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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魏文享：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变迁

2003年10月15-17日，桂子山上桂蕊缤纷，幽香四溢，第4届“两岸三地”历史学研究生论文发表会在武汉市华中师范大学成功举行。此次会议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和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与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共共40余人，其中港台地区研究生20余人，大陆地区研究生近20人，共提交论文41篇。港、台知名学者张忠楠、胡春惠、李谷城、张哲郎、周惠民、张力、刘维开、林维红以及大陆知名学者章开沅、冯天瑜、刘志琴、朱英、严昌洪、陈锋等均与会致辞或主持报告会。会上，研究生们充分表现了青年人的学术自主性与创新性，给一向被视为“老气横秋”的史学界吹来了一股清新之气，显示了历史学这一古老学科的生机与活力。
此次会议以“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变迁”为主题，范围相当宽泛，实际上主办方未限制选题以便研究生能够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各展所长，同台竞技。与会研究生提交的41篇论文涉及近代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层面的研究，其中不少论文论题新颖，论证深刻，并在史料挖掘、研究方法等方面有所突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近代中国史研究的一些新趋向。

论文是否有价值，首先在选题。选题是否佳，则在于是否找到了真问题。一些论文显示出了较强的问题意识，在重视总结学术前史的基础上，一些研究生或者老题新作，或者重新发掘，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原有领域的进步与新领域的开拓。
这在政治史的相关研究中体现较为明显。政治史一向为研究的重心，若想别出心裁，填补空白绝非易事。此次会议政治史题目比重较大，但多能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转换思维，有所延展与深化。晚清民初是近代中国政治剧烈变动时期，也是近代报刊的大发展时期。学界对清末官报的研究过去多集中在《政治官报》、《内阁官报》之上，但对于清末新式官报的全貌则不甚清楚。台湾政治大学博十生唐志宏从报刊史与政治史相结合的角度，探讨了清末新式官报的成立及其演变，厘清了晚清官报在近代中国报刊史上的定位，而且由此对晚清官报在晚清政治变革中的复杂意义进行了分析。中山大学博士生李振武对清末督抚与预备立宪国确立的关系这一老问题进行了重新分析，对各省督抚在预备立宪决策过程中的不同态度进行详细考察，使以往的研究有所深化。浙江大学硕士生傅怀锋的文章揭示出清末江浙咨议局议员选举中在精英政治遮掩下的民众政治参与形态，从而对普通民众的政治欠语这一已有结论有了更加真切的认识。香港珠海书院博士生孙宏仁讨论了民初南北临时政府的正统之争，显示南北临时政府通过争正统来加强其合法性的施政方略。
清朝及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已有众多研究。中国文化大学的硕士生黎裕权将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与清代驻藏大臣进行比较研究，认为驻藏办事处在1940年至1948年间能够坚守其岗位，致力于执行国民政府所拟定的西藏政策，对于维护国家完整具有重要意义。晚清海关一直是近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但研究的重点主要投注于总税务司，造成将海关直接等同于总税务司的虚假影像。北京大学博士生任智勇在深人挖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海关史料的基础上，将在晚清海关体系、财政体系中非常重要的海关监督制度作为考察对象，分析了晚清海关监督的职掌、机构设置及人员构成、海关监督体系与总税务司的关系，以及海关监督与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对于廓清前述误读有一定贡献。对于鸦片战争后中国的领水主权问题已有较多研究，但对条约前的情况则并不清晰。湖南师大博士生刘利民对条约前时代中国领水主权状况进行了探讨，从而使有关领水主权问题的探讨具有了历史的连续性。
本次会议关于外交史的几篇论文也颇具特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史所博士生梁志勇对清末禁烟新政中的中英禁烟交涉进行了探讨，从外交的角度反映了禁烟新政成败之因及其后果。台湾政治大学的应俊豪运用中国和越南两方面的史料，探讨了因太平天国运动而起的股匪问题对于清越关系的影响，这对太平天国运动研究以及清越外交关系研究都是一个不小的贡献。“三国干涉还辽”也是已有众多研究的课题，对于其所涉及的“三国四方”及其相互关系均有研究，但对于英国与此次外交事件的关系则尚有所缺。台湾师范大学博士生杨凡逸对英国不愿加入三国干涉还辽的原因及其影响进行了分析，并认为英国在三国干涉还辽中的政策为英日同盟的缔结提供了重要的背景。这3篇文章一从外交解读新政，一从内乱解读外交，一从一方看多方，均有一定创见。
在思想文化史的论题中，台湾大学博士生林志宏将王国维之死放置于民国时期的复杂社会背景下，考察了晚清遗老、陈罗、社会舆论三方从不同角度对王国维之死的不同诠释，从而由王国维之死的叙事进一步分析了民初“道德政治化”衰落。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胡吉勋以上海犹太富商哈同及其夫人所拥有的私家花园爱丽园为中心，探讨了20世纪初上海的教育圈与文化圈的存在形式。文章认为，这种教育圈与文化圈是明清以来江南地区私家助学风气余习与清末民初上海犹太富商崛起并依据其民族伦理施展社会而产生的影响力相结合所形成的特别现象。中山大学博士生李欣荣以张荫麟回国觅职的事件、修史缘由以及关于冯著《中国哲学史》的评论为轴，以张氏的史学和交流为线索，在研究张荫麟的学术交游的同时，也探讨了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学界的多元化走向。这几篇文章研究思想文化并不限于思想文化，而是关注社会观念、社会存在、学术人脉与思想学术的互动关系，在整体史的视野下使思想文化的解读更加深刻。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研究部分具有新社会史的取尚而不同于以往单纯以精英人物为中心的思想诠释，对于探究思想文化的社会渊源及其物质存在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商会及商人团体的研究已取得了重要成就，如何推陈出新是商人团体研究面临的重要课题。一些商会史研究的代表学者早就提出，要从加强商会的平行组织和基层组织的研究、改进研究方法等方面来获得拓展。近年兴起的同业公会研究印证了这一预见。[1]复旦大学博士生张天政和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魏文享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张天政对“八一三”时期上海银行公会在维护金融市场、保护同业利益、稳定汇况市场、推行公债发行等方面的活动进行了考察，展现了银行公会这一民间金融管理组织在变动时期的自我维护与管理能力。魏文享则结合行业组织的政治建构背景，对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政治参与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同业公会既与国民党政府保持合作，对国民党的政治动员发挥了重要中介作用，同时也具有自身的利益表达，这种表达既有合法性的，也有超出制度范围之外的。这些成果显示了同业公会研究的新进展。
在两党党史研究方面也有一些论文。关于国民党的基层党组织及基层政权的研究是近年国民党史研究的新兴热点。武汉大学硕士生张建华以1927-1938年间的湖北省党部为例，分析了国民党省级党部的社会角色及其变化，文章认为在此期间，湖北省党部社会角色呈现两种趋势，一是党务与政务融合的趋势，二是基层党部集权制被强化的趋势。在中共党史方面，台湾政治大学博士生陈耀煌根据大陆所出版的新史料及档案资料，对反“罗明路线”这一老问题进行了重新梳理，文章认为反“罗明路线”尽管与当时中国共产党上层路线冲突有密切关系，但该事件的根本原因乃在于闽西苏区上层党领导与地方干部及群众对于革命的认知与对情势之判定不同，以及由此造成对应采取之策略及战略的争论。这可以反映出近年对两党党史研究的新取向，其一是更加注重以实证的态度进行研究，避免以党论代史论，其二是并不简单将党看成是纯粹的整体，而注重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更加细致的解剖。

在史学研究中，方法的进步往往会推动研究的进步，适当的方法将会使论证更加圆满。在此次会议提交论文中，传统实证研究方法受到重视与传承，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计量的方法得到较广泛的运用。
在一般意义上，历史学科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宽泛性，在“科学化”浪潮高涨之下，跨学科之说大行其道，在一些特定的论题之上，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方法的适度运用的确可以使研究重进花明之境。但正如有学者所批评的，一些学人之跨学科“无非以立异为创新，在本学科以不知为无有，在他学科以不懂为新奇”，[2]这就失去了历史研究的本源了。跨学科方法并非不能运用，其关键一在于适度，二在于以史料为根据。可喜的是，此次会议在跨学科方法的运用上，除个别论文陷人迷雾不知归途外，多数借此为研究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在有关政治制度、政治参与的分析中，一些研究生多借鉴政治学的有关理论，对有关概念进行准确界定和梳理。华中师范大学赵炎才在“二叔”伦理道德的研究中重视伦理学理论基础的运用。台湾政治大学硕士生若松大佑在讨论张学良在《杂忆随感漫录》中对自己过去的解释的问题过程中，实际上运用了心理学有关自我定位的解释。南开大学姜海龙借用心理学中关于“母亲情结”的说明，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来解读新文化运动三大精神领袖鲁迅、胡适和陈独秀的妇女观，文章认为，母亲的巨大形象影响到这些新文化巨子的内心世界。作者将这种母亲情结置于近代的历史与文化之中加以解释，使我们对这些文化领袖在精神主张与个人生活中所体现出的两难境地有更深的了解与同情。正因如此，这篇文章在会上引起了激烈讨论。
计量方法在会议论文中也有突出表现，一般在经济史与社会史中运用较多。一些研究生将计量方法与电脑统计相结合，使研究更进一步，并将计量方法运用于思想文化史研究，取得一些新的收获。台湾政治大学硕士生唐屹轩对《新青年》与《学衡》的引介新知进行了量化分析。作者将《新青年》从创刊至1926年停刊12年间发表的1419篇文章进行分类，与引介新知相关的文章有511篇，《学衡》从1922年至1933年间发表的文章高达1708篇，其中与新知相关的有282篇。作者按照其来源的国家地区分布、专史分类两大指标，对两刊引介新知的源地及其侧重点进行系统分析和比较，从而明确两刊在引介新知的比例、来源、专史分类方面均有所差异。将这篇文章与其他主要以举例法来阐明两刊的宗旨及其影响的论文相互对照，我们的历史认知无疑会精确、明晰得多。香港中文大学硕士生谭洁瑜的论文虽然讨论的是当代中国人的婚恋价值观念的变化，但其计量方法的运用仍然值得介绍。作者随机抽取国内家庭生活类杂志《家庭》在1986年至2002年间的804个征婚广告作为文本，从征婚者自我介绍和对未来配偶提出要求的角度和角度取向进行量化编码，共建立包括身体物质特征、精神特征、社会资源特征和婚史四个方面约20项指标。作者通过电脑运用Excel和SPSS进行统计分析，从而描述出了20年间中闰人婚恋价值观念的变化曲线。

实证是历史学的基础，也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不管历史哲学、史学观念、研究方法如何更新，实证总归是史学成果必要的支撑。在这次会议上，实证的学风得到继承和宏扬，这突出表现在资料的运用和史料的发掘上。不少研究生尽量避免使用孤证或者是二手资料，注重史料运用的全面性，使历史事件的各方均能够在文中说话。同时，尤其重视历史档案资料的挖掘，
以史料的原发性来加强论文的原创性，以期新的发现。这种史料意识正是实证学风的最直接体现。
北京大学博士生任智勇在对海关监督制度的研究中，避免以往研究过分依赖总税务司资料的限制，大力发掘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军机处录副？财政类？关税项》档案和其他相关文献，从而揭示出被总税务司光芒所掩盖的海关监督制度的原貌。华中师大博士生彭剑根据本校所藏报刊的缩微胶卷，对孙中山与新加坡《中兴日报》、《南洋总汇新报》两报论战的关系进行了考证，认为在以往的评价中夸大了孙中山对两报论战的影响，并对历史人物评价中的“神圣化”和“妖魔化”现象进行了批评。台湾中兴大学硕士生许峰源对南京国民政府争取国际联盟理事会席位的过程进行了详细梳理，其运用的资料包括台北国史馆的《国民政府档案》、《外交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有关资料以及《申报》、《大公报》等报刊资料。华东师大博士生戴银凤以1905年上海大闹会审公堂案为考察点，来分析20世纪初寓华西人对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观感。她所运用的史料除上海档案馆工部局档案、《申报》、《中外日报》、《万国公报》外，还包括驻华西人间的通信和其他言论，资料的全面性使其论述更加严密，由此揭示出驻华西人对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既有恐惧和排拒的心理，也有持同情和理解态度的。华中师大博士生付海晏运用鄂东地区的系统民事诉讼档案，对战后鄂东民事秩序恢复与重建过程中的“自我道德化”现象进行了研究，从而在一个微观层面揭示了战争是如何影响到司法实践的具体表征。如同商会研究起始于商会档案的整理一样，同业公会研究的兴起也得益于有关行业档案的发掘。魏文享和张天政对同业公会的研究主要运用了银行公会及其他行业档案资料。应俊豪、杨凡逸在前述外交史的研究中也重视搜集交涉各方的史料，避免了有些外交史研究常见的“己方得势、外方失语”的现象。
可以说，史料征引的全面性、档案资料受到普遍关注是此次会议论文的一个重要特点。正因如此，才能够使一些原有课题得到深化，一些新的课题不断被发掘。在会议讨论中，史料是否坚实可信也是研究生辨难的重要内容。我们也看到，不仅国家档案馆、省市档案馆的资料运用受到重视，有些论文资料搜寻已深人到县级档案馆。虽然并非提倡“无档不论”的口号，但有一分史料方说一分话，重视原始资料的发掘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

关于新社会史的讨论近年比较激烈，一些学者在新社会史的学科性或者其范式意义上有着不同的观点。[3]但不论从何角度而言，在研究主题的选择方面，关注下层民众的社会生活或传统意义社会史范围仍然是主流，在研究范式上，整体史、总体史的考察方法被重视。在此次会议上，几篇性别史的论文深入到社会基层，研究普通饮食男女的性别与婚姻观念，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台湾大学博士生周叙琪以民初的《妇女杂志》为例，以社交、恋爱、婚姻3个方面为研究取向，分析男性面临传统男女界线破除之后如何与异性友谊互动、如何选择配偶以及社交与婚姻的关系问题，从而将男性在近代婚姻生活观念和风格变迁过程中的形象凸现出来。台湾大学博士生张远从清末民初戏剧男女合演问题来分析性别观念的变化，反映在许多观众对男女演员持不同的评价态度，常把女演员放在较低的位置来评价，但又常以男演员的演出作为典范来评价女演员。许多人仍延续了清代发展到极至的礼教观念，抨击男女合演有伤风化，而一些受西方影响的话剧界人士则将男女合演视为进步。不论如何，演员的实际性别仍被强调。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王若梅以二三十年代的通俗性大型综合图片读物《良友画报》人手，分析了其所展示和要塑造的女性形象，并由此来探讨近代中国转型与变迁中一般民众的观念适应问题。文章认为，《良友》牢牢抓住了摩登女性活跃而流动的魅力，在摄影和文字的虚实建构中为女性提供了模仿的对象，为男性提供了消遣的资源。《良友》不论对女性还是对男性的女性观都有一定塑造作用。这几篇文章均涉及到近代女性形象及观念问题，具有一般妇女史研究的某些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几篇文章又并非限于妇女史，而是具有性别史的特色，不仅关注于女性，也关注了男性观念的变化，关注了性别观念与社会观念的互动性关系，显示了由妇女史向性别史迈进的新步伐。在会议上，围绕这几篇文章也产生了热烈的讨论。
此外，还有不少优秀论文。这次会议经济史方面的文章较少，主要有以下几篇。暨南大学硕士生余昌蓬对中国第一份官办彩票——湖北签捐票由商办转为官办的内在原因、发行策略、市场反映及与财政关系等问题作了探讨，文章认为湖北签捐票的官办方式对于此后的彩票发行有着深远影响。复旦大学博士生诸静依据上海档案馆所藏档案史料，对近代著名的私营银行——金城银行在北洋时期的铁路放款及投资活动进行了研究。与一般银行相比，金城银行不仅参与铁路放款较早，而且放款的比重也较大。厦门大学硕士生梁勇通过对近代四川桐油交易模式的分析，揭示了桐油贸易网络在外销新局面及洋行进入四川桐油交易过程的反映及其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史所博士生贾中福对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内债政策进行了再研究。在其他方面，香港珠海书院博士生陈惠芬以《宪法刍议》为中心，探讨了王宠惠宪法思想的源起及其内容。香港岭南大学翻译系博士生王晓元对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西学”话语策略进行了讨论。
此外，一些研究生的考察范围也涉及到当代。台湾成功大学博士生王御风以最近3次高雄市长选举为例，对近几年来台湾地方政治版图及高层政治的剧烈变动进行了结构分析。香港城市大学博士生李绥洲讨论了当代中国党政干部制度改革及“苏丹化现象”，并对如何建立廉洁高效的党政干部制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南京大学博士生汤兆云对《新人口论》批判及其历史教训进行了总结。
在3天时间里，两岸三地的研究生充分发挥了主体作用，以饱满的热情、青春的锐气投人到研讨中。港台和大陆一些知名学者与会主持，也是此次会议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据我们初步了解，与会学者和研究生们都认为这是一次圆满成功的论文发表会，它无疑将对两岸三地历史学人才的培养有所促进，也会使一些问题的研究更加深人。
当然，任何一次学术会议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它不仅受到提交论文的局限，还受到研究生自身现状的局限。从主题方面看，会议论文涉及面十分广泛、有些研究已处在相关领域的前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近代中国史研究的新趋向。不过，近代中国史研究的某些缺陷也有所显现，一些研究论文仍时时掉人研究方法上的“规范认识”陷阱，如对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评价尺度的把握上，对史料的运用及分析上，对概念或相关理论的界定说明上，在跨学科方法的运用或对文本的解读方面，在无意识中仍会有所失误。
从2000年到2003年，从广州、台北、上海再到武汉、由港台和大陆学者共同发起的两岸三地历史学研究生会议已举办了4届。经此4届会议，两岸三地青年研究生的交流与往来多了起来，交流与理解也进一步影响到年轻一代的思想及研究方向，有利于拓宽学术视野及提高研究水平，并将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进步。在4届会议中，不少提交论文是博士学位论文的节选，由一斑窥全豹，可以预见，一批新的研究成果的诞生将为期不远，而一批新人也将会由此成长起来。通过研究生会议，两岸三地在研究生培养方面也多有交流与合作，有利于提高近代中国史研究生教育的水平。这次会议无疑是对前几次会议取得成绩的延续与深化。在此次会议的开幕式及闭幕式上，曾参与发起两岸三地研究生会议的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张哲郎教授、香港珠海书院文学院胡春惠教授以及著名史学家章开沅教授均对研究生会议已取得成果表示欣慰，也期望两岸三地研究生会议能够继续举办下去，使之成为两岸三地历史学研究生学术交流的平台和学术进步的阶梯！对于研究生而言，则要充分运用这一来之不易的舞台，提高自身的学术研究水平。“小荷才露尖尖角”固然可喜，但要真正“重整河山待后生”，则还需要研究生们加倍地努力！
本文刊于《国际学术动态》2004年第4期，感谢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硕士张莉提供稿件。

（本次会议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生彭剑、硕士生谷秀青担任记录，在此表示感谢。）
[1]马敏.近十年来中国的商会史研究及其展望.见章开沅主编《近代史学刊》第1辑，2001年.
[2]桑兵，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绪论.
[3]有关新社会史的讨论可参见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信仰》一书的附录文章，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13页.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10/5336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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