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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徐友渔：抗战胜利前后的国共政争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修订版）　邓野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年11月第一版　519页，58.00元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立固然有理念上的根本差异，但往往与口号之争混在一起，真正的较量是在战场上，以及配合战场的谈判桌上。
邓野所著《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是一本读起来令人兴味盎然的书，本书给读者提供了大量材料来理解一个神奇的事实：被蒋介石、国民党追剿围困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居然能利用抗战时机发展壮大，在抗战胜利之后短短几年就打败强大的敌人，夺得全国政权。本书的副标题“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更能反映全书内容，因为“联合政府”只是一方用来削弱另一方，争取自己合法地位的纲领；而“一党训政”则是对方以“国父遗教”为理由强加给全国的“天条”，两者的对立固然有理念上的根本差异，但往往与口号之争混在一起，真正的较量是在战场上，以及配合战场的谈判桌上。
作者在此书和其他著作中想阐明的是“民国政治的逻辑，此即政治与武力的高度统一”。作者引证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说过的一段话：“所谓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解放军，蒋介石的亡国，也就是亡了军队。”其实，这就是我们从小就在课本上学到的格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1944至1946年间（以及之前和之后），中国的历史进程表现为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军事和政治斗争，作为这场斗争背景的，以及使这场斗争复杂、曲折的，考验政治领袖智慧的，是中日之间的斗争，以及中苏、中美关系，而在与这三国的关系中，国共的利益、态度、政策往往是正相反的。《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以翔实的材料和平实的（往往只是点到为止的）分析评论，向读者揭示了现代中国历史中不易把握的具体性和复杂性。
国共关系和基本矛盾
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中国人民的八年浴血奋战终于取得胜利。这当然是分水岭和里程碑式的事件，由此历史也被划分为战时和战后两个不同的阶段，战时的主题是中日民族问题，战后的主题是国共政治问题。但毛泽东早在1937年就指出，要把中日民族问题和国共斗争的社会革命问题贯通起来。作者根据那段时间发生的事件和两大政党的方针政策，认为抗战胜利前后中国政治的真正主题并不是中日之间的民族问题，而是国共之间的政治问题。如果用这种新眼光来区分两大主题的主次，那么作者就有理由把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看成是国共斗争的一个重要背景和因素，而不是那段时间决定性的事件。
自从日本偷袭珍珠港和美国参战，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领袖就明确看清了日本必败的战争结局，“抗战胜利后中国为谁家天下”就成为他们萦萦在怀的大问题。1944年夏季，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德国战败已成定局，不难看出，日本的失败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随着胜利的临近，对于两党领袖而言，内部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愈益增大。在这方面，共产党所处的地位和形势比国民党有利和主动，因为日寇在灭亡前狗急跳墙，发动大规模的战略性进攻，矛头所向是国民党的军队及其据守的战略要地、交通线、城市和广大地区，压力之大，几乎使国民政府崩溃。
还在日本投降之前，毛泽东和周恩来就对各方面人士讲，总的形势并不仅仅是中日之间的对抗，而是国民党、共产党和日本三方面力量的分野和抗衡。他们强调和提醒说，共产党的力量已经不再是抗战前那么弱小，而是三分天下占其一：在中国的总人口中，国民党政府控制地区为一亿九千万，日军占领地区为一亿六千万，而共产党占领地区为一亿；军事实力方面，中共拥有正规军五十七万，民兵两百二十万，几乎达到国民党现有部队的相等数量；地盘方面，中共在敌后建立了五百九十一个县级地方政权，占国民党政府总共失去的七百二十一个县的百分之八十二。
日本投降快得超乎国共两党预计，惊愕之后的第一反应是抢占中心城市。8月12日，中共任命安徽、江苏、浙江省主席，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石家庄等市市长；并以解放区、沦陷区两亿六千万人民和执行《波茨坦宣言》的名义，要求接受日军投降。而国民党方面也在8月13日任命广东省主席，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市的市长。在受降权的争夺中，国民党在法理上占了上风，根据远东盟军总部的命令和《中苏条约》，日军只能向蒋委员长投降，而广大日占区，尤其是中心城市，也将归属于蒋。当然，这种法理上的不利裁决并没有束缚住中国共产党，条约上得不到的东西可以靠战场上的胜利来得到。
中日关系
国共两党的领袖对于形势的发展都极其敏感和有预见性，当然，立场、利益不同，结论也不一样。开罗会议规定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德黑兰会议决定对德国法西斯发动总攻。蒋介石据此判断，由于德国战败已成定局，日本配合德军进攻苏联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它很可能对中国发动总攻击，所以蒋对于形势的看法是充满忧虑。而毛泽东基于同样的可能性则非常乐观，因为在这样的形势下，国民党既不可能与日本妥协，也没有力量来对付共产党。与蒋介石的忧虑相反，毛认为时局“极为有利”，趁机布置恢复国共之间的谈判。
从1944年4月中开始，日军发动对华战略性总攻，称为一号作战，首先进攻政府军第一战区所在的河南。在日军得手，政府军节节败退的情况下，共方对于原先提出的谈判条件大大提高了价码。两年前，林彪代表中共到重庆去谈判，所提条件之一是扩充军队，把八路军、新四军编为四个军十二个师，现在改为中共军队编为十六个军四十七个师，为委曲求全，目前至少编为五个军十六个师。毛泽东对于形势的评估是，与日军作战，蒋介石的三大主力中汤恩伯已经垮掉，如果另一主力胡宗南的部队再垮掉，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力量对比就会起变化，中国的政治局面也会起大的变化。
日军的一号作战以中方丢失洛阳为标志暂时告一段落，这时中共看到了自己夺取大城市的可能性，并将此提上议事日程。毛泽东说，下一步要看美军、国军和共军谁先进城。刘少奇说，可以实行“先到为君，后到为臣”。
日军的一号作战首先是在河南、湖南取胜，然后向南进攻。与此相应，中共也派部队向南挺进，以“收复”国军丢掉的地盘。党中央提出日军攻到哪里我军就跟到哪里的战略决策，组织八路军南下支队，跟在南侵日军后面，把国民党军队失去的地盘抢在自己手中。这是一个极其高明的办法，等于是日军打前锋。
随着日军在战场上的进展，国共谈判中共方的要求也相应提高，6月中，长沙陷落，8月上旬，衡阳陷落，毛泽东马上对谈判代表发出指示：“衡阳失守，敌后抗战地位更形重要，我军四十七师须要求政府全部承认，不要谈五军十六师了。”8月中旬，毛指示谈判代表，把条件从参加政府提升到要求组织联合政府，与国民党平起平坐，要与中央政府实行权力的再分配。周恩来说，如果蒋介石在西南、西北抗击日军的战斗中再失败，中共在联合政府中就占大股，是中心。
中苏关系
早在1943年，蒋介石在考虑苏联出兵中国对日作战的可能性时，就决定宁愿承担更大牺牲也不要苏联参战，不然后患无穷，他想组成一个中美英作战会议来包办对日作战。但是，美英苏在雅尔塔会议上背着蒋介石决定了苏联出兵中国事宜，在事关中国的大事上，被排除在外的反而是中国。
中共则是欢迎并盼望苏联参战，认为这样可以“逼蒋让步”，对自己在国共谈判中有利。
但是，事态的发展表明，问题比这些预想更为复杂。
1945年7月和8月，中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会谈，签署中苏条约和有关文件。蒋介石政府对中苏谈判中有一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是因为，一、苏联出兵中国即将实行，中国不能不与苏联打交道；二、主动与苏联打交道可以隔断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三、国民党人士研判，随着二战结束，美苏会相互视为敌人，中国虽弱，但双方都要争取，因此分量不轻，所以需要主动与苏联谈。与苏联谈判面临难题，因为美英苏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秘密协定，支持苏联策划的外蒙古独立，支持它继承俄罗斯帝国在中国东北的不平等权益。蒋介石想到的一招是，在国家主权和利益方面对苏联做出适当让步，换取苏联在中共问题上的配合。本书作者反复指出实质：这既是外交谈判，也是政治谈判。
当莫斯科谈判处于僵持时，老练的斯大林假装“顺便谈论”中国的内政问题，在国民党代表询问之下，表态说支持他们一个中央政府、一支统一军队的主张，而且不支持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这一下子搔到了国民党代表的痒处。几乎在与日本宣布投降的同时，中苏条约的签字手续得以完成，其中的关键，是国民党政府以在外蒙古、长春铁路和大连、旅顺港的让步，取得苏联在中共问题上的支持，这种支持表述为：苏联对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和其他物质方面的支援，全部提供给中国中央政府。
日本投降后，中共把夺取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作为战略目标，这时，打败关东军，占领东北主要城市和战略要点，准备撤离回国的苏军把所控制地方交给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就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国民党自然要求苏方履行中苏条约，在苏军和国军之间实行直接交接，但苏方并没有严格执行。贪得无厌的斯大林要求中方在东北与苏联搞“经济合作”，这种所谓经济合作，即是把东北的日资企业当成苏军的战利品，然后以此为资产与中方建立经济合作。对于这种明显无理的要求，国民党开始是拒绝，因为这损害国家主权，超出中苏条约范围，注定会引起中国人民的批评，后来，当国共在东北的争夺日趋激烈，国民党急于从苏军手中接收大城市时，提出先接收，后搞经济合作。苏联拒绝了这种不爽快的提议，把大量的机器设备拆运回国。
中美关系
抗战胜利前后的中美关系颇为复杂、曲折。长期以来，中国人从中学语文课本中的《别了，司徒雷登》中得到的概念是，“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这就是美国的政策，实际情况呢？
对日作战结束之前，美国从争取战争胜利的全局出发，有意介入国共关系，因为只有各方面力量的团结与合作，才能保证战事顺利进行。中共希望将美国的干预引入国共关系，从而将中共问题国际化，这样可以打破国民党依仗执政地位一手遮天的局面；而国民党则既欢迎，又顾虑：美国既是盟友，又可能被中共利用。
为了获得美方的良好印象，中共赞扬美国的民主制度，赞扬罗斯福总统倡导的四大自由，宣称“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同时把国民党的不民主作为对照，说国民党的独裁与美国的价值观不相符合。
1944年8月，罗斯福指派赫尔利作为总统私人代表，到中国调停国共关系。赫尔利向国民党表示，他打算亲自到延安去和毛泽东谈，对于国民党不想谈。他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今后美军在中国海岸登陆，而迎接的是中共军队，美军怎么办？这反映了美国介入国共关系的真实意图。国民党只好同意谈，赫尔利趁势提出，既要谈，就得承认中共作为合法政党的地位，蒋介石对此无话可说。看来，美国甫一插手，中共就开始得分。
但美国人实在是不懂中国政治。赫尔利自己草拟了一个谈判方案，准备带到延安，经国民党方面修订后，他仍然作为自己的方案提交给毛泽东，毛当然不接受，并问是谁的方案，赫尔利居然说既是他自己的，也是与大家商量出来的，反正他觉得是公平的。他见自己带来的方案不被接受，就请中共方面提出方案，更有意思的是，他参加讨论中共的方案，而且加进自己的意见。他看不出国民党提的“参加政府”和共产党提的“联合政府”有什么区别。这个方案拿回重庆，当然又被国民党修改，至于其中条款的奥妙，赫尔利并不明白。
赫尔利调停失败，辞职回国，杜鲁门总统派马歇尔作为特使赴华执行使命，由于马歇尔的崇高地位，国共双方都对他很客气和尊敬。马歇尔的最重要工作，就是主持国共的整军方案，他希望中国的军队变成国家化的、民主的，不干预政治，不进行国内镇压，不为党派争夺权力服务的军队。国共两党都没有公开反对他的方案，但在细节上争执不休，使他的计划不了了之。马歇尔接着介入东北内战的调停，结果仍未成功。马歇尔是美国政府派到中国进行调停地位、威信最高，人格魅力得到各方尊重的人士，但和其他人一样，他基于西方社会民主、法治的理念在中国逃不掉失败的命运。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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