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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时殷弘：不应过分强调中国历史上竞逐霸权的特殊性

竞逐霸权是中国传统的经验，中国传统两个霸权：华夏霸权（对内）、华夏帝国霸权（对外，华夏外战）。华夏霸权形式比较单纯，就两种：一种是专权统治，最极端的是秦始皇帝国。还有王侯分封，春秋、西周、东周以及后来的汉等等都是分封，分封好还是完全是集权主义统治好，中国历史一直在反复、交替，一直到明朝、清朝才固定下来。
华夏帝国霸权的形式比较多样：一是帝国统治，二是宗主和附庸关系，还有一种是维护华夏地区、华夏中央的权威，跟羁縻有点关系，只要不入侵，两三年送头羊、牛就行了，还能带回华夏帝国的礼物。另外，竞逐华夏霸权之道较为单一，就是在华夏之内统一中国，不管有没有王侯分封。而竞逐帝国霸权的途径较为多样，一个是竞逐，一个是表面上的朝贡，实际上追求的是平等外交。
最重要的是霸权从何而来。我们先讲“自由王国”，有两项：最根本的是要把国内体制、国内政治文化、国内战略资源最优化，搞好国内。当然怎么搞好有标准——竞逐霸权。比如秦王国要统一，秦帝国要最优化。自由王国第二个范畴是大战略问题，要有合适的大战略，主要涉及三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第二是手段的多元性，还有主要手段的选择，虽然多元，但在一定形势下有主要选择。第三是成本收益，多大代价、多大风险、多大损耗，要有一个过得去的比例。
现在我们来看“必然王国”，上午诸位发言都本质地涉及到必然王国。一是体系结构有制约或者规定作用，我主要就重大战争的作用问题来谈体系结构的规定制约，必然王国是第一步。所以竞逐霸权之道不仅仅是战略结构的问题，有时必然王国似乎有两种结构：一种是权势僵化的结构，权势分散，这个权势主要指战略权势，狭义指军事权势。不管是中国春秋时期还是其他时期，还是现代西方早期、中世纪都是分散的，权势分散结构的战争作用相对较小。还有战略权势极化的结构，它的战争作用比较大，甚至有一场决定战争定性，无论中外。为什么重大战争作用会有这个差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后一种权势极化过程中，国际体系里的缓冲区较小，回旋余地较小。
第二，必然王国的第二范畴，就是地缘政治的规定或者制约作用。由于技术和政治体制的变化，世界历史、人类历史最大的制约尽管是变动的，但相对来说是这样的。处于中央位置的国家，在体系当中相当艰难，例如特别有说服力的范例之一就是战国时的魏国。对中央位置国家如威廉德国、希特勒德国来说，赢得几场重大战争是必须的。相反，楚国、秦国相对有利。所以他们也必须赢得一场或若干场重大战争，但同中央位置国家相比，笼统讲，其重要性较小。总的来说，跟中央位置国家相比，这一类大国竞逐霸权的成本相对较低，代价也较低。
然而，霸权之后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历史上经常有盛极而衰甚至盛极而速亡的可能性，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例子是秦二世而亡。算总账要提出问题，就是竞逐霸权是否值得赢得合适的位置。
春秋五霸，后来为什么不谈吴越？春秋五霸与经典的欧洲（18、17世纪的欧洲甚至中世纪的欧洲）很相像。尽管其战争相对来说不是总体战争，有的时候打了一小仗，会产生很广泛的政治作用。所以经典欧洲、中世纪欧洲、春秋时期，总体上的权力和权威转移，经常是和平的，或者更严格来说是借助于准暴力，打小仗或者是武力威胁，打过有限战争甚至连战争都算不上，但毕竟是有限的军事遭遇，所以权威很重要。但这也不是中国独特的，中世纪欧洲、现在早期欧洲，那些想称霸的国家经常使用这种手段。合法性的问题同样很重要。我们还不能太强调中国特殊性，这是时代性的问题，所以我坚定相信：我们不是独特的，虽然特殊，有中国国情，但没那么多，历史上中国怎么这么大，确实通过了很多的历史途径，而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征服性战争、扩张性战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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