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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桑兵：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风

今人对民国学术的憧憬，很大程度反映了自身对学界现状的不满和失望。反之，以为今日学术总体上已经超越民国时期学术发展的标高，则多少有些托大。无限向往与盲目自信这两种观念看似相反而其实相同，都缘于对民国学人及其学术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
平心而论，民国学术的总体状况未必良好，而形形色色的乱象却并不罕见。除了当局力所不及、管控不到之外，今日所有的各种问题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国立者派系争斗不已，私立者大行妾妇之道，教会学校则有食洋不化之嫌，否则民国的大学就不会有层出不穷的风潮。而主政期间相对平静的如梅贻琦之于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罗家伦之于中央大学，并不是因为教育理念有何过人之处，只不过把准了校方、教授、学生三者之间的变量关系，利用教授控制学生，防止师生联合对付校方，从而立于不败之地。这点秘诀，说到底不过校园政治的权谋而已。
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时，确立了教授治校的规则，最大化保障了教授的利益。后来蒋梦麟相继主持教育部和北大，改为校长治校，教授治学，以新旧为名，排除异己，看似收效显著，其实至少在人文学科方面与所预期及宣言并不相符。而当时各地各校纷纷力争国立化，加上条件有限，环境不佳，人数不多，若是平均而言，水准的确未可乐观。不过，民国学人仍然身处千载不遇的大变局之中，又受到古今中外贤哲的熏染浸淫，代表体现时代标高的几位大家，无论功力、见识、意境，能够望其项背者也为数不多，遑论超越。
认识近代中国学术的重要一环，是了解把握学人之间言行的关联性。记录学人言行的，除了直接材料外，还有间接材料，即使从类型上被归为直接材料的，也包含大量间接性的记述，未必都能作为直接证据。而作为证据时，无论直接还是间接，都应当比勘互证，不能轻易取舍。
学人言行的关联性如何认定，更是一大难题。近代以来，虽然引入西式的学术批评，学人可以指名道姓地点评人物著述，可是好用此法者多为后进新锐，高明者一般不愿公开臧否人物及其文字。除了在日记、书信等私密文字中的坦白以及私下言谈的直率之外，学人公开发表的文字里更多的是古典、今典之类的隐喻曲笔甚至故弄玄虚的文字游戏。如果不能解今典通语境，虚实互证，一味望文生义地猜来猜去，很容易流于牵强附会。
学术要不要影响社会时势以及如何影响社会时势，是近代中国知识人相当纠结的两难之事。近代以来，受为学术而学术的新观念影响，以及四民社会解体之后社会分工细化的制约，一些学人在不同层面提出学术与社会保持距离的主张。与之相关且同样令不少人感到困惑的，是学术著述能否以及如何被社会普遍接受的问题。学术为二三素心人的志业，往往曲高和寡。所谓雅俗共赏，可遇而不可求。受众喜闻乐见与否，不应作为学术标准。学人不必在意现世知音的多少，真正的考验，在于面对古今中外贤哲的慧眼。
如今各方都说好大学是培养人才之地，其实人才的标准有多种，按照今日大学通行的各种评价体系，衡量不出人才大概是常态。坦白地说，各种评估的硬指标，主要源于相关职能部门以及各级学术机构没有评价的能力，或是缺少评价的权威，担心没有参照，不能服众，或是不相信学人能够出以公心，秉公评判，不得已，只能将标准授予更加没有评价能力的第三方来掌控，不仅落得清静，还可以貌似公正。
本来教师很重要的本事之一，就是不拘一格，发现学生各自不同的天赋异禀，并由学校提供适合其生长的环境条件。各式各样的科学化标准，说到底是不相信教师具有评判的能力和人品，强化了权力的杠杆。而按照标准化的指标所取得的优才，大都并非治学所需的真才，多数不过人云亦云、亦步亦趋的凡夫俗子。
时下指责大学不重视培养人才，重要依据之一，是说大学片面强调科研，忽视教学。以为大学老师主要应该讲课，甚至只考察讲课的效果如何，作为教师是否尽心本职的硬指标。这样的说法做法不仅有违教育原理，也有异于中国大学教育发展的实际。蔡元培当年执掌北京大学，实施多项重要改革，其中之一，就是教师不能一味照章讲授，必须有专门研究。教员必须做研究，并且不断将研究所得带入教学，尤其要言传身教，用自己的研究引发学生自动研究的兴趣，进而加以引导。
即使学生喜欢听，也不等于就不是灌输固定知识。近代中国学人，高明者大都不善言辞，准确地说是不善于用一般听众喜闻乐见的言辞去迎合其心理。学问是小众事业，越是高深，懂得人越少，希望学问之事都能老少咸宜，便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奢望。
更有进者，课讲得好听与讲得好往往是两回事。好听与否全在受众的现场感觉，听众层次有别，反应自然不一。能够激起现场听众普遍共鸣的，大体是感官刺激的结果，绝不可能是须经理性判断的高深学问。大学的教学，应当重在提升学生的能力，使之能够听懂讲得好并且逐渐觉得好听。若是直接以学生的反应作为尺度标准，等于认定学生已经具备相应的鉴赏力和判断力，可以检验讲授效果的良否。如此乾坤颠倒，大学教育岂非没有必要？
学术风气的转移与听授有几分类似，在教育日益脱离精英化的同时，治学也不得不为力不从心的职业人准备可以让他们保有饭碗的生存之道。如果学问的确为二三素心人的事业，则致众从与传久远的相辅相成便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境界。
在中国传统社会，师与天地君亲并列，地位之高，今日公私学校的教师难以望其项背。民国时期，教会大学、私立大学各有弊端，国立大学略好，只是派系纷争严重，令人视为畏途。即使如此，也还不至于斯文扫地。师生之间，应当各守本分。近代思想学问大家，往往桃李满园，长才辈出，弟子大都是慕名而来，问学受教。若有叛离或被逐出，则是天大的事，弄得身败名裂。
研究学人与学风，弟子对于老师学行的记述，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资料，一般学术史甚至认定为直接材料。这样的看法大体不错，只是倘若将记述等同于事实，则难免偏蔽。诚然，时下不无盲目高估民国学人学问水准的现象，仿佛大师满地走，实则一些如今被尊为大师者，当时的地位并不高。准此，如何运用弟子的记述领悟呈现老师的学行，应当有所讲究。尽信书不如无书，无论使用直接材料还是间接材料，都不能简单采信，否则很容易导致偏听偏信。融会贯通所有资料，才能够不断近真且得其头绪，使得研究对象安放到适得其所的位置。
教不严，师之堕。学风不仅关乎先生，也体现在学生身上。研究民国时期的教育学术，专注于学生学习及师生关系的成果相对较少。王学典的《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是这方面不多见的代表作。
顾颉刚的众多弟子之中，成名的固然为数不少，惹是生非徒增烦恼的也不止一例。《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一书论及的何定生之外，最令其头痛不已的当属孙次舟。抗战初期，孙次舟申请中英庚款委员会的研究项目，需要联系指导教授，阴差阳错，居然说动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具名。可是，事情的发展却使傅、顾二人大为困扰。1939年年底，孙次舟以中英庚款补助，派至华西大学，“而该校无屋可居，遂迁怒及于校长，写信大骂。”华西大学校长张凌高将孙次舟来函分别寄给担任指导之责的顾颉刚和傅斯年。顾颉刚在日记中记到：“孙次舟君才气甚旺，亦肯用功，而负才兀傲，目空一切，徒成其为狂生而已。英款补助，派至华大，而该校无屋可居，遂迁怒及于校长，写信大骂，张校长将此信给我看，以我负有彼指导之责也。此等人叫我如何去指导！”
孙次舟治学好为驳论，尤其是针对名家手笔，总喜欢鸡蛋里面挑骨头，却往往不得要领。民国学界的骂人意在出名，而孙次舟敢于骂人，又不仅仅是为了出名，这很可能是自认为他与社会进行抗争的表现形式。在他看来，这是天才所共通具有的特质。除了骂人之外，孙次舟还喜欢翻案和出奇，论学尤好语不惊人誓不休。后来他写了不少论文，最引人注目同时也引起不小争议的，一是否认张献忠在四川曾经滥杀，一是论证屈原死于同性恋。这样以天才自命的愤青之于社会学界，究竟是幸与不幸，未敢断言，但是让这样的天才有了再去教育其他潜在天才的机会，必定是无比的悲哀。
有才气又肯用功的孙次舟，得到傅斯年和顾颉刚的眷顾，机缘运会也算不差。可惜孙次舟非但不受教，而且不自量，全然不守弟子之规。自大与能力不成正比，人生之路越走越窄，学问也每况愈下。此一显例，师生都应当引以为戒。心存敬畏，潜心虚怀，治学才能循其正规。如果不能讲究操守，甘做小人，固然可能得逞于一时，但天下人不可尽欺，反而自己迷失本性，做了妄人，终将害人害己，落得个身败名裂，岂不悲哉。
本文载于《历史与社会文摘》2017年第2期，摘自《学术研究》2017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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