的史学样式、史学领域、史学流派和史学方法,都有着自身的理论预设。新文化史的基本前提,就是社会现实的文化建构论。

用英国学者乔伊斯(Patrick Joyce)的话来说,那就是在认可“真实可以说是独立于我们有关它的表象之外而存在的”同时,又认定“历史从来都不是以话语之外的任何形式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新文化史由此就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语言、修辞、表象等层面。而德国“历史的社会科学”的基本前提,按社会史第二代中坚人物科卡(Jürgen Kocka)的说法则是:“个人的活动余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经济发展进程、社会运动与政治结构的限制,历史的内容远远超过人们相互之间的图谋。……历史不仅是由行动与经历的关系组成,而且由影响与功能的关系组成。这些关系能压过个别人的追求和努力,而个人主观上并不一定认识到这些关联的存在。”随着新文化史、微观史、日常生活史的发展而复兴的叙事史学,被劳伦斯·斯通称之为“新的旧史学”,它的“新”,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其研究是以问题意识和理论自觉作为导引的。前面提到过的戴维斯笔下的马丁·盖尔和金兹堡笔下的磨坊主梅诺丘的生平行迹,倘若脱离了研究者所要探究的更为宽泛而普遍的问题,就只不过是奇闻轶事,只是过往历史的单纯碎片,而非可以反照出阳光和大千世界若干面相的水珠。
各种理论和方法在激发历史研究的问题意识的同时,当然也就进入了历史解释。历史学各个具体研究领域的进展,固然可能是由于新史料的出现,也同样可以来源于对于旧史料提出了具有创造性的新解释。于现有史料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解释,于看似题无剩义之处别辟蹊径, 从来就是很多杰出史家为人称道之处。文学理论中,对于作品是否有超出作者“原意”之外的意义,有过很大的争议。但是,对于史料是否有超出史料创造者意图之外的意义,历史学家中大概很少有人会给出否定的回答。梅诺丘审判记录的制作者,不会想到后世史家在其中所发现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交汇、这位磨坊主思想中阅读所得的成分和“自主创新”的成分的关系等问题。中国古代文学中有关今天华北地区存在象群和竹林的记载者,也不会想到,后世史家会以此作为环境和气候变迁的重要史料。历史学长期以来所积累的学术传统和史家技艺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历史学家要能够从不同角度,去开掘史料可能给我们揭示的过往人类生活的不同面相。而当代史学中,来自不同学科的理论范畴和研究方法,就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恰如艾文斯所说:“究竟是什么让我们能够对材料进行‘抛开作者意图式’的解读? 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求之于理论。任何的理论——无论是关于人类社会如何构成、人类如何行动等普遍性的论题,还是那种较狭窄的命题,比如历史中的节庆、前工业时代乡村人际交流的特性等——都是从历史学家自身所处之当下生发出来的,而不是来自于他们所用的材料。理论的使用,对历史学家是极其重要的。举例来说,如果没有20世纪在非洲乡村社会研究中发展起来的人类学理论,过去二十五年我们对17世纪欧洲巫术史的研究,就不会取得这样大的飞跃。这是因为,此类理论能够让诸如凯斯·托马斯(Keith Thomas)等学者用一种全新的更具独创性的方式去解读材料。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城市史和劳工史的研究可能会极快地走向枯竭, 而像E.P.汤普逊《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样一部厚重而极富影响的经典著作,可能永远无法写成。没有现代经济学理论,历史学家无法像现在这样理解工业化,也无法知道怎样阅读和使用量化的资料,以及由量化材料派生出的别的论据。”
来自不同学科和领域的各种理论和方法,其解释对象和解释能力,也都有其合理性的范围和边界。越出理论解释的有效性的范围,超出研究方法所适用的边界,会在史学实践中引发各种问题。量化的史学方法就是一个显著例证。在计算机技术普及之后,量化方法一度似乎成为历史研究的不二法门。法国史家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在1979年时甚至说过这样的话:“不能被量化的历史学,就不能称其为科学”;“以后的历史学家必须学会电脑编程才能生存。”似乎只有可以被量化的人类过往生活的那些层面,才是真正重要和有意义的。布罗代尔考察人类历史的三个时段的基本模式,在其年鉴学派的后学勒华拉杜里这儿,具体化为食物生产和供给、粮食价格和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历史的关键变量是食物供应和人口之间的生态平衡的摆动,此种平衡必定是由对于农业生产力、人口变动和食品价格的长时段量化研究来确定的”。而在他所考察的14—18世纪,西欧这一“生态—人口”的总体模式并没有出现什么值得注意的变化,因而他就有理由将这五百年视作“不变的历史”。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民族国家的构建、科学领域的突破,就都落在了这样一种承继了年鉴学派“总体史”传统的史学路径的视野之外。这样的盲点,就在于把自身解释路径的有效性范围过度扩大了。量化方法在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余,也自有其局限。社会生活和历史过程高度复杂,充满了微妙复杂、变动不居的因素,可量化的数据本身是历史现象所可能具有的一个特性,但历史现象远非可以量化的那些面相就能够涵盖的。美国计量史学方面曾经取得了最为辉煌成就的福格尔(Robert W.Fogel),对于量化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局限,就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说:“在写作过程中, 我们对历史著述中科学与人文学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认识到历史学基本上是一门人文科学,将来很可能还是如此。我们现在认为,数量史学家引起的问题并非历史学能否变成社会科学,而是社会科学方法论在人文科学中的应用范围。……历史综合本身超出了社会科学的范围。”直到现在为止,量化方法在不同的史学领域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利用,量化方法也得到长足发展,但与此相对应的是,不同领域的史家,对于量化方法能够做些什么、又不能够做些什么,比之过往有着更为明确和清晰的认识。
一方面,历史解释有其不可离弃的理论维度,来自不同学科的理论范畴和研究方法,为历史学提出问题和进行解释提供了不同的视野和工具。另一方面,各种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相互融合,在使得历史学带有更为明确的理论取向的同时,也给社会科学带来了历史的维度。如果说一百多年之前,在面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勃勃生机所带来的挑战时,历史学还有所犹疑,对于如何保持自身学科的自主性和学科尊严还颇为忧虑的话,那么,一百多年之后的今天,历史学在对于相关理论范畴和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保持着充分的警惕的同时,有了更多的自信来张开怀抱、吸纳与利用各种理论和方法,以求对人类的过往达成更丰富、更多元、更深入的理解。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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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历史学-彭刚：事实与解释——历史知识的限度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