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魏文享：“因材施教”与大学研习型历史教材的编撰—评章开沅、朱英主编《中国近现代史》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魏文享：“因材施教”与大学研习型历史教材的编撰—评章开沅、朱英主编《中国近现代史》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魏文享：“因材施教”与大学研习型历史教材的编撰—评章开沅、朱英主编《中国近现代史》

大学历史专业教材须“因人材而教”而非“因教材而教”以利于学生汲取知识，领悟方法，建构史观。自改革开放以来，高校中国近代史教材建设已经取得重要进展，类型和数量渐趋丰富，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近代史学科的研究成果，也推动了学科教育的进步。不过，真正经历时间检验、获得普遍认同的优秀教材数量并不多，教材建设尚须推进。章开沅、朱英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史》在内容上尽量纵横贯通，在体例上努力研习结合，是利于“因材施教”的研习型教材。
因材施教；历史教材；章开沅
在现今大学本科历史教学中，教师讲解常以自编讲义为主，辅以阅读书目，并未全以教材为本。然教材作为学科知识之载体及教学研习之媒介，地位重要自不待言。问题是，如何编写、选择及运用合于专业要求、反映学科进展、适于学科教学的优秀教材。所谓“因材施教”，本指根据学习者之稟赋及认知程度，采取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激发其求知欲与自信心。此处借用，既有强调遵循这一古老教法智慧之意，同时以此说明历史教材如何以教和学为中心的问题。如何“因人材而教”而非“因教材而教”，运用之妙存乎于人，而不应归罪于书。相对于中学、大学本科、研究生等不同之学习阶段，不仅教法有所不同，教材之应用亦各不相同。
置于纵向学科教学体系中，大学本科历史教学处于由知识学习向研究转换的过渡阶段，于两方面均不可废。对应这一阶段教和学的特点，个人以为历史教材更应重于“学”而非“教”。在专业基础课教学中，教师在讲解基本历史进程及不同主题外，多结合自身研究，有所阐发，不需以教材作为单纯的知识来源及考核标准。然对学生而言，优秀的专业教材可以助其掌握基本学科知识及研究方法，同时将课堂拓展至课外，增强自主研习能力。中国近代史教学应置于中国通史体系之中，使学生系统掌握近代中国的发展演进历程，形成对近代民族国家、社会进程、文明发展等重大问题的全面认识。自改革开放以来，高校中国近代史教材建设已经取得重要进展，类型和数量渐趋丰富，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近代史学科的研究成果，也推动了学科教育的进步。不过，真正经历时间检验、获得普遍认同的优秀教材并不多。在进入21世纪之后，学术和出版机构都加大了近代史教材建设的力度。在此时境之下，由章开沅、朱英主编的高校历史专业教材《中国近现代史》在内容体系及编撰体例方面都力图有所创新，体现以学生研习为中心的编撰思路，其努力值得肯定。（1）
本文拟结合中国近代史教材的编写及应用状况，对此教材略作评论，以供阅者参考。

在近代分科教学体系中，学科发展与教材编撰关系紧密。以学科发展而论，中国近代史大致在20世纪20年代后方逐步发展为历史学之一重要分支，近代史的研究机构、教学机构的建立，重要成果的发表及近代通史著作编撰，均可视为学科建制的重要标识。就近代史教材而言，初期尚缺乏严格意义上的教科书，多采用近代通论类著作。张海鹏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共找到约79种在1949年前编撰的中国近代史断代通史类著作。（2）当然，民国时期所指“近代”多限定在鸦片战争至民国初期，罗家伦在1932年出版《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就以此为界。李鼎声1933年在上海光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大约是首部以之为书名的史著。其余较具代表者，仍以陈恭禄著《中国近代史》、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郭廷以著《近代中国史》为要。（3）各书以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之起点，着眼于民族国家的近代存亡、近代中国的历史剧变来加以描写，反映中国由王朝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复杂进程，其中体现出强烈的民族精神和忧患意识。在马克思主义史观派方面，范文澜所著《中国近代史》（上册）堪为奠基之作。该书是作者1945年在延安时所写，1947年出版。（4）该书将1840？1949年的历史以1919年为界，划分为旧民主主义时期和新民主主义时期。这种划法后来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所接受，1949年后对于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的分界就以1919年为界点。该书以反帝反封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向革命作为论说主线，体现出鲜明的人民革命历史观。据实而论，马克思主义史观派与非马克思主义史观派在对近代社会性质及发展走向的判断上有差异，但二者并非全然相互矛盾。无论是以何种形式书写中国近代史，民族独立、民主革命、民众运动都是不可回避的主题。可以说，此时已大致构建起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时空范畴及主要议题，确定了中国近代史教科书的论述框架。
至1949年后，中国近代史作为“过去时”成为完整的研究对象。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主轴，对中国近代史的学术研究及教学体系完全建立起来。在“文革”前，以阶级斗争和反帝反封为中心，形成对中国近代史的系统解释。关于中国近代史上下时限、基本线索、中国革命性质、革命对象及革命目标，中国社会阶级的划分，中国近代的主要社会矛盾，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无产阶级革命等，都有严格的解释。但是，其中存在较为严重的教条主义及形式主义的倾向。在这一时期，大学本科中国近代史教材中，有些是专门的编撰教材，有些则采用较有代表性的断代通史著作。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下编，应用极其广泛。胡绳的《中国近代史提纲》、戴逸的《中国近代史稿》、林增平的《中国近代史》、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四册），都是这一时期近代通史的代表性著作，在高校中也有不同程度的采用。（5）此外，一些高校亦自主编写教材，但因处学术大跃进时代，很多都是“急就章”、“大杂烩”，质量不高。同时，过于强调历史发展中的革命性与阶级性，使中国近代史的丰富性和客观性都受到影响。
到改革开放时代，马克思主义史学渐回归唯物史观的本义，大学中国近代史教材的编撰也进入了发展时期。不仅专门编写的历史教材增多，而且近代通论著作增多，大学教材的选择空间更大。近代通论著作有刘大年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稿》、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苑书义等《中国近代史新编》。（6）胡绳的著作也常用为大学教材。除以中国近代史或现代史为名的著作外，以断代方式撰写的中华民国史著作亦有数种，如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共分三编，1981年出版第一编第一卷。（7）张宪文编写的《中华民国史纲》亦为重要著作，1985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体系完整，线索清晰，也有许多学校作为参考教材使用。近代通论著作虽然体例完整，内容丰富，但是稍嫌繁细。
在专门历史教材方面，最值得称道的有两部：一部是李侃、李时岳等主编的《中国近代史》，—部是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史》。作为由教育部推荐使用的近代史专门教材，由李侃、李时岳等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影响巨大。该书主要叙述1840至1919年的近代史，体例得当，论述详细，语言清晰，极受欢迎。由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分上下两册，以1919年到1949年前为上册，1949年后为下册。（8）该书共分五编十三章，重视完整反映近代历史的发展演变，史料丰富，脉络清晰。出版后多次重印，应用率极高。高等教育出版社还于1992年出版了同步的《中国现代史参考资料》上下两册。这两部教材在时段及内容上刚好衔接，构成完整的中国近代史，往往配合使用。此外，如高鸿志、余鸣皋、梁小克、韩敏、韩学儒、吴家振、陈贵宗、陈振江等编撰的教材或教程，在内容与形式上缺少创新，应用面较小。
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近代通论性著作进一步丰富，与国际汉学界的交流更加频繁，中国近代史的论说范式也走向多元化。到这一时期，学界基本上认同将1840年至1949年的历史作为完整的中国近代史，因此近代史的著作及教材编撰亦在此时段内尽力贯通。按类型而分，大致有三：其一是近代通论著作，这一时期的有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通史》，朱汉国、杨群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四卷本。（9）这些著作，动辄多卷甚至十数卷，适于作全面深入研习之作，用为普遍采用的大学教材，显然过于庞杂。此类著作，大多强调唯物史观的原则地位，视革命为近代历史之发展主题。张海鹏在其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第一卷中即强调，应坚持革命史范式，革命、反抗、斗争是中国近代史的时代主题。不过，他并不排斥从现代化角度来分析近代史，而主张“兼采”。（10）两种范式下的书写方式虽有不同，但主题仍有互补处。现在许多学者也接受这一观点。
其二是现代化史类著作。较有影响的有陈旭麓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许纪霖和陈达凯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陈勤的《中国现代化史纲》、虞和平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历程》。（11）此类研究以现代化作为近代历史发展的主题，重视政治民主化、经济上的工业化、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的现代性。现代化范式之兴起，可纠正过去阶级史观弊端，避免完全以政治史的角度来理解近代史，丰富历史研究的层面。可以说，“现代化范式”和“革命史范式”是现今阐释近代中国史最为主要的两种视角。但这两种认识角度是互相矛盾的、还是互相融合的？学界还存在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引进范式的概念有助于开拓视野，但如将之作为模式化的应用，则易将历史过于简单化。（12）如不是有意回避，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其实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如民族独立问题、阶级斗争问题、共产党革命问题，直接关系着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任何完整的历史叙事都不应回避。
其三是中国近代史专业教材的编撰。教材编撰多由知名学者组织不同领域专家合作撰写，或由院校联合编写。为便于比较分析，兹简列代表性的教材如下。以《中国近代史》为名的专业教材有陈国庆版，王文泉、刘天路合编版，郑师渠版，龚书铎版，武吉庆版；（13）以近现代或现代为名的专业教材有房列曙版，马敏、彭南生合编版。（14）此外，还有陈长义的《中国近代史讲义》、郭豫明主编的《中国近代史教程》、董守义主编的《中国近代史教程1840？1949》、陈廷湘主编的《中国现代史》、魏宏运主编的《中国现代史》、齐涛主编的《中国通史教程》近代卷和现代卷等。（15）其中，陈廷湘的《中国现代史》以1912年至1949年为限，魏宏运的《中国现代史》以1919至1949年为限。这一时期所编教材，在史观上逐渐摆脱教条化的阶级斗争史学的影响，注重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来叙评史事。在内容体系上，注意体系的完整性，注重到政治之外的经济与文化层面的社会变化。在编撰体例上，有些教材已经具有明显的学习型特色。如郑师渠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就配合编写了阅读资料，包括关键文献、参考文献、论著目录、材料解析题部分，引导学生学习。（16）陈长义所撰写的《中国近代史讲义》是根据自己长期以来的教学成果汇编而成，在体例方面注重学习性，如在“绪论”中就中国近代史的起止和基本线索、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如何学习近代史进行了概述，在每章之中，又以导言形式来引导阅读。有些教材注重应用对象的特点，如郭豫明、武吉庆主编的教材就注重师范教学的特点。相对中学教学而言，大学教师对于教材的依赖性较少，考试也未必以教材为范畴，这就要求大学近代史教材要真正体现以学生为对象，以研习为特征，便于学生的宏观知识掌握和专业深入研习。
据上可见，随着教材的数量丰富和类型增多，教材的选择空间及多元化的趋势也更加明显。但就整体而言，研习型教材还是十分急需。
目前学术界和教育部对大学本科近代中国史教材的使用情况还缺乏统一细致调查。但以笔者观察，大致以李侃、李时岳等主编之《中国近代史》、王桧林主编之《中国近现代史》、陈旭麓之《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虞和平之《中国现代化历程》、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等几种为主。值得注意的是，在民国时期由蒋廷黻所撰写的《中国近代史》现在也为很多学校所使用，在教师所列的阅读书目中也极其常见。李侃、李时岳等主编之《中国近代史》、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史》使用最为普遍。1998年，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对全国主要地区的20所高校历史学专业进行了调查，发现约70%左右的高校使用的是部委推荐的李侃、李时岳等主编的《中国近代史》教材。前后四版，发行约计在百万册以上。（17）王桧林版的《中国现代史》发行量亦十分惊人，据2002年前后的估计，就已达到20余万册。（18）
大致看来，高校在采用近代史教材方面具有相当的主动权。教材选用，涉及的版本类型相当之多，并无全国规定的统一教材。在众多教材之中，真正为学术界所认同的应用普遍的教材仍不多，为数众多的近代史教材多限于在编者所在机构或参编机构使用。在硕士入学的书目较少采用近代通论类著作，多采用通行教材，尤其是以李侃、王桧林、陈旭麓的教材为普遍。为什么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公认的教材数量极少？不可否认其中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教材存在同质化的问题，缺乏创新性和特色。在内容体系上，也主要突出的是政治史、革命史的主线，缺乏社会与文明的视角。在学术观点上，新近的研究观点及讨论热点缺少反映。有些虽为近年新编，有改进者并不多。即使是李侃、王桧林等人的近代史教材历经修订，但最后一版修订至今也已经过去十余年，在内容体系、学术时态、体例安排上都也不同程度存在滞后的问题。教材有以学习为中心的趋势，但教材正文与阅读材料、教辅材料往往分册编写。如王桧林的《中国现代史》、郑师渠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均属此类。大多数学校在配置学生教材时多未附教辅书籍，且两者相加，内容繁多，学生难以知其大略。教、学、研如何结合，仍需要多方面的探索加以实现。

“因材施教”，当然是因人材而教，不是因教材而教，但如有适于研习的教材，则可使学生得书相助，早知门径，未为不可。章开沅、朱英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史》以利于学生研习作为导向，在内容体系及编撰体例方面都做出了有益尝试。笔者认为，该书在内容上的纵横贯通和体例上的研习结合，使之成为适于“因材施教”的教材之全书以社会转型与时代变迁为中心线索，重视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及社会层面上的变化，注重立体呈现，尤其将各时期社会阶层、民生经济、社会风俗、教育文化纳入论述范畴，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一般教材以政治为中心的不足。在时代变迁的讨论中，注重新的社会因素的生发，新的社会变动的产生，也展现出近代中国政治急剧变动、社会代谢迅速的特点。细而言之，全书分十三章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百年中国近代史。所称之社会转型，笔者认为可从五个阶段划分：第一章重点叙述前近代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及中外关系，以此分析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政治、经济、文化及外交状况。其立足点在于，既展示中国在独立发展时期的演进道路，也显现全球视野下的世界格局的变化。在地理大发现后，民族、国家及孤立隔离的状况被打破。随工业革命及技术进步，世界各地之间的交流、冲突都日渐加剧。庚续不绝的中华文明，虽具有自身的优势，但却面临着全新的挑战。而政治体制及社会应变是否能够调适，关系到中国未来的走向。固步自封的天朝上国，面对西方挑战，究竟如何自救自强，成为近代中国的最大历史课题。在进入近代后的第一阶段为鸦片战争及至晚清的社会转型，以第二章至第七章为主，重点讨论由王朝体制向近代社会的转型问题。第二章讨论鸦片战争对近代中国的冲击与社会的内在变化。第三章讨论新的社会结构的发生，包括清政府的政制变革、洋务运动及私人资本产生等问题，城乡社会的阶层变化及维新思想的酝酿体现出社会层面的演变。第四章、第五章讨论民族危机及民族运动的推进，显现中外关系及民族独立问题是中国存亡的关键课题。第六章讨论清政府的深度政治变革，清末新政在期盼中来临，在失望中结束。第七章叙述社会文化的新变化，显示在摇摇欲坠的帝制体制下，传统封建体制存在的社会根基及思想观念都在发生急剧变化。第二阶段的社会转折是强调民初的政治与文化转向。第八章讨论民初的政治与社会，重点是民初的政局、共和制度的实践及军阀派系政争。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分对资本主义、农村经济及新式教育予以关注。第九章以“社会转折的新取向”为标题，分析了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及国民革命等重大事件。第三阶段讨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社会发展问题。第十章讨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内政与外交，值得注意的是对教育、科研及文化的发展做了专节论述，例如学术研究体制的建立、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成就、三大宗教的发展等，这些是诸多教材涉及较少的。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这些教研文化上的成就，正是近代中国教育文化转型的重大成果，是近代中国文化发展所积淀的重要财富。及至今日，这些成就依然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历史资源。在本阶段，关于中国的发展道路呈现两种选择的斗争，中国共产党选择苏维埃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并与国民党进行了“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与此相应，左翼文化相应发展起来。第四阶段是抗日战争。日本入侵使中国面临生死存亡，国共实现合作取得抗战胜利，双方在抗战中的作用都不可忽视。第五阶段即第十三章历史的新转折，战后未能实现和平，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失去民心，败退台湾，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由前近代中国与世界之关系及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全局主题鲜明，脉络清晰。
在纵向的阶段性变化之中，编者注意不同阶段之历史主体及时代语境之关系，并不简单以后者否定前者，以新者否定旧者，注重归纳不同阶段之得失。整体而观，近代百年中国史既呈现中西新旧互动激荡、政局风云变幻莫测的复杂面相，同时又展现出近代不同阶级与阶层、国家与社会关系、民族独立与民族革命、政治变动与民生民风、政党政治与国家体制的变迁主题及趋势，有利于学生从纵向贯通的角度来理解近代中国历史演进的脉络。在横向融通层面，该书既注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专题的变迁史，也注重不同层面的互动关系。已经逝去之历史为一整体系统，各专题之间虽有自身规律，相互之间也未必进度一致，然相互牵制，或相互促进，均非治史者所能割裂。叙史析事需以条理，然过分主观的整理，反易脱离史实真相。因此，只有在叙述之时互相映照，如实呈现不合规律之事实，方能在系统整理之时不致失真。该书在注重政治及经济变迁的同时，亦关注到教育发展、宗教传播、农村经济、社会生活、职业变动、学术体制的变革，反映近代中国虽处政治激荡、社会动荡之中，近代性的教育文化体制、社会结构及观念也在缓慢变革建构之中。
在历史评述之时，撰写者本身并不做偏向性的讨论，而是将史实及学派观点公平置放，便于阅读者自主判定。在关于洋务运动、清末新政、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运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抗战正面战场等主题上，都能以辩证态度，分析利弊成败，既肯定功绩，也不隐弊。此种风格，对于教材来讲值得提倡。在第十章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内政外交部分，教材叙述未全以事件为中心，而以国民党党政体制的确立作为主题，反映训政确立背景下国民党党务的发展情况及政府运作的机制。在经济部分，肯定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在经济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如制订鼓励私营企业发展的政策、提倡国货、推动工业建设运动、发展交通，都促进了中国工业体系的完善与生产力的提高，加强了区域经济的交流与合作，对建立近代工业体系、商业市场体系、交通运输网络功不可没。在农村政策与农业改革一节中，既叙述了租佃改革、乡村建设运动和农业发展情况，还结合物价变化及民众薪资，评估了民众的曰常消费及生活水平。从这个角度，阅读者也可以看到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究竟在民生方面有多大作用，而数据比较可见普通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仍然十分低下。在外交部分，国民政府的关税自主和改订新约值得肯定。南京国民政府在教育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效，但也十分注重在学校推行党义教育。本章关于学术研究体制的建立在很多教材之中没有涉及，本教材对中国科学社、中央研究院等学术社团及机构进行了介绍，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就也做了梳理。从中可见，在国民党的文化统制之中，自民国初期发展起来的文化教育仍保持有相当的独立空间，文学艺术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19）
作为新编教材，如何吸纳学界新近研究成果，体现学界最新进展，是应该考虑的问题。本书在主题选择方面，将近代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学术体制、工商社团、训政党治等方面问题纳入叙说范畴，既可归纳学界之新进成果，也可丰富近代史之发展进程。其次，书中极其注意介绍学界对于重要议题的不同观点，扩展学生之眼界。在第一章叙述前近代人口问题时，介绍了何炳棣、珀金斯等学者关于人口及人地关系的研究；在叙述区域经济问题时，重点介绍了施坚雅、陈桦等学者的区域市场理论；在评估前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时，除介绍国内的资本主义萌芽论和西方的冲击一反应理论外，还重点介绍了20世纪最后十年间国际学界关于中西分流问题的讨论，如彭慕兰在《大分流》一书中认为18世纪以前，西方并未领先于中国，也未显示出独有的内生优势，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东西方的发展道路才分岔背离。本章也介绍了黄宗智的“内卷化”理论，该理论认为明清时期江南的人口压力和资源紧张导致劳动边际报酬递减，劳动密集化提高和生产率下降并存，即“没有发展的增长”。（20）这些学术观点的提出在学界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有学者对之进行批评。无论如何，都说明学界的研究已经脱离西方中心论的影响，着眼于中国的自身实际探根求源。在第七章社会与文化的新变化中，充分吸收了近十余年来的研究成果。在社会阶层的新变动中，关于资产阶级的部分未再纠缠于阶级及阶级代表的问题，直接以商会作为资产阶级队伍形成及自治运动的开展作为阶级形成的重要表现。该章以极简洁的语言，介绍了商会产生的经济因素，商会制度的建立过程，商会组织的发展状况及其基本职能。在自治运动中，也充分体现资产阶级的政治参与意识及宪政民主意识，是近代中国政治进步及政治变革的重要力量。（21）这一叙述虽然在教材中所占篇幅不多，远不足以概括20世纪80年代以来商会史研究的成就及其所蕴含的丰富历史问题，但是纳入到近代史教材的编写之中，使这一主题为更多的历史学习者所了解。科举废除与传统社会结构解体的关系，以往虽有涉及，但于教材之中只将这视为教育领域的重大进步，对科举废除与社会阶层变动的复杂关系论之不足。本教材吸收学界研究成果，详细论述了科举废除对传统士绅阶层的冲击、与新兴职业阶层的产生、与社会精英的思想观念变化间的内在联系。新教育的创办加速了新知识分子的产生，在使传统知识精英的职业分化加剧之时，也对近代的人文及自然科学体系产生重大影响，近代学科分立及知识转型渐趋正途。知识结构的改变和科举制度的废除，使新的知识阶层的职业选择更加多元，价值取向更加多元，近代科学、理性、民主、自由的观念扩散，知识分子不再以入仕为唯一正途，独立性日渐增强。这一趋向，与近代中国的政治及学术走向紧密相关。教材将这一成果纳入叙说之中，有利于学生从社会、民众层面来了解近代转型中的复杂内涵。城市化和社会风俗的变化在专题史的研究之中极受重视，
也取得了极其丰富的成果，但长期以来将此内容纳入到教材体系之中的分量不足。中国近代出现许多新的变化因素，初始之因虽为西方因素，但同样的因，未必结同样的果。从近代城市化、工矿业城市兴起的角度来看，可以发现开埠和工商业的兴起，使中国的城市版图发生变化。变化的途径和结果，主要受到地区因素的制约。社会风俗的演变贴近老百姓的社会生活，在教材之中加以论述也有利于学生了解社历史变迁与生活面貌的内在关系。在第八章“民初的政治与社会”中，叙述政治变动及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之外，还讨论了新式教育的艰难转型。新式教育在很多教材之中多夹于思想文化主题下叙说，本教材注重教育的连续性演变，在本节中重点叙述了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发壬子、癸卯学制的情况，并对北京政府时期的教育改革及新文化运动进行了讨论，显示民国新式教育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22）
专题及专深之学术研究，所论多为存疑之处；教材所载内容，多重普遍知识。而学界研究问题，如经历多方研讨及时间沉淀，获得学界之主流认同，则可由专深面向专业内的一般读者。前引教材所论主题在纯粹学术的领域并非新见异论，多经过了长期的积累和检验，引入教材体系，有助丰富内容，拓展视野。正是如此，历史的完整性才得以逐渐弥补，历史的真面相才为更多研习者所熟谙。
本教材除于内容体系上讲究纵横贯通及学界时态之外，在编写体例方面更以学生为中心，将引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作为根本目标。初学历史者，最易沉溺于史实汪洋之中，面对复杂多歧的历史过程，无从下手。本书有虑及此，于编写体例方面特加设置：在每章之中，分为论述正文、本章小结、学术综述、参考书目、思考题五个部分。正文叙说史实，重在翔实完整，便于学习者掌握细节；本章小结概述全章思路及主要史事，重在高屋建瓴，便于学习者知其大略；学术综述以问题为中心，梳理学界不同观点，重在存新存异，便于学习者比勘探源；参考书目列举国内外学者关于相关主题的代表性研究著作，新旧并存，重于代表性学者及代表作，便于学习者寻书访迹，深入钻研；思考题列举本章内容归纳出问题，不重在常识，相当于导读提示，便于学习者以问题为中心，来整理叙述学习的内容。
这五个部分，学习者如综合起来应用，也可称之为“五步学习法”，即细观、概论、观点、书目、问题五个环节，由基本史实、宏观脉络，而至于观点讨论、书目导读、问题探究，循序渐进，由知识学习到问题研究，正是初入学术之路的基本门径。在各个部分的撰写之中，充分体现了这一安排，尤其是学术综述、参考书目和思考题三个部分，更为关键。研习需以学术问题及学术观点为中心，学术综述是概括学界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状况，便于初学者宏观掌握研究热点和研究方向的重要载体。后来之研究，均在前人基础之上完成，学会写学术综述，进行学术梳理，也是史学入门者应掌握的基本技能。
本书在学术综述方面，重视对既往学术观点的归纳，也对学界最近研究的热点进行介绍，可使学习者做到心有丘壑，寻踪而行，也即通常所言带着问题阅读。在第一章后的学术综述中，撰写者就集中介绍了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前近代中国的研究。（23）长期以来，前近代的重要意义未受到应有重视，中国在前近代的衰落被用来与西方世界的兴起对比，用以解释鸦片战争的败因。这种解释的角度重在找寻中国在明清时期社会发展的负面因素，将前近代中国历史的解释单一化了。强调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但在原始工业化和近代工业化之间却缺乏过渡性的解释。在国际学术界，长期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也认为前近代中国是处于停滞状态，王朝更替是社会发展的固有轨迹。冲击一反应范式所深含的西方中心观在20世纪70年代受到中国中心观的挑战，柯文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强调要探讨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和形态结构。这一思路受到中外诸多学者的呼应，前近代中国研究及其与近代中国关系问题的意义备受重视。本章综述梳理了自主发展观、西方中心观、中国中心观的产生背景及代表学者、观点，并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前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及中外分流问题、区域经济问题、士绅问题、明清之际思想启蒙问题的相关研究作了介绍。研究视角的转变意味着研究的重点由解释中国为什么落后于西方、为什么没有走上西方道路演变为寻求前近代中国的本土因素，解释中国是如何走上自身的近代化道路的。在这一问题关怀下，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由早期纠结于为何没有出现西方式资本主义逐渐过渡到早期工业化、市场经济萌芽等问题的探讨，对于江南经济水平及“内卷化”问题，学界也发生激烈争论。通过对中国外贸及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估，弗兰克、彭慕兰等人的研究表明中国在1500—1800年间非全然停滞，而是亚洲世界经济的中心。直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东西方才逐渐悖离。另如施坚雅的“宏观区域理论”，对探寻中国内部的经济发展模式有重要价值。对前近代的士绅、基层社会结构的研究则是着眼于政治和社会层面来探寻中国发展的内部因素，这直接关系到对皇权与绅权、中央和地方权力关系的探讨。循此思路，在追求西方式民主宪政的过程中，此类因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思想方面，学界对明清之际启蒙思想的探讨也显示前近代中国已经显现出“新民本”的思想，然此种绅权政治与西式之民权政治差异甚大。通过这样的学术综述，关于前近代中国讨论的学术价值及其中蕴含的社会经济、基层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拓展研究，在学术史上的发展演变就十分清晰。由此既可见到学术发展之中，中外学者不同的讨论重点及方法，也可见到学术范式转移的时代特性。西方学者在反思此前之西方中心论，中国学者亦在纠正无西方冲击亦可走向近代化的情结。外来因素和本土因素、传统因素和现代因素，相互之间的作用与变化，共同构成近代中国复杂的历史画卷。学术之推陈出新并非完全否认旧的，而是在视角转移之下，发现向所未见的历史真相，以此形成更为全面丰富的历史影像。
该书各章均配有学术综述，总结学术界关于章内相关问题的研究状况及主要观点，梳理清晰，但并未面面俱到。第五章“民族运动”，重点梳理了关于维新变法性质、袁世凯告密及政变起因、义和团组织的起源、义和团组织的评价四个大的方面。（24）在介绍政变相关问题时，引用了2005年茅海建在《戊戌变法史事考》中的考证。茅海建依据丰富的档案史料，通过穿针引线的细致工夫，提出政变是一个过程，是由诸多相关事件组成的观点。政变并非由告密所直接引发，但此消息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25）此书是其用力至深的考据著作，梳理史实，辩明渊流，是正本清源的重要著作。出版以后，受到学界好评。本书介绍这些研究成果，对学生透过历来的固有说法，寻求历史实情，提供一个较好范本。关于义和团的起源，除介绍国内学者研究成果外，也提到美国学者周锡瑞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从民间文化习俗及区域政治经济角度的考察，对解义和团是如何运动起来的颇有帮助。（26）此书在1995年出版中文版后，在国内学界引起重要反响，几被视为研究义和团的必读书目。在评价部分，除介绍反帝爱国、排外落后等方面的争论外，还介绍了近年来从社会心态及社会组织方面的研究成果。在第六章“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中，介绍了辛亥革命性质、新政与辛亥革命关系、革命排满问题、孙中山让位问题的研究观点，同时对近十年来在辛亥革命方面的新进展作了介绍，提到辛亥革命研究的观念史、社会史倾向，对辛亥革命研究在时空上拓展，主题上深入细化。综述中还介绍了冯天瑜《革命、共和：近代政治中坚概念的形成》、王笛《街头政治：辛亥前后的下层民众、改良精英与城市政治文化》等论文。（27）在第九章的学术综述中，对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国共合作、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同时提出研究领域不断细化深化、研究客观性不断增强的趋势，历史事件和社会语境、政治权势和思想路径相结合起来的整体史趋势十分明显。（28）通过正文之中的史论结合和章后的学术综述，基本上将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热点及不同观点概述清楚。其中，既涉及到新的研究问题，也涉及到新的研究理论、研究方法，学习者据此辨明源流，比对得失，再深入查询原始史料，足可获知学术史的递进脉络。循此以进，或者会有新的发现。
无可讳言，学术综述也存在总结不够完善、概括时效不全的问题。全书注重在叙述之中结合学界观点进行分析，但贯彻还不够彻底。第三章的学术综述，主要是关于洋务运动的总结，关于官督商办的企业制度、关于近代教育文化的总结不够。第四章“民族危机的加深”中，总结过于简单，仅列举了海防与塞防之争、中法战争之结局、帝杯宫争、台湾民主国及关于刘永福、李鸿章的评价，关于中日甲午战争的研究、列强资本输出的概括都还不足。第十章“南京国民政府的内政与外交”中，只总结了法币改革、农村经济、关税自主三个方面的研究状况，对国民党党政体制、社会民生状况、教育学术体制等方面的研究，缺乏总结。（29）第十一章“苏维埃革命的兴起与挫折”，总结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土地革命及长征的相关研究状况，但近年来关于土地革命的推进方式、根据地建设问题的研究成果未纳入进来，还未充分体现学界的最新进展。
参考书目亦为本教材之特色。“读书欲知门径，必须有师，师不易得，莫如即以国朝著述诸名家为师。”（30）泛滥无归，终身无得，经典书目，即为良师。梁启超、胡适都开过国学的阅读书目，相互之间还多有指责，以为选录不当。因此，目录之学不仅用之于专门的图书整理与文献索引，于读书研究者来说，亦极其重要。由目录之列，知前人研究之重点及成就，知问题讨论之范畴及程度，知道如何分类排比，如何鉴别勘择版本，知何者应读，何者不应读。本教材每章之后，均列举参考书目，或数本，或十余本，多至二十余条，均为相应章节内容的代表性著作。从数量及程度而言，还远远谈不上书目之学的层级，但汇集总观，足为所用。全部书目合计有一百四十余条，既有宏观通论，亦多经典专论；既有较早作品，亦有新兴之作。书中观点，有同有异，陈列共存，由阅者自定。排列书目，虽然简单，但初学者往往不知阅读何书，如由老师泛泛而定，或食多不化，难以坚持，或涉及太广，无法深研。教材分章列举同类书目，顺藤摸瓜，存疑提问。
如第二章所列书目就包括胡强、丁名楠、萧致治、茅海建等学者关于鸦片战争的代表著作，牟安世、罗尔纲、茅家琦等学者关于太平天国研究的代表著作。第五章所列书目中包括了王晓秋、茅海建、汤志钧等关于维新变法的研究，美国学者周锡瑞、柯文关于义和团的研究也被列入。第七章社会与文化的新变化中所列的书目包括朱英、马敏、虞和平关于近代中国商会的研究著作，何一民、隗瀛涛关于近代城市史的著作，马小泉、丁旭光关于地方自治的著作，严昌洪、陈高华、梁景和、史革新等关于近代社会风俗的著作，这些都是相应领域里较有代表性的作品。第九章社会转折的新取向中，不仅列入1949年前伍启元、陈端志的论著，还重点列出了近二十年来学界关于五四运动研究的代表成果，包括彭明、周策纵、袁伟时、高力克、罗志田、费约翰等学者的著作。第十章南京国民政府的内政与外交中，列举书目除张宪文、费正清、陆仰渊、李云汉、朱汉国等撰写或主编的关于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史的著作外，还有王奇生关于国民党组织形态的研究、郑大华关于民国乡村建设的研究等著作。海外学者的著作也受到关注，不仅在正文之中介绍观点，在参考书目之中也列举不少。前文提到的即有周锡瑞、费正清、柯文、周策纵等人。在第一章前近代时期的中国社会部分，因国际学界对此问题讨论较为充分，列出的著作中有十余本为海外著名汉学家所著，如法国学者魏丕信关于18世纪中国官僚制度的研究，美国学者何炳棣、李中清关于明清人口问题的研究，美国学者彭慕兰关于中西道路分流的研究，德国学者弗兰克关于白银资本的研究，
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关于中国朝贡贸易体系与亚洲经济圈的研究，美国学者何伟亚关于马戛尔尼使华中的礼节冲突的解读，美国学者施坚雅关于中华帝国晚期城市的研究等等。这些学者的著作都在国内外学者中产生过重要影响，也受到国内学者的回应。如李伯重关于江南经济的研究，张仲礼关于中国绅士的研究，樊树志关于明史的研究，罗荣渠关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葛剑雄、曹树基关于人口问题的研究。（31）相较之下，书目陈列，泛不如精，有些章后书目过于简单，选择失当，难称“代表作”。如第十一章苏维埃革命的兴起与受挫，所列著作仅4种，有些还过于老旧，没有反映出国内外学者对土地革命及苏维埃政权的研究进展。总的说来，参考书目可以使学生看到学者的关注侧重点有所不同，相互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正日益增多。学习者如果能够广阅群书，又集中思考，定会心至于每章之后所附之思考题，则主要是依据正文内容加以提炼而成。就问题本身而言，并无标新立异之处。学习者可以根据问题的导引，反观文中叙述，并结合不同学者之论述，获得相应的认识。有些问题，是基于知识学习的需要而设定。有些问题，是学界已经有较充分研究的。还有些问题，则较为宏观，细分之专题极多，以答问形式难以穷究。不论依何角度，学习者都可以有针对性地展开学习，也可以循此追索学界已有研究状况，获得“日识”，再求“新知”。作为问答来看，每题均可条分缕析，归纳答案，但此为第一层。如进一步要求，则需摆脱设定的问题和固定的答案，寻求自己发现和领悟的新问题、新思路、新结论。这需要研习者有较深广的积累之后，方才能够获得此种自觉。现有的思考题，倒使教材具有一定的应试功能。
由知识学习、研究动态而至于寻求问题，本教材的编写体例适于大学本科阶段历史学习要求。同时，内容正文和学习资讯紧密结合，正文、小结、综述、书目、问题互动，合于五步教学之法，符合学生之学习进度。可以说，初步达到了编写者的初衷。

就数量而言，自民国时期至今，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教材已属不少，但经过时间检验、得到普遍认同的教材并不多。可见，教材编撰实是一项极难进行的工作。过繁过专，则不利学习；过简过易，则流于重复。过于守日，则远离时代；过于求新，又失之稳重。无论是内容安排、体例设定，还是书写风格，都有其独到要求。内容贯通，简洁明晰，便于学习，需要恰当均衡。本教材汇集多所高校数位专家，统筹安排，各自用力，在这些方面下了很多工夫，亦取得明显效果。内容体系注重贯通，便于学习者提纲挈领，知其大要；编撰体例注重研习，便于学习者步步为营，由博而专。但正如文中所述，也还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因为集体编撰，本书各章功力未必均衡，写作思路贯彻还存在不够彻底的地方。如学术动态方面，有些章节在论述之中结合不够，在综述之中重点不够突出。章中小结，有些仅简列经过，未能贯通思路。书目之中，有些代表性也还不够。相信通过较长时间的使用，本书还可以进行修订，更加完善。
此处还想就教材编研赘言数句。教材编撰，极为重要，现今教材的出版也极为兴盛。但其中反映一极明显之现象：教材多为集体汇编，而缺乏个人性著作。个人著史与集体著史，各有优劣。个人著史，费时费力，长于贯通；集体著史，群策群力，重在时效。二者均可产生优秀之论著，但就著者责任度及投入度而言，无疑个人著作为先。近代史教材中，如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陈旭麓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吕思勉的《吕著中国近代史》等，（32）都是以一人之力撰写的近代通史，至今应用率仍极高。独著教材缺乏，固与学者精力、学力相关，亦与学术考评体制不无关系。在现在考评制度下，教材多不认为是重要的学术成果。现今出版之教材，多以知名学者主编，集体撰修。汇篇成书，自属不难，但要写出特色，贯彻于教与学之中，却十分不易。近代史集体教材中，有如李侃、李时岳等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史》等佳作珠玉在前，后续者当更专心专力，方可有所突破。除出版机构积极用力外，学界也需真正重视。现在，学生多抱职业训练的实用态度对待历史学习，阅读范围及钻研程度受限。恰在此种情形下，发挥优秀教师及教材的引导作用，让历史回归人文本位，让学生找到探究历史的好奇心和主动性，更有其必要。
本文刊于《史学研究》2011年第11期，感谢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硕士郭倩提供稿件。

项目说明：本文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教双优”人才培养模式国家级别新实验区项目“方法与经验—中国近代史教学中学生研究意识的培养路径”研究成果。
1、章开沅、朱英主编：《中国近现代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第1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0页。
3、陈恭禄：《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蒋廷黻：《中国近代史》，艺文研究会1938年印行；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上海书店1989年影印本，蒋著在1949年后在大陆绝版，直致改革开放以后才在大陆出版，至今有岳麓书社、上海古籍等多家出版社陆续重版多次，印数极其可观。
4、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47年版。
5、胡绳：《中国近代史提纲》，中央党校1955年印本，1960年修订印本；戴逸：《中国近代史稿》第1册，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林增平：《中国近代史》（两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4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初版，1964年再版。
6、刘大年主编：《中国近代史稿》(全三册)，人民出版社1978～1984年陆续出版；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苑书义等编：《中国近代史新编》(全三册)，人民出版社1981、1986和1988年分别出版。
7、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第1编第1卷，至2005年方才全部出版。
8、王桧林主编：《中国近现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9、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史（1840～1949）》，群众出版社1999年版；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朱汉国、杨群主编：《中华民国史》（全十册），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0、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第1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
11、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陈勤：《中国现代化史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虞和平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3卷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杨天宏在《系统性的缺失，中国近代史研究状况之忧》一文中对这几本著作进行了评论，认为以现代化视角来观察中国近代历史有利于把握近代中国之发展方向，但在内容的系统性上仍存欠缺（见徐秀丽主编：《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1979～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09页）。
12、郑师渠：《近代史教材的编撰与近代史研究的“范式之争”》，见徐秀丽主编：《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1979～2009》，第14页。
13、陈国庆主编：《中国近代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王文泉、刘天路主编：《中国近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郑师渠主编：《中国近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龚书铎：《中国近代史1919～1949》，中华书局2010年版；武吉庆：《中国近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14、房列曙、马陵合：《中国近现代史》，合肥工业大学出版2004年版；马敏、彭南生主编：《中国近现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15、陈长义：《中国近代史讲义》，学苑出版社1995年版；郭豫明：《中国近代史教程》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陈廷湘：《中国现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董守义：《中国近代史教程：1840～1949》，上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齐涛：《中国通史教程》，近代卷由郭大松、戴鞍钢主编，现代卷由张生分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四版。
16、王开玺主编：《中国近代史》（历史学专业基础课程系列教材配套阅读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7、转引自陈春梅：《试析高师中国近代史教材改革》，《宜宾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18、关于王桧林主编版本的编写情况，请参见王开玺、耿向东：《继承传统，开拓创新—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发展与展望》，《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19、20、21、章开沅、朱英主编：《中国近现代史》，第519、17、289页。
22、23章开沅、朱英主编：《中国近现代史》，第394、40页
24、27、28章开沅、朱英主编：《中国近现代史》，第239、241、287、471页。
25、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三联书店2005年版。
26、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9、章开沅、朱英主编：《中国近现代史》，第548页。
30、范希曾编：书目答问补正》，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02页。
31、文中所列学者及其著作请参见教材中相应章节的参考书目部分。
32、吕思勉：《吕著中国近代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吕思勉1926年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解放后在华东师大任教。吕著中包括《中国近代史讲义》、《中国近世史前编》、《中国近百年史概说》、《中国近世文化史补编》、《日俄战争》五种，除《日俄战争》曾于192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过单行本外，其余四种都是未刊的讲稿。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10/533708.html

以上是关于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魏文享：“因材施教”与大学研习型历史教材的编撰—评章开沅、朱英主编《中国近现代史》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