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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徐友渔：读李泽厚新著《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

李泽厚的书总是受人关注，直到现在照样如此。
听学界的朋友说，李泽厚每次从美国返回北京，会见熟人时往往开门见山就问，他的影响在今日中国如何，还有多少人读他的书，可见他对自己的地位是念念在心的。李泽厚有资格这么问，他的成就和资本还不仅是上世纪80年代的辉煌——如果人们只是把他尊奉为过时的老英雄，那一定触到了他的痛处，他近年来一直出书不断，最新的一本是2005年1月出版的《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
写于2004年的“论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是“实用理性的逻辑”，力图对自己的哲学体系作出更系统的表述，尤其是对其基本概念，诸如“实用理性”、“实践”、“经验合理性”等等，给予更明确的界定。这些概念是李氏体系的支柱，他的总体建构思路是把马克思、中国传统思想和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思想来一个综合。当然，每一部分都需要去粗取精，加以改造。比如，中国传统讲究实用理性，这是极为高明的，但它对抽象能动性估计不足，导致逻辑、数学不发达。杜威的哲学强调经验与实践，既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了具体细致的补充、发展，又使自己的核心概念“操作”及于抽象层面以涵括数学、逻辑。杜威的不足是把实践操作局限于具体情景，缺乏人类历史发展形成的积累这一维度，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和李氏人类学本体论之所长。所谓人类学本体论或历史本体论其实也卑之无甚高论，就是去掉了“革命”、“专政”等等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其出发点和第一命题就是“人活着”，或曰“吃饭哲学”。
下篇是“关于情本体”，这是李泽厚把中国传统归结为乐感文化之后的核心所在。这里的情，以人的现世性为本，与西方传统强调绝对、超验相对立，指的是家族亲情，以至人情世故。谈到这方面内容，李泽厚显得随心所欲、游刃有余，请听他的言说：“从古代到今天，从上层精英到下层百姓，从春宫图到老寿星，从敬酒礼仪到行拳猜令（‘酒文化’），从促膝谈心到‘摆龙门阵’（‘茶文化’），从食衣住行到性、健、寿、娱，都展示出中国文化在庆生、乐生、肯定生命和日常生存中去追寻幸福的情本体特征。尽管深知人死神灭，有如烟火，人生短促，人世无常，却仍然不畏空无而艰难生活。”
对于熟悉李泽厚的读者来说，整本《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就这一篇“论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是新东西，占全书近三分之一。其余各篇文章皆是旧作，最早写于1964年，最晚成于2004年。即使是“论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也长篇大段地引证旧著，这既反映了作者思想一以贯之，无甚发展、改变，又表露了他的这种信念：我的思想很重要，没有过时，也没有多少人领会，因此有必要反复讲。“论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的最后一句是：“反复唠叨，如斯而已。”他在“后记”中引证旧作说：“讲来讲去，仍是那些基本观念，像一个同心圆在继续扩展而已。”
李泽厚有理由重复自己，也有理由抱怨。这位上世纪80年代在学术思想界领风骚的人物，虽然自认为那个时代没有一个大学生没受他的影响，虽然自己的书一直卖得很好，虽然附和、颂扬之声不断，但能说谁认真研究过他的著作，信奉他的思想？作为哲学家，李泽厚不怕自己被超越——他相信至今仍然无人超越，因为超越的应有之义首先是钻研和作为出发点，然后才是扬弃。其实，对任何哲学家而言，被超越是一种福分，意味着历史地位的肯定，最不能忍受的是被淡忘。但不幸的是，中国人就爱在一阵哄闹之后脑子里不留东西，而现在又赶上了学术思想最无人理会的时代。
应该承认，就哲学体系的建构能力而言，李泽厚是中国大陆第一。如果生活在黑格尔时代，他的哲学可能也会成为国家哲学，因为“吃饭哲学”和黑格尔的“存在即合理”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柏拉图的“哲学-王”的设想之后，照理应该发展出分工，国家哲学不由君主或领袖来弄，由专门家来炮制。但中国的发展全无章法，竟跳过了这个阶段。我想，由此引起的失落和寂寞，可能甚于人们的忘却。
李泽厚在建构体系时大量使用西方哲学的材料，但从根本上说他不怎么懂西方哲学。当然他懂马克思主义，对作为其来源之一的德国古典哲学也下过工夫。他尤其不懂当代哲学，所以才说得出这种贻笑大方的话：“20世纪的各派哲学均以反历史、毁人性为特征，于是使人不沦为机器，便成为动物。”对于西方传统中的形而上学和超验维度，他始终进不去。他制定的体系，脱离不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中国传统套路。可能没有人向他说起这点。他与之脱节的不是时代和人们，而是哲学本身。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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