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资中筠：不该被遗忘的晚清历史人物袁昶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慈禧-资中筠：不该被遗忘的晚清历史人物袁昶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资中筠：不该被遗忘的晚清历史人物袁昶

袁昶何许人也，当代人除史学界外，可能知者不多。他是庚子事变时，由于力谏朝廷不可纵容义和团滥杀洋人与外国开衅，而被处死的五大臣之一。（另四人是吏部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尚书联元和内阁大学士力山）。后世治史者称：“袁昶名臣也，以忠谏至祸，同罹惨刑。丹心未泯，碧血长埋。”
本人曾写过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事迹，袁昶正是袁同礼夫人的祖父，袁同礼之子袁澄是我清华同学，因此我对袁昶有所关注。另外，袁昶曾师从晚清浙江名儒刘熙载，近年来我见到了我外祖父的《遗言》，发现他也曾从学于刘熙载，就更增加了对袁昶的兴趣。这些都是个人偶然因素，重要的是，袁昶其人是近代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人物，从他的事迹可以见到，直到清末，仍然有一批这样对国家忠贞不二，有胆、有识，有血性的士大夫，同时从他被害的背景也可见当时朝廷之荒唐与昏聩。
袁昶（1846年－1900年），浙江桐庐人。他于光绪二年（1876年）中进士，殿试二甲。从此一路为官，既有京官，也有外官。外放时，他曾任徽宁池太广道道台，在任六年，兴利除弊，有多项改革，政绩斐然。他与张之洞交好，也信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安徽时引进西学，扩办芜湖“中江书院”，增加了舆算、格致等科学课程，这也是受其师刘熙载办龙门书院的影响。他博学多才，是同光体诗的代表之一，与很多名士都有唱和，其中知名的有刘熙载、黄遵宪、王闿运、沈曾植等。一生著作很多，还将农桑、兵、医、舆地、治术、掌故等书编成一部《渐西村舍丛刻》。
1998年，袁调任京官，在朝堂议事中一直秉承直言敢谏的作风。起初很受重用，两年内一路擢升，在被杀前，官至太常寺卿（正三品）。先是1897年发生曹州教案，德国借机出兵强占胶州湾，光绪征求大臣意见。袁昶上了二万言的条陈，分析当时的形势，做了详细论证，认为德国占胶州湾“祸急事小”，而“俄国自西北至东北，与我壤地相错”，“其祸纡而大”。也就是说，德国一案看似紧急，但是小事，从长远看，俄国才是大患。接着借此机会系统地陈述时弊，说诸臣“相率为乡愿，而举国之人才靡矣！”。他举金田之例，说，连洪杨这样的小民都能闹出这么大的乱子，何况诸国互肆蚕食之心！他大声疾呼帝国外患之忧，提出改革措施之纲要。光绪亲自写在册子中，下发大臣们议行。到那时为止，他还是受到重视的。

1899年开始从山东发生义和拳暴乱，起初是反抗当地德国教会的专横作为，主要针对中国教民，烧杀抢掠，同时也闯入了教堂杀戮外国传教士，这就是曹州教案。中国朝廷对于民间社团一向是敌视，以镇压为主的。当地官府起初对义和拳也予以镇压。但是后来事态扩大，外国卷入，官府又想利用其对抗洋人，既“剿”又“抚”。后来义和拳被招安，改“反清复明”的口号为“扶清灭洋”，在朝廷支持下，改称“义和团”，势力越来越大，由山东而直隶，蔓延至内蒙、东北，最后获准进入北京。在北京大肆烧教堂、摧毁一切与洋人、洋货有关之店铺，包括西药铺，滥杀无辜，连支持义和团的贵戚家（例如徐桐）也有被闯入遭抢劫的。清军有的也加入，一起肆虐。军匪混杂，京师大乱。期间发生了一名日本外交人员被杀，并剖腹挖心之事，引起各国震动。清廷拒绝各使馆要求保护之请求，各国开始调军队进京保护使馆。又发生德国公使柯林德到总理衙门议事，途中被清军伏击杀死（清军的说法是因为此人先杀过义和团，杀他是复仇）。这样，事态扩大，联军占领了大沽口炮台，形势紧急，战事一触即发。朝中亲贵如端王载漪、军机处协办大学士刚毅等主张借义和团之力与外国斗，还主张围攻外国使馆。袁昶等几位大臣则从一开始就主张镇压“拳匪”，与外国的纠纷按照以前的“教案”处理，避免事态扩大，消弭战祸。主战派认为“拳民忠贞，神术可用”。慈禧经过来回摇摆，最终支持主战派。
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绪的名义，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宣战。同时悬赏捕杀洋人，规定“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义和团及朝廷军队围攻各国在北京的使馆。各使馆筑起防御工事，由英国公使窦纳乐负责指挥抵抗。然后是八国联军占领天津，继而攻破京城，西太后与光绪皇帝率随从“西狩”，逃亡西安……不必赘述。
关于这段历史细节有各种说法，专著已林林总总，不是本文的主题。这里只是粗略概述袁昶被害的背景。
且不论国力如何，一国单独向十一国同时宣战，其“气魄”可谓独步中外古今。但是十一国中只来了八国，军队合起来一共只有三万人（各种资料说法不一，姑取其中），当时在北京周围的清军连同义和团有十五万人之多，却不能阻挡侵略军长驱直入，太后与皇帝弃宗庙与百姓于不顾，仓皇出逃了！如果原来真的准备打一仗，怎么不做任何调兵部署呢？真如袁昶所说“以天下为戏”！这样的朝廷居然还维持了十年才亡！

从5月到7月袁昶被杀之前的两个月内，形势越来越危急，袁昶单独或会同许景澄连上三道奏折：《请急剿拳匪书》、《请亟图补救之法以弭巨患疏》和《请速谋保护使馆维持大局疏》，提出：“奸民不可纵，使臣不宜杀，外衅不可开”。并在慈禧几次召开的御前会议慷慨陈词。同时，徐用仪、联元、力山联名支持袁昶的意见。最终未被采纳。
联军占领天津之后，有步军统领衙门弁役到袁昶家，说诸大臣在总署相候议事，请他过去。那时情势危机，议事频繁，所以并未引起袁怀疑。实际上却把他送到刑部，不加审讯，第二天就在菜市口与许景澄同时被杀，据说是腰斩，十分惨烈。袁、许二人从容就义。诱杀之后才上报慈禧，是名副其实的“先斩后奏”。第二天，慈禧下诏追述其“罪状”称：“平日办理洋务，各存私心，每遇召见，任意妄奏，莠言乱政……实属大不敬”，这是以“妄奏”、“不敬”罪判死刑。徐用仪当时被慈禧派往外国使馆谈判退兵之事，主战派称之为“勾结洋人”。袁昶遇害后，家人已星散，无人收尸。徐用仪为其收尸，也遭忌恨。徐给友人朱彭寿写信，最后一句提到此事“惊心动魄，千古奇冤”。朱怕惹祸，把信的最后一行撕下烧掉，可见当时的恐怖气氛。这是杀人以堵天下之口。情势进一步危急，朝廷再召开会议，无人再敢说话。不久，徐用仪与另外两位曾支持袁昶意见的联元和力山也被砍头，是朱彭寿为徐收尸，并重贿刽子手把身首缝在一起。在当时的险恶环境下也算够朋友了。

以下选登一些袁昶等诸大臣的说辞，道理明白，文字浅显易懂，就不翻译加注了。
6月初，身在外地的张之洞致袁昶信，表示为时局担忧，他概括局势，言简意赅：“拳匪大乱，外兵乘机，邪术岂能御敌？大局危矣！”要求袁昶告诉他“政府主见，都下议论”。
事态紧急时，太后召九卿六部议事，人数众多，一直跪到殿外，大家都匍匐不敢言，许景澄首先发言谓：“中国与外国结约数十年，民教相仇之事，无岁无之，然不过赔偿而止。唯攻杀外国使臣，必召各国之兵，合而谋我，何以御之？主攻使馆者，将置宗社生灵于何地？”许景澄还力陈：“兵衅不可启，春秋之大义不杀来使，围攻使馆背公法”。他说：况甲午一战，中国对手是一弹丸小国日本，结果丧师辱国，如今再与众国为敌，只怕国力不足，重蹈甲午的覆辙。徐用仪、立山、联元皆说：与世界各国宣战，外侮一入，内乱随发，后患不堪设想，恳求皇太后、皇帝圣明裁断。
袁昶跪在殿外，膝行而前，大声说：拳匪不可恃，外衅不可开，杀使臣，悖公法。”又说：“就令有邪术，自古及今，断无仗此成事者。”
袁昶还说：当下之急“莫急于献自治乱民，以示各夷以形势，俾折服其心，然后可以商阻夷使添调外兵办法”。对于慈禧以为要顺民心（她认为义和团代表民心）。袁昶说：“变者惟左道惑人心之拳匪耳，以辟止辟，扑杀为首要匪二三十人，乱党乌合之众，必可望风解散。我自办乱民，免致夷人调兵代办，交哄辇觳之下，则大局糜烂，不可收拾。”总的意思是说，我们自己惩办了肇事的匪徒，堵塞外人进军的借口，然后再谈判。有书载其声震屋宇，太后“怒目视之”。
袁的上疏中还有“千古奇事，必酿千古之灾”语。他说：“窃自拳匪肇乱,甫经月余,神京震动,四海响应,兵连祸结,牵动全球,于千古奇事,必酿千古之灾！而今之拳匪，竞有身为大员，谬视为义民，不肯以匪目之。无识至此，不特为各国所仇，且为各国所笑。查拳乱之始，非有枪炮之坚利，战阵之训练，徒以‘扶清灭洋’四字，号召不逞之徒，乌合肇事……
今朝廷与各国讲修睦,忽创灭洋,是为横挑边衅,以天下为戏,且所灭之洋,指在中国洋人而言,抑括五洲各国之洋人而言?大灭在中国之洋人,不能禁其续至,若尽五洲各国则洋人多于华人十倍,其能尽与否,不待智者而知之。近日天津被陷,洋兵节节内逼,诚恐几日势将直扑京师.万一九庙震惊,兆民涂炭,尔时作何景象.臣等设想之,悲来填膺。”
最后一道袁、许二人的奏折要求惩办那些肇事大臣：“臣等愚谓时至今日，间不容发，非痛剿拳匪，无词以止洋兵，非诛袒护拳匪之大臣，不足以剿拳匪。……应旨将徐桐、刚毅、启秀、赵舒翘、裕禄、毓贤、董福祥先治以重典。其余袒护 ，与徐桐、刚毅等谬妄相若者，一律治以应得之罪，不得援议亲议贵为之末减。庶各国恍然于从前纵匪肇衅，皆谬妄诸臣所为，非国家本意，弃仇寻好，宗社无恙。然后诛臣等以谢徐桐、刚毅诸臣，臣等虽死，当含笑入地。”这里，他们已经孤注一掷，甚至表示只要办了这些人，达到“宗社无恙”，自己准备把命赔给他们，在所不惜，真是此心可对日月！这道奏折还没有到达慈禧、光绪手中，他俩就被那几个政敌诱杀了。

一场灾祸过去后，根据联军提出的议和提纲中的要求，光绪发布上谕，宣布为袁昶等人平反，“开复原官”。离被害约半年，这应该算是冤案平反最快的，却是在洋人压力之下。平反的诏书曰：（五人）“于垂询时，词意均涉两可，而首祸诸臣遂乘机诬陷，交章参劾。应即加恩，……均著开复原官”。明明袁昶等人是强烈、急切地反对开衅之举措，甚至以死相谏，却说他们“词意均涉两可”，当然责任全在“首祸诸臣”，“今上”没有责任，现在平反是“加恩”。那几个“首祸”是外国要求严办的，正好应了当初袁、许等人的主张。经过一再讨价还价，刚毅已经死在西逃途中，只予革职，不再追究，载漪免死，发配新疆。其余有自杀的、处死的、流放的，不再赘述。到宣统元年（1909年）又追谥五大臣：袁-忠节，许-文肃，徐-忠愍，立山-忠贞，联元-文直。并下诏在杭州西湖孤山南麓敕建“三忠祠”，奉祀袁昶、许景澄、徐用仪三人。此时离清朝被推翻只有两年了。

皇室逃往西安途中，就已命令各地官兵剿灭义和团。发布上谕，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这可算是“始乱终弃”！袁昶本来只主张惩办几个头目，而慈禧下令铲除的是广大的团员。义和团多数就是无知农民和流民，原来在朝廷鼓励之下依附的人数越来越多，甚至有不少是未成年的少年跟着起哄。结果在朝廷“抚”“剿”之间，都做了牺牲品。慈禧未必真相信义和团的“法术”。但是牵扯到内部“帝党”、“后党”之争。当年康梁戊戌变法受到洋人支持，慈禧认为洋人企图以光绪取代自己，怀恨在心。那些主战派也特别强调这一点，他们自己各怀鬼胎。特别是载漪的一个儿子已经被慈禧封为“大阿哥”，原本就有取代光绪之意。他更加不遗余力企图借义和团之力推翻光绪。他们还曾率义和团企图冲杀光绪，被慈禧制止，但未予惩罚。而主和派是被认为属于“帝党”的。其实光绪在此事件中完全是傀儡，并未有支持主和派的表态，那些后来被称作“乱命”的诏书都是以他的名义发布的。义和团的实力和影响的扩大，朝廷也不无忌惮，甚至于有人异想天开，企图让他们在前面与洋人战斗，两败俱伤，清廷收渔翁之利。总之，从皇家到贵戚想的首先是争自己的权位，国家安危是从属的，至于生灵涂炭，对他们说来更不在考虑之列。当然还有无知、昏聩，既不知己，也不知彼，导致判断错误，进退失据。而袁昶、许景澄等人处处想的是“宗社”、“兆民”、“生灵”。这就是区别所在。

朝廷逃亡后，还只能召李鸿章进京与洋人议和。李鸿章原任两广总督，朝廷向十一国宣战时曾召他进京，他以“乱命”不从，从广州到了上海，与张之洞、刘坤一等一批封疆大吏发起“东南互保”，不承认朝廷的“乱命”，称其为奸人的“矫诏”（假传圣旨）。参加者有当时的两广、两江、湖广、闽浙总督和山东、四川巡抚，还有时任铁路大臣的盛宣怀。他们与洋人达成协议，外国不进犯他们划定的地区，他们负责保护外人生命财产。他们还暗中议定，一旦京师不保，由李鸿章暂时主政。这一大片疆土，都是中国人口密集，最富庶、经济最发达之地，就这样保了下来，未遭蹂躏。如今，太后和皇帝都逃走了，李鸿章只得奉诏进京与洋人谈判退兵。他充分发挥其外交手段，首先援“东南互保”同样的理由，说那个以皇帝名义发布的宣战诏书不算数，是在“拳匪”逼迫下的“乱命”，所以根据国际法，中国并没有与外国开战，各国是进来协助中国剿匪的。这样，根本没有交战，就不是战败国，避免了割地和出让其他权益，只需赔款补偿洋人生命财产的损失，以及“协助剿匪”的费用。还有就是开外国以保卫使馆为名派军长驻中国的先例，后来卢沟桥事变就是以驻华日军为导火线。最后达成的《辛丑条约》的正式名称，只是一个中国与各国之间的“善后议定书”（Settlement Protocol），而并非交战国之间的正式和约（PeaceTreaties）。这是在最不利的形势下为中国保全主权，争得了一点面子，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列强各自有打算，英美并不想占领中国领土，而是旨在商业利益。德国已经占领青岛。正如袁昶所预言的，有领土野心的是俄罗斯。俄国除了随联军进攻北京外，更乘人之危，另外从南北两路派大军进占中国东北，到10月占据了东北全境，以后再单独与清廷谈判，取得大量特权。另一有野心的是日本，日本在此役中掠夺财物最多，得到赔款也最多。几年后日俄战争，日本取代俄罗斯在中国东北的权益。
赔款数目巨大，成为中国多年的沉重负担。不过实际并未付那么多。后来有美国带头退还一半办学，在中国外交官力争下，其他各国跟上。一战后形势又有变化。在惩办祸首方面“上谕”与洋人要求距离最大。慈禧镇压“拳匪”毫不手软，但是对真正的祸首——那些皇族贵戚，却竭力庇护，成为李鸿章奉旨与洋人讨价还价最棘手的部分。这是李最后一次为朝廷效劳，在这场交涉中心力交瘁，到了生命最后时刻。各国还是看他的面子，不再坚持更高要求。刚签了协议，李鸿章就去世了。联军退兵后，“御驾”又回到紫禁城内，暂时苟安了几年，虽说有所觉悟，决心启动革新，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之举，但为时已晚，而且改革方案还是不能放弃亲贵的特权。慈禧和光绪都未亲见皇朝被推翻。
即便从保住自己的权位出发，杀谏臣、倚暴民，不自量力，开启外衅，除了自取败亡，还能有别的结果？而真正受害最深的还是千百万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无辜百姓，先大规模惨死于本国土匪与官兵之手，后又成为外人报复的对象，横遭暴行蹂躏。至于财产损失、妻离子散，更无法计算。

最近常见到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国”之说，意思似乎是说自从南宋陆秀夫背着最后一位小皇帝投海后，中国“士”的传统气节已丧失殆尽。姑且不论从今天的眼光看，这种愚忠是否值得发扬，单以忠于旧皇朝为标准，此说也不符合史实。晚明、晚清忠贞死难之士史不绝书。只是到了晚清，情况发生变化，面对的是以前没有的外洋列强。朝廷昏聩至此，仍然有以袁昶为代表的死谏之士，以家国、黎民为念，视死如归；在19世纪下半叶，国门有限的开放之后，出现一大批有眼光的“能吏”，包括提出“东南互保”那些封疆大吏，可以说人才济济。但是挽救不了已经摧枯拉朽的皇朝。当时有一位同情袁昶的朋友说他有点傻，前两道奏折慈禧恼怒之情已经非常明显，他还要逆其意坚持己见。实际上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第三道奏折不但傻，而且迂，点了一连串权力炙手可热的亲贵之名，要求朝廷惩办，而且表示，只要宗社安稳，自己愿意陪他们死。明知这份奏折会先落入这些人之手。主要是当时的确形势紧迫，社稷“糜烂”“兆民涂炭”，危在旦夕，他什么也顾不上了，只有以命相博。
从今天回望历史，袁昶的思想在当时还不能算最前沿的。有一些同代的知识分子已经超越他的观念。康梁变法他曾是反对派，因此曾获得慈禧好感。他没有超出把爱国和忠君合为一体的观念。“宗社”一词经常出现在他的奏折中，直到临刑时，口占绝命诗有“正统已添新岁月，大清重整旧山河”句，而且自比吕望和张良。不知道如果他再活十年，遇到推翻清皇朝的革命时将持何态度。
自屈原以降，“忠而见疑”一直是中国士大夫的悲剧。自从开始与外洋列强打交道，出现了在中外之间的“忠”与“奸”的衡量。于是多了一个罪名，就是“汉奸”或“二毛子”。明明是保一己之私利、权位，只要祭起仇外旗帜，把对立面说成“汉奸”，就很容易动员愚民、暴民。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袁、许等人是汉人，被主战派诬为“汉奸”，而载漪、刚毅等是满人。在明清易代之际，降满清的汉人被认为是“汉奸”，袁昶如此保大清江山，却被满清贵戚扣上“汉奸”的帽子，那么那些满清贵戚自己已经认同汉族了？袁被骂“汉奸“还因一事，就是德国公使被杀后，他着人予以棺敛。有人要开棺戮尸，把人头割下来，挂在东安门示众，袁反对，引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人上告到端王那里，说“汉奸”袁昶居然棺敛洋人，竟表同情于上国仇敌，是“大奇事”。不能小看这种污名化对群众的影响。直到徐用仪平反几年后，他的灵柩回乡，重新举行大殓仪式时，围观的路人还有人说，那么看来他不是“二毛子”了？
有年轻人问我，像袁昶那样明知必死，而且无用，还要坚持，这样的牺牲是否值得？这个问题值得深思。例如变法失败后康梁逃亡日本，谭嗣同可以逃而不逃，主动付出流血的代价，留下千古英名，但是客观上对革命的帮助如何，如果他不死，以后是否还会有更大的贡献，很难衡量。当时袁昶等人内心深处的想法，后人难以尽知。我粗浅的解释是：他们继承了中国士大夫“武死战、文死谏”的传统。君主虽然掌握生杀之权，但是还有朝臣议政的机制，是有可能听从建言的。至少当时还有“御前会议”，大臣们可以有机会发表意见。从慈禧在危急中频繁地召开会议来看，可以认为她尚未做出最后决断。在那种制度下，天下安危系于一人的一念之间，主和派的意见实际上都是常识，正如他们所说，“不待智者而知之”，他们可能还抱有一线希望，能晓以利害，说动慈禧做出正确决断。既然召开会议，诸大臣是有发言的机会的，假设（只是假设）敢言之士多一些，造成声势，未始不可能有另一种结果。袁、许是被主战派诱杀的。若是慈禧被激怒而直接处置，也可能有多种贬黜的选择，不一定非死不可。另一方面，袁、许等人对危机的估计十分严重，他们预料，十一国发兵入侵中国，中国必亡，其后果必然是生灵涂炭，不堪设想。袁昶临行刑时说，我今天死在中国人手中，你们他日都要死在洋人手中。他设想的是列强攻进来比义和团更乱、更惨烈的大屠杀，大概没有料到最后议和、退兵的结果。作为京官，又不可能去参加那些地方官员的“东南互保”。他们的信念是与国家共存亡，在这种危急关头，不可能为个人安全而不作声，除了“死谏”，别无他法。
谁爱国，谁卖国、祸国，历史已有公论。只是付出的代价太大。这段历史已经过去百余年，是非应该很清楚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但是似乎载漪、刚毅等人的思维和论调仍然阴魂不散，把“反洋”与爱国等同起来，以不同方式、不同规模再现。在某些人心目中，义和团暴行仍是“反帝爱国运动”，“汉奸”的帽子满天飞。如果这样一而再的惨痛历史教训尚不能使我同胞醒悟，还要牺牲多少真正爱国忠贞之士，中华民族还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呢？
（本文首发于《经济观察报》。根据反馈，又做了增补、修改，重发与此）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10/5327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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