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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东原：国学的“前世今生”——评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
国学：争论与复兴
什么是国学？国学是否妨碍中国“走向世界”？国学自身怎样走向世界？这些都是清季民初二三十年间学人与学术社会非常关注并一直在思考的争辩的大问题。
从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由此而起的争论开始，到新文化运动时的整理国故，再到北伐前后两次关于国故和国学大讨论，大体经历了从保存国粹到整理国故再不承认国学是“学”的发展演化进程，其最显著的主线便是学术与国家的关系。这一系列充满歧异而使人困惑的讨论虽然都以学术为题，却远远超出“学术”范围，形成了社会参与与相对较广泛的思想争论，反映出时人更多是从思想而非学术的角度来看待“国学”，投射入且表述出20世纪前期许多中国人士的共同期望，即中国的整体“复兴”。
“国学者，一国之所学也。……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也。”(邓实语)本专题仅推荐时下几本新出或再版关于国学著作，由回顾国学“争论”而起，重点则在于普及国学著作的推荐；同时兼及夏志清与台静农的两本小书。
国学的“前世今生”
此书只是讨论“中国近代史学在西方学术冲击下如何确立自身的学科定位”的一部分，着眼点不是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而是“学术的思想和社会语境与学术发展的关系”。事实上，打破思想史、学术史和社会史的藩篱，进行一个综合的考察，本是罗教授治学的一个重要特色。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大陆范围内消歇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国学”二字忽然时髦起来，一度似有中兴之相。但这两个字近几年似乎又稍微冷了下去，也正表明它是一股“风气”。如果追溯起来，这一概念的出现到一度“消沉”再到短暂“复兴”，不过就是一个世纪内发生的情况，但它的沉浮史，却与20世纪中国学术(不仅仅是文史学术)、思想乃至政治的变化息息相关。然而，前些年国学虽“热”，却是号称研究所谓“国学”的多，对“国学”本身进行研究的少。
这么说似乎让人费解。盖人们通常认为，“国学”者，就是中国的传统学术或者说是研究中国传统的学术。故凡中国古代文学、历史、思想(哲学？)、军事、水利……的研究，均可称为“国学”，而未料到“国学”这一概念的背后，实有其自身的“话语”背景。事实上，“国学”二字，与一系列以“国”字为前缀的名称如国剧、国画等一样，大抵是20世纪初年的产物(此前的“国学”是国立学校之意)，与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传入有关。因此，它不仅仅是一种学术形式，更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物。其命运起伏，亦与这一思潮的多歧性质有着直接关联。然而，部分与近代学术尚“专”的风气有关，中国近代史和古代史往往被打成两撅，研究“国学”的人们对这一段“近代史”不甚了解，研究近代的人们也往往因为“国学”涉及到“古典”而心存畏惧；甚至近代史内部也有晚清和民国两个“领域”之分，对思想史和文化史现象的延续性也重视不足，从而使对这一问题的认知长期处于“恍惚”状态。
罗志田教授的《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一书，并不是最早讨论这一问题的著作，但就其视野之广阔和思路之细密而言，却应该算是目前关于这一问题最好的论述之一。按照作者的设想，此书只是讨论“中国近代史学在西方学术冲击下如何确立自身的学科定位”的一部分，着眼点不是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而是“学术的思想和社会语境与学术发展的关系”。事实上，打破思想史、学术史和社会史的藩篱，进行一个综合的考察，本是罗教授治学的一个重要特色。这种研究突破了旧有的“概念史”式的思想史，也使得学术史不再仅仅是学术大师的学案集结和各学科的成果综述，使读者对一种观念或学术形式影响力的来源有一更清晰的认识。
当然，罗先生不是不重视“概念”，相反，此书对与“国学”相关的几个概念的剖析是其具有主线性质的内容。此前学者多认为“国学”、“国粹”、“国故”等都可大致互换，均指中国传统学问(“中学”)而言，却少有人留心到这几个流行于不同阶段的称呼与国内主流思想变迁的关系。自然，它们有大致相同的指称，也体现出基本一致的关注点，那就是学术与政治(国家)的关系。学术是否可以救国？何种学术能够救国？中国传统学术如何救国？简言之，在国家危亡之际，“中国传统学术是否有用”的问题构成了此一时期中国知识界的基本关怀。
但另一方面，中国近代思想又表现出“多变”的特点，不但时代思潮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个体的思想家在不同的语境下常常也有一些看似“自相矛盾”的表达。罗书详细考察了相关称谓由“中学”而“国学”/“国粹”(晚清二者并用，且常同义)而“国(故)学”的发展历程，指出晚清“国学(国粹)”概念的引入，原本是已经不大具有社会吸引力的“中学”一词的替代物。由于国家危机之急切，“保存国粹”成为最主要的关怀(中国本有“藏之名山，传诸后世”的传统说法，故其实不太注意眼前的得失成败。晚清士人以“保存”为目标的基本思路，似表明他们对眼前的信心明显不足，而多将目光投注于将来的“复兴”)。不过，“国粹”二字在当时即遭到有些思想家的批评，如宋恕就提出，到底是“国粹”还是“国渣”，首先就要做个衡量。而且“国粹学派”的思想家们指出的所谓“国粹”，其实也是他们对中国传统重新加以诠释的结果，如在《孟子》中发现“民权”等。因此，清末民初，带有“衡量”意味的“国故”一词渐渐流行，“科学的国学”成为一些年轻学者的口号。
“科学的国学”看似较“国粹”更为“中立”，更具“学术”性。这固然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家危机的相对弱化有关，但罗先生发现，新派学者“在下意识层面仍相当注重‘国家’与‘学术’的关联”：本来，“国学”出现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在与外人的竞争中“物质”落败，故更注意“精神”和“方法”这些相对具有超越性的层面。“国学”因此成为“科学”的用武之地，而“国学”也是唯一可以“与世界上学术比较一下”的东西。但“国学”因“国”而成“学”实与“超越”性的“科学”不符，故到了20年代末期，“国学”已被新学人认为不是“学”了。
老实说，以通常的标准而言，罗书并不“好读”。首先是似乎找不到一个“明确”的观点，其次，由于行文“枝蔓”而使思路不够“清晰”。事实上，罗先生的文章经常被人“投诉”看不懂。对此，罗书《自序》中有一段讨论陈寅恪先生文章的话，或可看作“夫子自道”。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所谓“看不懂”其实只是因为习惯了常见的文章的写作方式。若多读两遍，虽然仍旧很难用一两句话对其加以“总结”，但它所具有的启示力，却真的“如行山阴道上”，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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