剿匪-罗敏：蒋介石的 “安内”政策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剿匪-罗敏：蒋介石的 “安内”政策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罗敏：蒋介石的 “安内”政策

“攘外必先安内”是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坚持的基本政策。本文从政治空间的角度，分别考察蒋介石对东北、华北、西北、华中、西南、东南地区的处置策略，以此反映“安内”政策在1930年代的演变。本文原题为《蒋介石的政治空间战略观念——以其“安内”政策为中心的探讨》，有删节。载于《中华民国史研究》第1辑。作者罗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与蒋同时代的政治家也是对手的周恩来曾评价称：“蒋介石作为一个战术家，他是一个拙劣的外行，说他是个战略家也许还凑合”，“他的政治嗅觉比军事嗅觉敏锐”，“这便是他得以战胜其他军阀之所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际，蒋正处于内外交困之中。他在日记中是这样描述的：“局势日趋紧急，粤变有蔓延之势，赤匪有猖獗之象，北方尚未稳定，倭患正在酝酿，加之洪水成灾，哀鸿遍野，此诚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交迫之时，险象环生，大局严重，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为了应对这一前所未有之危局，蒋所坚持的基本政策是“攘外必先安内”。“安内”是这一政策的前提和中心。
蒋之“安内”政策的首要目标为中共，其次则为国内处于割据状态的地方实力派。从空间分布看，以蒋为首的南京政府的统治根基依然未出长江中下游流域七省之范围。而中共在其中心势力范围内的武汉、南昌、南京等地附近先后建立了中央、湘鄂赣、鄂豫皖、湘鄂西和闽浙赣等几大根据地，游击区达到124县以上，蒋三度“围剿”均未奏效。当时的地方实力派中，除去东北的张学良与蒋关系密切外，南方的粤桂是反蒋的大本营，西南的川滇黔、西北的晋陕甘青基本都各自为政，不受南京控制。
蒋对如何“安内”是有先后缓急之别的，并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1932年底，蒋在永绥舰中思索对内的“基本政策”，认为“第一步肃清赤匪，整理政治，以巩固基本势力，保全中心区域”，“对西北掌握、西南联络，对南部妥协，对北部亲善、放任”。1933年热河失守后，蒋对北方的政策由放任转为统制，于3月6日北上保定，撤换张学良，以“镇摄北方为革命基础”。至1934年中，随着“剿共”形势的变化，蒋对南方的粤桂反对势力由消极“妥协”转为积极“平定”。自1934年7月10以后，蒋每日都将“平粤计划”列入日记的“注意栏内”，“以为自检”。

在1930年代特定的时空背景下，蒋介石作为国家领导人的首要职责，是保卫领土与主权的完整。九一八事变后，蒋获知日本出兵攻占沈阳、长春、营口等地的消息后，“心神哀痛，如丧考妣”，在日记中痛下决心写道：“苟为我祖我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省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事变后第二年，1932年9月13日，蒋又在日记中写道：“预期十年以内，恢复东三省，同为中华人民血气之伦，当以此奋勉。而况为我父母之所生者乎？”“预期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中秋节恢复东三省，解放朝鲜，收回台湾，琉球。”
作为弱国的领袖，蒋有一个基本观点，即认为弱国的国防不能像强国那样“重边疆”，“取攻势”，只能“重核心”，“取守势”。在东北边疆已失的既定事实面前，蒋主张“东北失地任国联以政治方法解决，不愿以武力反攻收回”。蒋认为，真正攸关存亡的是关内的华北，如果日本“欲在关内再进”，“则必死力抵抗，虽被其全国占领封锁，亦所不恤”。
九一八事变后，作为蒋之政治盟友的张学良，因失土之责而遭受粤方的攻讦。1932年1月锦州失守后，粤方元老邹鲁在四届一中全会上提出惩办张学良案，张之地位因此岌岌可危。此时，蒋虽已自身不保，因粤方反对而宣告下野，但依然设法保张。1月8日，蒋致电宋子文，告以：“此时以巩固汉卿地位为惟一要旨，如汉卿能不辞职，务望勿辞。”在蒋看来，粤方之所以力主惩张是欲“借外侮之名先扫除其所谓蒋派势力，北方则由冯主持以倒张；南方则由粤桂出兵两湖，以除蒋也”。
1932年1月中旬，蒋介石联手汪精卫，重返政治舞台，由汪出任行政院长，蒋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形成蒋主军、汪主政的政治格局。在这一政治格局下，蒋对日坚持“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外交方针，对内基本政策为“统北缓南”，“对南部妥协，对北部亲善、放任”。蒋在力所不及的情况下，对胡汉民、陈济棠等人割据两广，只能暂取妥协、联络的态度，而对北方则力主维持现状，继续支持张学良。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蒋对桂系负责与中央联络的政客王季文所述“阶段斗争急于民族斗争，暂失东北，令倭寇为我防范苏赤，未始非计”的看法，表示赞许之意，认为王“有几分观察能力”，“皆中肯之谈也”。
蒋这一“统北缓南”的战略部署为汪精卫与张学良之间的冲突所打破。1932年5月，《中日上海停战及日方撤军协定》签署后，日本军队对南方的侵扰暂告平息，将目标转向北方的热河。6、7月间，行政院长汪精卫因不满于张学良对日军侵热的消极敷衍，力主撤换。此时，蒋正坐镇汉口部署新一轮的“剿共”攻势。他对汪、张之间的矛盾感到左右为难，一方面他对张学良的懦弱和无所作为深感遗憾，认为“不能不管”，“如放任则又恐变为东北第二”；但是“如管理则时间不许，实力亦差，而与缩小范围之旨相反”。在蒋看来，“如能假我三月至半年时间，则事可为也”。
随着热河危机的加剧，汪、张关系终至破裂。8月6日，汪精卫公开致电张学良，高调宣称“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愿辞去行政院长的职务来劝告张同时下野。面对骤然爆发的汪、张冲突，蒋以“在剿匪期间，决不能回京”为由，坐镇武汉，沉机观变。蒋力主继续维持现状，“中央处理，以汪复行政院为宜，否则只有自任；北方处理，以留张在平为宜，如不能留，则只有以余自任委员长”，“继持现状，待剿匪成功之后，再问北方之事也”。为了保持北方的安定，同时因汪之去张背后其实别有用心，蒋对张学良采取了去名存实的处理方法，先令张辞职，撤销北平绥靖公署，后改设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由蒋自兼，张以私人名义代为主持。
蒋虽一再督促张学良出兵入热，但并非要求其与日本展开大规模的决战，确保热河不失，只是希望张能牺牲一部分自己的部队，使日本人进占热河时要付出相当之代价，为自己争得一些面子而已。实际上，蒋对热河局势早已“预备其失守”，甚至做好失地后被反动势力攻击得体无完肤的心理准备。蒋认为，即使遭受如此侮辱，也要“卓立不动”，“以贯彻余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清匪之主张，先巩固革命基础，整顿革命阵容，再与倭寇决战也”。
但事与愿违，奉军毫无斗志，凌源、承德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相继失守。蒋实在忍无可忍，认为“此种失地，诚不能为天下后世谅也”，于是决定北上保定。3月6日午夜，蒋由汉口乘车北上，途径新店、信阳，于7日晚10时到郑州，8日下午3时到高邑，5时许抵达石家庄，9日下午3时由石家庄出发，于7时到保定。蒋在保定、石家庄之间停留了大约半个月，直至25日才乘机离开。
蒋北上保定后，以热河失守为由，撤换了张学良，对北方政局由“放任”转为统制，欲“镇摄北方为革命基础”。蒋因念及张翊赞中央维护统一之前功，其内心对去张颇为“悬念不定”，甚感“公私之间为难”。蒋既担心张“不能谅解”，又怕张不愿离职，“不能速决其行也”。张离职后，蒋曾动念借机改编东北军，但因担心此举会引起内争，甚感不安，“决以大公示之，乃即中止，此或一良知所致也”。
张学良去职后，蒋即亲自指挥北上的中央军参加长城一线的保卫战。3月11日，他在日记中记称：“连日古北上与喜峰二口战事激烈。廿五师关师长在古北口受伤四处，不胜悲愤。中央军牺牲之价值，此为初试也。”3月16日，又记曰：“宋哲元部，在喜峰口激战七日，击退倭寇，足以挫寇锋而张军誉也。”为确保关内安全，蒋对长城抗战态度坚定，大有宁为玉碎之势。3月20日，蒋在日记中写道：“今日对倭一面交涉之方针，已失其效，惟有抵抗之一面而已。与其坐而待亡，不如抵抗而亡，以留中华民族光荣历史最后之一页，况抵抗决无灭亡之理，而且惟有抵抗为图存之道。”
长城抗战最后虽仍以中方的妥协退让告终，但中央军在长城一线誓死抵抗，浴血奋战，“牺牲之价值”是充分表明了中方抵抗的决心，令日本方面不得不有所戒惧。《塘沽协定》的签署令日本对关内的侵扰暂告一段落，为蒋赢得了宝贵的“整顿准备”的时机。6月5日，蒋在日记中写道：“上星期以来，协定发表后，停战政策得告段落，国民乃得比较安定。国际当有进步，对内对外得此整顿准备之余豫，复兴之基，其立于此。”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内忧外患、南北分崩之局面，蒋坚持“第一步肃清赤匪，整理政治，以巩固基本势力，保全中心区域”。1932年6月《上海停战协定》刚一签订，蒋便离京南下，在庐山稍事修整后，于28日启程前往武汉。蒋常驻武汉办公达半年之久，直至年底召开四届三中全会前夕才回到南京。
消灭长江流域的中共武装，是蒋实现其“保全中心区域”战略目标的第一步。1932年5月，蒋就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开始积极准备发动新一轮“围剿”攻势。蒋吸收了前几次“剿共”失败的教训，不同于以往仅侧重于军事方面的“围剿”，提出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措施互相配合的总体进剿战略。6月7日，蒋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剿匪，先求军纪严明，次求吏治清明，再以团警、土地、赈济、运转之方补充之，其要在于多设侦察监督机关。又在于得公正勤劳，有正气，有血气之人也。对于土地问题二说，一在恢复原状，归还地主；一在设施新法，实行耕者有其地主义。对于耆伸亦有二说，一在利用耆绅，招徕士民；一在注重贫民，轻视耆绅，以博贫民欢心。余意二者可兼用也。”次日，又写道：“以后剿匪方针，决以开辟道路为首，次以组织民团整顿警察，再次以救济贫民，施行教育，宣传主义，平均地权以为根本之图。”11日，又思考认为：“此次剿匪经费决以半数为修路，筑碉、赈济之用，而治本之道则注重于清廉县长与组织保甲、训练民团，分配土地，施放种籽也。决不求其速剿，只望其渐清也。”蒋驻汉指挥“围剿”可谓不遗余力，其7月23日日记写道：“今日为岳母逝世周年，时日如滚，忽忽一年，不能再见此贤母，哀哉。不能上山与妻共同尽礼，以剿匪任务，与倭寇扰热问题，不敢以私庆公，亦不敢畏暑偷懒耳。”在蒋亲自指挥下，国民党军队先后攻占了洪湖、新集、金家寨等地，鄂中“剿匪”略告段落。9月12日，蒋在日记中写道：“上星期，东克麻埠，西克新集，此剿匪第一期计划，得有进步也。”14日，又记称：“英山与商城先后克复，赣南且有一师之众来降，是乃民族复兴、赤匪消灭之一转机，甚祈天佑中华，俾早日肃清内乱，统一中国，保障东亚，勿使倭奴惨残人类，欺凌中华也。”21日，蒋又记曰：“第十师，昨午克复金家寨，此心为之一慰，从此江北之匪易清，而抗日之基渐立矣。”
江西南昌是蒋常川驻守的另一华中重镇。1933年1月，面对日本侵逼热河，蒋决定“先剿赤而后对日”，于1月29日动身前往江西“剿共”。4月3日，蒋北上保定处理完张学良后，因“江西新淦失守，情形紧急”，决定“前往震慑”。蒋抵达南昌第二天便与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急驰抚州，听取各将领的报告后，决定先“收复”新淦，并肃清永乐间的共产党军队。蒋还“甚思以后剿匪战术编制与组织有所改正，以期奏效也。战略应准备三个纵队，分置南城、宜黄与永丰三点，以待赤匪之弱点而进袭之”。整个1933年，蒋除了曾于3月北上保定处理北方政局外，始终无声无臭，在江西埋头“剿共”。
与气候炎热的武汉、南昌相比，江西庐山是名副其实的避暑胜地。蒋曾在日记中记称：“山下岭上气候实差廿度，不啻有天壤之别矣。”庐山怡人的气候和清丽的山水成为蒋在内忧外患、万事繁错之中放松身心、静心思虑的场所。蒋曾为此而发“政治事业不能脱离，而此心未尝一日忘于林泉之间”之慨。1932年6月9日，蒋在发动新一轮“剿共”攻势前，曾偕同家人前往庐山休整，至27日才下山赴汉。蒋身处庐山林泉之间，慨叹道：“性情雅逸，精神愉爽，故心思专一，对于政治与国防皆能发幽抉微，虽劳不疲，山水之有助于人如此，殊足贵也。古人著作多成于山林间，谅哉。”同年7月24日，蒋因不堪忍受武汉的酷暑，偷得一日之闲，回山一览，不禁感慨“更觉古人所谓清闲静幽之福，真不易得而享受也”。五天之后，蒋又重上牯岭。他站在九十九峰亭眺望汉阳峰与鄱阳湖时，顿觉“心神怡悦，思想开展”，关于如何阐发建国中心理论的计划酝酿于胸，“拟著中山学社从书，题名‘国防为一切建设之中心’，而以建国大纲为‘政治建设’。又以民族为三民主义之主体，所谓民权与民生皆不能离开民族而独立也”。
庐山对蒋来说不仅仅是纯粹地理意义上的休闲空间，更是开展整军、讨论决定党国大计的重要政治空间。借“剿共”之机整顿基本部队是蒋对日忍辱负重、卧薪尝胆背后的用心所在。1933年2月22日，蒋思考出处时，认为：“以剿匪整军未完，当以不出为原则”。蒋还在日记中多处强调：“整理部队与地方，以及基本组织，此三者如能按期进行，埋头做去，必有得济之时。”第四次“围剿”失利后，蒋下决心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全面整编。1933年7、8、9三个月，蒋在庐山举办了三期暑期军官训练团。他对在庐军官的训练不辞辛劳，用心“耕耘”。7月23日，蒋于晨4时半起床，静坐、早餐后，5时半由观音桥出发，经白鹿洞至海会寺军官训练团驻地后，对军官团训话长达一个半小时之久。中午11时，蒋又对军官团的教官训话约半小时。经过一上午紧张而忙碌的训话后，蒋虽自感体力渐强，“不觉其疲劳”，但陪同其前往的戴季陶却以其“过劳与舌齿音混为虑”。蒋驻庐山三个月期间，共培训军官7500余名，他对训练的结果充满信心，在日记中写道：“三月来，所组织之庐山军官团，至今日已三期完毕，自信训练之后，必于剿匪建国有一进步也。”
蒋在北方危机不断的情形下，之所以选择坐镇华中，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安内”，剿除中共的武装，同时也是为了避责，避免成为对日妥协政策攻击的目标。1932年，蒋、汪在“共赴国难”的口号下再次携手合作，大致形成了蒋专责“剿共”、汪负责对日交涉的分工格局。时任中央党部秘书的王子壮对汪蒋合作时局的观察可谓一针见血：“蒋先生的意思是要汪先生在南京为其‘被黑锅’，且在此时亦无人能在南京胜其任”。汪在南京独守空城，背了四年的“黑锅”，曾在家书坦陈其中的艰辛借以表白自己的“贡献”道：“数年以来，因剿匪军事关系，南京实际等于空城。我以赤手空拳，支柱其间，最大责任，在使后方不至沦陷，前方军事不至因而扰动，其余皆放在第二著。此是数年以来我对于国家之最大责任，亦即我鞠躬尽瘁之最大贡献。”

东北沦陷不久，9月26日，蒋便开始考虑“移首都于西北”。10月3日，蒋与幕僚熊式辉讨论备战计划时，表示“余意无论此次对日和与战，而西北实为我政府第二根据地，万一首都陷落，即当迁于洛阳，将来平时亦以洛阳与西安为备都也”。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方以要求中国军队撤出闸北为由，挑起冲突，上海告急。蒋于是决定迁都洛阳，并于2月2日凌晨5时抵达洛阳。在洛期间，蒋获知“自黑石关以东至汜水之间地形复杂，虽有飞机大炮亦无所施其技，更知为迁都西北之必要也”。
为了加强西北的经济建设，将西北建成国防据点，在193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要将国民经济中心逐渐西移。他认为，国家及私人大工业今后避免集中海口；开辟道路、航路，完成西向干线；建设不受海上敌国封锁的出入口；于经济中心区附近不受外国兵力威胁之地区，确立国防军事中心地；全国大工厂、铁路及电线等项建设，均应以国防军事计划及国民经济计划为纲领；等等。
是年10月，蒋巡视了洛阳、西安、兰州等西北要塞，前往“规定陕南修路与经济方略”。10月10日上午9时，蒋到洛阳参加阅兵国庆典礼后，感觉“气象更新矣”。11日下午，蒋到孝义视察军用化学新厂，认为其“规模宏远”，“愿得如期生效也”。12日上午9时，蒋抵达潼关，先登东门，眺望“第一关风陵渡北之中条山与南十二塞。黄雒、渭水由西北会汇于此，直注东流”的雄伟景象，顿生“如此形胜而不图保存固守，何以对先人耶”之感。游览完潼关，蒋乘车向西安行进，华山雄伟奇丽的风光和关中平原“沃野千里、土地膏腴”，令他“注视不倦”，油然而生“大可经营”之慨叹。
10月17日，蒋由西安飞抵兰州，视察黄河后，其内心澎湃不已，在日记中写道：“至此更知中国之伟大与可为也。左公规模之大尤为心领。黄河形势雄壮，西北物产之丰，倭俄虽侵略倍至，如我能自强则无如我何也，极思经营西北以为复兴之基地。”19日，蒋由甘肃飞宁夏视察，见到久未谋面的马鸿逵母子，感到“到此亲爱无比”，认为“宁夏政治渐上轨道，或在陕甘之上，可慰也”。亲眼见到“贺兰山之雄巍，与黄河之深长”，他内心“兴奋万千”，立下誓言称：“见贺兰山之雄伟而不起汉族复兴之念者，非黄帝子孙也。” 21日，蒋结束西北视察前夕，前往咸阳拜谒茂陵和周陵，“敬亲追先之念油然勃兴”，在日记中写道：“谒文武周公之陵，而不思发扬光大其先人之基业者，非吾族类矣。”
视察完西北，蒋又马不停蹄，继续前往华北视察。华北一直处于地方实力派掌控之下，在蒋看来，山西阎锡山、山东韩复榘都有成为“边藩之第二”的可能，提醒自己“可不慎乎？”为增强华北的向心力，蒋于10月24日由济南飞抵北平。在北平期间，他先后视察了紫禁城东南角、朝阳门和瀛州白塔等地的工事，认为“以如此形势与坚城，若弃之不守，诚非黄胄矣”。11月3日，蒋在怀仁堂召集全体军官训话后，从西直门乘火车前往居庸关。登临长城后，他感慨长城之雄伟与精坚，提笔写下“未登长城不知中华民族之伟大，一入潼关更觉黄汉历史之光荣”之语。
11月8日，蒋由绥远飞抵太原，他对阎锡山在山西从事的各项建设印象深刻，认为其规模与经营都很远大，只是惋惜其“奈何不用之于全国与民族之上也”。9日，蒋前往阎的故乡河边村，探望其封翁之病。途中，阎向他陈述三点建国主张：“一、对日不主准备武力，免日仇忌，使倭对我无法可施，而后我乃有法对倭，专重黄老之说也。二、对内中央有力，地方有权，注重集中人力，消除阶级斗争，奖励科学人才与造产，建设发展物力，而其造产方法，为以物品代币钞之信用基金。三、剿匪完成时召开救国会议，使地方军政长官免除中央救国障碍，中央为地方消除行政困难，如此则地方如不从令一致，是其自外救国之道，必为国人所共弃云。”蒋听后，认为其“研究颇深”，但对阎所虑“倭寇拥溥逆入关，对各省地方分地封爵，使各地受爵者有与伪倭存亡荣辱关系，不能不力护伪倭而抗革命”，又虑“倭于倭俄战前不仅占领华北，而且必占领南京”，不以为然，认为是“杞忧过甚之言，而于内外现状未甚注意也”。
通过亲身巡视西北、华北各地，蒋深刻体悟到，由于中国各地差异太大，不适宜照搬西方现成的法规。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幅员之大，社会复杂，人情不同，不但自然地理关系，施政应分别彼此，而且时间与程度关系，亦应因时因地与因人而定其法律与制度也。故今日中国之法制应有重新产生自订，决不能抄袭现在欧美所定之法制，否则未有不谬柱鼓瑟，徒见其治丝益棼而已。”

“西南问题”是1930年代蒋介石在推进统一政策过程中的主要障碍。粤方陈济棠与桂系李宗仁结成联盟，援引胡汉民等元老为奥援，成立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与中央分庭抗礼；同时，标举“西南”招牌，向外号召，力图拉拢川、滇、黔西南诸省，组成西南反蒋大联盟。蒋虽“急思统一广东”，但因日本对北方的侵略毫无缓和迹象，不得已出之“统一北方缓和南方”的政策，对粤桂暂时放任，“西南之事，只可听之一时，以力所不及，时所未到之事，虽强勉无益，而更不容其忿怒也”。
本来，江西中央苏区的存在客观上为粤桂与中央之间提供了一个缓冲的空间。粤方对“剿共”依违两可，甚至借共以自重，陈济棠曾得意宣扬：“有共产党拦住”，蒋“因共不能即来”，“我非合力剿共，实则我欲占地盘耳”。然而，1934年下半年，随着红军向西转移，蒋借“追剿”红军之机，整顿川、滇、黔三省政治，开始经营西南根据地。是年6月9日，蒋在日记中写下“下任不做总统，亦不做院长，专意建设西南”之语。自7月10日起，蒋每日将“平粤计划”列入日记的注意栏内，“以为自检”。在蒋看来，“非平定两广，不能与倭交涉”，“粤非速征不可也”。蒋的行事风格讲求谋定而后动，其对粤方针之思考逐渐明确，认为：“对粤方针，应分大小先后，而重在基本之是否稳定，若问罪与其时间，则尚在其次，然粤不平定，则军事无从整理也。”
蒋转战西南的实际经历远非预想得那般精准巧妙。一方是动如脱兔、行动敏捷的红军，一方是相互防范、反应迟钝的地方军队与手下各部，蒋的西南之行可谓“惊心吊胆，寝食不安”，被其视为“一生用兵莫大之耻辱”。由于“进剿”不利，加之黔军腐败无状，令蒋“性燥心暴”，“打骂恶习”屡犯未改。1935年4月30日，蒋在视察医院时，看到腐败情形，“愤恨不能自禁”，“以手杖击其看护”。5月5日，蒋视察部队营房时，见到“其内务之腐败无状出人意料”，又一时愤激难耐，“手批其官长之颊”。蒋接连“杖击”“手批”其手下的暴戾举止，令陪伴左右的宋美龄因惊恐而致病。
蒋的西南之行虽然毫无当年敉平闽变时“从容乎疆场之上”的淡定，但其埋头苦干、不辞辛劳收获了堪称满意的回报。1935年3、4月间，蒋亲自坐镇贵阳，借王家烈“剿匪”大败之机，断然改造黔局。黔局的改造可以说是蒋在经历了入黔“剿匪”的那些“忧愁忙迫时现于声色”的日日夜夜后的莫大安慰。蒋在是月的反省录中记道：“贵州省政府完全改组，廿五军亦得如期改编，王家烈自动知难退职，从此贵州军政皆得整理如计，是国家之福利、亦一最大之进步也。”
5月，蒋又前往昆明，与龙云相谈融洽。蒋在日记中称赞龙云是“明达精干、深沉识时之人，而非骄矜放肆之流”。蒋在昆明凭吊南明永历皇帝的骨灰，游览了圆通寺和滇池大观楼公园，还乘飞机由昆明经富明、元谋、金沙江、会理、永定营，前往德昌。蒋对云南印象颇佳，“沿途土地肥美，到处皆有水田森林，人烟亦不稀少，道路亦甚平坦，实与未见前所想像者完全不同，中华地大物博，何处皆可立国图强，倭寇必欲急急灭亡于我者，其果能乎，适足自召其亡耳，小子勉旃。”
通过云南之行，蒋“对滇感想实益关切，经济方面应力谋发展，交通尤为重要”，并自认“此来得民众信仰倍增，结果对于国家前途之关系实大也”。蒋于是月反省录中写道：“滇行完成，实关乎国家之统一、剿匪之完成与个人之历史，皆有莫大之益也”，“昆明形势雄伟，气象清明，秩序整然，虽进步未完，但古风犹存，而其物产丰富，人性朴厚，实增吾复兴民族之信念甚大也”。
1936年，两广六一事变后，蒋又将粤桂收归中央。8月11日下午1时40分，蒋飞抵广州，

5时往吊黄花岗与朱执信、邓铿、胡汉民等之墓。这是蒋自1926年出师北伐后第一次回到广州，他在日记中写道：“十年旧地，今日重临，感慨无限，不觉悲喜交集。”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蒋自认为“两广收服，统一告成，如此大业，若无大患阻碍，实为历史鲜有”。中国历史上鲜有之统一大业经由自己亲手缔造，蒋内心之自豪感与成就感跃然纸上。他在日记中感慨地写道：“六月一日以来，两粤谋叛称兵，全国动摇，华北冀察以及川湘几乎皆已响应，其态度与两粤完全一致，党国形势岌岌危殆。时经三月幸得上帝佑我中国，乃至本月广西李白拜命就范，一场恶潮至已平熄，两广乃得统一，革命基础于此已定。十三年来之恶战苦斗，从此内忧果能告一段落，是诚上天不负苦心之人也。”
西南局势之稳定对蒋整体抗日战略的影响至为关键。蒋对华北危机的态度，之所以由置身事外转变为挺身负责，与西南形势的好转密不可分。蒋巡视华北后，1935年10月中旬，负责与华北联络的参谋本部次长熊斌明告山西省主席徐永昌称：“蒋先生看定日本是不战而屈中国之手段，所以抱定战而不屈的对策。前时所以避战，是因为与敌成为南北对抗之形势，实不足与敌持久。自川黔剿共后，与敌可以东西对抗，自能长期难之，只要上下团结，决可求得独立生存，战败到极点亦不屈服。”一个月后，11月19日，蒋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中发表“最后关头”演说，宣称：“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
蒋在成功分化广东军事力量后，1936年7月13日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又进一步明确“最后关头”的“最低限度”是：“保持领土主权之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

东南既是国民政府首都的所在地，又有令蒋魂萦梦牵、依依难舍的故土——浙江奉化。富庶的东南诸省既是支撑蒋氏权力基础的核心区域，又是令蒋之身心得以舒展的精神空间。
蒋对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情有独钟，赞叹不已：“南京风景之美，甲于全国，亦于此见之，雄壮巍巍，诚不愧为首都也”；“金陵形势与风景并胜，实世界无双之首都也。” 1934年7月5日，蒋留下遗嘱称：“余死后，不愿国葬，而愿与爱妻美龄同葬于紫金山紫霞洞之西侧山腹之横路上。”
江浙如此重要，东南地区自然成为整个国防计划之重心所在。1934年年初，蒋开始考虑“东南国防之政治与军事计划”。此后，蒋多次在日记中提醒自己要注意“东南国防计划”“东南建设步骤”。同年8月，蒋开始计划东南公路。次年8月，蒋决心“以五百万元建筑首都要塞”。蒋在“剿匪”已“达到七分之成功”后，于1936年将工作中心转向“抗倭”。是年2月，蒋在南京坚守了整整一个月。这对他来说可能是非常少有的情况，为此，他在日记中特意记道：“本月全月在京，无敢或懈，尽忠职责，无愧于心也。”论者有谓，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打破了中国近千年来形成的传统政治地理格局。民国政治中心的南移，造成国家政治辐射与对外防御的式微。国民政府将政治与经济中心置于东南沿海地区，确实令国家的对外防御功能大受影响。何其巩在密呈蒋介石的条陈中即指出：“就对日国防形势而言，北方居于前卫，江浙平时为财赋所从出，战时立成前卫，与北方同。”考虑东南地区战时将成为日本从海上入侵的最前沿，蒋自1936年10月起便开始预定各院部迁移计划，并预备将瓦斯和汉阳药厂等一批重要企业迁往内地。与此同时，他还亲自督建东南地区国防工事，曾先后视察了雨花台、江阴和乌龙山等战略要塞。3月7日，蒋视察紫金山麓工事后，认为“位置不当”，痛感“军事干部只知敷衍与权利，而毫不肯为其任务略加思考，事之痛心，莫甚于此也，如何使之良心复现也”。15日，蒋又登富贵山，视察地下室工程，认为“此乃久大之业也”。17日，他又前往挹江门内与鸡鸣寺下视察地下室，看到工程皆未完成，深感部属之“欺妄可痛”，6月8日下令“再催各区工事，日夜赶筑”。
为了防御日军从空中袭击东南沿海地区，蒋非常注重保护东南地区的领空权，同时加强整顿中国空军。1935年10月，当蒋得知外交部方面将上海福冈之间通航问题作为普通交通要求而准备签字的消息后，“燥急非常”，痛斥何应钦“不惟愚庸，而且卑劣根性必亡国家也”。

1930年代，蒋处于内忧外患交相逼迫之中，通过考察其政治空间观念，蒋应对危机局势的整体战略考量概略可见：对于沦陷的东北失地，他希望通过国联用政治方法解决；面对日军向关内的咄咄进逼，他以宁为玉碎的姿态，确保平津的安全；坚守“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坐镇华中，一面指挥“剿共”，同时也有避责的考虑；力主建设西北，作为将来政府的第二根据地；对于华北，他通过巡视加以遥制与镇摄，使其内向；对于西南，他借“剿共”之机，积极加以整顿与改造，使之成为日后民族复兴的根据地。
巡视是蒋在1930年代加强对地方统制的重要手段。蒋于1932年10月下旬巡视湖南后，认为“颇有所得”，对湖南的教育、行政、军队、交通、自治和党务等方面的实情，“皆得知其大略”，而“精神影响所及，尤为重要”，“以后对各省巡阅，至少每年应有一次也”。此后，蒋又遍历西北的陕甘宁绥、华北的豫冀鲁晋和西南的川滇黔等十余省。透过蒋在地理空间上巡视的轨迹与范围，可以看出，其“安内”政策的重心经历了从“统北缓南”到“北守南进”的转变，同时出于对日防御的需要，其战略重心从“建设东南”逐渐转为经营西南。
从1920年代所奉行的“武力统一”，到1930年代公开标举“和平统一”，蒋之“安内”政策的转变当然离不开救亡图存问题所带来的巨大外在压力，同时也不能忽视蒋作为一个政治领袖自身经验的增长与运筹决策能力的进步。与蒋同时代的政治学家钱端升曾撰文称赞蒋“近几年来所得到的进步”，“五六年前的武力统一的政策，他的急于求功的设施，我个人也尝引为失着，但这几年来的沉毅坚苦，和平宽厚，已使他成了另一个人，使他能担负以前所不能担负的大任”。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胡适也很赞同钱的说法，认为：“蒋介石先生在今日确有做一国领袖的资格”，这并不是因为“他最有实力”，而是因为“他长进了：气度变阔大了，态度变和平了”。“在这几年之中，全国人心目中渐渐感觉到他一个人总在那里埋头苦干，挺起肩膊来挑担子，不辞劳苦，不避怨谤，并且‘能相当的容纳异己者的要求，尊重异己者的看法’。在这一个没有领袖人才教育的国家里，这样一个能跟着经验长进的人物，当然要逐渐得着国人的承认”。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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