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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魏文享：中国大陆的武汉史1927—1949研究综述

武汉是近代中国的中心都市之一，但就史学界的研究而言，仍以晚清及民初为主要时段，南京时期之武汉史研究尚不充分。以已有研究而言，主要集中于武汉政治史、武汉抗战史及武汉城市史三大主题.通过对南京时期武汉史研究的整理，以期有助于武汉史研究的推进。
中国大陆；武汉史
武汉是近代中国的中心都市之一，为华中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中心。但与国内外学界对上海、北京、天津及重庆等城市史的研究相比，武汉史研究仍显不足。就其研究大概观之，晚清民初是较受关注的时段，主题大约以汉口之经济及武昌首义最为集中。1927-1949年间的武汉史除武汉国民政府、武汉抗战史以外，立足于城市史角度的研究尚显薄弱。实际上，武汉不仅在这一时期的政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市政建设、社会阶层、民间组织、工商经济等方面亦有新的发展。可以说，武汉的兴隆衰替中更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变量，而此类变量正是“中国内部社会变迀”的重要体现，值得深入发掘研究。本文即从政治史、抗战史以及城市史三个大的部分就中国大陆在1978年后对武汉史（1927-1949）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初步的总结，以利于武汉史研究的进一步开拓。

武汉居九省要冲，一直是民国时期政治斗争的中心地区之一。这里主要分武汉国民政府、国共两党武汉史以及武汉解放三个部分，对1927-1949年间武汉政治史作一概述。

武汉国民政府从1926年12月到1927年9月，持续时间不长，但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对武汉城市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在以往的“革命史”视野下，武汉国民政府在国共两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引起大陆众多学者的关注。目前，总体上看对武汉国民政府的研究已较为成熟，主要成果主要集中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少数是在90年代初，近年关于武汉国民政府的研究成果较少。
武汉国民政府的成立、转折与解体是学者们关注的基础性课题。袁继成等著《武汉国民政府史》是第一部关于武汉国民政府的历史专著，对武汉国民政府建立、发展、局部失败、动摇解体的过程进行分析，同时在横向上对武汉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群众运动以及新闻教育等方面进行了考察。①杨国民对武汉国民政府解体的原因及其过程进行了专题性的分析。（1）袁继成还撰文分析经济问题与大革命时期武汉国民政府的关系，认为缺乏经济支持是武汉国民政府解体的重要因素。（2）
武汉国民政府的各项军事、政治、外交政策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黄德林对武汉国民政府在紧急时期外交政策调整的原因、内容及其影响进行了综合性的述评。（3）牛大勇则认为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具有两重性。（4）陶用舒对武汉国民政府北上与东下之争进行了评议。（5）徐晓林、杨国民肯定了武汉国民政府东进之举，认为东征讨蒋具有有利的政治和军事条件。（6）彭敦文讨论了武汉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在争夺东南地区控制权问题上的斗争。（7）军事战略的成败不仅仅影响到军事斗争本身，也对大革命后期的国共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何世芬对此作了一定的分析。（8）于桂芬认为武汉国民政府在收回汉口租界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9）
武汉国民政府是近代政体发展的结点之一，虽然历时短暂，但在政府建制等方面仍然有一定的创新。毛磊等从法学的角度对武汉国民政府的法制建设进行了概括和评析。②吴传太也讨论了广州及武汉国民政治的吏治及立法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10）吴建国集中讨论了广州、武汉国民政府官制的特点。（11）
性质之争是大陆政治史研究中的传统课题，武汉国民政府是国共两党真正联合成立的政府，但在组织与政策上又表现出多重性，因此，武汉国民政府的性质问题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曾宪林1982年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论文讨论武汉国民政府的性质问题，次年朱培民也在《近代史研究》上撰文指出武汉国民政府不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权。这两篇文章一和一应，显示了武汉国民政府的性质问题在当时史学界受到相当重视。此外，还有其他学者对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③

武汉在国共两党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毛磊、毛传清认为，在国共两党依违离合的关系中，武汉占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在国共第一次合作中，武汉地区的合作在全国占有突出地位，武汉国民政府则是20世纪唯一的国共联合政府。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再度合作，从南京失守到武汉抗战，武汉成为临时首都，国共合作发展的高峰再次发生在武汉。（12）（1P08）武汉党史办公室还专门编辑了《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一书，对中国共产党在武汉的历史作了编年式的叙述。（13）
也有学者探讨了武汉的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的情况，彭捷在《1923年到1937年间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一文中指出，中国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作为国民党中央直属的地方组织是左右和影响武汉地区政治形势的重要力量，从1923-1949年间几经更迭。大体上可从1927年“7·15”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在此前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为推进国民革命作了一定的贡献；在此之后，随国民党内派系矛盾而多次改组，但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性质始终未变。（12）（P321）

武汉解放是武汉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武汉近代与现代的分界线。武汉的解放有着自身的特点，李怀军认为，武汉解放与北平、济南等地均不相同，而是据守一方有实力与进攻一方抗衡但弃城而逃，使进攻一方和平地进驻，从而出现解放战争史上的“武汉方式”。文章认为，美蒋“划江而治”阴谋的破产和白崇禧企图保存广西老巢实力是“武汉方式”出现的内在推动力之一；人民解放军的外部军事压力则是“武汉方式”出现的另一推力。（12）（P61）吴仲炎也对武汉解放的特点及形成因素进行了细致分析。（14）张广立则分析了解放战争时期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和平运动”，他认为“和平运动”的主力是第三势力，目的是力促国共实现真正和平。“和平运动”促进了社会贤达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真正站到共产党和人民一边。武汉的“和平运动”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12）（P50）

武汉抗战史是对1927—1949年间武汉史研究的重中之重，武汉抗战不仅是国民政府正面战场上的一次大规模的会战，在抗日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对武汉城市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武汉抗战的时空界定、战争战略、参与力量、地位作用等方面一直受到史学家尤其是武汉地方史家的关注，研究成果极其宏富，尤以1998年最为集中。该年10月24-26曰湖北大学、海峡两岸关系与国共关系研究会（筹）及武汉市等单位联合发起召开了“纪念武汉抗战暨中山舰遇难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中国海峡两岸和来自日本、加拿大的共147位学者出席了这次研讨会.围绕武汉抗战研究和中山舰研究两个主题（另有其他关于抗战研究的若干选题）共有110位学者在会议上报告了论文。其中关于武汉抗战的有66篇，内容涵盖了武汉抗战中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大至武汉抗战的总体评价，小至武汉抗战漫画的个案研究，而且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如少数民族与武汉抗战，海军与武汉抗战等。④以下就对1980年至今武汉抗战史研究分专题作一介绍。
武汉会战和抗战的时空概念是1998年“纪念武汉抗战暨中山舰遇难60周年学术研讨会”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许多代表提出，首先应该将“武汉会战”和“武汉抗战”这两个概念严格区分开来，准确把握“保卫大武汉”中“大”字的内涵。“武汉会战”主要是指以武汉地区为中心，牵动湖北、河南、江西、安徽4省战局的中日两国军队的一次大规模的军事作战。“武汉抗战”则不仅包括“武汉会战”的全部内容，而且还包括国共两党为“保卫大武汉”而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所作的总宣传、总动员，以及各阶层人民为保卫武汉而进行的各种抗日救亡活动。武汉抗战的时间大体从1937年11月18日国民政府决定迀都重庆而在武汉办公开始到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结束。
不少学者从总体以及局部对武汉抗战史进行了评析。骆美玲、皮明庥、江抗美、敖文蔚等学者对武汉会战进行了综合性的考察，对其过程、策略以及影响进行了分析。⑤皮明庥、潘泽忠、葛飞、马洪武等学者则探讨了武汉会战的外围战役、武汉会战与河南战局、新四军对武汉会战的配合等局部问题。⑥杜达山、李资源还就少数民族与武汉抗战的关系作了探讨，均认为在武汉抗战时期，我国少数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同仇敌忾，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积极参加抗日武装斗争，为武汉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⑦于国红、黄华文、方诚等学者对武汉会战中敌我双方作战指导之得失、撤守原因等问题作了有益探讨。⑧
对武汉抗战在全国抗战乃至整个抗日战争史中的地位与作用，众多学者进行了实证性的分析与充分的肯定。刘继增、赖文楼、黄红发、欧阳植梁等认为武汉抗战时期国统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达到高潮；武汉会战把正面战场作战推向高峰，成为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的转折点。⑨刘自等诸多学者都充分肯定了武汉国共谈判及合作的积极作用，认为中国两大政治派别的全方位合作，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各抗日党派、军队、团体的团结合作，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5）唐宝林更认为武汉抗战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团结、最民主、最进步的时期，也对以后的中国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⑩杨存厚既分析了武汉保卫战中国共的合作，也讨论了两党的分歧。（16）
关于“保卫大武汉”的总动员和总行动，总体上由对诸多事件的叙述和空泛的评价转向较有深度的个案分析，尤其是在关于政治动员及文艺动员方面。罗福惠讨论了武汉抗战时期民众动员的组织、方法、成效以及不足。陈乃宣从总体上对抗战初期武汉抗日文化进行了论述，章绍嗣分析了武汉抗战文艺的地位与特点。梅莉对抗战时期武汉的报刊作了概括，杨小毅、田子渝则分别以《新华日报》、《抗战漫画》为个案，具体讨论了媒介与抗战的互动关系。11此外，张绍嗣等还编有《武汉抗战文艺史稿》（17）。
此外，关于武汉会战与工业内迀、武汉抗战与中外关系、武汉抗战人物等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入。张英、徐凯希等认为武汉会战为工业内迀赢得了时间，对西南地区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关于武汉抗战中的人物研究，初期多集中在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人物方面，
现在已重视对蒋介石、宋美龄、李宗仁、陈诚等人的研究，能够公正地评价国民党人物在武汉抗战中的历史地位及其功绩。12
历经数十年研究，武汉抗战史的立体面貌己呈现在我们面前。总体上说，武汉抗战史研究已由纯粹的军事、政治史过渡到将武汉抗战与当时的社会及时代背景相结合，重视揭示出武汉抗战的多层面相，并已走出传统“革命史”视野，能够客观公正地评价参战各方的是非得失。作为抗日战争史中的重大战事，武汉抗战史的内容极其丰富，还有深入挖掘的潜力与空间，尤其是要加强武汉抗战与社会结合、武汉抗战与国民政府等方面的专题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目前抗战史研究已取得重要进展，但在对于日本侵略者本身与武汉会战方面的研究还十分缺乏，众多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对日文文献引用极少，这无疑是应该加强的。

政治史以及抗战史是发生在武汉这个城市的重大但也是最为显著的事件，对于武汉之发展及内部变迀有着深远影响。但要对这个城市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还需要从城市史的角度加以研究。就这个角度而言，城市自身的经济发展、市政建设、人口职业、社会风俗等主题更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个城市的历程及特质。今日之武汉是在自身的历史之上发展起来的，探究民国时期武汉城市史正有助于今日武汉的建设与兴盛。以下从几个方面对武汉城市史研究进行梳理。

从总体上对武汉史进行总结的论著有如下几部。较早的有皮明庥的《武汉近百年史》、《武汉史稿》等。《武汉近百年史》主要是一部政治史，将1927-1949年的历史分为武汉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及解放战争时期三个阶段进行叙述。（18）
皮明庥一直以武汉城市史为研究重点，他1993年出版的《近代武汉城市史》在我国城市史研究领域占有重要地位。此书是国家“七五”社科重点研究课题，是继《上海城市研究》、《近代重庆城市史》之后的又一部城市史研究力作。该书共分四编，“民国时期武汉的发展状况”该书中共占两部分，即第二编武汉教会的扩展期与近代化曲折发展期（1912-1937）在这一时期武汉虽遭遇战乱、1931年大水和抗战初期的日军轰炸，但整体而言城市近代化是在曲折前进的；另一部分即第三编武汉都会战时化、殖民化和近代化断裂期（1938-1949）在此期间武汉城市经济纳入战时轨道，城市发展推动力呈现衰败之势。此外，在第四编专论中作者从经济透视、都市文化、人口职业、阶层结构、社会风俗等方面对武汉进行了横向考察。该书在城市史的研究方法方面也作了有益的探索。（19）此外，皮明庥还主持编写有普读性的《武汉史话》、辞典式的《武汉通览》等。13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写的《武汉市志》应是最为系统的综合性史志，分财经、政法、教育、卫生等共约十部对武汉进行横向研究，但主要详于当代，而略于近代，甚为遗憾。
也有一些专题论文对武汉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考察。刘盛佳、曾令甫对武汉的城市沿革进行了考察，认为民国时期是武汉发展的重要时期。冯天瑜在《武汉早期现代化刍议》中，跨度较大地将由晚清至民国中期的武汉早期现代化历程进行综论，认为“武汉早期现代化”可从一般、特殊、个别三个级次展开讨论，即从现代化、中国早期现代化、武汉早期现代化逐层辨析。现代化可区分为“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和“后发外生型现代化”，除西欧少数国家外，世界其他地区的现代化都是后发外生型的，我国也不例外。从19世纪中叶以降，我国的现代化道路充满坎坷。武汉的早期现代化晚于广东、上海、天津，早于内地多数城市，在全国处在中上级次，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武汉后来居上，发展成为超过广州，与天津争胜，直追上海的全国最大的现代工商文教中心之一。（14）

今曰武汉涵括汉口、武昌、汉阳三镇，为华中第一大都会。虽然汉口在很早就已成形，但作为整体的武汉却屡经变动，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尤为频繁。皮明庥对武汉三镇汉口、武昌和汉阳的演进作了详细考察，认为直到1927年4月16日在汉口成立三镇合一的武汉市政府，武汉才形成了近代型的统一体。但武汉建市之后，由于中央到省、市以及市内各区的矛盾，其区划和体制并未完全稳定，导致武汉城市体制的多变。总体上，武汉三镇时分时合，时而合三为一，时而一分为二、一分为三。而武汉或者汉口市时而为特别市，时而为省辖市，但在建制的变化中汉口始终是主轴。（20）徐实对民国时期的武汉建制问题也作有专论。（21）

皮明庥综合考察了武汉近代民族主义工厂创建的历程。（22）陈建国研究了武汉的航运业，他认为从1912年到1937年是武汉地方航运业迅速发展的阶段。武汉地方航运业公司以及外埠来汉的轮船招商局、三北轮埠公司、民生轮船公司均得到极大扩充。它们的经营活动形成了以武汉为中心的轮船运输网络。这一网络在工业内迀战略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武汉沦陷后，航运业为日军所控制。在抗战胜利后，武汉航运业有一定的恢复和发展。李怀军对抗战和沦陷时期武汉经济的变动作了考察，该文认为从“芦沟桥事变”到武汉沦陷前夕，是武汉经济短暂繁荣、迅速萎缩期。而从1938年10月到1945年9月是武汉遭受殖民统治的沦陷期，也是武汉经济彻底破败、完全殖民地化时期。殖民化导致武汉经济近代化的终结，使武汉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急剧下降。13外贸在武汉经济中占有较大份额，陶良虎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汉口对外贸易衰退的原因。20世纪30年代，汉口对外贸易由鼎盛逐步走向衰落，对外贸易值急剧下降。其原因包括自然因素，1929-1931年间国内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社会秩序动荡，社会购买力低下；政治因素主要是指国内战争导致以汉口为中心的内陆交通运输梗阻；经济因素主要指世界经济大危机和国内经济状况不佳。（23）汪国华结合当代考察了武汉旅游业的发展状况。（24）
在武汉经济发展中，武汉港和汉正街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这两者的存在确立了武汉作为港口城市和商贸中心的地位。武汉港史志编纂委员会主编的《武汉港口志》以及《武汉港史》对此进行了通史性考察，认为民国时期的1912-1936年是武汉港成长为长江内河最大水陆综合运输枢纽的时期；1937-1949年，因受日本侵华以及国内战争的影响逐步走向衰落。16朱文尧主编的《汉正街市场志》对汉正街市场的沿革进行了追溯，汉正街是16世纪兴起的汉口镇上的一条重要街道，汉正街市场由汉正街及其联通两侧巷内的众多经营门点所构成，经历了明末清初的勃兴、民国时期的曲折和改革开放后的复起等历程。此志对汉正街市场的形成及变迀进行了通史性的勾画。汉正街的兴衰实际上是汉口成为内陆中心城市的形成及变迀过程，也是武汉城市史的重要组成部分。（25）

市政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城市的社会发展水平和自身特色，可以说是一种凝固了的历史，理应受到城市史研究者的重视。从目前所见，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关于武汉供水、供电、道路建设、公共设施等方面的研究几乎没有。相关的文章有范正国的《武汉近代建筑概述》，武汉的近代建筑，始于清末，盛于民国，衰于沦陷。开埠通商、洋务运动以及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是武汉建筑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1927年汉口市工务局成立之后，统一归口管理设计施工事宜，制定了相关的管理和监理制度，对提高工程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该文并对武汉著名建筑进行了编年式的介绍。（12）（P75）

民国时期武汉多灾多难，天灾战祸，连绵不断，1931年水灾以及抗战时期的难民救济问题引起了一些学者同情性的关注。华中师大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章博的硕士论文《武汉1931年水灾救济问题研究》对这一问题作了更深入的探讨，此文考察了1931年大水灾对武汉三镇的影响及后果，分析灾害的自然原因及社会原因，重点对政府及民间救济行为进行了论述。文章认为，1931年水灾救济对民国时期的救灾体制是一个检验，在这一体制中，政府仍占主导地位，民间组织广泛参与，政府与民间团体协调合作，使救灾基本上能够有效进行。从方式上，既承继了传统的救灾方式，也深化了工赈和农赈等途径.孙艳魁、吴成国对抗战时期武汉的难民救济进行了考察，认为在国民政府暂迀武汉期间，武汉一度成为难民集聚和难民救济的中心。难民救济是抗战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武汉地区的难民救济工作是全面难民救济工作的起始阶段。政府和民间均成为难民救济的重要力量。17

严昌洪在一系列论文中讨论了武汉的社会风俗及商事习惯的变迀问题。在《近代武汉社会风俗的嬗变及其特点》一文中，他论述了武汉颇具特色的传统风俗及其在民国时期的变迀，时间约为民国初年至武汉沦陷间，对武汉风俗演变的特点进行了归纳，认为不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处于一种过渡形态。18张崇明对武汉的茶馆、餐馆和旅馆等“三馆”的发展过程进行了考察，也讨论了20年代中期以至30年代初期，餐馆和旅馆逐步滑坡而茶馆独兴的现象。认为餐馆和旅馆的盛衰直接受社会经济的影响，而茶馆更多受传统生活习惯以及心理、信息需求的影响。此后受到日本侵华战争的打击，“三馆”均呈衰败之势。（12）（P45）
民国时期武汉的民间组织十分普遍，魏文享通过对从抗战胜利到武汉解放前夕武汉同乡会发展的原因、组织概况及其功能的考察，力图探明同乡会同业公会与传统会馆、公所间的渊源关系，同乡会对同乡移民群体的自治功能，同乡会与地方社会及地方政府的关系等问题。认为作为同乡移民群体的自治中心，同乡会注重同乡公益与慈善救济等类事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府的城市治安体系与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有效的补充。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这一组织的整合功能，在给予同乡会以法律认可的同时，又通过种种措施加以规范与引导，将其纳入了社会调控体系。可以说，乡土观念和同乡会并非如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完全是“封建的”、“落后的”。（26）

由以上评析可见，中国大陆对1927-1949年间的武汉研究已取得一定成绩，基本上突破了“革命史”框架，在研究主题上有较大拓展，尤其城市史日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在研究方法上，据之于实情的实证研究法逐步成为共识，能够客观公正评价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武汉所取得的成就与缺陷。但对武汉的研究与武汉在历史上的地位仍不相称，比之上海、天津甚至一些中等城市的研究，都要落后，存在的问题亦相当之多。
从时间上看，1927-1949年间的武汉史研究还缺乏学者的重视，已有成果反映，清末民初汉口史是学者关注的焦点。但如果不重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武汉史研究，岂不是造成了人为的断层？从主题上看，武昌起义、武汉国民政府、武汉抗战史是武汉近代史研究中的“三朵金花”，对于武汉城市本身的发展缺乏横向的专题性研究。如上文所述及的市政建设、社会组织与风俗、社会救济等诸多方面虽有学者关注，但与武汉这座城市的丰富内涵相比，仍远远不够。对于武汉地区的教育、公共事业的研究基本上还属于空白。历来言武汉为“九省通衢”华中都会，但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武汉与长江流域及周边地区的互动如何也缺乏充分的实证性的研究。从研究者本身来看，武汉史研究的主力基本上是武汉本地区的学者，本地区外及国外学者参与较少。当然，本地区的学者有近水楼台之利，但力量毕竟有限。要推动武汉史研究更上一层楼，还需要将研究群体扩大化和国际化。在这方面，上海史研究的国际化模式颇值得借鉴。
除研究者主观方面的因素外，许多学者反映档案资料利用率低也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研究的深入。2002年10月2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武汉市档案馆联合主办了“近代档案与城市发展”学术研讨会，这次会上对档案开发与武汉史研究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据介绍，近代有关武汉的档案主要藏于武汉、重庆、台湾、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武汉市档案馆藏有1949年前的档案共189个全宗，17.7万卷册，这些档案大部分形成于20世纪30-40年代，民国初期和抗战时期的档案较少；从横向看，汉口市政府及其部分直属机关和警政司法、金融机关、著名企业与商会及同业公会的档案较完整，而其他部门机关的档案则很少。重庆档案馆所藏与武汉相关的档案史料主要分两部分，一是散见于“陪都档案”各全宗的档案文件，共2000多件，较零散；二是有关战时迀往重庆的武汉工矿企业的档案，较系统，涉及兵工、钢铁、纺织、机械、船舶、交通等诸多方面，是研究武汉工业经济史的重要史料。在“二档”藏有民国除武汉沦陷时期外的一些档案，共有18000余卷，散见于125个全宗，其中有关汉口的档案最多，二档保存有大量能够反映武汉三镇民族工商业发展状况的档案，这些档案集中在国民政府工商部、实业部、经济部和商标局等全宗之中.在台湾，国史馆、国防部史政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国民党党史馆都藏有关于武汉的档案，特别是武汉国民政府时期的档案十分丰富。
这些档案的充分利用对推进民国时期武汉城市史研究至关重要。上海等地城市史研究取得较多成果，与利用档案是分不开的，以后城市史研究要取得突破和发展，也必须要依赖城市档案的进一步开放和利用。武汉史研究要拓深，必须要在档案的开发利用上予以突破。在1998年纪念武汉抗战暨中山舰遇难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不少学者建议档案馆应把开发与服务意识摆在保护意识之前。放松对查阅者的条件限制，为查阅者提供更多便利。湖北省档案局与武汉市档案局负责人也表示以后要多加强学者、学术机构和档案部门的联系与合作，让海峡两岸的学者、国内外的学者与档案工作者共同切磋，共同深入开发武汉档案，研究武汉。期待在武汉市政府有关部门、本地区学者以及国内外关注武汉史研究的机构与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使“老武汉”的面貌更为清晰地展现在世界面前。
本文刊于《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感谢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硕士张莉同学提供稿件。

①袁继成：《武汉国民政府史》u相关评介文章请参见魏宏运、罗宝轩：《〈武汉国民政府史〉评介》，《历史教学》1987年第4期；陈文桂：《评〈武汉国民政府史〉》，《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
②毛磊等关于武汉国民政府法制研究的文章参见：《武汉国民政府的法制建设》，《江汉论坛》1981年第2期；《武汉国民政府法制评价》，《法学杂志》1981年第1期。
③参见朱培民：《武汉国民政府不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权》，《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曾宪林：《论武汉国民政府的性质》，《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1期；杨友林：《试析武汉国民政府的性质》，《上饶师专学报》1994年第2期。
④徐方平：《纪念武汉抗战暨中山舰遇难6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田子渝：《纪念武汉抗战暨中山舰遇难60周年学术研讨会述评》。《民国档案》1999年第4期。这次会议论文后结集出版，郑自来、董立仁主编：《1998年纪念武汉抗战暨中山舰遇难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⑤分别参见骆美玲：《试评武汉会战》《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皮明庥：《武汉会战评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江抗美：《武汉保卫战述评》《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敖文蔚：《武汉保卫战整体观》《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另关于1995年前武汉会战史研究的概况也可参见李忠东、马晓丽等：《关于武汉会战史研究之评议》。《烟台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⑥这些论文包括皮明庥：《武汉沦陷后武汉外围的抗战》，《学习与实践》1985年第10期；潘泽忠：《新四军对武汉会战正面战场的战略配合》。《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葛飞：《河南战局与武汉会战》。《郑州工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马洪武：《武汉抗战与新四军》，参见郑自来、董立仁主编：《1998年纪念武汉抗战暨中山舰遇难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72页。
⑦杜达山：《少数民族与武汉抗战》，《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李资源：《少数民族在武汉抗战时期的贡献》，参见郑自来、董立仁主编：《1998年纪念武汉抗战暨中山舰遇难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07—116页。
⑧参见于国红：《浅析武汉会战中日双方作战指导之得失》；黄华文：《武汉撤守原因辨析》方城：《武汉抗战时期中共战略建议论析》分别参见文集第140、156、165页。
⑨参见刘继增：《论武汉抗战的历史地位》，《湖北财经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赖文楼：《武汉保卫战及其历史地位与作用》《军事历史》1991年第4期；黄红发：《论武汉会战在抗战初期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欧阳植梁：《浅论武汉会战的地位与作用》，参见郑自来、董立仁主编：《1998年纪念武汉抗战暨中山舰遇难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4—41页。
⑩唐宝林：《武汉抗战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团结、最民主、最进步的时期》毛磊等：《武汉抗战是20世纪中国中华民族空前团结的时期》参见郑自来、董立仁主编：《1998年纪念武汉抗战暨中山舰遇难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023页。
11.罗福惠：《武汉抗战时期的民众运动》；陈乃宣：《武汉抗日文化述略》；章绍嗣：《武汉抗战文艺的地位特点》；杨小毅：《武汉抗战时期〈新华日报〉书刊广告的战斗性》；梅莉：《抗战初期的武汉报刊》；田子渝：《武汉抗战时期的〈抗战漫画〉》，均参见郑自来、董立仁主编：《1998年纪念武汉抗战暨中山舰遇难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2.张英：《武汉抗战时期工厂内迁对西南民族地区经济的影响》徐凯希：《武汉会战与湖北工业内迁》，另董立仁、莫云、李良明、何景春、李马德茂等学者的研究论文均参见郑自来、董立仁主编：《1998年纪念武汉抗战暨中山舰遇难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
会论文集》。
13.分别是李权时、皮明庥主编：《武汉通览》，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皮明庥、郑自来：《武汉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4.参见刘盛佳、曾令甫：《武汉城市沿革漫谈》，《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冯天瑜：《武汉早期现代化刍议》。《湖北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15．陈建国：《武汉近代民族航运业的兴起和发展》；李怀军：《抗战和沦陷时期的武汉经济述论》均参见杨蒲林，皮明庥主编：《武汉城市发展轨迹——武汉城市史专论集》，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140334页
16.武汉港史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港口志》，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武汉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年版。
17．关于难民救济的研究参见孙艳魁：《抗战初期武汉难民救济刍议》，《江汉论坛》1996年第6期；吴成国：《武汉抗战时期的难民救济工作》，载郑自来、董立仁主编：《1998年纪念武汉抗战暨中山舰遇难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99页。
18.严昌洪：《近代武汉社会风俗的嬗变及其特点》，参见《武汉城市发展轨迹——武汉城市史专论集》第189页；严昌洪：《近代武汉社会风俗的嬗变》，《江汉论坛》1990年第5期；严昌洪：《近代武汉商事习惯的变迁》，《东方》199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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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10/533682.html

以上是关于抗日战争-魏文享：中国大陆的武汉史1927—1949研究综述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