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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张崑:从社会转型角度看义和团运动
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各种历史评价,表面上看,许多观点针锋相对。不过,在史学家看来,所有这些观点,不但不对立,反而相辅相成、浑然一系,雕琢出了义和团运动确切的历史性。
大致上,观点对立的两极,一极把义和团看做愚昧的代表、暴民运动,另一极看做革命运动、人民翻身做主的前奏。还有观点指出义和团运动是上下合谋,理由是显而易见的,义和团运动的口号便是“扶清灭洋”。这些人们熟悉的观点,我们不再列举,而是返回到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尝试重新理解。
一方面,在中国历史上,从有文字记载的第一天起,反抗权威的运动就开始了。公元前770年,西周内乱后,平王被迫东迁,王室权威大减。“王命不行”,“政由方伯”,诸侯纷纷争霸,在诸侯们一次又一次失败后,齐桓公采用管仲之策,因势利导,以“尊王攘夷”的战略稳住了大局,得以称霸。管仲深知争霸不是为了反抗权威,而是为了参与公共事务,甚至使自身成为公共事务中权威。从那以后,“尊王攘夷”就成了中国传统中,新社会阶层得以成功参与公共事务的不二心法。当然,从现代社会理论上看,这并不难理解,正如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所揭示的,新人要进入一个陌生场域,“尊王攘夷”往往是最佳选择。
另一方面,“扶清灭洋”只是“尊王攘夷”的近代版,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盗版”技术,古代有,近代有,当代也有。义和团,是以“扶清灭洋”的方式复制“尊王攘夷”、参与公共事务;而1970年代末,当中国决定加入到西方世界秩序中去的时候,首先是“尊王”,即尊重美国的权威,如在联合国层面支持美国,从不投反对票,对内说这是“韬光养晦”,等等;其次,通过中越战争“攘夷”。原因并不复杂,中国要以这种最有利自己的方式,加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中去。
因此,我们说,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历史性内涵是新阶层——平民阶层——要求参与公共事务,加入到国家内政外交的博弈中来。当然,平民的这一要求并非无中生有的,而是在传统文化的进程中生发出来的:从孔子时代“天下有道,庶民不议”——平民完全被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到宋代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知识人参与公共事务,与天子共担天下——,一直到始于清初成熟于民初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儒家实现观念大逆转,强调平民甚至有义务参与公共事务——,在中国三千年历史进程中,平民要求参与公共事务的运动从来不曾停止过。
然而,正像托克维尔所观察到的:
在统治人类社会的法则中,有一条最明确清晰的法则:如果人们想保持其文明或希望变得文明的话,那么,他们必须提高并改善处理相互关系的艺术,而这种提高和改善的速度必须和提高地位平等的速度相同[1]。
平民参与公共事务,意味着要在公共空间与他人实现“相互结合”,这是一种有着相当难度的艺术。而之前,平民之所以被排斥在公共事务之外,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被看做不具备这种能力,没有掌握这门艺术,属于“愚昧”、“乱匪”、“暴民”,一旦进入公共空间,必然天下大乱。托克维尔给出的办法是:发展人们“相互结合的艺术”,使之与人们要求“地位平等”的进程相匹配。托克维尔在整个欧洲历史中看到,人们要求“地位平等”的运动,是一个无法阻挡的历史进程,它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地推进,碾碎任何试图阻挡它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要做的是发展人们相互结合的艺术,而非阻止人们进入公共空间、参与公共事务。在这个意义上,把义和团运动看作民主运动不得要领的先声,并无不妥。只是,如果不改善人们相互结合的艺术,这种不得要领就必然失控,带来真正的政治混乱。
前述托克维尔法则中,透露了两种政治混乱,一种是“相互结合的艺术”落后于“地位平等”的进程,另一种是超前。前者表现出来是愚昧,后者表现出来是虚伪。
因此,在历史的对照下,义和团类运动所揭示出的社会转型问题在于:“相互结合的艺术”落后于“地位平等”的进程。人们必须尽快找到在公共空间共同处理公共事务的方法、规则乃至制度,且要赶在公共空间涌进越来越多“不懂规矩”的陌生人之前!问题在于,原本约束精英的那些规矩,真的能有效约束平民吗?约束平民的规矩,叫做“民主制度” 。
[1] 托克维尔原文出自:Alexis de Tocqueville, 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 II, Paris, Gallimard, 1961, p. 159.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10/5327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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