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道光帝，大家都会想到什么呢?下面小编为各位介绍一下相关的历史事迹。
英明的君主必然勤政，但是勤政的君主并不一定是明君，这个关系要明确。我拿清朝道光帝做例子，看看勤政、节约的庸君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道光帝6岁进入上书房读书，此后只有年节、皇帝和皇后的生日才能休息，其他时间里4点起床读书，6点老师前来教大家知识，下午2点老师离开，随后道光帝进行满语，骑射功夫的学习。皇子生涯的训练确实把道光帝锻炼的十分棒，在1813年的林清之变中，道光帝用鸟枪打落两名天理教徒，随后带着禁军平定天理教之乱，逮捕天理教首领林清，可以说道光帝临危不惧，表现的十分出色，胆气十足。
道光帝39岁时继承皇位，一生勤勤勉勉，劳心于政事，正如道光帝自诩所言：
“自御极至今，凡批览章奏，引对臣工，旰食宵衣，三十年如一日，不敢自暇自逸。”
道光帝也十分节俭。在道光元年(1821)道光帝就写了《御制声色货利谕》的施政宣言，立志反腐倡俭，大干特干。此后又写《御制慎德堂记》劝告子孙后代节俭，他本人的节俭甚至在野史也很出名，《清稗类钞》载：
宣宗所服套裤，当膝处已穿，辄令所司缀一圆绸其上，俗所云打掌是也。于是大臣效之，亦缀一圆绸于膝间。一日，召见军机大臣，时曹文正跪近御座，宣宗见其缀痕，问曰：汝套裤亦打掌乎?对曰：改制甚费，故补缀。宣宗问曰：汝打掌须银几何?曹愕眙久之，曰：须银三钱。宣宗曰：汝外间作物大便宜，吾内府乃须银五两。
道光帝治理国家同样严格办事。豫亲王裕兴因为在嘉庆帝葬礼期间强奸使唤丫头寅格被道光帝下令赐死，最后是太后求情才保留一命，但还是被革去王爵，交宗人府圈禁三年。道光帝同窗的三弟惇亲王绵恺因为包揽词讼、欺压百姓、玩弄太监等事情被道光帝降为郡王，革去一切职务，忧惧之下绵恺在半年内病逝。
但道光帝治理下的大清王朝真的好吗?答案是否定。
第一点，道光帝的勤政是典型的假勤政，属于自己骗自己。
道光帝最欣赏的官员是曹振镛，此人仕途堪称一马平川，一路升官发财，到了80岁才退休，官僚生涯长达52年。这样的官员当然自有自己的特殊本事，他的官场原则是：多磕头，少说话。这就是典型的官僚作风，通过曹振镛我们也能清楚道光帝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毕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曹振镛在担任军机大臣的时候，道光帝苦于天天看奏折，曹振镛就给道光帝献上一个策略，他说现在的官员都是靠着师爷写奏章，十分轻松，但皇帝却要天天看这些无用的奏折，不如找几篇奏折专挑细节上的错误，这样就可以让上奏的大臣害怕从而减少奏折量。道光帝一听，赞叹曹振镛的主意好呀，于是道光帝专门在语法、笔画、格式上找奏折的错误，一旦发现错误，就处罚写奏折的官员，毕竟按照道光帝的逻辑：文字都写不好，工作态度能好吗?还能胜任重要的官职吗?所以官员担心仕途，索性就减少奏折量。奏折量减少是好，但就是此后对于国家的变化一无所知。
而且道光帝到了晚年，他本人越来越不愿听那些方变乱的消息。在1847年广西天地会起义前夕，广西巡抚郑祖琛向朝廷报告，广西民生艰难，流民遍地，加上天地会会党屡次发生起义，依靠广西本省的力量无法控制局势，希望朝廷能够实施措施救援广西。这个时候大学士潘世恩就写信给郑祖琛，希望他不要老是上奏这些民变的消息给朝廷，也不要总是写哪里有大批百姓要造反的事件，因为道光帝不想也不愿意听到这些四处造反地消息，他认为自己治理下的中国四方无事，郑祖琛的奏折不是故意让道光帝难受吗?
广西的龙启瑞上梅伯言书中也提到了道光帝苟且偷安给朝廷造成的巨大影响：
又上之，则有宰相风示意旨，谓水旱盗贼，不当以时入告，上烦圣虑;国家经费有常，不许以毫发细故，辄请动用。
广西巡抚郑祖琛只好念佛消灾，希望大规模民变不要在自己任期内出现。
但是道光帝治理下的中国却是民变四起：
1841年，湖北崇阳县人钟人杰，聚众三千人，设立都督大元帅府，自称钟王，攻占崇阳、通城二县，到次年始平定。1843年，湖南武冈人曾如炷、曾以得，因阻米出境，聚众戕官，据守洪崖洞，谋起事，旋被捕。1844年，台湾嘉义县人洪协，与武生员郭崇高聚众二千余人谋起事，旋被捕;又湖南耒阳县段、阳二姓因抗粮起衅聚众千余人，由阳大鹏统率进攻县城，经月始平。1845年，山东滋事，聚众拒捕，与官兵接仗。1846年，山东兰山等处，盗劫频行，并有掳人勒赎之案，谕令剿捕;又因广东盗劫频行，谕令认真清查保甲。1847年，湖南新宁县与广西全州交界之黄坡岗瑶人雷再浩，与人民李辉、陈名机结党纠众，谕湘桂两省合力剿办，经年未平。1849年，广东阳山、英德等县匪徒滋事，命徐广缙等剿办。这些民变多如牛毛，如此多的民变预告一场大规模的起义即将到来，可惜道光帝没有等到这一天，否则他本人会更加痛苦，他驾崩后两年，太平天国运动打响，席卷东南，捻军横行华北，清朝的统治危如累卵。而这一切后果道光帝是要负责任的。
第二点，皇帝本人的节俭并不能有效改善国家的财政状况
道光帝本人是很节俭，他甚至把自己的节约看做挽救财政危机的一种手段，要知道道光帝在皇后千秋节(皇后生日)时候有一次破例的结果才是给赴宴的人一人一碗打卤面，另外道光帝缝制一个补丁在内务府贪污的情况下也要花费几两银子，但是道光帝节约这些银子能够挽救大清朝的财政危机吗?答案是不能。
清朝中期的白莲教大起义大约花费了2亿白银，这股财政负担一直延续到道光帝年间。而清朝各地官员的贪污陋规，各省各级政府财政的亏空，耗费百万白银养活的3万多宗亲，黄河以及天灾的治理，这些事情就像血盘大口吞噬一笔又一笔财富。此外，外患的侵扰和镇压内乱也加剧财政危机，第一次鸦片战争赔款折合白银1960万两，军费高达4000万两，此后鸦片的大量输入在1846年已经造成了1300万元的贸易逆差，第一次新疆作战1100多万两白银，第二次新疆作战耗费730万两白银。这就是道光帝面对的朝廷财政情况。
最为重要的是清朝户部的纸面上的银子数据都是假的，道光二十三年(公历1843年)，户部银库表面上的账目是1000万多两白银，但是接下来发生了银库库兵因为分赃不均而导致的相互告密事件，最后捅到道光帝的耳中，道光帝下令刑部尚书前去查验，结果查出户部银库的亏空约有925.2万多两银子的亏空，也就是925.2万两银子不翼而飞，账面上1000万白银，实际上只有100万白银。经过刑部的调查发现是银库官兵长时间监守自盗，这主要是在某些大人物的安排下“以谷道藏银”，靠着这种手段把户部银库的银子大部分弄出来分赃。
道光帝痛心疾首，怒不可遏。下令要库官、查库御史任期中每月赔1200两;管库王大臣每月赔500两;查库王大臣每查库一次赔6000两。那些已故官员的赔偿标准减半，由子孙代赔。还把一些交不出赔款的官员下放到监狱，不赔全额的赃款就不放人。即使是这样还是叫不出足够的白银抵债。此外还有几个库兵在逃，道光帝严厉查办，但是这几个库兵始终杳无音讯。最后在官僚体系面前，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可以说大清帝国到了这个样子不是道光帝这样的人能够改变的。
也许历史就是这样微妙，道光帝在力行勤政和节俭之后，大清帝国却出现了末日景象。这使得此后道光帝一直困惑一个问题：为什么祖父乾隆挥金如土而国库充盈，如今自己日日节俭却民生艰难?不过这个问题道光帝也没有想通，一辈子都没有想通。因为69岁的道光帝在去世的时候在遗诏中还是那句话：仰维列圣家法,一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为本。自维薄德,敢不朝乾夕惕,惟日孜孜? 在道光帝自己看来，奉守祖宗家法的他，在位30年，无时无刻不战战兢兢地履行皇帝的任务，结果是自己把大清帝国带入了崩溃的边缘，康熙、雍正、乾隆、嘉庆皇帝都是这么干的，自己循着祖先的办法治国，为什么越办越差?道光帝的一生都在这样的忧虑和痛苦之中生活。
勤政、节俭不是明君的品质吗?难道一个好皇帝不该是这样吗?的确一个明君确实需要勤政和节俭，但是勤政是一个政治家必须的品质，到底如何勤政才是政治家该思考的问题，也是一个明君该做的事情。节俭是个人品质，皇帝的节俭是应该的，但是最应该是国家制度组织的节俭，道光帝只是做到了其中一个，而没有做到另一个。困守于家法，希望借助祖先的经验帮助自己解决问题，是不应该的，因为道光帝的时代世界正处于大变革时代，20世纪的强国德国、日本、美国、意大利此时才刚刚兴起，这是一个需要变革的时代，清朝这个船已经烂得不成形了，再英明的舵手驾驶它也只会沉入海底，这不是个人力量所能改变的。
我希望读者能够明白古代帝国体制下的明君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含义?判定古代帝国体制下的明君究竟应该采用什么的标准和含义?而不是简单通过勤政爱民之类的单薄话语来推断，如果只是通过肤浅的理解去解释古代帝国体制下的明君，那么你只会永远困在思维误区，因为有很多问题解释不通。我们更应该从国家制度和历史环境以及人物对比来看待一个人，用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好比你每天坐在书桌上勤奋练字，别人都会说你很练字努力，但是这并不能提高你写作文的能力。学习途径都是错的，结果怎么可能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