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静：终南山与唐代长安社会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王静：终南山与唐代长安社会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王静：终南山与唐代长安社会

引 子
随着长安考古的深入以及研究的展开,其内部结构与诸多层面之关系已日趋明朗.然而,如果我们俯瞰这一帝都,便不难觉察到,无论从军事,经济,还是政治乃至整个长安社会,都与周围地理风貌息息相关.四周的川原虽处於长安城之外,却因各种因素,或与其构成一体,或与其遥相呼应,形成了文化,地理意义上的整体性.倘以这种整体性来考察长安城及其附近地区的地理结构与人文社会,则能更清晰地认识长安社会.在唐长安近郊,庄园布列,但属於农民自有的土地大概不多.若以长安城为中心,我们大致可将长安及其附近地区划分为都城北郊皇家三苑,西北郊帝王陵区,东,西郊一般墓葬区和别业,南郊又可以分成城南及南山两部分.
地理及历史文化因素使终南山与汉唐长安关系紧密,并与长安社会有着密切联系.北望都城长安的终南山,因其人所共知的秀美景色与绝尘出世的品质而为文人墨客所歌咏,或为高士逸人所趋.缘於如此特殊的地缘关系,终南山在地域,社会等方面的历史意义很值得探索.然而,目前学界尚极少注意这其中所体现出的政治文化涵义.尽管有的学者已注意到终南山在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唐代文人的情怀与价值观,但却甚少留意它的社会文化意义.众多关於长安的研究也忽略了长安城与终南山在地域空间以及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整体性,未曾将终南山纳入长安研究的视野中进行全面而具体的考察.但是,若要在真正意义上暸解唐代长安的都城性格,从政治,文化,社会等角度对其周围地域进行研究同样不可或阙.本文便尝试着从空间与社会的角度来重新审视终南山与唐都长安的互动关系.
一,相看两不厌——长安城与终南山的对望
终南一山,有多种称呼.《括地志辑校》卷一云:"终南山,一名中南山,一名太一山,一名南山,一名橘山,一名楚山,一名泰山,一名周南山,一名地脯山,在雍州万年县南五十里."《雍录》卷五《南山》条记载了终南山的地理范围:"终南山横亘关中南面,西起秦,陇,东彻蓝田,凡雍,歧,郿,鄠,长安,万年,相去且八百里,而连绵峙据其南者,皆此之一山也."
长安位於关中平原中部,前直终南山,后枕龙首原,汉唐之间,长安在地理位置上有所移动.隋文帝新筑大兴城,长安城虽然迁址,但是,在区域地理中,汉长安与隋大兴唐长安仍相同.《唐六典》卷七工部尚书条云:
今京城,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六月诏左仆射高熲所置,南直终南山子午谷,北据渭水,东临滻川,西次沣水.
可见,建筑隋大兴城时,设计者是将终南山合理考虑在内的,这座城市是与终南山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唐长安城以朱雀门大街为界分为东西两部,其东属万年县,街西归长安县,并以此为界限,从城南面正中的明德门向南引伸直达南山石砭峪的大路,作为万年,长安两县郊区的分界.这条大路,唐人亦名天门街,简称天街,这大概是和宫城的承天门以及时人对终南山的认识有关.到宋代,这条大路还存在.宋张礼《游城南记》说:"自翠台庄由天门街上毕原."其下注解说:"翠台庄不知其所以,庄之前有南北大路,俗曰天门界,北直京城之明德门,皇城之朱雀门,宫城之承天门,则界当为街俗呼之讹耳."同时,随着汉唐长安城的移动,终南山子午谷也相应地偏移.由此益加看出,终南山实为隋大兴城总体设计之一部分.
"终南与清都,烟雨遥相通".位於帝都之南的终南山与长安宫阙遥对,满山秀色映城内.这种地理区域的一体性,加上人们的认识与历史观念的赋予,从而具有了文化的意义,也自然造就了二者不可或分的关联.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直是长安一景的终南秀色,在自然景观上又增添了一层人文的涵义.
终南山景观,唐代诗文述之甚多.韩愈五言《南山诗》便不惜笔墨地描绘了终南山山峦层叠,丛林苍郁以及昼晚,四季变幻的自然景色.山与城的交相辉映,群峰叠翠的终南山为长安城内增添了秀色,峰峦支阜,例如圭峰山,南五台,翠华山,骊山等,绵延拱卫在长安南面,城内放眼南望,亦是满眼苍翠.终南山上森林覆盖,郁郁葱葱.山下诸原上的竹林,又碧绿成荫.虽是自然景观,在长安城中遥望终南山,景随情移.士人会因各自遭遇而感慨油生,帝王也会因此而片刻忘却尘世.大诗人李白在《望终南山寄紫阁隐者》诗中道出自己欲超然於世的想法.北邻长安的终南山,是士人心中的乐土,也是帝王眼中的仙乡.
大明宫与终南山的对望,仿佛是尘世与仙界,现实与理想的反差.即使万人之上的帝王也被终南景致所吸引,唐太宗便以为"对此恬千虑,无劳访九仙".
吴筠《翰林院望终南山》言道:
窃慕隐沦道,所欢岩穴居.谁言忝休命,遂入承明庐.
物情不可易,幽中未尝摅.幸见终南山,岧嶢淩太虚.
青霭长不灭,白云间卷舒.悠然相探讨,延望空踌躇.
迹系心无极,神超兴有余.何当解维持,永托逍遥墟.
身处大明宫廷的吴筠,心怡悠然超脱的隐逸生活,却只能在禁廷中遥对终南山,於是此时,终南山又增加了一层意念意义.这就是他所向往的另外一种生活的意念寄托.虽然现实的状况无法更改,但幸有终南山可"悠然相探讨",便也身心超然,竟希望"何当解维持,永托逍遥墟".
从长安宫殿遥望终南山,使人欲"适彼乐土",而身居终南遥望帝京又是别一番景致.隋代胡师耽《登终南山拟古诗》云:
结庐终南山,西北望帝京;烟霞乱鸟道,俯见长安城.
宫雉互相映,双阙云间生;钟鼓沸阊阖,笳管咽承明.
朱阁临槐路,紫盖飞纵横;望望未极已,瓮牗秋风惊.
嵓岫草木黄,飞雁遗寒声;坠叶积幽径,繁露垂荒庭.
瓮中新酒熟,涧谷寒虫鸣;且对一壶酒,安知世间名.
寄言市朝客,同君乐太平.
宫殿森严,权贵往还,静与动两个世界,若能把酒山谷,又何必要位列朝堂呢 正是这种人文的意境加之社会,地理方面的客观差异,使终南山与长安成为两个不同意境的世界.高蟾《长安旅怀》中云:"马嘶九陌年年苦,人语千门日日新.唯有终南寂无事,寒光不入帝乡尘."对於熙熙攘攘的长安,幽静的终南山犹如仙界.国门内外,恰形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拥有当时社会文明的繁荣与灿烂,为四方所趋;一个却隽秀清逸,超然脱俗又蕴含丰富.对於忙碌的统治者及士人来说,终南山是长安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只有在闲暇之时才会以此做片刻的消遣,那些醉心於尘世功名利禄的人对此则往往是充耳不闻.正所谓"标奇耸峻壮长安,影入千门万户寒.徒自倚天生气色,尘中谁为举头看."
终南山优美静雅的环境,又与长安相接,在世人心中具有特别的意境,自然就成为不同人向往的地方.终南山与长安城虽为一个整体,但是终南山的景色变化有常,可作为王朝首都的长安却经历着政治风云与动荡.《旧唐书》卷一九○下《李拯传》记载:"僖宗再幸宝鸡,拯扈从不及,在凤翔.襄王僭号,逼为翰林学士.拯既污伪署,心不自安.后朱玫秉政,百揆无叙,典章浊乱,拯尝朝退,驻马国门,望南山而吟曰:'紫宸朝罢缀鸳鸾,丹凤楼前驻马看.惟有终南山色在,晴明依旧满长安.'吟已涕下."唐室动荡之际,皇帝出走帝里,对着终南的旧色,李拯不禁为旧主故国而涕泪满襟.此时的终南山又岂止是单纯的景色和超脱的仙境,不正成为旧主故国的象徵而折射着王朝的兴衰与更替吗
终南山与长安城相连的地区是一广阔的平原地带,即城南地区.正是这一过渡地带使得长安与终南成为对望的态势,也才益发凸显两处场景的不同.从长安城往终南山出发,其路线大致是这样:出京城启夏门,穿樊川(韦曲→韦曲南→杜曲→杜曲南)→神禾原→南山山谷→一般意义上的城南→鄠杜→终南山.从已见文献及碑铭资料看,城南与南山在某些情况下难以分开.唐人对城南范围的认识比较混乱,有时区分的并不是很明显.但是,正如同所有的界限都是过渡的,渐进的甚至是模糊的一样,为了凸显近长安城南郭近郊(所谓南城)与南山地带的不同,我们还是区分出这两个地带.本文的城南地区,就是指京城南门与终南山之间的地区.
据毛凤枝考证,南山自潼关至宝鸡,共有一百五十所谷口.长安城南附近的几条河流,发源於终南山北麓,如樊川便源自终南山大峪.张礼《游城南记》引《关中记》曰:"终南,太乙左右三百里内为福地."自然使城南地区风景秀丽,除了景色宜人外,亦无城内热闹和拥挤,同时又接近长安城南郭,京城许多达官贵族置别业於此,除了其经济经营目的之外,春夏之时,往往为游赏避暑之地.在这裏,可以体会到长安城与终南山两种不同气质的融合.可以说,城南的平原在地理位置上成为长安城与终南山的过渡地带,正是这种地理上的过渡性,影响到它成为时人心理上的过渡性,即北望是古代知识阶层驰骋向往的帝王之乡,南望则是他们摆脱尘世纷扰的心灵之境.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长安城在空间上已延伸到城南,别庄即为一例.而城内的人於此处别庄山居,也拉近了与终南山的距离.终南的气息随着漾漾流水注入了城南地与长安城中.终南山的自然地理赋予了城南独特的条件,而长安城内居民的活动又给了这裏人文的特徵.所以,城南既有俗世的热闹,又有尘外的寂静.於是,别庄除了身份与经济的象徵之外,也是久居城内人对於自然的一种轻松接近.於是,在地理与人文特徵上,城南成为长安城内世俗社会与终南山桃源的过渡地带,一边是世人向往的帝王之乡,一边是摆脱尘世纷扰的隐逸胜地.城南的存在,正是许多文人调节心灵的好去处,这样可以使他们或为理想或为抱负入仕后,又能在城郊的林泉中求得自由,排遣忧患.
二,太乙近天都——终南山与京城社会之联系
"京邑所居,五方辐辏".长安作为都城,交通自然十分发达,正所谓"凡万国之会,四夷之来,天下之道途毕出於邦畿之内".长安城与邦畿的交通可分为陆路与水陆两方面,这也是隋大兴唐长安城兴起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图一).严耕望,冯汉镛,李之勤,辛德勇等曾从不同角度为我们勾勒出长安通往全国各地的交通.
长安之南的终南山,除了是隐居与消遣的胜地外,也是长安通往地方的重要交通孔道,为公私行旅之要途,自京城往返西南,东南,均须途经终南山.自长安逾南山通汉中,楚,蜀,自古便有散关,褒斜,骆谷,子午,蓝田诸道,唐时不乏文士行踪,盛唐亦有帝君行幸.正是藉此,终南山得以分别与长安城及地方社会保持联系,同时也成为维系地方与京城的重要孔道.因而,南山诸道不仅具有军事之重要性,更有政治,经济与文化沟通的重要意义.交通使四方的人物,财富汇聚京城,也使都城的文化辐射天下.终南山,自然也受到各种影响.
长安城内与终南山决非完全隔绝,但是这种交流与流动,也非平常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从空间与社会两方面来考察这种关系.作为京城社会,长安是权力的集中地,终南山作为长安的腹地,在诸多方面与长安城有着互动关系.如果要整体了解长安的社会,终南山是必须关注的.终南山因为都城长安而具有了某些特殊性,由於诸多的政治及社会原因,终南山已经与长安社会息息相通.以下从几个方面,揭示两者之关联.
1. 终南别业,寺院——长安官员,文人对终南的眷恋
在城外闲旷之地建设"别庄",并置有田园,两汉时已有,但为数不多.自六朝至隋唐,逐渐流行,至唐中叶,随着均田法的崩溃,这种情况特别盛行起来,一直延续到宋代.在唐宋时期,这种别庄,叫做庄,亦叫做庄田,庄园,庄宅,庄居,墅,别墅,别业等.
妹尾达彦指出,长安近郊的别庄,与长安城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存在不可忽视的关系.京官加别业曾为唐代官员的理想模式,部分官员除了在城内置办庄田外,亦在城郊开始建立起庄园与别业.长安官员的城外置业,尤以城南与城东最甚.同时,日野开三郎考察了唐代庄园建立的地点,除了都邑草市,交通要道,还有在山谷地区.这些别业主要位於长安城东郊通化门,春明门外的地域,滻河与灞河及其之间的白鹿原北麓一带,灞河东岸,沿骊山北麓,南郊为樊川,蓝田辋川.我们可以注意到,城南既是城市的附近,又有各个山谷谷口.别业的置办也使得城南成为一个长安社会与终南山融合的一个地带(图二).
唐代后半期,大都市附近的庄园经济迅速发展,其拥有者又以官员尤多,对此,妹尾达彦早已注意并论述其概况.同时,相关的记载也表明终南山的诸谷口为城外别业集中的地区之一,这裏风光明媚且与城内交通便利,见前引张籍《城南》诗.同时,就地理位置而言,城南距离官员在外郭城的住宅并不是太远,既远离城内的喧嚣,又有川原的秀丽.这都使得此处成为别墅建置的理想地带.
樊川北岸之高地,距离终南山仅二十里,京兆韦氏与杜氏在此居住,北部的韦曲位於少陵原的西端,
中部的杜曲在韦曲东十里,少陵原的东南端.因为高官辈出以及显赫的家世,这裏也是许多世人向往的西方,所谓"去天尺五",也是相对於长安城内的皇帝而言的.拥有别业的为权贵与官僚,而文人也往往为别业的风景所吸引.但是,我们注意到官僚权贵与士人来此的目的和心境是有所区别的.前者是炫耀游春,后者是暂时的退隐,经历隐居的体验.
从文献的记载来看,这些城南的高官别业规模是相当大的,往往显示出身份与气派.《旧唐书》卷一一八《元载传》称元载:"城南膏腴别墅,连疆接畛,凡数十所,婢仆曳罗绮一百余人,恣为不法,侈僭无度."可见,这些权贵别业庄园的存在,使得城门外的城南平原也喧嚣热闹起来.对许多高官而言,在此置别业,并非是想在此涤滤人世繁杂.除了看好这裏的景色外,这也成为身份的标示,以此来炫耀地位与财富,甚至会成为当时社会的时尚.这裏当朝权贵的庄园更是抢尽风头,风光一时的太平公主的山庄即为一例.韩愈《游太平公主山庄》云:
公主当年欲占春,故将台榭押城闉.欲知前面花多少,直到南山不属人.
跟歌咏其他别业庄园诗歌不同的是,有关太平公主南庄的则多为应制诗.这显然是跟皇帝临幸太平公主的山庄有着不可漠视的关系.如李峤《奉和初春幸太平公主南庄应制(景龙三年二月十一日)》云:
主家山第接云开,天子春游动地来.羽骑参差花外转,霓旌摇曳日边回.
还将石溜调琴曲,更取峰霞入酒杯.鸾辂已辞乌鹊渚,箫声犹绕凤凰台.
这些应制诗的共同点,就是以浓重的笔墨描绘了公主山庄,它依山而起,楼榭桥台耸立,林泉馆阁相间,气派非凡.其中人工的楼阁与自然泉林相映成辉,恰似人间仙境.俗世的权力打破了这裏的宁静,也把长安城内华丽喧闹带到这裏.
对於大多数贵族而言,在城南有别庄,更大程度上是身份的象徵.城南别庄是消闲时游乐之地,但他们更醉心於官场.无怪乎罗邺《春日偶题城南韦曲》云:
韦曲城南锦绣堆,千金不惜买花栽.谁知豪贵多羁束,落尽春红不见来.
贵族豪门的别庄是游乐宴请的场所,真正钟情於城南与终南的别业的,是那些宦途不顺的官僚与失意的文人.所以,尽管这些别业风景怡人,但是,真正欣赏的只是那些淡泊名利,寄情山水的.故郑谷《游贵侯城南林墅》云:
韦杜八九月,亭台高下风.独来新霁后,闲步澹烟中.
荷密连池绿,柿繁和叶红.主人贪贵达,清境属邻翁.
高官贵族们来时前呼后拥,宴乐歌舞后,又回到城内的世界了.实际上,也是他们多在名利场中烦扰或失意之时,才会到这裏打发时光.《旧唐书》卷一七七《卢钧传》载:"［卢］钧践历中外,事功益茂,后辈子弟,多至台司.至是急徵,谓当辅弼,虽居端揆,心殊失望.常移病不视事,与亲旧游城南别墅,或累日一归.宰臣令狐綯恶之,乃罢仆射,仍加检校司空,守太子太师."
文人本好山水,加之仕途的不得意,就更容易产生超脱,但是断然离开尘世,也并非容易.那些暂时遇到挫折的官员,也想找一僻静之处,暂时聊作排遣,也是好的.城南与终南山的别业地理之便,正在这裏,如同蔡希寂《同家兄题渭南王公别业》诗所云:"好闲知在家,退迹何必深.不出人境外,萧条江海心.轩车自来往,空名对清阴."在此处,即使没有远离繁华都市,又具有了清静超脱的心境,自然是很好的去处.
终南山与唐代长安的官员,文士结缘,首先缘於唐代习业山林.唐代尤其中叶以后,有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读书於山林寺院,论学会友,及学成乃出应试以取仕宦,求闻达,甚至宰相大臣,朝野名士亦多出其中.《唐摭言》卷一○《海叙不遇条》就记载了段维浪子回头,入中条山请益,"博览经籍,下笔成文",后下山,於咸通,乾符中,声名籍甚.
长安,中央政府所在之地,尤有极大凝聚力,加之科举制度之号召,四方士子欲振名誉者,往往"抱负典籍,云会京师".终南山地接长安,且幽雅静谧,多寺院,别庄,适合士人潜研诗书,以应试考取功名.於是,终南山便以僧道与士人居多,前者在此译诵佛道经典,后者则於此习研学业以求登科擢第.韩愈《韦丹墓志铭》裏就记载了志主韦丹先入终南山紫阁峰寻师研读,后参加科举考试及第的经历.《志》云:"入紫阁山,事从父熊,通五经,登科."又徐松《登科记考》卷一五许稷条下引《闽中名士传》云:"许稷挟策入关,遇舍人陈诩,四门助教欧阳詹,校书郎邵楚苌,侍御林藻.在京师,闽川举子醵酒食,会诸先达.……深入终南山隐,学三年,出就府荐,遂擢第."《太平广记》引《纪闻》载,卢元裕少年时就曾结友於终南山读书.又《太平广记》卷三○七《张仲殷》条云:"户部郎中张滂之子,曰仲殷,於南山内读书,遂结时流子弟三四人."也有在南山寺院中读书,以期出而参加科举求取功名的,根据刘昚虚《寄阎防》试的题自注可知阎防曾在终南丰德寺读书.
在终南别业中,与城内宫阙相向,也有对前途的期望与等待.在唐代,吏部,兵部的选任,均得守选.对於吏部而言,主要是指及第举子和文职六品以下考满罢职的前资官.此举一是为了缓和选人与员缺之间的矛盾,二是在守选期间,举子也可以精勤修业,以求长进.终南山临接帝乡,对朝廷的情况可随时了解,接受任命又便利,此处寺院与庄园可居住,读书.因此,除了那些伴着松色经声苦读以期一展宏志的举子外,还有那些及第守选的人守候其中.《北梦琐言》卷八载:
唐相国裴公坦,大和八年(834)李汉侍郎下及第.自以举业未精,遽此叨忝,未尝曲谢座主,辞归鄠县别墅,三年肆业不入城.岁时,恩地唯启状而已.至於同年,邻於谢绝,掩关勤苦,文格乃变.然始到京,重献恩门文章,词采典丽,举朝称之.后至大拜,为时名相也.
他们往往会被终南山所吸引,希望停留的时间再长一些,但朝廷的召命是自己无法控制的.如雍陶《送前鄠县李少府》所言:
近出圭峰下,还期又不赊.身闲多宿寺,官满未移家.
罢钓临秋水,开尊对月华.自当蓬阁选,岂得卧烟霞.
守选时期,终南山别业虽给了他们些时静谧.但是,长安城却是不断地在催着赴职.韩翃《送田明府归终南别业》云:
故园此日多心赏,窗下泉流竹外云.近馆应逢沈道士,比邻自识卞田君.
离宫树影登山见,上苑钟声过雪闻.相劝早移丹凤阙,不须常恋白鸥群.
接受朝廷的任命以后,他们有可能极少有空余时间到终南山来享受无拘无束的自在生活.刘长卿《和中丞出使恩命过终南别业》云:
不过林园久,多因宠遇偏.故山长寂寂,春草过年年.
花待朝衣间,云迎驿骑连.松萝深旧合,樵木散闲田.
拜阙贪摇佩,看琴懒更弦.君恩催早入,已梦傅岩边.
另外,长安城中,每年的秋冬都有许多士子来参加科举,求取功名,其中不乏落第者,这些人往往并不返回,而是留在长安城,选偏坊静院修夏课,除了城内的寺院,旅舍,终南的别业与寺院也是他们经常的去处.大历元年(766),十九岁的卢纶开始入京应举,但却连年落第.其诗《落第后归终南别业》便表现了他的落寞心态.因此,城南与终南山中的别业与寺院都为文人所眷恋,置身这些地方,与在长安城内有不同的心境.白居易《游悟真寺回,山下别张殷衡》云:"世縁未了住不得,孤负青山心共知.愁君又入都门去,即是红尘满眼时."诗中明确道出都门内外咫尺之隔,但处境与心境却迥然不同的感受.
实际上,地理位置与人文的紧密联系,使得终南山成为政治中心长安一个不可割裂的舞台.如果心裏不能淡化对名利与宦途的眷顾,就难以释怀於人间,亦不能坦然於尘世之外.但是,来到终南山,他们毕竟还是觉得片刻的解脱.在一些人眼裏,它是尘外之世,孟郊《游终南山》云:"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高峰夜留景,深谷昼未明.山中人自正,路险心亦平.长风驱松柏,声拂万壑清.到此悔读书,朝朝近浮名."又姚合《游终南山》云:"策杖度溪桥,云深步数劳.青猿吟岭际,白鹤坐松梢.天外浮烟远,山根野水交.自缘名利系,好此结蓬茆."
在城内的官场中周旋的苦恼,使得诗人更加觉得终南山为心灵的栖息之所.《周易·系辞上》云:"君子之道,或出或处."城南也是城内上层社会人士散游之地.对於一些士人来说,城南则是一接近隐逸胜地又毗邻都城,这样在"仕"与"隐"之间就有了平衡.到此地,他们可以暂时拥有心灵的自由,士大夫的气节.正如韩愈《游城南十六首·把酒》所云:
扰扰驰名者,谁能一日闲.我来无伴侣,把酒对南山.
又姚合《过城南僧院》云:
寺对远山起,幽居仍是师.斜阳通暗隙,残雪落疏篱.
松静鹤栖定,廊虚钟尽迟.朝朝趋府吏,来此是相宜.
其实,城南别业的存在,满足了文士游身心的要求,除去权贵气派张扬的别业外,毕竟城外的别业是幽静的.南山犹如绿屏,晴明怡人,到这裏,往往能寻觅到暂时的静谧和安逸,使得心灵超脱,得到暂时的慰藉.祖咏《苏氏别业》云:
别业居幽处,到来生隐心.南山当户牖,沣水映园林.
屋覆经冬雪,庭昏未夕阴.寥寥人境外,闲坐听春禽.
因为有着一种这样的情怀,所以文人撇开纷扰的人事,到此寻找心灵的契合点.哪怕并未脱离宦途,但是心灵却又了片刻的升华.正所谓"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2. 终南寺观——长安与终南宗教关系的一侧面
隋代以后,佛教重新兴盛起来,道教在李唐王朝受到尊崇,寺院,道观的建设也随之增多.小野胜年曾辑录过隋唐长安城公私建立的寺院的史料,并做了一些个案研究,但他未将终南山的寺院纳入其研究范围.实际上,终南山也有很多寺院,但其具体数目难以举出,此处就文献提及者列表(附表一)於下.这些寺院,由於地理及交流的缘故,与长安城内的寺院乃至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些当时名声显赫的僧人,比如道宣与玄奘,都曾在终南山与长安城之间往来.同时终南也为一道教名山,山中也多有道教圣迹.
这些终南山深处的寺观,令人有出世之感.幽深静谧的终南山,对於僧人来说,无疑为译经,修行的好地方,在终南诸峰的圭峰北麓有著名的草堂寺,姚秦时为逍遥园,在长安翻译佛经的鸠摩罗什曾在此讲译佛经,其舍利塔现今尚存.自鸠摩罗什在草堂寺译经后,这裏一直是许多译经僧的佳地,也是道士隐居炼丹的上乘之地.所以,终南山是一座笼罩着宗教色彩的山峦.
文献记载告诉我们,一些僧人,道士游动於长安城与终南山的寺观之间,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两地空间距离上具有一体性,但却体现了他们跟朝廷与外世的接触态度及深度.我们可以看出,许多终南山的僧人,道士往往被朝廷召用.文献记载也显示长安城中许多官员,文人与终南的僧侣,道士有往来,不仅诗书往还,还经常造访面谒.僧人在长安与终南之间的进退,官员,文人在长安与终南之间的往来,使得两者之间形成密切的关系.这裏,我们将通过分析终南山寺院,道观及与其有关的活动来了解终南与长安之间宗教关系的一侧面,其中涉及政治,文化及民俗.
终南山因为风景秀丽,权贵是不会忽视的,而九五之尊的帝王更不例外,唐初的行宫太和宫即选址於此.太和宫建於武徳八年(625),在终南山太和谷.《唐会要》卷三○《太和宫》条云:
武徳八年四月二十一日,造太和宫於终南山.贞观十年(636)废.至二十一年四月九日,上不豫.公卿上言:"请修废太和宫.厥地清凉,可以清暑.臣等请彻俸禄,率子弟微加功力,不日而就."手诏曰:"比者风虚颇积,为弊至深.况复炎景蒸时,温风铿节,沈屙属此,理所不堪.久欲追凉,恐成劳扰.今卿等有请,即相机行."於是遣将作大匠阎立徳,於顺阳王第取材瓦以建之.包山为苑,自裁(栽)木至於设幄.九日而毕功,因改为翠微宫.正门北开,谓之云霞门.视朝殿名翠微殿,寝名含风殿.并为皇太子构别宫,正门西开,名金华门,殿名安喜殿.
《唐会要》并未记载太和宫改筑为寺院一事,《法琳别传》卷一云:"贞观元年,文帝舍大和宫,奉为高祖置龙田寺."《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云:
太和宫,在县南五十五里终南山太和谷.武徳八年造,贞观十年废.二十一年,以时热,公卿重请修筑,於是使将作大匠阎立徳缮理焉,改为翠微宫.今废为寺.
以上诸引文似乎存在矛盾,但又有《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一一云:
贞观初,文帝舍终南山大和旧宫置龙田寺(龙田寺是大和宫之于大(太子)院,今在翠微之南宫正院,为大和寺,今并合入翠微寺焉).琳性欣幽静,就而住之.众所推美,举知寺任.从容山服,咏歌林野.三年,敕波颇三藏翻《宝星经》及《般若灯论》,召琳令执笔,承旨兼详覆名义.
这样,知龙田寺为太宗舍太和宫一部分所置,贞观十年太和宫废,龙田寺此时大概也荒废了.贞观二十一年,
又把原太和宫改为翠微宫.龙田寺此时又更名为大和寺,后又合入翠微寺.翠微寺始建於何时,不见记载,但可推测至迟不晚於唐代宗时期.因《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一有"请置大兴善寺大德四十九员敕一首",提到翠微寺僧道朗因为"道业清高,洞明经戒,众所钦尚,堪为师范"而被朝廷敕赠为大兴善寺四十九位大德之一.这亦是终南山僧人与长安城僧人交流的明证.
"南山律"的创始人道宣,曾晦迹於终南山仿掌之谷,后又被召充西明寺上座,并与玄奘一同翻译.据《大唐内典录》卷九记载有《大唐众经录》(十卷二百八十纸),为终南山释氏於龙朔二年(662)在京师西明寺撰,可见他仍以终南山僧人隶名於京城中的寺院,这也体现了他对终南山的情结.
又《宋高僧传》卷三《唐大圣千福寺飞锡传》记载:
释飞锡,未知何许人也.神气高邈,识量过人.初学律仪,后於天台法门一心三观,与沙门楚金栖心研习.天宝初游於京阙,多止终南紫阁峰草堂寺.属不空当途传译,慎选英髦,锡预其数,频登笔受,润文之任.
道宣与飞锡都是曾居止终南山,又被召入京城寺院内撰写翻译.这样,他们就与城内的寺院与僧人进行交流,这都是两地之间宗教往来交流的渠道.
有的僧人在被朝廷徵召后,虽受礼遇,却仍表请归山.大兴善寺的不空和尚也是在为朝廷服务了一段时间以后,呈表请求入山的.《宋高僧传》卷一云:
(天宝)十五载,诏还京,住大兴善寺.至德初,銮驾在灵武凤翔,空常密奉表起居,肃宗亦密遣使者求秘密法.洎收京反正之日,事如所料.乾元中,帝请入内,建道场护摩法,为帝受转轮王位七宝灌顶.上元末,帝不豫,空以大随求真言祓除,至七过,翼日乃瘳,帝愈加殊礼焉.空表请入山.李辅国宣勑令於终南山智炬寺修功德.念诵之夕,感大乐萨埵舒毫发光,以相证验,位邻悉地,空曰:"众生未度,吾安自度耶 "
同样,恒政禅师虽隐於终南山,但是因闻名於朝廷,也被文宗召入内道场,虽然恒政屡次提出归山,仍被挽留在京城圣寿寺.《宋高僧传》卷一一《唐京师圣寿寺恒政传》云:
无几,入太一山中,甫行风教,学人蚁慕.大和中,……,诏入宣问…….因留政内道场中,累辞入山,宣住圣寿寺,至武宗即位,忽入终南.或问其故,曰:"吾避仇,乌可已乎哉 "后终山舍,年八十七.
此例表明,京城之内的寺院与终南山之中的寺院有所不同.在终南山的僧人,仍然有着很大的人身自由,但是,在京城中,却是为王朝皇家服务的.恒政的申请入山,也表明自己的一种价值取向.
僧宗密居於圭峰的草堂寺,据史籍记载反映,他一度还居於长安城内大兴福寺,大和二年(828)赐紫方袍为大德,寻请归山.他与白居易,裴休都有往来.《文苑英华》卷二二一陈羽作《送宗密上人归南山草堂寺因诣河南尹白侍郎》云:"宿习修来得慧根,多闻第一却忘言.自从七祖传新(心)印,不要三乗入便门.东泛沧江寻古迹,西归紫阁出尘喧.河南白尹大檀越,好把真经相对翻."
分析以上几例,不难看出,由於比邻帝都,终南山中的名僧大德更容易被皇家宣召,这些名僧同京城内的寺院也有来往.同时,通过一些零星的记载,我们还可以初步了解,当一些名僧在朝廷受尊崇的时候,往往上表请退,入山.这个现象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京城的名寺可谓多矣,但是,这些名僧大德依然请求入山,可见,在中央权力的所在地,哪怕是寺院,也是王权的一部分,而在山中,却是一种从朝廷退出,超脱於政治之外的境地.所以,尽管与京城咫尺之遥,终南山的寺院与京城的寺院还是存在着微妙差别的.
京城社会对名利的热衷也往往扰乱了僧人的生活.李频《秋宿慈恩寺遂上人院》云:"满阁终南色,清宵独倚栏.风高斜汉动,叶下曲江寒.帝里求名老,空门见性难.吾师无一事,不似在长安."这首诗就描写了在长安城裏,即使是遁入空门,也难保持清静,所以遂商人身在慈恩寺却又"不似在长安"就显得难能可贵.毕竟终南山的寺院还是比京师内的寺院显得沈静离俗的,在终南山寺院的僧人也被看作是远离名利的.因此贯休有《终南僧》诗云:"声利掀天竟不闻,草衣木食度朝昏.遥思山雪深一丈,时有仙人来打门."
尽管终南山的僧人比长安城内的僧人拥有比较清静的天地,但由於他们来往於长安与终南之间,使得他们已不可能完全与京城社会脱离关系.通过义福与光仪和尚的例子,我们能感受到长安士庶信徒对终南高僧的热衷与趋奔.这种热衷与趋奔客观上也成为维系终南山与长安社会的一个牢固的纽带,使得世俗社会进入终南仙境成为可能,同时也使得终南仙境对世俗社会渗透有了一个现实可行的途径.
大智禅师义福为神秀弟子,曾有一度居於终南山,以示与尘世隔绝,《全唐文》卷二八○《大智禅师碑铭并序》曾提到,他在终南山置法堂以栖隐:
神龙岁,自嵩山岳寺为群公所请,邀至京师.游於终南化感寺,栖置法堂,滨际林水,外示离俗,内得安神,宴居寥廓廿年所.时有息心贞信之士,抗迹隐沦之辈,虽负才藉贵,鸿名硕德,皆割弃爱欲,洗心清净,斋庄肃敬,供施无方.或请发菩提,或参扣禅契.有好慕而求进修者,有厌苦而求利益者,莫不恳誓心一,披露尘恼.禅师由是开演先师之业,懋宣至圣之教.……开元十年(722),长安道俗请禅师住京城慈恩寺.十三年,皇帝东巡河洛,特令赴都,居福先寺.十五年,放还京师.廿一年,恩旨复令入都,至南龙兴寺.
但是,尽管栖身於深涧林海中,由於他们的道行德行为帝王士庶及僧人所钦仰,他们仍然被朝廷宣召,为释众所趋奔.释光仪受中宗敕命至京城,后中宗又勅令其领徒,任置兰若,自恣化方.光仪性好终南山,因栖居法兴寺,并"於诸谷口造庵寮兰若,凡数十处,率由道声驰远,谈说动人.或山行十里间,缁素侍者常数千百人,迎候瞻待,甚於权要卿相焉."可见名动一时之景象.
在终南山中还有三阶教的塔林,最初为三阶教鼻祖信行的埋葬地.《续高僧传》卷一六《信行传》记载开皇十四年正月七日,於化度寺送信行的尸体到终南山鸱鸣之阜.其后,许多的三阶教信徒都相继埋葬在终南山鞭梓谷,形成了三阶教的塔林,并逐渐形成了百塔寺.三阶教开皇至开元年间曾盛极一时,其信徒众多,形成了三阶教的教团,并且影响到长安的世俗社会.爱宕元通过梳理唐代河东闻喜裴氏的资料,研究他们的三阶教信仰,论述他们信仰坚定,宗教的力量使家族因此改变了归葬地点,从本贯迁到长安城南.
终南山中还修建有不少道教的庙宇,其中与皇家有联系的是老子庙(宗圣观).唐高祖李渊一即位,就与道教教主老子李耳攀亲,以为维护自己的统治提供资本.於是,唐高祖经常行幸终南山,拜谒老子庙,是以实际行动来维系李唐跟老子的血缘关系.《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云:"［武德七年］冬十月丁卯,幸庆善宫.癸酉,幸终南山,谒老子庙."据欧阳询撰序并书,陈叔达撰铭的《大唐宗圣观记》记载:"宗圣观者,本名楼观,本周康王大夫文始先生故宅.……以武德三年(620)诏锡嘉名,改楼观为宗圣观.……七年,岁惟作噩,月在黄钟,六辔齐骧,百辟咸从,亲幸观所,谒拜尊仪."通过文献与石刻的记载可知,宗圣观与皇家的关系曾一度紧密.事具《楼观本记》及《先师传》.
朱象先《古楼观紫云衍庆集》卷上第九《大唐宗圣观主银青光禄大夫天水尹尊师碑》云:
尊师讳文操,字景先,陇西天水人也.……高宗之在九成宫,有孛彗经天,长数丈,以问尊师.尊师对曰:"此天诫子也.子能敬父,君能顺天,纳谏征贤,斥邪远佞,罢役休征,责躬励行,以合天心,当不日而灭."上依而行之,应时消矣.是故,高宗以晋府旧宅为太宗造昊天观,以尊师为观主兼知本观事.仪凤四年,上在东都,先请尊师於老君庙修功德.及上亲谒,百官咸从.上及皇后诸王公主等同见老君乘白马,左右神物莫得名言,腾空而来降於坛所,内外号口斗,舞曜再拜,亲承圣音,得非尊师之诚感也.由是奉敕修《玄元皇帝圣纪》一部,凡十卷,总百十篇,篇别有赞.时半千为尊师作也,纪赞异秩,缮写进之.高宗大悦,终日观省不离於玉案,乃授尊师银青光禄大夫行太常少卿,尊师固让不得已,辞官而受散职焉.
高宗时,尹尊师又成为长安城内昊天观主,与京城皇族的联系更加紧密了.玄宗的时候,宗圣观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开元间,玄宗梦京师终南山趾有天尊之像,求得之於盩厔楼观之侧.到了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宗圣观又改作兴国观.《长安志》卷一八云:
兴国观,在县东三十二里,本尹喜宅也,周穆王为召幽逸之人,置为道士观,相承至秦,汉,有道士居之.晋惠帝时重置.其地旧有尹先生楼,因名楼观.唐武徳初改名宗圣观.事具《楼观本记》及《先生传》,太平兴国三年改今名.
唐代统治者的这些行为,表明他们是在建立与巩固皇帝的权力与地位.此举与修《氏族志》,《姓氏录》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看出,无论是寺院还是道观,尽管处於城外,都在国家活动或者是皇家的活动中发挥着作用.
终南山中还修筑有不少普通的道观,据郑谷《终南白鹤观》云:"步步景通真,门前众水分.柽萝诸洞合,钟磬上清闻.古木千寻雪,寒山万丈云.终期扫坛级,来事紫阳君."可知终南山的某座高峰中还修筑有白鹤观,其景色极其清秀.唐咸通进士张乔,池州人,黄巢之乱,罢举隐九华,作有《题终南山白鹤观》,表明自己准备走出帝乡,脱离人间烦恼.
终南山的寺院,由於他们来往与长安与终南之间,使得他们已不可能完全与京城社会脱离关系.与京城士庶云集的寺观相比,终南山中更多出现的是官员,文人士大夫的身影,有的是在此散心,有的是来寻访自己的道友.在宗教染及士大夫阶层的唐代,士大夫与僧人往来也是必然的.终南山僧人,在他们看来,更是超脱世外的高人,自然是他们造访的主要对象,并且,弥漫着道教与佛教气氛的终南山让这些文士觉得超然乎世外.紫阁峰便是他们经常光顾的主要地方.姚合《寄紫阁无名头陀》云:
峭行得如如,谁分圣与愚.不眠知梦妄,无号免人呼.
山海禅皆遍,华夷佛岂殊.何因接师话,清净在斯须.
我们常常从文人的诗篇中,得知他们经常出城入终南山访旧友,其中多为处士与隐者.姚合的另一首诗《寄紫阁隐者》云:"自闻憔客说,无计得相寻.几世传高卧,全家在一林.养情书览苦,采药路多深,愿得为邻里,谁能说此心."看来,在茫茫人海裏,倒是与方外之士的交游缓和了仕与隐之间的矛盾.当他们心怀士大夫的责任感,抑或是生计所累,不得不回到现实时,又表现了对此的依依不舍.韦应物《紫阁东林居士叔缄赐松英丸捧对忻喜盖非尘侣之所当服辄献诗代启》云:
碧涧苍松五粒稀,侵云采去露沾衣.夜启羣仙合灵药,朝思俗侣寄将归.
道场斋戒今初服,人事荤膻已觉非.一望岚峯拜还使,腰间铜印与心违.
卢纶有诗《过终南柳处士》记载了终南柳处士的隐居之所幽静,绿泉,藤萝相映照的美景.卢纶好友李端也造访柳处士,据《唐才子传》记载,李端入长安求取功名前曾隐居庐山,到长安后,曾为了功名与权贵子弟游,但是仕宦上并不称意.所以在闲暇时,"偶来尘外事,暂与素心期",以期暂时的清静.
甚至还有一部分文人士大夫栖息终南山,朝夕与名僧高士往来.天宝十载(751),岑参自边地归京后,尝僻居於终南山,度过了二,三年的半隐生活.他在《终南山双峰草堂作》中说自己"敛迹归山田",而"息心谢时辈",不与外界交往,因为地近双峰精庐,屡得名僧会.同时,自己"昼还草堂卧",优游自在,"兴来恣佳游",享受终南的风景.他在日后不得意的时候,还经常怀念在南山的日子.
通过上面的分析,尽管长安城内寺院与终南寺院有着各种的联系,但是我们仍可以觉察到它们之间有着微妙的差别.终南山具有世俗与超俗的二重性,从盛唐到唐初,终南山在人们心中的印象有个转变,从仙界逐渐向隐憩之地转移,其风景愈发的受到注重.正是具有这样的二重性,使终南僧人,道士,具有了传奇色彩,其名声也在京城中闻传.如《册府元龟》卷八二五云:
崔胤父慎由,太中年镇西川.有异人张叟者,或云名占风,与慎由迹熟时,曾访慎繇於都下.慎由因从容谓曰:"臣闻罪大莫若绝嗣,今四十无子良可惧也!"叟曰:"我亦为公求之,未见可者.唯终南翠微寺有僧绝粒五十年矣,公宜遣使遗其服玩,若爱而受之,则其嗣也."慎由乃发婢仆往焉,果受其遗,僧寻卒.留之数日,忽辞去,於暗壁志之.至来年崔生之日,叟复至焉.
因为终南山隐居着各方高人,除了精通佛籍道书高僧高道外,还有着高超的医术,往往能治疗常人难以治愈的疑难杂症.也许正是缘於终南的寺院,道观,密林烟霞,
终南山被看作一个世外神仙之地,所以,从终南山来到京城之中的人,往往被目之为高人或者奇异之人.《太平广记》卷七四引《慕异记》记载了进士陈季卿於青龙寺遇终南山翁,两者在共同等待青龙寺僧的过程中,终南山翁取一小嚢出药方寸,煎一杯予季卿疗饥寒之苦,并以法术送季卿回家乡.后陈季卿虽然显达,仍入终南山."药王"孙思邈就曾隐居於终南山,所以终南山中的高人的医术也就令人神往了.所以长安城的人也经常采药终南山.《太平广记》卷八二就记载了贞观初自称终南山人王守一卖药洛阳城,药效奇灵.这都表现了终南山在世俗人眼中神异的特色.大中末,建州刺史严士则终南山采药迷路,遇一山中隐者,也得以疗饥渴的物品.这些文学作品中表现的居於终南山深处的人,都具备超出常人的技能,为方外高人.这也是终南山的宗教特性赋予人们这样的观念.
终南山也是国家仪礼的场所,主要是终南祈雨与祷雪.关於终南乞雨,由来久矣.《初学记》卷五地理上云:
《列子》曰:天地亦物也,有不足,石以补其阙.王隐《晋书》曰:陈总迁殿中侍御史,诏遣诣终南山请雨.总先除小石祠,唯存大石一所而祈之,上文曰:峨峨大石,佐岳通理,含滋吐润,惠我四海.
唐贞元十二年(796),开成二年(837)都有关於终南山建祠堂祈雨的记录,尽管两所祠堂是否同一所,尚无法判断,却都表明当时京师以为终南山行云行雨,甚为灵验.柳宗元《终南山祠堂碑并序》云:
贞元十二年,夏洎秋不雨.穑人焦劳,嘉谷用虞.皇帝使中谒者,祷於终南山,申命京兆尹韩府君,祗饰祀事,考视祠制.以为栋宇不称,宜有加饰.遂命盩厔令裴均,虔承圣谟,剏制祠宇.……
於是邑令僚吏,至於胥,徒,黄发,耆艾,野夫,阪尹,佥曰:"盖闻名山之列天下也,其有能奠方域,产财用,兴云雨,考於祭法,宜在祀典.惟终南山据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於褒,斜,又西至於陇首,以临於戎;东至於商颜,又东至於太华以距於关.实能作固,以屏王室.其物产之厚,器用之出,则璆琳,琅玕,夏书载焉.纪堂条梅,秦风咏焉.今其神又能对於祷祝,化荒为穰,易沴为和.厥功章明,宜受大礼,俾有凭托,而宣其烈也.非我后敬神重谷,则曷能发大号尊明灵 非我公勤人奉上,则曷能对休命作新庙 人事既备,神明时若.丰我公田,遂及我私.粲盛无虞,储峙用充,厥猷茂哉!遂相与东向蹈舞,拜手稽首,愿颂帝力,且宣神德.
又据《唐大诏令集》卷七四《立终南山祠勅》得知,开成二年,朝廷又勅立终南山祠:
每闻京师旧说,以为终南山兴云,即必有雨.若常晴霁,虽密云他至,竟不沾濡.况兹山北面阙庭,日当恩顾,修其望祀,宠数宜及.今闻都无祠宇,岩谷湫口却在命祀终南山.未备礼秩,湫为山属.舍大崇细,诚所谓阙於兴云致雨之祀也.宜令中书门下且差官设奠,宣告恩礼,便令择立庙所,选日以闻,仍命有司即时建立.
在终南山祈雨与祷雪,是因为礼制中有规定国家祭祀包括常祈与祈祷,当京城发生旱情,祈祷山川能兴云雨.《大唐开元礼》卷三《祈祷》载:
凡京都孟夏巳后,旱则祈岳镇海渎及诸山川能兴云雨者於北郊,望而告之,又祈社稷,又祈宗庙,每七日皆一祈,不雨还从岳渎如初,旱甚则修雩.秋分已后,不雩,初祈后一旬不雨,即徙市禁屠杀,断繖扇,造土龙.雨足,则报祀祈,用酒脯醢,报用常祀.……凡州县旱则祈雨,先社稷,又祈界内山川能兴云雨者,余准京都例.
据崔珙《祷雪终南广惠庙奏》所言:"畿内去冬少雪,宿麦未滋.今欲差少尹於终南广惠公庙祈祷,诸县各委令长於灵迹处精诚祈请."又《游城南记》云:"东上朱坡憩华严寺,下瞰终南之胜,雾岩玉案,圭峰紫阁粲在目前,不待足履而尽也."下注曰:"朱坡在御史庄东,华严寺西.《关中记》曰:'终南,太乙,左右三百里内为福地.'……秦末,四皓隐於其间,后因立庙,唐文宗诏建终南山祠,册为广惠公.圭峰紫阁在祠之西,圭峰下有草堂寺,唐僧宗密所居,因号圭峰禅师."该广惠庙即为开成二年所建立的祠堂.因为崔珙开成年间为京兆尹,所以他上奏请求祷雪.
分析了终南寺观与长安的联系与区别,我们可以清楚,终南山在长安宗教中的意义,以及宗教赋予终南山的色彩.地理上的便利促进两者之间宗教流动交流,但是这之间还存在着细微的差别.
3. 终南避乱——社会动荡之际长安官民之去处
长安的政治斗争频繁,斗争失败的人往往奔於终南,如前期的中央宫廷争斗,后期朝臣与宦官夺权.唐室曾几经战争动荡,玄宗朝遭安史之乱,后历经泾原兵变,黄巢起义,都使长安陷入动乱中.终南山尽管临近长安,在行政地域上也有所归属,但是其社会秩序的维持及政治的控制作用并不如长安.加之终南山峰峦耸立,山谷幽密,树木茂密深邃,使它显得杳渺,所以城内的叛逃者,避世乱者,往往选择在山中隐蔽.除了能及时逃入以外,也是由於其不像外界社会那样具有严格的社会秩序而更容易藏身.战乱与叛乱之际,即为长安市民的避难所.平民藏於此以暂避时难,文人士大夫或是出於对叛乱者的不满,或是出於对旧政权的效忠,选择僻地隐居,由此或是终身隐居,或是待机而出.
《旧唐书》卷一○五《王鉷传》载:"初,韩朝宗为京兆尹,引升为京令.朝宗又於终南山下为苟家觜买山居,欲以避世乱.玄宗怒,敕鉷推之,朝宗自髙平太守贬为吴兴别驾."这说明,长安城内的居民把终南山看作是兵荒马乱之时的一个安全僻静的去处.
唐初,武德九年的"玄武门之变"是唐代中央政治革命之第一次,拥护太子建成的薛万彻事败后亡於终南山,后被太宗召谕,释仗而来.同样,神龙三年七月,节愍太子重俊发动玄武门之变,溃败,率其属趋肃章门,奔终南山,后终为左右所杀.宦官专权为唐后期政治史之大事,其中,矛盾交错,各方势力沉浮不定.《旧唐书》卷一六九《李训传》谋诛杀宦官,事不济后,乃单骑走入终南山,投寺僧宗宻.
安史之乱,对唐代社会影响甚剧,当两京沦陷,明皇入蜀,百官散遁,地居长安近邻,加之幽密深邃的终南山自然成为时人的逃避首选之地.韦述抱《国史》藏之南山,使得唐朝的圣典免於遗逸.《旧唐书·令狐峘传》载:"禄山之乱,隐居南山豹林谷,谷中有峘别墅.司徒杨绾未仕时,避乱南山,止於峘舍.峘博学,贯通群书,有口辩,绾甚称之.及绾为礼部侍郎,修国史,乃引峘入史馆."
《剧谈录》卷上《刘平见安禄山魑魅》事,就记载了安禄山之乱中,卢斝隐於终南山中,其后或出或处.咸通时,令狐丞相谕以柱下,漆园之事,才从宦於京师.亦有就此常年栖隐的,大中末,建州刺史严士则终南山采药迷路所遇的隐者即安史犯阙时居於终南山,没有复出.
唐德宗时的"泾原兵变",朱泚盗居宫阙,德宗仓皇出逃,长安城内的官员也隐匿於终南山.《新唐书》卷一四二《柳浑传》云:"朱泚乱,浑匿终南山.贼素闻其名,以宰相名召,执其子榜笞之,搜索所在."
唐末,值风雨飘摇之际的唐朝政府又遭"黄巢起义",这加速了王朝走向消亡.巢军广明元年(880)陷入长安城,君王出奔,居民为了躲避兵祸,也纷纷逃进终南山躲避.杨篆为母亲所撰的墓志中提到,广明元年黄巢陷长安后,他"随侍奔避,潜处於蓝田辋谷中."《玉泉子》中也记载了西门思恭在黄巢入长安时,逃难於终南山.后郑畋以家财厚募有勇者访而获之,以归岐下,待之若父.
这其中,有的是事败后仓皇出逃,有的是抱着对王朝的忠贞而入山明志.这样并非隐居,往往是逃难,躲避世乱,与真正的归隐存在着差别.有的人也就此隐居,不复出仕,有的待机而出.社会动荡之时,终南山尚能暂且保持平静,这也就维持了终南山社会的稳定性.而这些人的流入,使终南山不再只是一个不染尘事的隐逸之地,它也折射出社会的纷乱.
三,早移丹凤阙,不恋白鸥群——"终南捷径"的空间与社会意义
终南山成为隐居的胜地,除景色奇丽外,地临长安是一个最为一重要的原因,所谓"终南捷径"就包含着这层地理意义.汉唐长安为帝都,为世人尤其是官僚士大夫神往之地.权力的集中地及主流文化的权威,使得长安成为世人趋之若骛的地方.高蟾《长安旅情》云:
尽说青云路,有足皆可至.我马亦四蹄,出门似无地.
玉京十二楼,峨峨依青翠.下有千朱门,何门荐孤士.
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在隋唐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帝都就成为许多文人雅士实现人生梦想的舞台.科举之外,高蹈不仕,隐而养望,也是让帝王眷顾的一条途径.终南山一带自古以来就是隐逸的佳处,对那些想进入官场的人来说,隐於比邻京城长安的终南山,冀以扬名待举,候召入仕,无疑是一条捷径.
"终南捷径"现象其来有自.这既是中国文人士大夫的一种情结,又容易成为沽名钓誉的手段."终南捷径"为讽喻借隐扬名之人,其典故来自唐代司马承祯之语.《资治通鉴》卷二一○睿宗景云二年(711)条云:
上召天台山道士司马承祯,问以阴阳数术,对曰:"道者,损之又损,以至於无为,安肯劳心以学术数乎!"上曰:"理身无为则高矣,如理国何 "对曰:"国犹身也,顺物自然而心无所私,则天下理矣."上叹曰:"广成之言,无以过也."承祯固请还山,上许之.
尚书左丞卢藏用指终南山,谓承祯曰:"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天台!"承祯曰:"以愚观之,此乃仕宦之捷径耳!"藏用尝隐终南,则天时徵为左拾遗,故承祯言之.
此处所谓的"捷径"为仕途之捷径,藏用以隐逸终南山,博取名声,自然也容易为长安的上层所知晓.但这也包含有客观上的空间距离意义,即指终南为进入帝京的捷径.
中国古代士大夫的隐逸是有传统的,可以确定地说是从伯夷叔齐以来造就的传统,这样的隐逸具有感召人的崇高情操与气节.所以,古代高蹈不仕的人大都处高岸深谷,不通人迹.隐於深山,不与时辈交流,以求独醒,也是许多对现实社会不满的人士多采取的处世方式.
终南山的地貌及自然景观和它与长安城的相对位置,很适宜隐居,从而历代高人隐士都对它垂青有加.秦汉时期的高隐四皓被汉室徵召的典故,便发生在终南山的一个支脉商山.商山,在今陕西商县东.亦名商岭,商阪,地肺山,楚山.地形险阻,景色幽胜.秦时"修道洁己,非义不动"的四皓,汉初仍"深自匿终南山,不能屈己",后被时为太子的汉惠帝刘盈徵召,虽是一段佳话,但是,只要我们详细考辨当时的政治环境,便不难发现商山四皓的被徵召与当时刘盈面临被废的境况有关.在张良的建议之下,正是利用四皓德行的感召力,吕后令太子卑词安车,招与商山四皓游,设法徵召他们并大作舆论,使汉高祖刘邦误以为太子羽翼已满,不宜废除太子.这是因为商山四皓的德望已成为一种标榜,且他们的入世正是当初高祖刘邦所努力未果而耿耿於怀的事情.权谋的介入,终使高隐被扭曲为政治统治或斗争的手段而已.尽管后来四皓固辞不受吕后的加封,仍入商山隐居.这个事件不仅显示了所谓主流文化强大的同化力,同时它也给后世统治者及世人以某种意味深长的启示.
对帝王而言,"举逸民,天下之人归心焉".这是王朝收服民心的重要举措,也是帝王清明,王朝兴盛的象徵.於是,历代帝王也很愿意寻访高隐之人.《隋书》卷七七《隐逸列传》徐则条略云:
晋王广手书召之曰:"昔商山四皓,轻举汉庭,淮南八公,来仪藩邸.古今虽异,山谷不殊,市朝之隐,前贤已说,导凡述圣,非先生而谁!故遣使人往彼延请,想无劳束带,贲然来思,不待蒲轮,去彼空谷.希能屈已,竚望披云."(徐)则谓门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来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征."於是遂诣扬州.晋王将请受道法,则辞以时日不便.其后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礼之仪.至於五更而死,支体柔弱如生,停留数旬,颜色无变.
对假隐之人而言,商山四皓入举汉庭即是他们人生的前景.对他们而言,隐逸只是为待诏入世或入仕而故作的一种姿态而已.这一点,在他们选择这种姿态之前各自都是很清楚的,且心照不宣.
与真正隐逸相左的"终南捷径"观念之形成,并非一时的看法,而是长久以来中国历史文化的积累.终南山在汉晋期间,已因为逸人而闻名.五柳先生所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也.《晋书》卷九五《王嘉传》云:
王嘉,字子年,陇西安阳人也.轻举止,丑形貌,外若不足,而聪睿内明.滑稽好语笑,不食五谷,不衣美丽,清虚服气,不与世人交游.隠於东阳谷,凿崖穴居.弟子受业者数百人,亦皆穴处.石季龙之末,弃其徒众,至长安,潜隠於终南山,结庵庐而止.门人闻而复随之,乃迁於倒兽山.
又《隋书》卷七八《艺术列传》韦鼎条云:
韦鼎字超盛,京兆杜陵人也.髙祖玄,隐於商山,
因而归宋.
这些栖居终南山的人或者被当政者所崇重,或者因隐而入宦,为那些投机者提供了希望与途径.
为甚麽会有假隐 一是朝廷有重视隐逸的传统存在,就朝廷而言,除了有"高蹈不仕"科以待.而且一旦有名,并具有才华,便会有地方长官,藩镇节帅举荐於朝廷,或罗致幕下.二是长安是中央,地方人员往来频繁,藩镇又有机构驻此,如果能在长安周围隐逸,名声更易为人知晓.这样,若不能效力中央,也可以为入幕藩镇,求得在仕途中拓展的机会.而当为情势所迫,不得不离去的时候,在选择了宗教的寄托,也选择了隐居生活.有人自此坚持下去,有人时机成熟复出.
"终南表秦观,少室迩王城".少室近洛阳,终南临长安,洛阳与长安为唐代的东西两京,隐居於两地接近王朝的政治中心.对於假隐而言,这无疑是个绝佳的选择.《新唐书》卷一九六《隐逸传》云:
唐兴,贤人在位众多,其遁戢不出者,才班班可述,然皆下概者也.虽然,各保其素,非托默於语,足崖壑而志城阙也.然放利之徒,假隐自命名,以诡禄仕,肩相摩於道,至号终南,嵩少为仕途捷径,高尚之节丧焉.
如果存在高蹈不仕,不仅国家得不到更为绝妙的人才,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存在无疑是对一向以行德政,王道的统治者的最大的否定.在政治上的这种负面作用,我们设想一下便可以知道.於是,这个问题的解决也就出现在统治者的日程表上,於是,惠赐存问,优渥有加.《唐大诏令集》卷一○六《处分高蹈不仕举人勅》条云:
勅,古之贤君,贵重真隠者,将以励激浮躁,敦厚风俗.《传》不云乎:举逸人,天下之人归心焉.盖谓此者.朕缅稽古训,思弘致理,以为道之为体,先崇於静退;政之所急,实仗於贤才.是用求诸岩薮,假以轺传,虚伫之懐,亦云久矣.卿等各因旌贲,来赴阙庭,诚合尽收,以光是举.然孔门荷篠,唯数七人.商山采芝,空传四老.今之应辟,其数颇多,朕顷缘幸汤,粗令探赜,或全诚抗迹,固辞避於呈试,或含光隠器,不耀頴於文词.未测津涯,难於处置.语默之际,用舍遂殊.其弟子春等,并别有处分.自余人等,宜各赐物十段,用成难进之美,以全至高之节.宜皆坐食,食讫好去.仍依前给公乘还贯.其华阴郡李岗等十六人,虽所举有名,或称疾不到,宜令本部取诸色官物,各赐二十段,以充药物之资.
这些人长久以来就是后世的楷模,他们的生活方式长久以来也一直是国人的理想模式.这已成为中国传统士大夫内心深处的一个情结.张说《赠崔公》诗云:
我闻西汉日,四老南山幽.长歌紫芝秀,高卧白云浮.
朝野光尘绝,榛芜年貌秋.一朝驱驷马,连辔入龙楼.
社会有了这种公共的价值判断,成为一种共同认识之后,於是,从某角度上说来,隐於终南山比为宦於朝更要显名於世.隐居终南山,在朝野之中有了名声,连帝王也向往并加以徵召.丘壑幽林的避世方式,虽然能获得心灵自由,但是这往往与物质的穷寒窘迫相矛盾,所以就只有舍弃山林蒿庐来入仕.曾隐居於终南高冠谷的岑参就不得不为生计而出为官:
三十始一命,宦情都欲阑.自怜无旧业,不敢耻微官.
涧水吞樵路,山花醉药栏.只缘五斗米,孤负一渔竿.
储光羲在《贻阎处士防卜居终南》诗中云:
春风摇杂树,言别还江汜.坚冰生绿潭,又客三千里.
兆梦唯颜色,悬情乃文史.涤耳贵清言,披欢迟玉趾.
秦城疑旧庐,伫立问焉如.稚子跪而说,还山将隐居.
竹林既深远,松宇复清虚.迹迥事多逸,心安趣有余.
石门动高韵,草堂新著书.鶱飞久超绝,蹇足空踌躇.
犹有昔时意,望君当照车.驱车当六国,何以须潜默.
圣主常征贤,群公每举德.此时方独往,身志将何欲.
愿谢山中人,回车首归躅.
这些诗中,都提到了君主举贤之事情,而独处养志的逸民无疑是贤者,一旦应徵入朝,无论胸怀江山社稷的抱负,还是期以身至显贵的想法,都会得以实现.於是乎,自此以后,无论真隐与假隐,久居与暂息,都聚居在终南山,因为这裏既是隐居的胜地,又比邻帝都.
其实,对於长安城与终南山是世俗社会与隐栖之地的区别,罗邺还是写得很清楚的.罗邺《题终南山僧堂》云:
九衢终日见南山,名利何人肯掩关.唯有吾师达真理,坐看霜树老云间.
在长安城中每日擡头即可见南山,但是,对於名利的怜惜与追逐使得大部分人不肯走出长安街衢,同终南山的僧人那样坐看云起云落.而京城中的名僧高德,为了能潜心佛典,则往往会选择到终南山中,以便躲避世俗的纷扰.《开元释教录》卷八下云:
沙门释道宣,俗姓钱氏,吴兴人也,彭祖之后胤.宣少寻教相,长慕寻师,关之东西,河之南北,追访贤友,无惮苦辛,外傅九流,内精三学,戒香芬洁,定水澄漪,存护法城,著述无辍,尤工律藏,删补章仪.常於终南山,以坚其志,凡所修撰,并行於代.
也正因为道宣曾居於终南山,因而有"南山律"之称.道宣常到终南山以坚其志,也是因为这裏幽静,可以精心修撰.
唐朝的大诗人李白一生都跟长安有着不解之缘.正是为了施展雄才大略,实现政治抱负,李白才三进长安.但是,最初李白并没有直接进入长安,而是隐居在终南山.其实,在一些人的心中,终南山就是都城长安的一部分,接近此地,也就意味着距离京城社会不远了.唐末五代人谭峭,自幼好道,但是其父谭洙却希望他能争取功名.当谭峭要出游终南山时,他父亲以为终南山近长安,便於成功而支援此举.《云笈七籖》卷一一三下《谭峭传》云:
谭峭,字景升,国子司业洙之子,幼而聪明.及长,颇涉经史,强记,问无不知,属文清丽.洙训以进士为业,而峭不然,迥好黄老诸子及周穆汉武茅君列仙内传,靡不精究.一旦,告父出游终南山,父以南山近京都,许之.自经终南,太白,太行,王屋,嵩华,泰岳,迤逦游歴名山,不复归宁.父驰书责之,复谢曰:"茅君昔为人子,亦辞父学仙.今峭慕之,冀其有益父母.以其坚心求道,岂以世事拘之 "乃听其所从.
谭峭父亲一心训导子弟取进士科而求闻达,得知儿子要游终南山,则慨然允之,足见当时终南山在时人心中与京都长安之关系.故高孝基认为高士廉隐居终南山实乃招谤之举.《册府元龟》卷八三二《总录部·规讽》第二云:
髙孝基为吏部侍郎时,髙士亷屏居终南山,琴书自娯.孝基,清鉴士也,谓士亷曰:"吾闻不仕谓之无义,扬名所以显亲.弟富於从政,今乃销声隐逸,自托清髙,此乃招谤,何成避嫌尔 "士亷感悟,方有宦情.
如此,则"真隐"与"假隐"之间的界限是微妙的,君命召而不出为髙,然士人也须自审,又须相时.不然,又恐为终南捷径耳,终致世人讥讽.同时,地近长安,无时无刻不受着京城名利场的诱惑.所以,若非真的心志坚定,真的是很难作到真正意义上的隐逸逍遥的.王贞白《终南山》诗云:
终朝异五岳,列翠满长安.地去搜扬近,人谋隐遁难.
水穿诸苑过,雪照一城寒.为问红尘裏,谁同驻马看.
作为仕途攀升捷径的终南山,也是地理意义上进入帝京的捷径.由於北望帝都的地理位置,终南山也为一些仕途中人提供了一个可进可退之地.直京邑南之终南山,乃朝中人士摆脱政事羁绊的心灵寄托.不得志於朝时,便"失计方期隐",遁於山林.韩愈《后廿九日复上书》称:
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则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尤(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
对於一些人来说,终南山是士大夫某种气节的寄托,比起在京城长安,更能拥有性格与精神的自由.因此,白居易《送王处士》云:
王门岂无酒,侯门岂无肉.主人贵且骄,待客礼不足.望尘而拜者,朝夕走碌碌.王生独拂衣,遐举如云鹄.甯归白云外,饮水卧空谷.不能随众人,敛手低眉目.扣门与我别,酤酒留君宿.好去采薇人,终南山正绿.
这就表明,他们为了追求精神上的自由,不在官场中谄媚求进,彻底地超越了政治关系,实用与功利的意识.他们只好耽於山林之趣,使得自身不与现实沟通,走出城门,隐迹於终南山林之中.
终南山其实也被富予了宗教的意义,包括道教与佛教的,自然也就有真心隐居终南山以修仙成佛的.传说,唐代的新罗宾贡进士金可记就在此地修道.《太平广记》卷五三《金可记》条云:
金可记,新罗人也.宾贡进士,性沈静好道,不尚华侈.或服气錬形,自以为乐.博学强记,属文清丽,美姿容,举动言谈迥有中华之风.俄擢第,隐於终南山子午谷葺居.怀隐逸之趣,手植奇花异果极多.常焚香静坐,若有思念.又诵《道德》及诸仙经不辍.后三年,思归本国,航海而去.复来,衣道服,却入终南,务行阴德.人有所求,初无阻拒,精勤为事,人不可偕也.唐大中十一年十二月,忽上表言:"臣奉玉皇诏,为英文台侍郎,明年二月二十五日当上升."时宣宗极以为异,遣中使征入内,固辞不就.又求玉皇诏辞,以为别仙所掌,不留人间.遂赐宫女四人,香药金彩,又遣中使二人,专伏侍者.可记独居静室,宫女中使,多不接近.
前文提到的进士陈季卿虽然也成名,但也不恋人间繁华,慕道绝粒,入终南山中.
也有在长安参加科举落第的人,带着悲苦与辛酸,暂时遁隐到终南山之中.前引卢纶《落第后归终南别业》诗反映的便是作者这样的际遇与心灵感受.此时,诗人那曾为功名而跳荡追寻的心在表面上获得了暂时的宁静.
又《唐才子传》记载了黄巢起义时,吕岩隐居终南山中:
岩字洞宾,京兆人,礼部侍郎吕渭之孙也.咸通初中第,两调县令.更值巢贼,浩然发栖隐之志,携家归终南,自放迹江湖.先是有钟离权,字云房,不知何代何许人.以丧乱避地太白,间入紫阁,石壁上得金诰玉籙,深造希夷之旨,常髽髻衣槲叶,隐见於世.岩既笃志大道,游览名山,至太华,遇云房,知为异人,拜以诗曰:"先生去后应须老,乞与贫儒换骨丹."云房许以法器,因为著《灵宝异法十二科》,悉究性命之旨.坐庐山中数十年,金丹始就.逢苦竹真人,乃能驱役神鬼.时及□世,不复返也.
当然,亦有不满朝政而入终南的,这有似於隐遁以明志.《太平广记》卷三一二柳晦条引《补录记传》云:
柳晦,河东人.少有文学,始以荫补.咸通末,官至拾遗.因上疏不纳,乃去官,庐於终南山.一日入城,访故友於宣阳里.忽遇一人求食,晦与之.此人但三齅而已,晦怪而问之.答曰:"吾阴府掌事者,蒙君设食,深愧於心.君自此三年,当为相."言讫不见,晦未之信也.及黄巢犯阙,求能檄者.或荐晦,巢乃驰骑迎之.逼使为檄.檄达行在,僖宗知晦所作,乃曰:"晦自求退,非朕弃遗.何讪谤之甚耶.贼平,议不赦."巢命晦为中书舍人,寻授伪相.
然而,这种栖隐只是因为暂时不得志,并非出於自心.此时的归入终南山,又成为一种表达内心懮忿的行为.一旦机会来临,类似柳晦的隐居者,就会又复归长安城内,融入世俗纷争之中.所以,终南山不失为表现对现状不满的一个绝佳的去处.
对於地方的人而言,到都城长安是人生中的大事.许多人怀有辅君报国的理想而来,来到终南山就是接近京城长安;在终南山,在京城就意味着更多的人生际遇.长安城内的人则是把终南山看作远离尘嚣的乐土.终南山为士人提供了一个可进可退的空间,如果钟情於官途与利禄,则进入城中,融入京城社会,循着一些社会的规则而进入官场.如果厌倦了尘世,则又可悄然隐於终南林海云烟中以显气节.
四,结语:终南与长安的互动关系
其实,终南山与都城长安的社会存在着各种基於权力,地域,制度而形成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有着深远的传统文化的背景与历史基础,同时也隐约可循发展的过程.概括而言,终南山与长安社会的关系与反映的问题如下:
一,在自然地理方面,终南山环拱都城长安,峰峦秀异,有着秀丽别致的自然景致.对於长安社会的名利世界,终南山是世外桃源.但是就空间而言,终南山地临都城长安,便赋予了它世俗社会的一面.其山谷平原处与长安城郭相接,成为人们游览的胜处,更是达官显贵建庄园别业的首选.这无疑是长安地理空间的扩展,也是长安社会的延伸.不仅体现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使终南山世界与长安社会之间在地理,心理乃至文化性格上有了一个过渡.
二,终南山在都城与地方的往来交通枢纽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客观上使得终南山与长安城互通便利.从此来往京城的官员,士人,商人等,或失意落魄,或春风得意,他们对於终南山的感受因而有别.这一切均使终南山具有了世俗特色,成为名利社会的一部分.汉唐之间,终南山在世人心目中的角色正历经一个变化,即自隋唐成为逃避权势隐居胜地且与世俗社会有着联系.
随着长安的迁移,终南山与王朝的都城更加紧密,也益加成为个人争取仕禄的一条途径.对於古代知识阶层而言,非居处於通都大邑,
则归於山林溪谷.而终南山与长安城的对倚,则是一理想的"世外桃源".在此处高卧隐栖以提高身价,获得天子的眷顾,不失为一条走上荣达之路的便当捷径.
传统社会中,政权对隐逸之人一直是优重有加,往往设法把他们纳入自己的统治体制之中.终南山为隐逸圣地,却又紧邻权力中心——帝都,於是乎终南隐逸的情形便复杂起来,有了所谓"真隐","假隐"之分.后者趋奔於此,而实为沽名钓誉,"终南捷径"也就具有了具体的政治地理空间的意义.这一点又具有共时性,它反映了某些社会观念与制度是逐步地沉淀而成为人们一贯的意识,即便在社会变革之际,亦是如此.
三,因为地理位置的整体性,终南山也成为都城某些活动与仪礼的空间.帝王,贵族,显宦,文人,僧侣来往穿梭於终南山与长安城之间,这体现了各种阶层的价值取向,而且也体现了两个空间不同的境界.行宫,祠庙,别业,寺观,使得终南山具有了政治,宗教,文化的象徵意义.但是,它毕竟又有别於长安城,这就使得出入终南山具有了不同的社会意义.
以上我们大致勾勒了终南山与长安城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不仅是具体的,物质上的,同时也是无形的,观念上的.终南山并非仅是长安城在空间中的一个简单延伸,同时,长安的社会,政治,文化影响也波及终南山.但是,终南山决非长安城地理位置上一个简单附属,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种特性,愈发显示出长安社会的现实性.从社会层面上分析,它们不止是地域布局上简单的城与山的相依.
附表一 终南山寺院
寺 名
僧 人
出 处
至相寺
慧藏
释道宗
吉藏
释慧因
释静琳
释弘智
释智严
《续高僧传》卷九,《大正藏》第50册,498页中栏.
《续高僧传》卷一一,512页上栏.
《续高僧传》卷一一,514页下栏.
《续高僧传》卷一三,522页中栏.
《续高僧传》卷二〇,590页下栏.
《续高僧传》卷二四,642页上栏—642页中栏.
《开元释教录》卷九,571页中栏.
紵麻兰若
道宣
《佛祖统纪》卷二九,《大正藏》第49册,296页下栏.
灵感寺
道宣
《入唐新求圣教目录》卷一云:"《唐故终南山灵感寺大律师道宣行记一卷》",《大正藏》第55册,1087页上栏.
翠微寺
道朗
圆照《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一,《大正藏》第52册,830页下栏.
龙田寺
沙门法琳
彦琮《法琳别传》,《大正藏》第50册,202页下栏.
智炬寺
不空
《宋高僧传》卷一,9页.
云居寺
大德僧伽禅师
道宣《关中创立戒坛图经》卷一,《大正藏》第45册,816页中栏.
龙池寺
智积
释慧满
《法苑珠林》卷三六《华香篇·感应缘》,〔唐〕道宣撰,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1154页;《续高僧传》卷一八,575页中栏.
《续高僧传》卷二二,618页下栏.
香积寺
万回,平等
净业法师
王昌龄《香积寺礼拜万回,平等二圣僧诗》,《全唐诗》卷一四一,1431页.
毕彦雄《大唐龙兴大德香积寺主净业法师灵塔铭》,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开元一九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96页.
玉泉寺
释静藏
《续高僧传》卷一二,521页下栏.
化感寺
大智禅师
昙藏
道岳
志超,灵闰,智信,智光
严挺之《大智禅师碑铭并序》,《全唐文》卷二八○,第3册,2842中栏—2843上栏.
《续高僧传》卷一三,525下栏
《续高僧传》卷一三,528页上栏
《续高僧传》卷二〇,592页中栏.
净业寺
道宣
道宣《关中创立戒坛图经》卷一《终南山北澧福之阴清官乡净业寺戒坛佛舍利之铭》,《大正藏》第45册,818页中栏;《宋高僧传》卷一四,328页.
悟真寺
净业,释慧超,法诚
《续高僧传》卷二八,687页中栏—687页下栏.
《白居易集》,第1册,288页.
奉日寺
释慧恭
《宋高僧传》卷一二,291页.
丰德寺
释善静
道宣
智藏
《宋高僧传》卷一三,312页.
《宋高僧传》卷一四,328页.
《续高僧传》卷一九,579页下栏.
法兴寺
光仪
《宋高僧传》卷二六,656页.案:《太平广记》卷九四"仪光禅师"条引《出纪闻》称作"仪光","兴法寺",627—628页.
白泉寺
道宣
《宋高僧传》卷一四,327页.
草堂寺
宗密
澄观
《宋高僧传》卷六,124页.
《宋高僧传》卷五,106页.
法池寺
智衍
法诚
《续高僧传》卷一五,547页上栏.
《续高僧传》卷二八,688页下栏.
广福寺
静业和尚
《大广福寺静业和尚墓志》,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天宝031,1551页.
津梁寺
圆光
法喜
僧顺
善慧
高弟圆安
《续高僧传》卷一三,524页上栏.
《续高僧传》卷一九,579页下栏.
《续高僧传》卷二六,670页下栏.
《续高僧传》卷二八,688页中栏.
《海东高僧传》卷二,《大正藏》第50册,1021页中栏.
王效寺
法诚
《续高僧传》卷二八,688页下栏.
云际寺
法澄上人
释慈藏(新罗国人)
法藏
岑参《云际精舍寻法澄上人不遇归高冠东潭石淙望秦岭微雨作贻友人》,《全唐诗》卷一九八,2030页.
《续高僧传》卷二四,639页中栏;《法苑珠林》卷六四《慈悲篇·感应缘条》,《法苑珠林校注》,1940页.
《续高僧传》卷一九,581页下栏.
骊山凉泉精舍
慧善
《续高僧传》卷二八,688页下栏.
新丰福缘寺
道休
《续高僧传》卷二七,684页中栏.
蓝谷南横岭华严堂
法诚
《续高僧传》卷二八,689页上栏.
归义寺
弘藏
大智禅师
《法苑珠林》卷三九《伽蓝篇·感应缘条》,《法苑珠林校注》,1251页.
〔宋〕陈思纂次《宝刻丛编》卷八引《诸道石刻录》载有;"归义寺大智禅师碑",丛书集成初编据十万卷楼丛书本排印,长沙,商务印书馆,1937年,1603册,257页.
钱起《归义寺题震上人壁》,《全唐诗》卷二三六,第7册,2621页.
清禅寺
法应
《续高僧传》卷一九,580页上栏.
回向寺
法秀
《佛祖统纪》卷四〇,《大正藏》第49册,375页上栏.
神田寺
僧照
《续高僧传》卷一八,578页中栏.
大和寺
释僧定
《续高僧传》卷一九,579页中栏.
太平宫寺
法藏
《续高僧传》卷一九,581页下栏.
椶榈寺
(终南析谷内)
《法苑珠林》卷三九《伽蓝篇·感应缘条》,《法苑珠林校注》,1253页.
库谷内寺
(终南库谷内)
《法苑珠林》卷三九《伽蓝篇·感应缘条》,《法苑珠林校注》,1253页.
大秦岭竹林寺
《法苑珠林》卷三九《伽蓝篇·感应缘条》,《法苑珠林校注》,1252页.
仙游寺
岑参《冬夜宿仙游寺南凉堂呈谦上人》,《全唐诗》卷一九八,2025页.
感配寺
王维《山中与裴迪秀才书》,《全唐文》卷三二五,3292下栏—3293页上栏.
清源寺
《长安志》卷一六,169页上栏;白居易《宿清源寺》,《白居易集》,149页.
持国寺
(鹫岭寺,庆山寺)
《长安志》卷一五,161页上栏.
圆光寺
《游城南记校注》,155页.
隆国寺
《隆国寺碑铭》,《全唐文》卷一五,179页上栏—180页下栏.
石瓮寺
《旧唐书》卷五二《宪宗懿安皇后郭氏传》,2197页;马戴《题石瓮寺诗》,《全唐诗》卷五五六,6447页;〔宋〕钱易《南部新书》己,黄寿成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81页.
宝泉寺
卢纶《宝泉寺送李益端公归邠宁幕》,《全唐诗》卷二八〇,第9册,3182页.
罗汉寺
《长安志》卷一一,136页下栏.
宝德寺
《续高僧传》卷二四,642页中栏.
惠炬寺
《太平广记》卷二八九《双圣灯》条引《辩疑志》,第6册,2299页.
涂山寺
白居易《涂山寺独游》,《白居易集》卷二五,第2册,560页;《游城南记校注》,154页.
云际山大定寺
《长安志》卷一五,165页上栏.
(此表根据孙昌武《唐长安佛寺考》(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5—19页)以及詹宗佑《隋唐时期终南山区研究》(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台北,2003年6月)120—123页表2-3《隋唐时期终南山区佛寺表》增补.)
本文插图出处
图1《隋唐时期长安附近陆路交通示意图》,辛德勇《隋唐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交通——汉唐长安交通地理研究之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4辑,147页.
图2《唐长安近郊の官人别荘の分布》,妹尾达彦《唐代长安近郊の官人别荘》,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都市の歴史的性格》(唐代史研究会报告第Ⅵ集),1988年,132—133页.
(附记:本文完成后,获悉台湾文化大学詹宗佑先生所撰博士论文为《隋唐时期终南山区研究》.承蒙詹先生赐文,得以拜读相关部分,拙文立意,内容,结构与詹先生文都有不同,但可相互补益.因本文已到二校阶段,特此提示读者留意.在此衷心感谢詹宗佑先生.)
注 释:
近年来,学界已注意到自然,地理,气候环境对汉唐长安生活的影响,见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武伯伦曾根据唐长安城近郊土地的性质分作如下五类:1,供游赏燕宴的山池园亭;2,供个人优游逸居的别墅别业;3,作为一个家族的产业而置备的庄或别业;4,寺院的庄田;5,坟墓的下帐和洒扫田.武伯伦《唐代长安郊区的研究》,《古城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113页.
唐长安城以朱雀大街及其从明德门的向南延长线分成万年,长安东西两县,因为二县在人文地理上的某种共性,因此本文在长安城人文地理区域的划分上不按照唐时的行政区划,以免敍述上的重复.另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裏的划分实际上只是综合武伯伦,妹尾达彦及杜文玉等人的研究成果而已.
参照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99页《唐长安城南图》.
川合康三《终南山の变容——盛唐かり中唐へ》,《中国文学报》第50册,1995年,55—67页.
〔唐〕李泰著,贺次君辑校《括地志辑校》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页.
〔宋〕程大昌撰,黄永年点校《雍录》,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105页.
曹尔琴《〈水经注〉中长安附近的川原风貌》,《人文杂志丛刊》第4辑《文史集林》第1辑,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出版发行室,1985年,351—363页.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216页.
张礼《游城南记》,缪荃孙编《藕香零拾》,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267页下栏.
韩愈《南山诗》,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321页.
南五台为终南山中段一支脉,因山上有清凉,文殊,舍身,灵应,大台(观音)等五个小台,故名五台山;又因与关中盆地北侧耀县的五台山相对,位於南面,故称南五台.
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一三,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652页.
《全唐诗》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册,7页.
《全唐诗》卷八八八,第25册,10038页.
《初学记》卷五《地理》上终南山条,北京中华书局,第1册,1962年,106页.
《全唐诗》卷六六八,第20册,7648页.
林宽《终南山》,《全唐诗》卷六○六,第18册,7001页.
《旧唐书》卷一九○下《李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5080—5081页;李拯诗《退朝望终南山》,亦见《全唐诗》卷六○○,第18册,6945页.
毛凤枝《陕西南山谷口考》,丛书集成初编据问影楼舆地丛书本排印,3203册,1页.
张礼《游城南记》,《藕香零拾》,265页上栏.
柳宗元《馆驿使壁记》,《柳宗元集》卷二六,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册,703页.
辛德勇《长安城兴起与发展的交通基础——汉唐长安交通地理研究之四》,
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2辑,131—140页;后收入氏著《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177—185页.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1,3卷,史语所专刊八十三,1985年;李之勤《柳宗元的〈驿馆使壁记〉与唐代长安附近的驿道和驿馆》,《中国古都研究》第1辑,1985年;冯汉镛《唐"商山路"考》,《人文杂志》1985年第2期,89—92页;辛德勇《隋唐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交通——汉唐长安交通地理研究之二》,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4辑,后收入氏著《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142—165页.
唐时於全国各地设关二十六座,有上,中,下之差.十三座中关中,长安附近的子午,骆谷,库谷就设在终南山上.详《唐六典》卷六刑部司门郎中条,195页.
关於唐代庄园的起源,性质和发展,可参考加藤繁《唐代庄园的性质及由来》,《唐宋时代的庄园组织及其成为村落而发展的情况》,氏著《中国经济史考证》卷一,台北华世出版社,1981年,180—227页.
妹尾达彦《唐代长安近郊の官人别荘》,唐代史研究会编《中国都市の歴史的性格》(唐代史研究会报告第Ⅵ集),1988年,135页.
日野开三郎《唐代先进地带の庄园》,自家版,1986年,37—53页.
妹尾达彦《唐代长安近郊の官人别荘》,125—136页.
《全唐诗》卷三八三,第12册,4298页.
《旧唐书》卷一一八《元载传》,3410页.
《韩愈全集校注》,668页.
《全唐诗》卷六一,第3册,723页.
《全唐诗》卷六五四,第19册,7526页.
《全唐诗》卷六七四,第20册,7719页.
《旧唐书》卷一七七《卢钧传》,4592—4593页.
《全唐诗》卷一一四,第4册,1158页.
严耕望《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台北联经出版社,1991年,271—316页.
王定保《唐摭言》卷一○海叙不遇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12页.
韩愈《唐故江西观察使韦公墓志铭》,《韩愈全集校注》,1851页.
徐松撰,赵守俨点校《登科记考》卷一五,北京中华书局,中册,1984年,542页.
《太平广记》卷四二二卢翰条,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3438页.
《太平广记》卷三○七张仲殷条,2434页.
刘昚虚《寄阎防》,《全唐诗》卷二五六,第8册,2869页.
详王勋成《唐代诠选与文学》第二章《及第举子守选》,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46—80页.
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八,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175页.
《全唐诗》卷五一八,第15册,5911页.
《全唐诗》卷二四五,第8册,2755页.
《全唐诗》卷一五一,第5册,1581页.刘长卿另有诗作《初至洞庭怀灞陵别业》,"灞陵别业"或即为此别业.
《全唐诗》卷二八○,第9册,3186页.
《白居易集》卷一四,第1册,288页.
《全唐诗》卷三七五,第11册,4210页.
《全唐诗》卷五○○,第15册,5685页.
《韩愈全集校注》,688页.
《全唐诗》卷五○○,第15册,5684页.
祖咏《苏氏别业》,《全唐诗》卷一三一,第4册,1333—1334页.
小野胜年《中国隋唐长安·寺院史料集成·史料篇》,京都法藏馆,1989年.
王溥《唐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上册,550—551页.
彦琮《法琳别传》,《大正藏》第50册,202页中栏.又《开元释教录》卷八上亦记载为贞观初,舍太和宫为龙田寺.见智升《开元释教录》卷八,《大正藏》第55册,554页中栏—555页上栏.
《元和郡县图志》上册,5页.
《大正藏》第55册,854页中栏.
1984,1985,1987年,李健超等先后四次调查了该遗址.详李健超等《唐翠微宫遗址考古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6期,17—24页.
圆照《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卷一,《大正藏》第52册,830页中栏.
《宋高僧传》卷一四,327—330页.
道宣《大唐内典录》卷九,《大正藏》第55册,325页中栏—326页上栏.西明寺在长安朱雀街西延康坊西南隅.详《唐两京城坊考》卷四,109页.
赞甯《宋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47—48页.按,千福寺位於长安城安定坊的东南隅.
《宋高僧传》卷一,9页.
《宋高僧传》卷一一,263页.此处圣寿寺即京城西南隅永阳坊的庄严寺,据《旧唐书》卷一八与《唐会要》卷四八,知会昌六年大庄严寺更名为圣寿寺.分见《旧唐书》卷一八《宣宗纪》,615页;《唐会要》,853页.所以,文宗时,还应该成为庄严寺,《宋高僧传》此处有误.
山崎宏《中国仏教·文化史の研究》第十四章《唐后期の居士裴休》,法藏馆,1981年;吉川忠夫《裴休传——唐代の一士大夫と佛教——》,《东方学报》第64册,1992年,152—277页.
《文苑英华》卷二二一,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207页上栏.
一作《送宋震先辈赴青州》,《全唐诗》卷五八八,第18册,6830页.
《全唐诗》卷八三五,第23册,9412页.
严挺之《大智禅师碑铭并序》,《全唐文》卷二八○,第3册,2842页下栏—2843页上栏.
《宋高僧传》卷二六,654—656页.
道宣《续高僧传》卷一六,《大正藏》第50册,560页上栏—560页中栏.
爱宕元《唐代河东闻喜の裴氏と佛教信仰——中眷裴氏の三阶教信仰を中心として——》,吉川忠夫编《唐代の宗教》,朋友书店,1979年,35—61页.
刘昫等撰《旧唐书》,第1册,15页.
陈垣,陈智超,曾庆瑛编纂校补《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46—48页.又可参陈国符《楼观考》,氏撰《道藏源流考》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261—266页.
朱象先《古楼观紫云衍庆集》卷上第六,《正统道藏》·洞神部·记传类,第32册,台北艺文印文馆,1977年,26023页上栏—26024页下栏.
《全唐诗》卷六七四,第20册,7718页.
《全唐诗》巻六三八,第19册,7306页.
《全唐诗》卷四九七,第15册,5639页.
《全唐诗》卷四九七,第15册,5636页.
《全唐诗》卷一八七,第6册,1910页.
《全唐诗》卷二七八,第9册,3164页.
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四《李端》,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72页.
参看蒋寅《大暦诗人研究》上编,中华书局,1995年,205—208页.
《终南山双峰草堂作》,陈铁民,侯忠义校注《岑参集校注》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17页;岑参《终南云际精舍寻法澄上人不遇归高冠东潭石淙望秦岭微雨作贻友人》,《岑参集校注》卷一, 49页.
川合康三《终南山の变容——盛唐かり中唐へ》,《中国文学报》第50册,55—67页.
《宋本册府元龟》卷八二五,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3067—3068页.
《太平广记》卷七四《陈季卿》,462—463页.
《宋高僧传》卷一四,328页.
《剧谈录》卷上,《唐代笔记小说大观》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489—1490页.
《初学记》卷五《地理》上,第1册,107页.
《柳宗元集》卷五,第1册,126—128页.
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420页.
《大唐开元礼附大唐郊祀录》,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32页.
《唐文拾遗》卷二九,《全唐文》第11册,10700页上栏.
《游城南记》,《藕香零拾》,265页上栏.足立喜六氏曾亲自踏查过草堂寺遗址,他"由西安城南门,西南行四十里,渡过沣水,至所谓秦肚之小城市.更西南行二十里,达终南山之大峡谷,即子午谷之前面.其西屹立之峻峰,即有名之圭峰,峰之北麓,乃昔日逍遥园之旧址,今日已成草堂营之荒芜寒村矣."唐武宗时,於逍遥园建草堂寺,昭宗又重修.并且,据足立之记载,草堂寺只余本堂与二僧房,已不复当年盛景,内有唐代之尊胜陀罗尼经幢与定慧禅师宗密碑.足立喜六著,杨鍊译《长安史迹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89—90页.
《旧唐书》卷一○五《王鉷传》,3229页.
《旧唐书》卷六九《薛万彻传》,2517页.
《旧唐书》卷八六《节愍太子传》,2838页.
《旧唐书》卷一六九《李训传》,4398页.
《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3184页.
《旧唐书》卷一四九《令狐峘传》,4011页.
《剧谈录》卷上,《唐代笔记小说大观》下册,1461页.
《剧谈录》卷下,《唐代笔记小说大观》下册,1489页.
《新唐书》卷一四二《柳浑传》,4671页.
《杨公(汉公)夫人越国太夫人韦氏(媛)墓志铭并序》,《全唐文补遗》第6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200页.
《玉泉子》,《唐代笔记小说大观》下册,1442页.
高蟾《长安旅情》,《全唐诗》卷三七四,第20册,4204页.
《资治通鉴》卷二一○,睿宗景云二年,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6669—6670页.
《史记》卷六一《伯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2121—2129页.
皇甫谧《高士传》卷中《四皓》条,丛书集成初编据逸史本影印,3396册,64—65页.
《史记》卷五五《留侯世家》,2044—2047页.
《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册,1759页.
《晋书》卷九五《王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2496页.
《隋书》,第6册,1770页.
《新唐书》卷一九六《隐逸传》,5594页.
《唐大诏令集》,549—550页.
张说《赠崔公》,《全唐诗》卷八六,第3册,928页.
岑参《初授官题高冠草堂》,《岑参集校注》卷一,52页.
储光羲《贻阎处士防卜居终南》,《全唐诗》卷一三八,第4册,1404页.此处的阎处士为阎防,两《唐书》无传,据《唐才子传》卷二记载:"(阎防)於终南山丰德寺结茆茨读书,百丈溪是其隐处,题诗云'浪迹弃人世,还山自幽独.始傍巢由踪,吾其获心曲.'又云:'养闲度人事,违命知止足.不学鲁国儒,俟时劳伐辐.'后信命不务进取,以此自终."《唐才子传校笺》第1册,347页.
《全唐诗》卷六五四,第19册,7523页.
《开元释教录》,《大正藏》第55册,562页上栏.
松浦友久著,刘维治,尚永亮,刘崇德译《李白的客寓意识及其诗思——李白评传》,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126页.
张君房《云笈七签》卷一一三下《谭峭传》,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635页下栏.
《宋本册府元龟》,第4册,3115页上栏.
王贞白《终南山》,《全唐诗》卷七○一,第20册,8061页.
《韩愈全集校注》,第3册,1254页.
《白居易集》卷一,20页.
《太平广记》卷五三,329页.
《太平广记》卷七四《陈季卿》,462—463页.
《唐才子传校笺》卷一○,第4册,392—398页.
《太平广记》卷三一二,2468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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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王静：终南山与唐代长安社会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