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李伯重：量化史学中的比较研究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经济研究-李伯重：量化史学中的比较研究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李伯重：量化史学中的比较研究

（讲者：李伯重，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本文为李伯重教授2014年7月4日于清华大学演讲整理稿件，整理：邓哲远、王凡帆。）
不同的社会之间既有共性，也存在差异。这些共性和差异，都只用通过比较才能清楚地看到。因此，只有在比较的基础上才能知道各个社会的异同。由于这个原因，比较是史学（特别是现代史学）的基础。

比较史学是什么？是通过两种或者两种以上历史现象的比较，来加深、扩大、验证我们对历史认识的一种方法。在西方，比较的观念出现很早，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有之。这是因为欧洲从来就不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各个国家和民族互相接触交流频繁。在古典时代，希腊人、罗马人把自己和其他人做了比较，认为其他人都是野蛮人。古希腊人和罗马人在比较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优越性。希罗多德、塔西佗等古典历史学家的史学就是建立在这种比较的观念之上的。到了近代，随着民族国家形成和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展，不同社会的比较变得越来越重要，学者们也在此基础上探求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孟德斯鸠、伏尔泰、亚当·斯密等人都进行了不同社会的比较。其中伏尔泰将中国和欧洲进行比较，对中国的评价非常之高。在他心目中，中国文明的代表孔夫子是最聪明睿智的人，因而他最得意就是别人称他为“欧洲的孔夫子”。
到了近代，历史学家也都不同程度的把历史上各个不同的民族加以纵向和横向的对比，通过对比来说明他们思想体系。孔德把比较研究作为探求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一个主要方法，并列举了比较研究的三种方式，这是对历史比较方法的最早的理论探索。但比较史学真正形成一个独立、系统的史学流派，是20世纪初的事情。随着世界各地联系更加密切，比较史学也成为一个独立的史学流派。在当时，比较史学很受欢迎，就是普通大众也爱读比较史学的作品。比如斯宾格勒的作品《西方的没落》，语言十分晦涩，但也成为大众读物。英国学者汤因比出版了大量比较史学的著作，都为大众接受。现在中国人常说的“东方文明”、“西方文明”等很大、很抽象的说法，都是来自汤因比“九大文明”的理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比较史学逐渐成为一门专业学科，特别是到了二战以后，这个学科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因此也变得不再受到大众欢迎。
现代中国史学和比较史学有极其密切的关系。现代中国史学出现于20世纪，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像现代中国史学的奠基者陈寅恪先生等，就是从西方现代史学中汲取了基本的治学方法，用来建构中国的现代史学的。由于现代中国史学是从西方以及苏联引进的，因此当今我们耳熟能详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基本史学概念，都是外来的，在从司马迁到清代乾嘉学派学者的著作里并不存在。使用西方引进的理论、方法和概念来研究中国历史，就意味着把中国与西方进行比较。当然，在比较的过程中，很多人发现从西方经验得出的许多理论、方法和概念不适合中国，因此正在改进。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部分，因此只有把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历史的范围之中，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才能真正认识中国。特别是到了今天，中国是地球村的一个重要成员，我们更应当从全球史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也就是要从新的视野来进行比较。
以往的比较研究存在很大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第一，大多是简单化的比较，比较对象通常过大、过于抽象大（如比较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等）；第二，常是描述性的比较，只触及表象，没有深入探讨本质上的不同。例如我看到有一本书，题为《东西方经济发展比较研究》，翻翻目录，发现此书在很大的研究题目下，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论述，做出非常宏观的描述，从而为大提供了一种泛泛的对“东”、“西”文明的看法，但是对于研究经济史的学者来说是颇有问题的。

要进行正确的比较研究，必须注意以下情况：
首先，要选定具有可比性的研究对象，这是比较的基本原则。几千年前墨子就已提出“异类不比”，并举例说：“木与夜孰长？智与粟孰多？爵、亲、行、贾，四者孰贵？麋与霍孰高？糜与霍孰皬？虭与瑟孰瑟？”也就是说，在长度方面，一棵树和一个夜晚不具备可比性，因此要比较哪个更长是完全不行的。因此，在质上根本不同的事物是无法比较的。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在谈到信仰与经济发展的问题时，把几种主要信仰做了比较，认定只有新教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儒家则是阻碍经济发展的。但是到了后来，东亚儒家文化圈经济发展的事实推翻了这个观点，正如余英时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在日本、东亚四小龙、中国等经济体的崛起过程中，儒家精神非但没有压制经济成长，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有利于经济成长。
其次，比较要有明确的时空范围。前面提到“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比较，横跨两大洲，跨越几千年。但是“东方”是哪里？如果指的是亚洲，那么亚洲内部有印度文明、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等等，彼此差异非常大，很难发现有多少共同点。在时间范围方面，上述研究跨越数千年。而在这样的长时期中，任何一个社会变化都很大。因此，没有明确的时空范围是无法进行正确的比较的。不仅如此，时空单位的选择也很有讲究，不是随便选两个地方就能比较。例如我们在研究中国经济在近代为什么落后的问题时，经常进行中国和英国的比较。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两个地区在时空范围上的巨大差别。如果说“中国”指的是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范围的话，那么按照李中清教授的说法，1750年时世界三分之一到百分之四十的人口都生活在这块土地上，而当时的英国只有几百万人口。单凭这一点，就很难进行中英比较了。此外，年鉴学派学者拉杜里说：“任何历史研究都应当从分析原始资料开始”。在以往的“中西”比较中，许多地方因为缺少资料而实际上无法进行比较，但是人们常常会找几个所谓有代表性的地区，用这些地区代表整个中国或者整个欧洲来进行比较。但问题是，无论在中国还是欧洲，内部差异都非常大，无法找一个地区能够代表整个中国或者整个欧洲。
第三，要有合适的比较标准。比如在比较不同人种时，所依据用的标准是肤色、发色、牙齿、面部骨骼结构等特征。如果没有这样的标准，比较就无法进行了。在进行历史比较方面，以往许多人认为人类社会发展都遵循即以欧洲经验为基础的道路，所有国家都走这条路，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处于不同阶段而已。因此在进行比较时，可以以这种欧洲模式为标准。但是这种看法近年来已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具体而言，我们常用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封建社会”等概念，都源自欧洲经验。由于我们认为这些概念放之四海而皆准，因此以往都把它们用作中国和西欧经济史比较研究中的默认的标准。但是现在这些问题需要重新考虑。二十多年前，我在《读书》上发表的文章《“资本主义萌芽”情节》引起轩然大波。我在文中引用了年鉴学派旗手布罗代尔的一句话，说资本主义（capitalism）这个词，“涵义一向很不明确，……最令人惊诧的是，马克思本人从未使用过这个词”。《读书》杂志为了节省篇幅，删除了注释。结果使得读者认为这句话是我的话，并引起了强烈反映。有读者上书该杂志说，李某人不学无术，马克思多次用过这个词，翻开《资本论》第一卷第一页，就出现了多少次“资本主义”的字样。也有人说，李某人说得真好，我们连资本主义的涵义都没有搞清楚，还天天反对资本主义，有何意义。后来，我给《读书》写信，说这是布罗代尔的原话，并非我的发明。但是他们没有登我的信。不久之后，黄仁宇先生也给《读书》去信，《读书》刊登了，他证实马克思所有著作中确实没有capitalism这个词；马克思确实在不同地方使用capitalist一词，但capitalism和capitalist这两个词是有差别的。直到此时，这件公案才算了结。
中国经济在明清时期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这些变化有可能是“资本主义萌芽”，但更有可能是市场经济的表现，而未必一定要归结到“资本主义”上。如果我们对“资本主义”缺乏明确的定义，那就很难说这是“资本主义萌芽”。“封建社会”这个概念也是一样。我的恩师傅衣凌先生一辈子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成就卓著。但是他到了晚年，发现中国和欧洲的封建社会差别实在太大，难以归入同一类社会。于是他提出了著名的论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处于“早熟又不成熟”的状态的理论。他提出这个和教科书不同的观点，在当时需要很大的勇气。在他去世前不久，更提出“中国是传统社会，不具有西方封建社会的传统特征，不是封建社会”。这表现了一个伟大学者对真理的终生追求，是非常了不起的。从这两个例子可见，如果用一些默认的“普遍标准”作为比较的前提，所做比较研究会有很大的问题。
第四，要注意比较的层级的问题。比较的层级有浅有深。比如比较中国、英国某农庄的生产方式，这种微观的比较是浅层比较，只要有足够的资料，就能得到很重要的成果，因为使用的是第一手材料，是可信的比较。而比较意识形态等属于深层次的比较，要花更多精力，才能做好。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能力、条件和兴趣选择内容进行比较，所以比较研究不容易。
现在国际上最引人注目的比较研究成果是作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先生的《大分流》。他现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三位担任这个职务的研究中国史的学者。10年来，这本书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在今年五月份维也纳的会议上学者们还在讨论这本书。这本书讨论了把英国和印度或者和中国做比较是否合适的问题，认为中国和印度在人口、面积、内部多样性方面，都只有整个欧洲才能相比。而只英国在人口、面积等方面都只是一个小国，内部虽然有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的差异，但是全体人民讲一种语言，遵循同一套法律体系，由同一个政府统治，并有很强的自我认同（都自认为不列颠人）。
相比之下，印度在民族、宗教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方面都有巨大的多样性，1000万人以上讲的语言就多达16种。中国的统一性虽然高于印度，但内部差异也很大，比如中国东部和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别之大，在世界上也名列前茅。用购买力平价计算，现在长三角的人均GDP已经达到2万美元，超过包括捷克、波兰等中等发达的欧洲国家，是英法的三分之二。但西部一些省区的人均GDP则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数，而且如果没有大量外地的支援，这些地区的人均GDP肯定还要更低得多。这种情况并非现在才有。
彭慕兰说：在1800年以前，荷兰和乌克兰之间或者长三角和甘肃之间，差别都非常大。相比之下，长三角和荷兰之间或者乌克兰和甘肃之间，差别可能还小一点，所以在做经济史比较研究时，今天的国家并不是一个合适的比较单位。他还认为，在1800年以前，与英国或荷兰有可比性的地方是中国的长三角地区日本的关东地区、印度的普吉拉特地区等少数核心地区。这些地区都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具有其他地区不具备的共同特征，比如说市场、工业生产、高度商业化的农业。因此进行比较，应当主要在这些地区之间进行。至于中国其他很多地区，则只能和巴尔干、南意大利、波兰等欧洲地区做比较。这本《大分流》对过去经济史比较研究进行了强烈批判，因此也在国际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刚刚我引用墨子的话“异类不比”，而下一句话是“说在量”。他特别强调“量”的问题，认为不同种类的东西在量上不能比。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因为量化的比较是比较史学中最成功的部分。而量化史学的一大优点，也正在于可以为比较史学提供量化的数据。下面，就以我自己对长江三角洲（以下简称长三角，在经济史研究中也被称为江南地区）的研究为例，谈谈这一点。
进行量化的比较，首先要用合理的方法整理史料，把经过核实的史料证据变为可用的数据，然后选取合适的比较对象，进行正确的比较。这里，我先谈谈我为什么要选取长三角为研究对象。这首先是因为这个地区在中国经济史上具有一种特别重要的地位。如果把长三角看作一个独立的经济体，那么在当今世界上，长三角的GDP比韩国、土耳其、墨西哥这些大国，和意大利并列为第10大经济体。其次，从历史上来看，长三角从唐代后期以来一直是东亚最发达的地区，因此也是研究最密集的地区。三十多年我写博士论文时，把日本出的《东洋学文献类目》梳理了一遍。这个类目包括了中、日、英、法、俄五种文字出版的东亚（主要是中国）研究的成果。结果我发现在关于中国历史的成果中，三分之一是研究长三角的，另外三分之一是研究全国性问题的，但都涉及到长三角，只有剩下的三分之一是与长三角无关的。由于长三角是研究最为深入的地区，因此我们对长三角经济史的了解，比我们对中国其他任何地区经济史的了解都更加深入和全面。但是，即使如此，以往的长三角经济史研究也存在着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包括研究的平面化、碎片化，以及不恰当的比较，等等。过去的研究，往往是一个学者集中研究长三角经济史的一个或者几个方面，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研究的碎片化。有一些学者力图将这些碎片整合起来，结果成为依照生产关系、生产力、农业、工业、商业、人口、金融等罗列出来的教科书式的总结，也就是一个平面的整体。但经济是由多个产业和部门依照不同比例和关系结合而成的立体结构，因此上述平面化的结果无法导致一个有充分说服力的总体评价。没有这样的总体评价，就很难与其他经济进行全面的比较。例如，有些学者认为明清长三角经济“高度发达”，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明清长三角经济“停滞”或“衰退”。这些看法都有问题，因为连发展的总体评价都没有，怎么能说它认为“高度发达” 或者“停滞落后”呢？
还有，在以往的比较研究中，常把西方某些国家的经济在某个时期特有的情况来和长三角做比较，而没有一套客观、中性的标准作为比较的基础。这是很奇怪的做法。举个例子，如果用肤色来判断美丑，白人和黑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今天大家都以欧美审美标准为通用标准，但是中世纪时，阿拉伯人就觉得说金发碧眼的北欧人很丑陋。所以如果没有中性的标准，就无法比较。
由于上述情况，过去的比较研究得出来的结论，其可靠性和客观性也常有问题。例如，经济发展的最终体现是人民的生活水准，因此生活水准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经济史和社会史交叉的课题。在长三角经济史研究中，在1950年代，陈振汉先生提出明清时期长三角资本主义萌芽夭折的原因是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地租额不仅侵吞了（农民）全部的剩余劳动，甚至已榨取了大部分的必要劳动，使得农民所有，甚至不足‘维持肉体生存’”。必要劳动是维持基本生存所需要的劳动，连这一部分的劳动都被地主占有，所以农民处于极端贫困的境地，甚至不能维持肉体生活。到了1990年代，黄宗智先生依然认为过去六百年，长三角农民的生活一直处于“糊口水平”，即维持人类肉体生存的最低物质需要的水准。在工业化以前农民是社会人口的主体。农民如此贫困，全社会的生活水准当然也非常低下。经济增长需要积累，而贫穷到大多数人民连肉体生存都难以维持，哪来的经济积累？但从另一方面，明清文献中有无数的记载说江南“富甲天下”。
1832年，广州口岸英国商馆高级职员胡夏米来到上海，呆了18天，进行了第一手的考察。他在日记写道：“乡民们身体健康，吃得也不错。小麦做成的面条、面饼是他们的主食。……这里各类食物的供应既便宜又充沛。山羊很多，羊肉供应也同样充沛。这里的水果比南方的好得多，我们逗留之时，正值桃子、油桃、苹果和枇杷等上市，价格十分便宜，各种各样的蔬菜供应也十分丰富”。1845年，法国派了一个商业代表团来中国考察，其中一位名为耶德的使团成员在苏州呆了几天，写道：“谚语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特别是苏州更是了不起。在那里耀眼的魅惑人的东西应有尽有。物产丰富，气候温和，举凡娱乐、文学、科学、美术的东西无一或缺。这里是高级趣味的工艺和风靡全国的风尚的源泉地。这里一切东西都是可爱的、可惊叹的、优美的、高雅的、难得的美术品。这个都市是江南茶、丝之邦的首府，不仅是美术与风尚的女王，而且是最活跃的工业中心，又是最重要的商业中心、货物集散地。总之一句话，是世间的极乐土，使人深感古来诗人、史家和地理学者之言的确不假”。这两个来自英国和法国的商务专家在鸦片战争前后对长三角进行了实地考察，他们的看法都是长三角生活水准很高。这与前面所说的极端贫困的看法，形成巨大差别。
为什么会产生这两种两极化的看法？第一是因为对鸦片战争前后长三角的经济状况有一个全面的看法，第二是因为以往的看法没有建立在量化的标准上。这两种看法都是建立在描述性的史料基础之上的，而任何描述都则不可避免受到描述者个人的局限性的影响，因此总是千差万别的。要对长三角经济有全面的了解，GDP研究是一个可取的办法，因为作为反映经济活动总量的指标，GDP比任何描述行业或产业的指标更能反映经济全貌。同时，因为GDP衡量的是全部生产和服务创造的增加值，比衡量总值的指标更少重复计算。而且，GDP不用成本、利润等会计方法，计算时较少“灵活性”。因此相对而言，GDP是一个比较客观的指标。1949年以后中国接受苏联的经济学，只计算物质生产的产出，不计算服务业产出，因此不能反映经济的全貌。同时，由于史学研究中也不得不“阶级斗争为纲”，学者们认为“农民头上三把刀，租重、税重、利息高”，地主、商人和政府都是寄生虫，完全没有提供的经济产出。这就更使得对当时的经济状况的了解出现偏颇。与此相对照的是，GDP是一个全面客观的指标，可以避免上述的各种问题。因此，如果通过GDP研究能得出一个比较全面和客观的结论，然后和西方合适的比较对象的GDP进行比较，这样得出的结果才令人信服。
GDP研究有不同的方法，国内有不同的学者在探索。在国际学界中，比较成熟的方法是历史国民账户系统（The Historical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我就采用了这种方法，来对19世纪初期长三角的一个地区进行研究，然后在与荷兰学者使用同样方法对同一时期荷兰GDP进行研究的结果进行比较，从而判定当时长三角的经济状况和发展水平。

前面讲了正确的比较需要量化研究，量化研究中可以采取GDP研究的方法，现在我讲一个研究实例。
2000年，在瑞典一次经济史会议上，著名的荷兰经济史学家一个最新的研究是我与范·赞登（Jan Luiten van Zanden）先生（后来做过国际经济史学会会长）对我说：“我读了你关于中国长江三角洲经济史的书，很有意思。如果把里面的人名、地名换成荷兰的人名和地名，就好像是在讲荷兰一样”。他认为两者在近代早期的经济增长模式很类似。因为我对荷兰历史完全不了解，因此我听了很吃惊，也非常感兴趣。他提议我们两人合作，来对这两个欧亚地区近代早期最发达、但又没有自发出现工业革命的经济进行比较研究。我同意了，但是很快就感到陷入困境，因为中国没有人做此类研究，我也不知道怎么做，这似乎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借用美国动作大片《碟中谍》的英文原名Mission Impossible）。为此，我从头学习使用国民账户系统方法来研究GDP，并收集资料，建立数据。我的研究最终于2008年完成，原来计划与范·赞登先生合写的一篇文章，变成了我的一部长达600多页的专著《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201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英文版则将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此基础上，我与范·赞登先生合写的《Before the Great Divergence? Comparing the Yangzi Delta and the Netherland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也于2013年在美国《经济史杂志》发表了。
我为什么选择19世纪初期的荷兰作为和长三角比较的对象呢？其实就是出于前面所谈到的各种理由。
首先，从南宋一直到19世纪，长三角都是东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甲午战争第二天，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就在报纸上撰文，说现在东亚文明的中心，已经从长三角转移到日本。19世纪中期之后，长三角虽然被日本超过，但是仍然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也是亚洲仅次于日本的发达地区。荷兰情况也类似。这里顺便说一句，荷兰（Holland）是尼德兰（the Netherlands）的另称。因为尼德兰有上、下荷兰（Upper Holland Lower Holland）两个省，是该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因此荷兰也成为尼德兰的代称。荷兰经济在14、15世纪，一直在欧洲名列前茅，16世纪末期脱离西班牙统治后更迅速发展，因此被称为近代经济史上的第一次奇迹——“荷兰奇迹”。到英国工业革命前，荷兰一直是欧洲最经济发达的地区，人均收入领先各国。直到1820年代，荷兰人均收入仍为欧洲最高。但荷兰和长三角都没有出现工业革命，都被周边岛国超过和伤害。英国通过两次英荷战争击败荷兰，日本也曾多次侵略中国，特别是在二战中，给长三角带来灾难性的破坏。
其次，在地理环境方面，荷兰地处欧亚大陆最西端，欧洲最大河流莱茵河的河口，长三角位于欧亚大陆最东端，亚洲最大河流长江的入海口。这两个地区都位于都在大陆中部沿海地区，内陆大型水运体系的终端，并拥有世界上最重要的港口，是海运中心。这两个地区的陆地面积差不多，虽然人口差别很大，但分布是是欧洲和亚洲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这两个地区的地形也很相似，都是低地。长三角海拔只有3-4米，荷兰更低，有三分之一的领土是围海造田造成的。两个地区内部河流、湖泊交错纵横，人工运河密布，形成完整内河航运系统。这是火车出现之前最有效的运输系统。
此外，这两个地区的人民都是世界上工作最为勤奋的人民。有位外国学者开玩笑说，18、19世纪全球人民工作最勤奋的四个地区是日本、中国、英国、荷兰。这四个地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喝茶。而在中国，真正全民喝茶的是东南部，北方人很少喝茶。
基于以上共同点，荷兰与长三角之间的可比性比荷兰与乌克兰之间以及长三角与甘肃之间的可比性更高。还有，长三角和荷兰都没有出现自己的工业革命，荷兰后来经济的发展是英国工业革命扩张的结果。最后，这两个地区材料、史料最为丰富，因此为比较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研究数据。
在确定了可比性的基础上，还要采取合适的标准和方法，才能进行客观、全面的比较。我使用的标准就是GDP，而计算GDP的方法是历史国民账户系统方法。经过反复的计算和核实，得出了如下结论：在19世纪初期，在今天上海的松江地区的GDP结构中，第一产业产值占31%，第二产业占33%，第三产业占36%。与此相对照，荷兰三大产业的比重则分别为25%、29%和46%。这说明这两个经济体中，农业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产业。传统的看法认为直到1990年前，长三角一直是农业社会。但是依照我的研究，19世纪初期的长三角经济已经是近代经济了。在这里的劳动力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口不从事农业活动；居民大概有40%的人口居住在城镇，

还有很多人在农村从事工业生产，就像现在的乡镇企业一样；地租和赋税在社会总收入中所占比重相当小，政府开支在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只有6%，为全球最低，因此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小政府”。当然，长三角和荷兰之间的差别也很明显。例如，荷兰外贸在GDP中的比重远远达于长三角，而长三角工业在GDP中的比重远远大于荷兰。这一点，对于后来有重要影响。因道路今天，长三角的工业、荷兰的服务业，仍然是分别两地经济的主干。
在我们各自研究的基础上，我和范·赞登先生一道，用购买力评价的方法把我们得出的19世纪初期长三角和荷兰的GDP，折算为用1990年的美元计算的GDP，然后对两个地区的人均GDP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是：长三角（松江地区）大约为1500美元，荷兰大约为1800美元，而另外一位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Angus Maddison）估算当时西北欧地区（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的人均GDP约为1100美元。通过这个比较，可以客观地说，在19世纪初，长三角和西欧经济发展几乎处于同一水平，1820年以后才出现分流。
德·弗理士（De Vries）和范·德·伍德（van der Woude）在其《第一个近代经济：荷兰经济的成功、失败与坚持，1500-1815》（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Success， Failure，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Dutch Economy， 1500-1815）中提出，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已出现近代经济，而荷兰就是世界上第一个近代经济，尽管这个近代经济是“一种近代的、城市的、商业的经济，依然继续依靠前近代的、农村/农业的技术”。
19世纪初期的长三角经济与此类似，因此也可以说是一个近代经济。这种早期的近代经济，包括了经济的近代性因素，例如完备的市场，和广大市场有密切联系的外向型经济、经过长期商业化训练的本地高质量劳动力，为后来的工业化成长提供了条件等。这些都是历史留给长三角和荷兰的重要遗产。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今天长三角出现了中国其他地方难以比拟的经济奇迹并不奇怪，因为早在19世纪初期长三角就已经不是一个传统经济体了。优良的历史基础，加上新的条件，当然发展更快。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段话非常有意义。在20世纪，中国人接受了西方和苏联盛行的西方中心论，把中国的过去看得一片黑暗。这种对传统的蔑视和敌视，到了“文革”时达到顶峰。这种全面否定过去的做法导致了经济上的重大挫折。在1950年代，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十五年赶上英国”（后来又变为“五年赶上英国”，“三年赶上英国”、“一年赶上英国”）。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大搞“大跃进”。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苏联帮助下，中国的钢产量在1957年好不容易恢复到535万吨。但是到了大跃进时期，领导人头脑发热，发话说要在1958年达到1070万吨，最后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这是他们没有理解到马克思上述话语所致的。又如中国在非洲援建的坦赞铁路，在中方把管理移交给坦赞方面后，马上就无法运行。这不是因为那里的人愚笨，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已经获得生产力这样一个基础，因此也无法管理一个代表更先进的的现代企业。德国大诗人歌德说：“我认为但丁伟大，但是他的背后是几个世纪的文明；罗斯柴尔德家族富有，但那是经过不止一代人的努力才积累起来的财富。这些事全部隐藏得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只有通过深入研究历史，真正了解过去，才能解释今天的情况。在研究历史方面，量化方法是很有用的，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学习这种方法。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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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经济研究-李伯重：量化史学中的比较研究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