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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安东强：杨联陞的学术转向及论学旨趣述论

【作者简介】安东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广州510275)。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史之学，经历近代学术转承的蜕变之后，在逐渐形成一套新学术规范的同时，也出现多元化发展的形态与趋势。古今中外的众多学说与流派，不论其原为中西学的“主干”抑或“旁支”，均能在全国学术阵营中拥有一席之地，颇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气象。
这对于学术新进而言，也难免有一番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苦恼，不知如何适从。受此影响，后学新进在最初窥测学术领域之际，由于不明中西学的渊源门径，往往喜欢新说，追逐巧径，不仅常采用后设、外来的框架和系统条理中国固有材料，而且热衷参与耸人听闻的热点问题、学界大论战的讨论。他们日后一旦得窥学术大道，辄捐弃故技，成为引领中国文史之学潮流的学术大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杨联陞。
出身于清华大学的杨联陞(1914-1990)，先是师从陶希圣、陈寅恪等学人，由经济学转向中国文史之学。其后，他赴美国求学，又转向欧洲汉学的立场，活跃于二战后的国际汉学界，被誉为伯希和之后唯一能担当国际汉学警察的学者。杨联陞因缘际会，既亲眼见证了二战前后的国际汉学界重心与做法转移的进程，又亲身参与了美国的汉学(中国学)研究的转折过程。他屡屡撰文评介海内外学人的中国文史论著，并为美国学术同人的研究把关，不仅以“媒介”的身份将中国文史之学的优良传统引向海外，而且能够沟通域外汉学界，为提升战后海外汉学界的整体水准作出了重要贡献①。

1945年9月10日，身处美国的杨联陞获悉胡适即将出任北京大学校长，遂去函祝贺，一方面为中国学界的前途道喜，另一方面则提出整顿战后史学界的方针：
我觉得中国的史学界需要热诚的合作跟公正的批评。到现在为止，多数的史学同志，似乎偏于闭门造车。谁在那儿研究什么，别人简直不清楚。在同一机关里的人还好一点儿，离开远一点儿的人就连影儿都不知道了。学术界的发现发明，似乎不必像原子炸弹一样的“只此一家”……中国需要很多像伯希和一类的“汉学界的警察”。②
杨联陞表示，在战后学术重建的问题上，其愿意惟胡适马首是瞻，且甘愿做冲锋陷阵的马前卒。他直接针对的对象，即是战后乱象纷呈的中国学术界。之所以有此抱负，主要还在于杨联陞经过长期的学术训练，个人的学术训练转向早年欧洲汉学的立场，成为“十八般武艺件件稀松”的“杂家”(引者注：杨对欧洲汉学者的戏称)，“很想利用这个杂劲儿多交几个朋友，在学术界作一名‘联络兵’”③。虽然他故作谦词，但是明眼人不难发觉其志向何等远大。
值得玩味的是，杨联陞赴美留学的初衷，本是向西方新兴的社会科学化的史学方法取经，却最终回到欧洲汉学的旧立场，其间缘由耐人寻味。
1933年，杨联陞同时报考了清华大学经济系和北京大学国文系，虽然获得两校的录取，但是听从了家人意见，以为“经济切实”，遂就读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在清华大学期间，他修完了经济系的必修课程，也具备了社会科学训练的基本素养。除此之外，由于个人的兴趣爱好，他比较多选修中国文史的课程。
杨联陞走上文史之学的道路，最初深受历史系陶希圣等学者的影响，故偏重研究中国社会经济的问题。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在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的影响下，陶希圣等人以《食货》半月刊为中心，组建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阵营。由于陶希圣和《食货》同仁的影响，杨联陞开始走向中国经济史研究，并为《食货》撰写文章。多年后，杨联陞屡次提及陶希圣与《食货》同仁对他学术研究的引导之功④。在晚年回忆中，他直言：“陶师与《食货》诸君，对联陞皆有影响，经济史之转向，实发于此。”⑤
大论战背景下开展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往往好谈中国社会性质等大问题。尽管杨联陞批评他人不重史实而重概念，其实自身也难免流俗。1935年，他在选修陶希圣的课程时完成的《从四民月令所见到的汉代家族的生产》一文，刊于《食货》。该文提到汉代农民身份问题，“妄用奴隶社会一词”，后来遭到日本学者指摘。1984年，杨联陞在讲演中对此事直认不讳，却又辩称：在1936年《清华学报》(第4期)上撰写的《东汉的豪族》，“已引‘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试证其时奴婢[不自由人]不如徒附[半自由人，包括客与略后之部曲]之多，可能相差十倍，已经不再用奴隶社会这一类的模糊概念。奴与客的比例要实事求是，不应用框框乱套”⑥。这一番辩白，意在说明他在大学时已意识到历史研究不要轻易套用概念。
这一转变应与他大学时代的另一位恩师陈寅恪有关。根据他早年论文与晚年回忆来看，事实可能是：他进入经济史研究的引路人是陶希圣为首的《食货》同仁，但在选修了陈寅恪的“隋唐史”后，受益甚大，治学取向逐渐向陈靠拢，最终在陈的指导下完成了毕业论文《从租庸调到两税法》的写作⑦。
尽管杨联陞对陶、陈二人始终未作直接评判，但是综合来看，他在治学领域上较多受陶希圣影响，而在研究取向上则更多得到陈寅恪的指正与熏陶。杨联陞的弟子也曾撰文称：“早年在清华时期，他已从陈寅恪治隋唐经济史，毕业论文(关于中唐的税制)便是在陈的指导下完成的。他的专业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因此也接受了陶希圣以礼会科学治史的主张。”⑧实际上，杨联陞大概先接触陶希圣以社会科学治史的主张，而后逐渐接受了陈寅恪的学术主张。
以社会科学方法研治中国文史之学，有助于跳出中国既定思维的一些窠臼，时有意外的惊喜与斩获。不过，等而下之的研究者难免用外来或后出概念简单地框套中国史事。这种学术乱象在美国新史学传入中国之初比较盛行。对于此类学术现象，陈寅恪时有直接或间接地提出尖锐的批评。1931年5月，他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的演讲中说：自然科学尚处于“聊胜于无”的境地，“至于本国史学文学思想艺术史等，疑若可以几于独立者，察其实际，亦复不然。近年中国古代及近代史料发见虽多，而具有统系与不涉傅会之整理，犹待今后之努力”⑨。换言之，他认为当时中国文史之学的现状，要么缺乏统系，而稍具统系的研究则往往滥用外来或后出的概念。
因此，陈寅恪对杨联陞在《从四民月令所见到的汉代家族的生产》文中用“奴隶社会”概念的做法，同样持反对意见。
在清华大学的后期，杨联陞与陈寅恪过从甚密，获益匪浅。据称，他在课内和课外向陈寅恪请益很多，在课前“每得在教员休息室侍谈，课后往往步送先生回寓，亦当造寓晋谒”⑩。此外，他也得到被陈寅恪赞誉有加的张荫麟的赏识，“常去其家”(11)。听闻高论之余，杨联陞结识了周一良(时读燕大)、俞大纲等同辈学子，并与周一良奠定了友谊。此后，杨周二人在北京谈学论道，又同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两人的博士论文题目虽然差异明显，风格与路数却相当一致。学院化进程中的近代中国学术转型，许多真正的师承授受往往不限于校园内外，早年的周一良一直被认定为陈寅恪学问的继承者。因此，杨联陞与周一良相似的治学风格与友谊，可以佐证陈寅恪对杨联陞学术取向的深刻影响。
此外，以“教外别传”自居于陈门弟子的唐长孺对西晋占田制的考释，与杨联陞在博士论文《〈晋书·食货志〉译注》中的注释一致，屡被学者提及，以为学术巧缘。事实上，具有同等学识的学者，用同样方法研究同一材料，结论往往相同(如陈垣与伯希和关于元代也里可温教入华史实的考证)，早已成为学界美谈。如果从陈寅恪治学方法的传承而言，唐自承陈门“教外别传”，杨曾亲炙于陈门，两人关于“占田制”得出同解的这个巧合，就不是偶然，而为当然。
“七七事变”之后，在钱稻孙和贾德纳(CharlesSidneyGardner)的帮助下，杨联陞赴哈佛大学攻读学位。受钱、贾二人的影响，杨联陞在日语、英语、法语方面得到提升(12)。贾德纳的博士论文是《清史稿康熙本纪译注》，仍是早年欧洲汉学一脉的做法。当时，哈佛大学的汉学研究大概仍在这种学术风气的笼罩之下。这也影响到杨联陞的论文选题。
1943年10月26日，杨联陞致函胡适讨论自己的论文选题：“系里的规定是以翻译为主。可是很难找适当的材料。想译《宋史》〈食货志〉的一部分，全译太长又似乎没有意思。您想自汉至宋的史料之中，有什么相当重要而不甚难译义不甚长的东西吗？(比方《徽宗纪》，要译注好了很有意思，可是似乎头绪太纷繁了。”(13)胡适曾推荐《颜氏家训》，但杨以为已经有人译过，又曾对《陆贾新语》及曹操传、诸葛亮传有过尝试。“后来忽然想起一段简短而自成片断的文字，就是《晋书》〈食货志〉，同Ware、Elisséeff商量，都觉得还可以，暂时就算定了。译注之外，加一两章引论，讲《晋书》本身同几个经济史上的重要问题。”(14)尽管余英时认为杨所接受的西方汉学主要是在技术的层面，真正继承并发扬的是20世纪在中国发展起来的文史研究传统，但正是通过对《晋书·食货志》的译注，杨联陞在治学方面与法同汉学正式接轨。
杨联陞学业有成之际，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受战争影响，汉学界也进入失范的状态。杨联陞目睹学界乱象，有心学习伯希和以汉学警察扭转学风的前例，从1940年起的十年，用力打入西洋汉学界(15)。素来重视北大出身与“正统”学风的傅斯年，也认为杨联陞可由北京大学或历史语言研究所拉拢，加入抗战后振兴北大学术的人才阵营(16)。美国学者贾德纳引领他拜会学界老辈时，“每以汉学界前十名相期”。1951年，杨联陞旅欧拜会欧洲汉学前辈，“颇为各国汉学耆宿所重，法国戴老(戴密微)曾以少年辈第一人相许”(17)。正如前引杨联陞致胡适的贺信，他“最初的目标，不仅是美国的中国学界，而包括抗日战争结束后的中国学术界”(18)。然而事与愿违，杨没有能够回国实现他的志业，却在美国一留再留，最终成为旅美华人学者，将他对中国学界的抱负贡献给二战后的国际汉学界，尤其是在美国兴起的中国学研究。

20世纪后半期的西方汉学界内部发生重大变化，一改前期“重古代和文献学(或语文学)方法”，转向“重近现代和社会科学(含人类学)方法”(19)。而二战后的西方汉学界，以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崛起最为突出。杨联陞适逢其会，不仅处于西方汉学界内部转向的潮流之中，而且是美国汉学界崛起的参与者与见证人。
杨联陞早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期间，他已经密切注意美国新兴汉学研究的动向，并不时用书评或者翻译讲义的形式向国内学界进行介绍(20)。他到美国不久，便注意到“近几年来，美国学者对中国经济史，颇多注意”，如普林斯顿大学的NancyLoeSwann博士在译注《汉书·食货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PheaC.Blue女士译注了《隋书·食货志》，以及身在哥伦比亚大学的魏特夫(Willfogel)及其追随者合译了《辽史·食货志》等等。1943年，他专门评介了韦尔柏(C.MartinWilbur)的《前汉奴隶制度》，认为该书“论述部分主要贡献在于扫除有些人以为汉代是奴隶社会的误解”，“作者的议论，大体上是妥当的，因为把秦汉当作奴隶社会，不过是公式主义者的一种附会，本没有历史上的根据。西周以前，史料不完备，我们不能妄下断语，东周以后，在中国从没有以奴隶为生产中心的社会，已经是一般史家所公认的事。不过作者从各方面作详尽的分析，使这个论断更加有力，是我们应该推许的”(21)。这篇书评，似乎也是他在反思早年以“奴隶社会”界定汉代社会的问题。


近代中国学术在承继清学、参照欧美学术体制与取向之下，历经蜕变与新生，最终仍需重构中国自己的学术话语系统。若一味趋从欧洲汉学、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模式、框架、观念，仍不免陷入舍己从人、忘却自我的尴尬境地。陈寅恪指出：“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49)就中国文史之学而言，借鉴域外同然必不可少，但是立足于文献解读，寻绎本事及本意，始终是提升中国文史之学水准的基础和原动力。
近年来，海外研究中国的学者在找文献和读文献方面均有长足进步，必然挑战本土研究。为了避免饱尝“国耻”，后学者更应该从中国文史之学的根本处下手。正如杨联陞所强调的要“深入中国文献的内部而尽其曲折”，从而揭示其本事及本意。这也是陈寅恪所谓“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要义与根基。
有意思的是，杨联陞虽是留洋学人，后来却“一向认为专治中国文史之人除非外文特佳大可不必追求国外学位，以其种种规定皆为外人所设”。(50)无独有偶，曾经留学东西洋十数年的陈寅恪亦持类似论调，故其留学志在求学问而不求学位，又称“搞中国史的到外国能学些什么”，或许学点语言还有用处(51)。饱尝其中甘苦的前辈学人现身说法，尤其值得后学新进玩味。他山之石，固然可以攻玉，然而，借鉴域外，亦不可迷失自我。

①既有研究关于杨联陞教授的学术定位与解读，以余英时的《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论学谈诗二十年——序〈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两文最具代表性。近年，有研究者从清代学术传统与清华学派的角度分析杨联陞的史学风格(李显裕：《博雅的通人：杨联陞史学精神再探》，彭明辉、唐启华主编：《东亚视角下的近代中国》，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6年)，以及着重从史料、史观、会通的派分来研究杨联陞的治学及学术交往(刘秀俊：《“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杨联陞学术交往探要》，山东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本文致力于梳理杨联陞学术转向的因缘以及针对汉学界乱象的批评与引导，故以书信、回忆录及书评等类文字为基本资料。
②③《杨联升致胡适》(1945年9月10日)，胡适纪念馆编：《谈学论诗二十年：胡适杨联升往来书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1-72，72页。
④杨联陞：《杨联陞自传》，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北京：商务出版社，2004年，第5页。
⑤杨联陞：《打像为誓小考》，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82页。
⑥杨联陞：《书评经验谈》，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第140页。
⑦杨联陞：《打像为誓小考》，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第282页。
⑧余英时：《论学谈诗二十年——序〈胡适杨联升往来书札〉》，胡适纪念馆编：《谈学论诗二十年：胡适杨联升往来书札》，第9页
⑨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61页
⑩杨联陞：《追忆陈寅恪先生》，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第35页。
(12)杨联陞：《杨联陞自传》，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第5页。
(12)杨联陞：《忆钱稻孙先生——兼忆贾德纳》，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第52页
(13)《杨联升致胡适》(1943年10月26日)，胡适纪念馆编：《谈学论诗二十年：胡适杨联升往来书札》，第2-3页
(14)《杨联升致胡适》(1944年9月14日)，胡适纪念馆编：《谈学论诗二十年：胡适杨联升往来书札》，第63页。
(15)杨联陞：《书评经验谈》，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第145页。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5页。
(17)杨联陞：《杨联陞自传》，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第7、8页。
(18)桑兵：《〈近代中国的学术批评〉解说》，《史学月刊》2007年第10期。
(19)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页。
(20)二战末期，他在《思想与时代》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如《富路特，中华民族小史(书评)》、《评韦尔柏〈前汉奴隶制度〉》、《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书评)》及《司开洛术战争与史学》等。
(21)杨联陞：《评韦尔柏〈前汉奴隶制度〉》，《思想与时代》1943年第28期。
(22)余英时著，傅杰编：《论士衡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400页。
(23)萧公权：《问学谏往录——萧公权治学漫忆》，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224、225页。
(24)杨联陞：《敬挽萧公权先生》，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第87页。
(25)《致杨忠平》(1976年2月21日)，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第333页。
(26)杨联陞：《东亚研究大会晚偈》，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第299页。
(27)余英时：《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169页。
(28)杨联陞：《书评经验谈》，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第143-144、145页。
(29)杨联陞：《杨联陞自传》，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第8页。
(30)(31)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39，334-335页。
(32)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第145页。
(33)同为清华校友、但治学取径颇不一致的何炳棣，在回忆中对杨联陞有褒有贬。他既欣赏杨联陞的学术见识与博雅，又对杨的取径不无保留。据何炳棣透露，杨治史有一诀窍。由于日本研究中国史的学人对于史料用功“勤远”，远超一般中国学人，所以杨先以日本人的著述为“引得”，再加上自己穷检遍翻所获的心得，从而能够在海外汉学界赢得博学无双的声誉(何炳棣：《读史阅史六十年》，第364页)。
(34)《致缪钺》(1977年7月11日)，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第353页。整理本原为“见遇于师方堪传授”，“遇”字可能为繁体“過”之讹误。
(35)余英时：《怎样读中国书》，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第313页。
(36)余英时：《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第172、173页。
(37)杨联陞：《书评经验谈》，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第147页。
(38)张光直先生晚年的著作中屡屡提及社会科学研究与西方历史及中国史的关系，强调“社会科学上所谓原则，都是从西方文明史的发展规律里归纳出来的”，如果没有经过其他地区历史经验的检验，特别是几千年文明连续的中国经验，那么现行的社会科学都不能说是通则。正是基于此，张先生提出21世纪的人文社会科学是中国的世纪。参见张光直收入在《考古人类学随笔》(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中《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应该跻身世界主流》等诸篇文章。
(39)余英时著，傅杰编：《论士衡史》，第401-402页。
(40)杨联陞：《〈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读后》，《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
(41)据严耕望自述：1956年起，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开始函请史语所派遣青年学人到该社访问，次年按资历轮次应当是严耕望，但其“英文甚差，他人不免有争先之想”(严耕望：《治史三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57页)。
(42)《胡适致杨联升》(1957年9月12日)，胡适纪念馆编：《谈学论诗二十年：胡适杨联升往来书札》，第400页。
(43)《致缪钺》(1985年1月19日)，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第415页。
(44)严耕望：《治史三书》，第65页。
(45)此为黄宽重转述韩国学人语，见严耕望：《治史三书》，第273页
(46)费孝通：《赴美访学观感点滴》，费孝通：《费孝通域外随笔》，北京：群言出版社，2000年，第292页。
(47)《致杨忠平》(1976年2月21日)，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第333页。
(48)《致缪钺》(1982年5月4日)，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第392-393页。
(49)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4页。
(50)《致缪钺》(1981年1月17日)，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第371页。
(51)王锺翰：《王锺翰学述》，《王锺翰清史论集》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602页。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9/5306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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