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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侯艾君：中亚的学术论战——意识形态与国家冲突

【内容提要】从1991年至今，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的学术界围绕历史和现实问题，断断续续地展开论战，其中以塔、乌两国的论战最为持久。论战波及中亚地区各国，并引起地区外国家的关注。这种学术论战反映了中亚各国独立后意识形态建设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对中亚地区的政治生活、国家关系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1991年至今，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的学术界围绕历史和现实问题，断断续续地展开论战，其中以塔、乌两国学术界的论战最为持久，而且最为尖锐。论战波及整个中亚地区，甚至引起地区外国家的关注。
2010年以来，尤以塔吉克斯坦院士拉希姆•玛索夫同乌兹别克斯坦院士鲁斯坦•阿布杜拉耶夫的论战最为引人注目。
这种学术论战对中亚地区的政治生活、国家关系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既是现存问题的反映，也在消极地影响着中亚国家间的关系。本文试图追溯中亚国家学术论战的起源和进程，并对其社会政治实质及影响进行分析。

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中亚新独立国家开始重新建构其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有美国学者曾经指出：“就国家而言，民族自豪感有如个人的自尊，它是国家自我完善的必要条件”;又说，“每个国家都要依靠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去塑造民族历史的形象，去叙说民族过去的故事。
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领导权的竞争就是民族自我认同的不同故事之间的竞争，或者说是代表民族伟大精神的不同形象之间的竞争”。
即使对美国这样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增强国家凝聚力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而中亚国家是一些年轻国家，重新阐释本国的历史发展道路、强化意识形态建设以塑造国民就显得尤为重要。意识形态是政权合法性的源泉。
苏联解体之后，中亚各国领导人都对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对其运作机制也很谙熟，因而各国意识形态建设具有共性，但也有各自的特色和侧重点。中亚各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包括许多层面：
正面积极地论述本民族的光荣、伟大的历史成就;重新挖掘、梳理和高度评价本民族历史人物的伟大事业，唤起自豪感;
提出美好的国家理想或发展前景，凝聚国民为此目标而共同奋斗;广泛宣扬、展示和强化民族国家的政治符号，强化国民的独立国家意识;
高扬民族主义一爱国主义旗帜。几乎所有中亚国家都借助民族主义一爱国主义来凝聚国民，具体内容包括：提高主体民族语言、文化的地位，建构和强化国家象征，强化民族国家意识;各国都通过《国语法》之类的法律，强制推行民族语言的教育;在历史观方面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消极评价俄罗斯征服、俄罗斯化时期乃至苏联时期，强化民族独立意识。
当然，各国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也各有其具体内容。独立之初，乌兹别克斯坦宣布准备效仿土耳其，走土耳其道路，一番辗转后又开始宣扬和阐发“民族独立”意识形态，自称“乌兹别克斯坦模式”，将其视为唯一强大的、能够引领人民的模式。其具体内容包括：经济上完全非意识形态化，经济优先于政治;
在复杂的转型时期，国家是主要改革者，整个改革和发展的进程应该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在转向市场关系的同时必须对国民实行社会保障制度;分阶段建立市场关系。
土库曼斯坦于1995年获得国际认可，成为永久中立国。尼亚佐夫总统很快就提出“十年顺利”、“黄金时代”、“伟大复兴时期”等构想。
与此同时，他还亲自撰写《鲁赫纳玛》(意为“灵魂书”)，在中小学开设相关课程，对国民进行思想灌输和改造。直到别尔德穆哈迈多夫担任总统后，才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非尼亚佐夫化”进程，但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并未推行激进改革。
在吉尔吉斯斯坦，阿卡耶夫总统提出“吉尔吉斯斯坦——我们的共同家园”的口号，对外则宣称“吉尔吉斯斯坦是人权之国”。巴基耶夫总统则提出了“吉尔吉斯斯坦的遗产与未来”的理念。
在巴基耶夫担任总统时期，吉尔吉斯斯坦提出“新史观”，论证吉尔吉斯人对现在吉尔吉斯人居住的土地拥有历史权利，并积极论证公元8世纪短暂存在过的所谓吉尔吉斯强国。
2003年，吉尔吉斯斯坦在阿卡耶夫总统倡导下庆祝了吉尔吉斯建国2200周年。根据克尼亚泽夫的观点，吉尔吉斯斯坦的意识形态还包括如下内容：吉尔吉斯人是当代吉尔吉斯斯坦国土范围内唯一的本地族群;当代俄罗斯对吉尔吉斯斯坦的政策具有帝国和后殖民主义特点。
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1992年就发表了《主权国家哈萨克斯坦的形成和发展战略》一文，在国家战略和意识形态方面提出了具体构想。
之后他又逐步提出了诸如“哈萨克斯坦2030”战略发展纲领、建设“有竞争力的哈萨克斯坦”、“知识型国家”以及“文化遗产”和“工业创新发展”等理念;其后还提出到2050年步人50个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之列的奋斗目标。
哈萨克斯坦多年来支持在泛突厥基础上实现地区一体化，也赞同欧亚联合的主张。该国2014年成立了国际突厥研究院，投人大量资金撰写哈萨克民族和哈萨克斯坦的历史。瓦利汉诺夫历史研究所甚至完成一项编撰2O卷本的哈萨克斯坦历史的学术项目。
近期，还有学者开始论证当代哈萨克斯坦与金帐汗国的继承关系，或论证阿提拉就是哈萨克民族传说中的伟大祖先阿拉什。哈萨克斯坦2014年提出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基础设施改造，被称为“光明大道”计划，2015年要庆祝哈萨克汗国成立550周年。
塔吉克斯坦在独立后不久就爆发了长达五年的内战，几乎丧失了国家认同。内战结束后，拉赫蒙总统意识到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注重加强内部团结与和解，抵御外来的伊斯兰激进思想的影响。有学者指出，塔吉克斯坦内战结束后，建立在历史叙事基础上的意识形态建构成为战略性问题。
这种建构初期基本上以伊斯玛因一萨曼尼崇拜、索罗亚斯德教、雅利安文明认同为主体;同时，鉴于塔吉克族是中亚地区唯一的波斯语族，形式上具有对抗泛突厥主义的表象，塔国也以此向外界表明其重要性。塔国的知识界和政界精英都宣扬塔吉克族是雅利安人的后裔，着力打造伊朗一塔吉克斯坦一阿富汗三国为主体的波斯语文化圈。
可以说，1991年后中亚地区五国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建构方面展开了激烈竞争。五国的意识形态建构具有竞争性甚至排他性，一国的意识形态命题可能会威胁到他国的意识形态建构。
在意识形态的建构过程中，史学家发挥着重要作用，往往会形成政界精英与史学家之间的互动。由此，中亚的史学家群体实际上出现了分化，有些积极配合政府的意识形态建设，有些却对相关的历史阐释做出批判。
参与意识形态建设和辩护的还有政治家。例如：塔吉克斯坦总统曾经撰写《历史之镜中的塔吉克族》、《从雅利安人到萨曼人》;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撰写《2l世纪临近的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总统撰写《鲁赫纳玛》;等等。
中亚各国之间常常因历史问题而陷入冲突，不断爆发论战，而这种意识形态对抗无疑强化了民族意识。由于各国历史教学的宗旨相去甚远，以至于无法编订一部通用的历史教材。各国纷纷在历史叙述方面展开竞赛。
例如，土库曼斯坦提出自己有6000年文明史，而塔吉克斯坦史学家则将雅利安文明史追溯到8000年以上。中亚各国在1991年之后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国家关系的复杂化，导致邻国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矛盾。
这种矛盾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大众心理，对内表现为革命、内战等政治暴力，对外则往往表现为同邻国的紧张对立。这也成为各国争夺历史资源的新动力。
目前，中亚五国事实上已经发生分化。哈萨克斯坦堪称中亚的“明星”，地广人稀，经济发展迅速，潜力无限;乌兹别克斯坦经济虽然不及哈国，但是社会政治稳定，经济稳步发展，堪称中亚大国;土库曼斯坦油气资源丰富，国民社会福利和保障完善。相对来说，吉国和塔国的国土面积狭小，地处山区或高山区，缺乏能源和资源，经济不景气、国民贫困。
吉国多次爆发革命，塔国也爆发了内战(1992-1997年)，经多方努力才实现民族和解与国家统一。这种分化和不平衡有其历史和资源禀赋方面的原因，其中1924年的民族划界是影响其发展的重大事件。
苏联时期的民族划界具有人为性质，但当时的行政地理区划、民族划界都是以苏联是统一国家为前提的;而当苏联解体后，大量遗留问题引起了纷争。
在中亚地区，对民族划界问题的重新审视，引发了现实的国家矛盾。塔国始终认为苏联时期的划界不公，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等历史名城被错划给乌兹别克斯坦。
1947年，塔吉克族学者加富罗夫曾经撰写《塔吉克族》一书，该书表明：塔吉克族是中亚的原始居民，而突厥人则是较晚来到中亚的外来民族。其观点得到塔国学者的继承。
1991年，塔吉克斯坦科学院历史所所长拉希姆一玛索夫撰写著作《斧斫式的划界》，它与《塔吉克族：绝密历史》(1995)、《塔吉克族：同化与驱逐》(2003)一起，被称为塔吉克族“民族悲剧”的三部曲，表达了塔族的历史悲情。
他认为，1924年苏联政府进行了刀劈斧斫式的划界，之后塔吉克族被强制实施“乌兹别克化”或“突厥化”政策，被从文化中心地区排挤到了山区生活。
此后多年，玛索夫等学者认为：成立乌兹别克斯坦加盟共和国是错误的，应该成立塔吉克斯坦加盟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应作为自治共和国加人其中;历史名城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应归属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对此当然不能认同，两国为此展开了长期的论战。许多复杂难解的现实问题也成为争论的焦点，直观地反映了国家间关系的现实。
1992-1997年塔国内战期间，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积极介入了塔国内战，乌国希望借此保持对塔国的影响力。1997年拉赫蒙总统巩固政权后，开始同乌国保持距离。塔国将国内的伊斯兰政党吸纳进政府引起乌国不满。
20世纪90年代末，俄罗斯一乌兹别克斯坦关系恶化，而塔国则支持俄罗斯对中亚的政策，引起乌国愤怒。塔吉克斯坦民间对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的领土要求被认为是“准官方”立场，成为塔一乌关系改善的重大障碍。
此外，虽然经过多年谈判，吉一塔、吉一哈、塔一乌等国间的边界至今仍然未能勘定，边民冲突多次爆发。
2009年后，塔、乌两国中止了边界谈判，双方再次恢复谈判是在2012年2月。在塔国看来，乌兹别克斯坦刻意对塔吉克斯坦采取孤立和封锁政策，使其在经济和外交方面都依赖乌国。
乌、塔两国总理曾经公开辩论。中亚的学术论战也有其外部根源。1991年后，一些地区大国和世界性大国进入中亚，开始了对中亚的争夺，被称为新“大牌局”。
而中亚各国从自己的历史、民族、文化等条件出发制定、调整其外交方针。中亚各国意识形态的演变同外部大国的影响紧密相关，而外部大国也利用各种资源，积极影响和介人中亚的政治进程。
各种外来的意识形态展开争夺，试图对中亚国家产生影响，

乌国不仅担心塔国能源独立，更担心塔国利用修建水电站对乌施压。从2000年开始，塔国决意在瓦赫什河上游修建罗贡水电站，在罗贡水电站问题上，乌、塔两国缺乏政治互信，都认为对方试图危害己方利益，将该项目高度政治化
乌国总统卡里莫夫曾激烈表示，如果塔吉克斯坦执意修建水电站，就意味着战争。2009年，卡里莫夫致信世界银行，说明乌方立场，并且打算将该问题提交联合国裁决;世行领导人表示将成立国际委员会客观考察该项目。
2010年4月，乌国总理致信塔国总理，呼吁塔国对罗贡水电站项目进行客观公正的论证。此前，塔方曾委托德国的拉马耶公司以及法国的科因一贝利叶公司进行论证，罗贡水电站不会损害任何人的利益。
此后，乌、塔两国的矛盾引发双方学术论战的升级。2010年3月15日，乌国院士阿布杜拉耶夫发表长文《乌兹别克斯坦：挑战、威胁、问题及其解决》，论及乌兹别克斯坦在独立后面临的主要问题：地理位置封闭;失业严重
邻国造成的威胁和挑战——塔国爆发内战，导致数十万人伤亡，许多人成为难民，乌国被迫中断了与费尔干那盆地的铁路交通;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吉一乌族群冲突也可能演变为内战，塔一乌、塔一吉都可能爆发军事冲突。
该文立即引起塔方学者的尖锐回应，引发新一轮的激烈论战。围绕跨境水资源利用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也都存在分歧。吉尔吉斯斯坦政界有人主张运用水作为武器来实现政治目标，被称为“水利利己主义”
例如，2010年4月，哈萨克斯坦因吉国发生骚乱而关闭吉一哈边界，吉方随即切断流往哈国的水源。
2013年5月19日和7月7日，吉方未经告知两次切断流往哈国的水源。对于吉一乌相邻地区，吉尔吉斯斯坦也曾采取类似措施。俄罗斯支持吉国修建“康巴拉塔”l号电站，引发相关国家的不满。
2012年9月，俄一吉签署项目合作协议，2013年5月，俄国家杜马批准了该协议。塔国也表示了它必将修建水电站的意志，并积极争取外国投资。
阿布杜拉耶夫称，水资源不足已妨碍到乌国的正常发展，吉、塔两国试图修建电站和水库，然后将用过的水卖给乌国，导致乌国灌溉用水不足，而且无法补给咸海，这已构成威胁。
阿布杜拉耶夫提出“相互补偿”方案：由于这些河流流经乌国，给乌国造成巨大负担，并付出巨大代价，上游国家和下游国家应该互相补偿，这才比较公平。
但玛索夫回应称，塔国拟建的罗贡水电站、努列克水电站不会造成任何威胁(地处高山，不会淹没居民点)，相反，地处平原的凯拉库姆水库才会威胁到乌国，但是乌国并不反对，因为乌国需要该水库;咸海枯竭首先是因为乌国修建了大量水库和干渠所致，与罗贡水电站无关。
2013年7月，阿布杜拉耶夫院士撰文称：吉、塔两国修建水电站就像悬剑，一旦发生地震，会导致下游的乌兹别克斯坦变成泽国。
此外，由于俄罗斯在吉国修建水电站问题上的立场，阿布杜拉耶夫院士也将矛头对准俄罗斯：称俄、吉两国签署协议修建水电站，违反国际法和俄罗斯国内法，犯了非常愚蠢的错误;吉尔吉斯斯坦两次爆发吉一乌族群冲突
乌族受害严重，可能引发吉一乌军事冲突，但作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成员国，俄罗斯并未对吉国乌族提供保护;乌国应将吉、俄视为敌人;乌国是苏联的继承人，也是乌兹别克汗国的继承人，因此有权向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等国提出领土要求。
阿布杜拉耶夫认为：塔国无权修建水电站，也无权单独处置跨国河流，否则“乌兹别克斯坦有充分理由向其提出领土和其他财产要求”;
吉尔吉斯斯坦曾属浩罕汗国，哈萨克斯坦曾经在金帐汗国的版图内，因此乌兹别克斯坦有权对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亚美尼亚等国提出领土要求;乌国还可加入北约，变成其在中亚的桥头堡，这样，乌国的劳动力过剩问题就可以解决：乌国青年可以参军，而不必赴俄、哈打工。
阿布杜拉耶夫还对苏联时期的中亚划界表达不满：俄、哈获得大片领土，但乌兹别克斯坦却地少人多，鉴于这种不公正性，俄、哈有义务全力帮助乌国，而不应该限制乌国劳工进入。
该文被认为是在转移视线，为乌国同北约的紧密合作做舆论准备。中亚的学术论战涉及地区各国关系和中亚“大牌局”。
多年的学术论战暴露出中亚各国在建构民族国家进程中面临的困扰和问题。中亚各国刚刚走上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其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都在发生深刻变革。论战既涉及历史遗留问题，也涉及大量难解的现实问题，是国家关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塔、乌两国互相敌视对于两族、两国乃至中亚地区来说都会产生消极影响。学术精英的论战强化了相关国家主体民族的认同，但是中亚各国的争论和交恶，使得中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受到威胁，更别提中亚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推进。
相信随着各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各方会认识到加强地区合作的重要性。到那时，中亚地区各国的交流与合作会推动中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稳步前进。(注释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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