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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魏文享：书业传道陆费逵

提起陆费逵，当代人大都茫然无知。但说到中华书局，恐怕只要读过几本书的人都知其声誉卓著。作为一家具有传奇性的百年出版机构，中华书局深刻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出版业的进程，也影响着中国人的教育与知识进步。殊不知，作为这家百年老字号的开创者陆费逵的命运却曲折非凡。

陆费逵（1886~1941年），双姓陆费，字伯鸿，祖籍浙江桐乡陆费墟，生于陕西汉中。其父陆费芷沧曾在直隶、山东、河南、汉中等地做幕僚，陆费逵自幼由母教读四书五经。后随父至南昌，进入南昌英语学塾习英文，经常阅读新书新报。又从吕星如习日文，进步很快。
1902年，陆费逵在南昌与人合办正蒙学堂，后因经费不继停办。次年，他到武汉，临行前母亲对他说：“蓬矢四方，男儿立志，身体名誉，幸自保持。”到汉后，他一面任塾师，一面自学新学，所读科目遍及教育、经济、地理、政治、哲学，其中以教育为最多。这种百科全书式的阅读为他以后进人出版界打下基础。
1904年，陆费逵与几位同学因为买书困难，购书不易，合伙出资1500元，在武昌开办“新学界”书店。大家推举陆费逵为经理，一年下来，“居然盈利一千余元。”当时的条件是极为艰苦的，而陆费逵“一切都忍耐着，从不说一声苦”。也就是在这一“忍”一“苦”中，他开始体会书业的艰辛与不易，“忍”造就了他的坚韧和毅力，“苦”让他不畏艰辛，敢于创业。
1904年，他参加同盟会，并在自己开办的书店中出售《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等革命书籍，并著《岳武穆传》，表达反满革命思想。这也给他招来了不测，1905年秋担任汉口《楚报》主笔时因抨击时政，报刊被封，陆费逵只身来到上海，走时脚上只穿了一双拖鞋。陆费逵到上海后，就职于昌明公司上海支店，任经理兼编辑员，发起和成立“上海书业商会”，起草章程，主编《图书月报》，担任商会学徒补习所教务长。1906年冬，陆费逵任职于文明书局，参与编写“文明教科书”。
1908年秋，受高梦旦推荐，他进入商务印书馆，先后任职国文部编辑、出版部长、交通部长、师范讲义社主任。他还参与了教科书编写，主编《教育杂志》，结交社会知名人士如蔡元培、张容等人。商务印书馆是当时最具特色的出版机构，设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等，对年轻的陆费逵来说，这段经历打下了他一生投身教育出版事业的基石。在出版业的历练和搏击中，陆费逵增强了才干，同时他省吃俭用地积累了一些资金，筹集股款，等待时机自办书局。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而陆费逵创办的中华书局也同时创立。资本2.5万元，合伙人为陆费速、戴克敦、陈协恭等三人。陆费逵的股份占了三分之一，由他担任局长。局中办事人员及编辑一共有10余人，出版业务以经营承包教科书为主。他提出“用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两个口号，与同业竞争。最初发行中传经小学及中学教科书，次年又出版了《新学制教科书》，均以民国国旗作封面。这些教科书体例新颖，风行一时，争得了广大的教科书市场，顾客上门求索，供不应求。
陆费逵借助这一有利的形势，迅速在全国扩展企业规模，先后在北京、天津、广州、汉口、南京等地设立分销处及分局。总局人员亦剧增至200余人，原有资金在同年10月增为7.5万元，并扩充印刷业务。1916年6月，中华书局在上海静安寺建成总厂，编辑所、事务所、印刷所嵌入。总厂占地43亩，初建成楼房五幢，平房四幢，共约500间，后添置平房货栈，以存放新购的机械。到1937年春，资本扩充至四百万元，在全国各地和香港、新加坡开设四十余个分局，年营业额约一千万元，进人全盛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陆费逵赴香港，成立驻港办事处，掌握全局重要事务。
陆费逵始终坚持出版、发行、印刷三位一体化的经营方针。这是他在考察了美、日等国家的出版业并分析了中国出版业的发展特点之后做出的战略决策。1933年在香港设立新厂，称远东第一，1936年上海澳门路新厂落成，印刷业成为中华书局的经营重心所在，这两个印刷厂与上海厂构成书局印刷业务的核心。在出书之外，书局还兼顾杂志的出版，这是一体化的另一种形式的发展。过去中华书局出版的教科书和教学理论书籍，广告分别印在自家办的刊物——《中华教育界》、《小朋友》、《中华英文周报》上，其产生的效果可想而知。期刊更能形成一个品牌，这对提高中华书局在读者中的声誉，进而扩大图书的销售也是大有裨益的。
中华书局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还经营教具和开办学校。在书店的店堂里开辟专门地方，经营一些文化用品和教育用具，这种方式既可以活跃店堂，又提供顾客方便，又能彼此促进增加销售额，又不需要增加太多人员开支，可谓是一举多得。1929年中华书局在上海昆明路创办了“中华教育用具制造厂”，在教育界享有极高的声誉，既扩大了书局的影响又带来了较丰厚的经济收人。同时还创办国语专修学校，从1926年开始又办起了函授学校，这样一种与教育相接轨的方式，为书局在与同行业的竟争中博取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增加了其竟争力，同时最为明显的是书局取得了对学校讲义的出版权，这给书局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
陆费逵对印刷技术的改进也很重视。为此他两度去日本考察，并聘请日籍技师到印刷厂工作，因而在技术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故能先后承接了克劳广告公司和南洋兄弟公司的大宗印件。在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法币政策”中接受了对钞票和公债票的印刷，这是对中华书局印刷技术的肯定。
中华书局长时间地与商务印书馆分庭抗礼，其基石在于中华书局同样有一大批学问高、能力强、有影响的人才作为后盾。如梁启超、范源廉、徐元浩、缪文功、李登辉、杨锦森、董文、陆衣言、沈彬、张鹅飞、易作霖、陈启天、舒新城、徐志摩、田汉等人，都是书局作者群中的代表者。中华书局的职工薪水从总体上不及商务，但对主要编辑则待遇从优。对同人业余编写的稿件，也尽量收购，以增加同人的收人。在工作时间上，对编辑所也格外照顾，实行六小时工作制。他曾说“作者即衣食父母，，首先得保护他们的利益，对于采用的稿件从不拖欠稿费，而对未能采用的也给出说明并酌情支付稿费，这样使中华书局有着广阔的书稿来源。

中华书局从成立伊始就与近代教育的发展休戚相关，承担起构建与发展近代新文化的重要使命，在中国近代的行程中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陆费逵幼年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对革命很有信心，但是在参加的几次革命失败后，他曾一度失去信心，并把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结成“个人的学问和修养上，与社会风气和教育上的问题”。因此，他得出了救国首先要教育好人的结论，渐渐形成了他所谓的教育救国的主张。他有一句名言“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在任何行业大些。”这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也是他事业的立足点。
陆费逵在商务印书馆任《教育杂志》主编时，就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旧教育制度、创办新式教育的建议，当时在上海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10年中国教育会在北京成立，他为该会起草章程，同时主张国民教育、人才教育和职业教育三者应当并重。1912年1月他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了《敬告民国教育总长》，提出了教育所面临的当务之急，此外他还发表了《民国普通学制议》、《新学制之要求》和《国民教育当采实利主义》等文，主张效法欧美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他还积极推行国语运动，中华书局在二十世纪初，创办了上海国语专修学校，从1926年开始又办起了函授学校。并在此后一直致力于国语的推行上，然而遗憾的是在他的有生之年，没有实现这一愿望，但是他为我国近代教育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中华书局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及对西方文化的认识，表明其“融合国粹欧化”的文化观。同时，沐浴着“五四”后波澜壮阔的文化洗礼，中华书局出版了大量的中西著作，传播西学，传承文明。而中华书局近百年的发展史，实际上是中华文化的沉淀史，是书局孜孜不倦的
贡献史。中华书局在上个世纪对社会的文化建设着极其重要的贡献，向社会奉献了大量的社会公认的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和优秀读物；创办的少儿刊物《小朋友》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许多读者现在虽已过耄耋之年，但重温旧日之情，仍然怀念不已；整理出版的《资治通鉴》、《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古代汉语》、《辞海》等学术著作是国内外许多学者教学研究中必备的古籍，书局还先后出版了一系列大部头的经典书籍，如《聚珍宋出版二十四史》、《中华大字典》、《辞海》等，刊印了《四部备要》和《古今图书集成》等大型图书。
王永兴先生在书中这样评价中华书局：“一个出版机构，对民族对国家在学术文化方面的贡献，绝不亚于拥有较高学术水平之教师队伍的大学文史哲学系的贡献，中华书局乃真实之例也。”中华书局并不只是面对大师，在帮助各位学术后生成长过程中更是贡献卓著，使学者的学术成果得以公之于世而无名山之憾，鼓励并成就了一批中国古代文史之学的研究者和专家。同时，中华书局作为古代文史哲和古籍整理出版的机构，其先进的领导思想、浓厚的学术氛围，培养了许多学者型的编辑家和出版家，赵守俨、傅璇琼、金灿然、刘尚荣、宁德伟、吴晗、张静庐、李侃等先生不仅仅是书局优秀的出版家，更是编辑领域造诣颇深的学者，他们精湛的文史素养以及对图书的深刻把握，成就了一部部不朽的著作。
格守书业道德，追求利润但不推利是图，陆费逵在创办中华书局中坚守了这一本色。民国年间，伴随着多元文化的交融，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市场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批受利益驱使的书商发行的不良书籍。中华书局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当然要追求利润，考虑市场价值。在获取利益面前，陆费逵没有失去自我，而是格守出版家应具备的职业道德。他指出：书籍为最善之“无形感化物”，最精之“灭国无烟炮”，对社会有着重要的向导作用。中华书局所出版的书籍，虽不能说每本书都是质量优良的，但我们确实不难从中感到文化的、教育的、思想的、科学的、学术的气息；而找不到一本丝毫黄色的或散发铜味的或低级趣味的书。这确是难能可贵的，它的不断发展壮大，与这一经营原则的长期自觉贯彻，应该说是有很大的关系。
1941年7月，陆费逵病逝于香港。陆费逵为中华书局的发展，呕心沥血，禅精竭虑，穷其一生，于我国教育、文化贡献甚巨。作为出版家，他心中装着教育；作为教育家，他心中装着民族的文化与国家的未来。书业传道的理念对于今日的中国出版界来说，具有永远不朽的价值。

1886年，出生于陕西，祖籍浙江桐乡，字伯鸿，号少沧。
1898年，弃旧学，习史地算术等新学，入南昌盈余学塾，习英文。
1904年，在武汉加入同盟会，在武昌创办新学界书店，任经理，出售革命书籍。
1905年，为日知会起草章程，并于正式成立时任评议员，同年至《楚报》任主笔。
1906年，至上海文明书局任职，兼文明小学校校长。
1908年，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辑，次年任该馆出版部长兼交通总长，《教育杂志》主编。
1912年，与陈协恭、戴克敦创办中华书局，任总经理。
1929年，创办中华教育用具制造厂，制造教学文具仪器。
1933年，在九龙新建印刷分厂。
1935年，在上海澳门路建成印刷总厂。
1933年，在九龙建印刷分厂，1935年在上海澳门路建成印刷总厂。随着声誉益著，历任上海书业同会主席，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委员，中法大药房董事等职。
1937年，赴香港，成立驻港办事处，掌握全局重要事务。
1941年，陆费逵在九龙病逝。随后太平洋战争办法，中华书局核心内迁，在重庆设立总管理处。
本文刊于《竞争力》 2008年，感谢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硕士马晓菲提供稿件。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10/5336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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