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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郭青苔：关于中共河南党的大撤退：追溯和探讨

目 录
一．追溯与探究
（一）关于“河南党大撤退”的原因的几种主要说法
（二）河南党大撤退的经过
（三）关于中央截获“敌人的电报”的内容
二．反思与讨论
（一）对不同回忆材料的可信度分析
（二）大猜想：谁是“大内奸”（或者谁是“假情报”的始作俑者）？
（三）“河南党大撤退”行动在组织指挥上的若干疏漏
（四）“紧急撤退”为什么会蜕变成“马拉松”式的撤退？
（五）绕不开的领袖人物——陈云同志
三．笔者对河南党组织大撤退行动的质疑
四．对河南党组织大撤退决策的历史背景的探讨(对大撤退决策心理的初探)
结 语
主要参考文献
一、追溯与探究
中共河南党史所称“国统区党组织紧急撤退干部”(俗称“河南党大撤退”或“河南党总撤退”）的事件发生在1941年春至1943年春之间。对这一重大事件《中共河南党史（上卷）》，不少当事人和党史工作者，在不同时期与场合有不尽相同的记述、回忆和评说，总体上是肯定和颂扬的。
（一）关于“河南党大撤退”的原因的几种主要说法
第一种说法：着重强调“皖南事变”后大环境的严峻和局势的紧迫，而对导致“大撤退”的直接原因则语焉不详。
例如《河南党史》称：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在其统治区内的反共活动更加猖獗，采取各种阴险手段进行大逮捕、大破坏，妄图彻底摧毁河南党组织。在这股反共逆流中，各地党组织和积极从事抗日活动的共产党员随时有被破坏被杀害的危险。党内个别不坚定分子，叛变投靠国民党，充当特务，也对河南党组织造成很大威胁。
1941年2月，中共中央依据有关情报，决定紧急撤退河南党员干部。”
这种说法的缺点是过于概念化和笼统化（一般化），同时它无视（忽略）了皖南事变以前（1940.8--1940.12）,在豫的中共河南省委领导集体（刘子久、郭晓棠、张维桢、张旺午等）,已经积极有效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精干隐蔽、转移调动”的方针[《郭文5》],夸大了河南党组织遭遇破坏的危险性。而对引发“大撤退”的直接原因（主要根据），则一笔带过，语焉不详。编纂者使用这种表述语言难免使人感觉，是不是要对“有关情报”的真相作“秘而不宣”的处理？
第二种说法：决定“大撤退”的主要根据是党中央截获了“敌人一份情报”，认为河南各级党组织“均已暴露”。
例如《王志杰文》称：“一九四一年元旦过后，一天，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找我和危拱之、王吉仁（当时王吉仁并不在延安——笔者注）同志谈话说：中央从西安截获敌人一份情报，河南党组织、豫西党组织及各地、县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组织机构均已暴露。为了保存干部，避免发生意外，中央决定紧急撤退予南、予西区委以上的干部。”
这里，《王志杰文》未提及“情报”的具体内容及其真伪问题，而是对其采用完全肯定的语气来叙说大撤退原因的。这表明四十多年后，王仍没有对这个“情报”的真相进行认真审视和反思。由此可以推断，当年（1941年春）王是肯定这份情报的。这就难以理解了，当时许多干部（包括苗树棠等）都认为此情报不真实，为什么王却要维护这份情报呢？
现在河南许多党政宣传部门、报纸、杂志、网络等，对这一事件的宣传介绍材料，多数是从以上两种说法中衍生出来的。例如：
大河网：“1941年2月，鉴于国民党顽固派进攻河南国统区的严峻情况，中共中央作出了紧急撤退河南国统区干部的决定。”[大河网：《河南国统区的撤干工作》，2011年05月23日。]
三门峡外宣网：“1941年1月6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2月20日，中共中央根据截获的国民党顽固派企图破坏中共河南党组织的电报，决定撤退河南党员干部。”[《韬晦蓄锐待后时——记“皖南事变”后三门峡党组织紧急撤干》，2011年07月05日 三门峡外宣网。]
栾川党建网：“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并阴谋对我河南地下党一网打尽，形势急剧恶化。因此，2月党中央决定实行“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纠正：这一方针是党中央于1940年5月4日提出来的。——笔者注），撒退河南地下党区级以上干部。” [新闻编辑杨明辉:《中共栾川县地下党组织撤干延安隐蔽组织》，栾川党建网：首页 >> 党史博览 >> 栾川党史 >> 正文。]
第三种说法：河南党大撤退的亲历者苗树棠在回忆中说：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日晚,我...接到通知，要我立即到中央组织部去...
中组部地方科干事薛光军同志的窑洞里....桌上...放着一份破译敌人的电报...从电文的口气一看便知是埋藏在河南党组织内的国民党奸细向其主子报告我豫西党组织详细情况的，发报人的身份像是潜伏于省委一级的内奸。但奇怪的是，电报上开列的豫西各县党组织负责人的姓名没有一个是和实际对得上的；各县委都有“军事部”，而实际上根本没有这个部门。我们几个同志传看着电报都没说话。就在这时中组部地方科王德同志来了，他要我们和实际情况对照一下，我们如实汇报了情况。最后王德和王志杰一同去陈云同志那里汇报.....
第二天上午，我们又到中组部，陈云同志亲自和我们谈话后，把王志杰留下了。下午，我接到调令，当晚搬到中组部住。同去的还有王志杰...到中组部的第二天，王德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处理河南问题的紧急决定，即“九条方针”。总的意思是河南党内出了大内奸，党组织已经暴露。决定采取“快刀斩乱麻”的办法，把干部迅速撤退出来。” [《苗树棠文1》]
《苗树棠文1》证实了党中央决定“河南党大撤退”的主要根据（直接原因）是截获了“敌人的电报”，同时，苗树棠对这个“电报”的真实性表示了很大怀疑。这里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对于这份中央破译的“敌人的电报”，第一时间接触它的在延安的河南党的领导干部，多数人是不认可的。他们看到“电报”后并没有惊讶或紧张，也没有感到事态的严重，而是感觉“奇怪”，所以他们“传看着电报都没说话”。之后平静地向中组部王德同志“如实汇报了情况”。这些细节证明了该情报的内容是很不靠谱的。
2.王志杰两次向陈云同志的汇报谈话，或许是“河南党大撤退”付诸实施的关键一环。
3.这个“大内奸”究竟是谁？今天仍然众说纷纭没有落实。几十年过去了，经历了多次党内清洗运动后，仍无下文。人们对当年的判断应该怎样看？
第四种说法：下面一段文字对“河南党大撤退”原因的表述颇多错误与自相矛盾之处,但它点出了那份“情报”真伪的问题。
“皖南事变”不久，八路军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暗地叛变。袁晓轩的叛变，给中共河南党组织特别是豫西党组织造成严重威胁。（此处有误，袁晓轩叛变不是在皖南事变后不久，而是在1942年1月30日。——笔者注）2月20日，中共中央截获并破译了一份国民党的电报，内容是关于中共河南各县党组织的机构设置和负责人名单。当日晚，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的中共七大会议代表王志杰、邵文杰、郭晓棠（此处有误，应为苗树棠。——笔者注）等人接到通知，到中央组织部甄别这份电报内容的真实情况。经过对比分析发现，虽然电报开列的机构与负责人名单和实际情况有很大出入，但也说明河南的中共党组织已经暴露。王志杰和中组部地方科科长王德连夜将情况报告给陈云。次日上午，陈云召见王志杰等人谈话；下午，王志杰等人移住中组部。23日（或有误，按苗树棠回忆是22日。——笔者注），王德向王志杰等人传达了中央关于河南问题的紧急决定，即“九条方针”。[灵宝党史地情网：《第五章 第一节 撤退党员干部》，党史地情数据库> 数据库> 党史资料> 党史一卷>，2011-09-20]
这种说法有两点值得注意：1.认为袁晓轩是出卖河南党组织的“大内奸”，但是它错把袁晓轩被捕叛变的时间提前了一年。2.王志杰等人在中组部对“截获的电报”内容进行甄别后，发现电报内容“和实际情况出入很大”（应该说很不靠谱。——笔者注），但仍然认定“河南的中共党组织已经暴露”，这样的判断不符合正常的认知逻辑，是说不通的。此外，按照这份材料的叙述，根据“国民党的电报”首先作出“河南党组织已经暴露”这一判断的人，应是王志杰（或者还有王德）同志。为什么王会作出这样明显不合理的判断？令人费解。
第五种说法：认为中央截获国民党的“电报”同余致和的被捕叛变，这两件事是党中央“决定紧急撤退干部”的理由。
“194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截获并破译了一份国民党关于中共河南省党组织情况的电报，其中，豫西5个地委及所属各县负责人，尤其是偃师、洛阳、伊川三县，情况最为详细，同时根据携带中共河南省委七份机密文件的伊川县交通员余致（应为余致和——笔者注）被敌人逮捕的情况，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亲自找王志杰、苗树棠、邵文杰、杜征远谈话，指示说：中央为保存干部，避免发生意外，决定紧急撤退干部，豫西区以上干部立即进行撤退。” [《抗战时期偃师党组织的整顿和干部的隐蔽与撤退》，2011年02月28日　网络文章 来源：偃师民声]
这一说法也值得商榷。请注意：1.这一说法没有把截获国民党的“电报”同余致和的被捕叛变联系起来，认为它们是两个独立的事件，但是都与河南党有关联。然而根据这个说法，余不应当是向国民党出卖“情报”的“大内奸”，“大内奸”应该另有其人。2.关于余致和的基本情况：这里说他是“伊川县交通员”，“携带”了“省委七份机密文件”，这一信息的来源需要核实。据郭晓棠提供的材料，余致和是省委“交通科长，曾任南召县委书记”[《郭文2》],郭写道:“省委交通负责人余致和在洛阳遇到特务人员（南阳同乡熟人）而被捕”[《郭文4》],“他把特务带到他的住家处。被捕情形，是他家人传出来的。后来把他送到西安劳动营。余被捕，供出‘工会’开办训练班的事，而受到破坏，听说有两人被捕。”[《郭文2》]除此之外，党组织未发现余被捕后，是否还出卖了其他与河南党有关的机密。
第六种说法：是郭晓棠对“大撤退”原因的理解。
“1941年元月，皖南事变发生，国共关系紧张，前方军事冲突，后方政治摩擦。中央估计在国民党统治区可能发生大批逮捕事件，为了防止党组织的被破坏，执行精干隐蔽方针已经不够了，必须执行坚决撤退干部的方针。”[《郭文3》]
“皖南事变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敌、我隐蔽斗争，极为激烈复杂......这时中央估计在国民党区有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危险，遂有总撤退的决定，采取了“散”的方针，取得了“保”的目的。以待有利时机的到来。” [《郭文4》81页]
这是郭晓棠对党中央关于河南党大撤退决定的认识和理解。笔者以为，其中不排除或许郭有为了执行中央的命令而说服自己的成分。
（二）河南党大撤退的经过
不同材料在这方面的区别（分歧）主要体现在，对执行“大撤退命令”的前期工作（即第一批干部撤退经过）的记述上，有些材料对撤退过程的一些重要环节（或情节）进行了明显的裁剪和编造。
第一种说法：是王志杰1982年的回忆，他说:
“撤退工作，主要由我和危拱之负责。我们到陕西省委驻地关中照金镇，建立联络站，负责撤退的联系工作；危拱之留延安，负责撤回人员的接待工作。.... “苗树棠去予西，先抵灵宝，找到苗化铭、赵志平，传达了中央指示后，该地委立即决定撤退。苗化铭先走，赵志平....到达陕北。
“苗到新安向申志远、赵天锡传达中央指示后，新安、洛宁、宜阳、渑池的干部也相继顺利撤回陕北。
“最后苗到伊川找到王景岐。通过王找到省委留在豫西坚持工作的负责人郭晓棠。但郭不信任苗树棠，让王景岐扣住他。同时违反中央关于“公秘分家”不准利用“洛办”电台的指示，通过“洛办”电台给中央发了电报。内容是：中央是否派人来，带了什么任务等。中央没有回电，通过陕西省委的电台，转告我们说：郭不信任去人，再派人通知。如再不撤退，要受纪律处分。(大意是定这样)。
“我们接到中央指示后，即研究决定：派苗化铭回豫西找郭晓棠。因苗化铭利用社会关系已建立了一条秘密交通线，行动比较方便。
他同王景岐、郭晓棠又都很熟。征得中央同意后，苗化铭大约在六七月间，见到了郭晓棠。（苗、郭实际上并未见面——笔者注）郭主要是对当时的严重形势估计不足。苗再次向他传达了中央关于撤退的指示，他马上布置洛阳、登封、伊川、偃师、巩县一带的干部撤退。王大勇（应为苗树棠——笔者注）护送郭本人撤退。同时还派付希晨通知郑密地区的干部立即撤退。......”[《王志杰文》]
请注意,这里，王志杰同志所讲的豫西干部“大撤退”的过程有严重的失真；王志杰在整个“大撤退”过程中，一直呆在陕西省照金镇负责联系指挥事宜，远离豫西地区，对豫西干部撤退的具体情况未曾亲身经历，他了解的消息主要来自苗树棠的汇报，有失全面客观。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在这次回忆谈话中讲了不少主观臆测的、甚至是曲解编造的东西，他这些针对郭晓棠的指责有悖于客观公正。郭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13年以后、在河南省委为他平反昭雪四年以后，再次遭遇人为的抹黑，这不能不令人唏嘘感叹。
第二种说法: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苗树棠在回忆文章[《特殊的使命》]中描述的，对苗的说法可大致概括如下：
第一步:苗树棠先到灵宝传达中央决定。送走苗化铭。
苗树棠回豫西先到灵陕地区，他写道：
“我向苗化铭和狄俊民传达了中央的决定...他们对我的到来没有丝毫怀疑，而且完全执行我的决定。”
之后“...我就去卢氏县找地委另一位负责人赵致平同志。.... 我向他传达了中央关于撤退干部的决定，让他先作准备工作，等我见了郭晓棠再行动。”
苗树棠先前安排苗化铭“到西安去取一笔撤退用的经费”，因故未成，待苗化铭返回灵宝后，苗树棠让其化装成一个商人，按苗树棠告诉的路线进入边区。
第二步：苗树棠住在新安县克昌村等候消息。苗写道：
“送走苗化铭，还未接到郭晓棠来信，我就按原定计划...到了新安县克昌村。那里是邵文杰同志的家，王志杰同志的爱人....住在他家的东小院里单独生活。”
“在这期间我按事先规定的办法向王志杰同志写了一份汇报。”
第三步：苗寻找郭晓棠遇到曲折。郭、苗会见，对“假情报”进行讨论，研究处理意见。
苗写道： “根据我们...知道的情况...通过王景琦能找到郭晓棠，我便去伊川县。”...
“王志杰和我曾经认为由我通过王景琦找到郭晓棠是顺理成章的事，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是“出乎意外！王景琦不承认他有党的关系。我只有走，他又不让我走，热情地接待我住下...从此开始了他观察我，我观察他的一段奇妙经历。”
王景琦对苗树棠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和威胁考验,最终确认了苗的真实身份。对此苗树棠写道：
“他向我作了解释，因为我不是通过正常手续来的，怀疑我系敌人所派，为了辨别真伪，故设计此一事件来考验。后来，和郭晓棠见面时他也作如此解释。”
“王景琦还要我写一份报告说明去延安和离开延安的经过。我当夜写了....”
“4月22日...郭晓棠接见了我，我向他作了详细传达。”
郭听了传达后，苗写道：郭“断言情报是假的”，“不需要撤退” 就是当然的逻辑。
在情报真假问题上郭、苗看法一致。于是郭“主张通过洛办电台”向中央报告请示，苗提出中央规定“不准经过洛办”，但苗又“提不出别的办法”。郭解释说：“...省委和中央的来往电报不经过洛办负责人...不致泄密。”同时郭提出给中央的电报“措词可以含蓄些”，使外人“猜不透其中内容”。于是苗“被说服了”，但苗不同意共同署名，只好“用郭一人的名义向中央打电报”。
第四步：苗等待中央回电,苗化铭带来“中央新的指示”。
和郭晓棠会见后，苗树棠回新安县克昌村王志杰爱人处等侯。郭与苗的联系“由省委交通员传递”。苗写道：
“一个多月过去了，不见中央回电，我很着急。
“苗化铭突然来了....他带来了中央新的指示。中央接到了郭晓棠的电报，当然不能用电报答复，只有再派专人，他就是这样来的。
“苗化铭所传达中央新的指示是非常坚决而严厉的.....
“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很显然认为大内奸在洛阳办事处。....据我所知洛办负责人不兼任地方党内的职务....若是大内奸在洛办，地方党的干部队伍他不会全了解，他向敌人的汇报因而也就不可能正确。....若是如此，党组织就还没有完全暴露，干部们暂时还没被捕的危险....”
第五步:大撤退行动开始。
苗写道：“我和苗化铭商量决定...一、洛宁地委、灵陕地委立即撤退，而不通知郭晓棠。...二、由我再到伊川找郭晓棠传达中央新指示，并要他立即执行撤退洛阳以东三个地委。” ...“我就写了一封信由他（指王大勇——笔者注）带给郭。待我从宜阳找赵群一回来，王大勇送来了郭的回信，表示将按中央新的指示办理，并要我负责洛宁、灵陕两个地委布置工作，由他自己负责布置洛阳以东三个地委的撤退工作。”
这时大概是5月底或6月初了...从这时起，才真正开始全面进行撤退工作。一个多月的“曲折”过去了。这曲折的发生当然有我的责任，但也不尽是我的责任。
应该指出，苗树棠同志在其回忆文章中较多地采用了文学创作的手法，他对河南党大撤退前期工作的真实过程，进行了人为的裁剪、删改和编写，特别是该文在涉及到苗本人的失误和疏漏的一些重要环节和情节上，有明显的失真、遗漏和隐瞒。因此，虽然苗的文章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它远不是一篇关于豫西地区党组织大撤退的真实而完整的历史记录。苗把回忆文章写的生动曲折、情文并茂，但使用这种有自卖自夸之嫌的写作方式，却展现了作者对历史事实的不尊重，这不仅误导了读者，也降低了苗文自身的史料价值。目前在河南（特别是豫西）各地党史宣传教育中，涉及到“河南党大撤退”的材料，有不少存在以讹传讹的现象（如灵宝县），它们多与苗树棠的回忆文章有关。
这里需要注意：1.苗树棠对郭晓棠和对其他党员干部传达的内容有区别：苗对郭“作了详细传达”，而对苗化铭、狄俊民和赵致平等人，苗只向他们“传达了中央关于撤退干部的决定”，没有传达关于“截获敌人的情报、河南党出了大内奸、党组织已经暴露”的信息。在此情况下，他以苗、狄、赵的上级领导和中央指示传达人的双重身份布置任务下达命令自然能够畅行无阻。为此苗无不得意地写道：“他们对我的到来没有丝毫怀疑，而且完全执行我的决定”。笔者的这个推断在苗化铭的回忆中得到了证实，苗化铭写道：“1941年3月....政治交通员苗树棠同志找我传达....要我布置让灵宝县委成员撤往陕北的工作。”[苗化铭:《崤函星火记》,1982年4月15日,灵宝党史地情网网络文章 2011-09-24。]但在苗化铭的文章中，却没有提到“敌人的情报”、“河南党大内奸”等消息。 2.苗树棠在回忆中写道，郭等“怀疑我系敌人所派”，但他却遮掩了自己被“怀疑”的主要缘由。其实是苗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在他去见王景琦时，先编造了一套自己是“从西安劳动营出来”的假话，结果他是“弄巧成拙了”。（郭晓棠语，见《郭文3》）
第三种说法：见于郭晓棠1943年5月20日呈送党中央的《思想自传(下卷)》（即《郭文1》）中的汇报内容，郭的说法大致如下：
1.郭为什么会怀疑、考验苗树棠，以致推迟了会见时间，耽搁了撤退工作？就此郭向党中央作了以下汇报：
（1）“我没有接到中央的通知，事先也没有规定接头的办法，所以开始我不愿意见他。” （2）苗“随便给我写信...约我见面时间和地址，而信的写法，一看就知道‘话里有话’，...而我接到转来的信是被拆开了的，因此我不能亲自去赴约；就派交通去探听他的消息（按照他规定的时间和地址去了）他又不遵守约定而离开了；” （3）“...他为了掩护自己起见，他说他是从西安劳动营回来的，我以为他曾在西安被捕了，所以我更不能立即亲自接见他。” （4）“他为了要见我，...见了党员和干部，就以‘钦差大臣’的资格说话：‘我是中央派来的，负有重要使命，省委郭晓棠住在什么地方，请马上告诉我，或转达意见。’（有几个人给我转达了意见）” （5）“最后，他到我住的区域一个公开职业的普通党员那里，说：‘省委郭晓棠在你们这里住，请你给转封信’，而那个党员...根本不知我是何许人，这一下又把我和省委机关暴露了，而信还是无法转到的，因为那个党员不知道，必须经过地委负责人才能转达信件；而地委负责人又因为出去工作，得两三个星期才能回来，因此延迟下来，他非常不高兴。而这时我不知道他在我住的区域已停留多天了。”
鉴于以上情形，郭写道：“试想在皖南事变后那样严重环境下的秘密党，在执行精干隐蔽政策下的秘密党的负责人，对于苗树棠同志这一串的行动，应当不应当提防他，怀疑他呢？”所以，“在我未和他见面之前（写信约定和他见面），我令转达信件的同志，曾给他一下武力的威胁和试验，这虽然对不起，吓了他一跳，却证明了他没有什么，也不是从劳动营出来的，这样我才放心和他见了面，赔了个‘不是’！”
尽管郭对苗的怀疑与考验（这体现了郭高度的政治警惕性与防范意识）有不得已的原因，但郭还是多次作过自我检讨，他在《郭文1》中写道：“1941年3、4月间，中央派苗树堂同志回河南传达撤退命令并协助撤退工作。因为事先省委和中央没有规定关系，而这次事情又是临时紧急处理，我对这件事又没有深远的周密的考虑，以致撤退工作迟延了一些时日，发生了一些错误。这些过去都在组织部召集的省委会议（王德同志参加了）上检讨过。”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①苗树棠编造自己“是从西安劳动营回来”的假话，这是郭不能及早接见他的主要原因。对此郭写道：“当时小苗不知道我的秘密地址，他先到伊川五区区长王景琦（他们过去在一起工作过）那里住下，找王转关系。因为他不了解王景琦当时的政治态度，小苗编造自己从边区出来，在西安被捕，从劳动营逃出来找豫西党的，要求王给他转消息。当时凡从劳动营出来，一律不接组织关系，这是中央指示的。王景琦将小苗的情形，报告给伊川县委，伊川县委又报告给洛阳地委，地委书记付希晨再报告给我。我考虑暂时不能见他。” 郭同时又写道：“我知道...应尽快见他才对。可是另一方面，他说是从西安劳动营逃出来的，在未弄清楚其真相之前，不应该同他见面。我与地委书记付希晨研究结果，要对小苗考验一下，看他是否真的叛变自首了。”[《郭文3》] ②苗为了见郭，想了多种办法，找了不少党员和干部，但其说话高调，行事张杨，作风不谨慎，这同地下党的工作纪律是相悖的。③苗于情急之中对一个普通党员说“省委郭晓棠在你们这里住，请你给转封信”，这一举动不仅“信还是无法转到”,延误了时间，而且还把省委领导和省委机关暴露了。尽管幸运的是，这一秘密没有被国民党顽固派侦获，但在当时国共关系极其复杂危险的环境中，将此重要机密泄漏给不应该知道的人，很可能给省委领导机关带来巨大危险。
2.郭、苗商量对“假情报”的处理意见。
（1）郭的处理意见是：“电请中央变通办理（即撤退一部分暴露的，能隐蔽的到暑假期再撤），待中央复电到了，再具体决定。” 郭的理由有二：①“情报是假的”；②“几个月来，河南党执行精干隐蔽政策，干部转移调动...工作刚布置完毕，觉得不大要紧。” 同时郭也作出了随时撤退的安排，他指示：“未接中央复电前，通知各干部先做准备...撤退工作。”
（2）关于中央要求“与洛办断绝关系” 的命令，由于没有别的办法，郭、苗商量结果还是利用洛办电台给中央发电报请示，从而“违背了中央的命令”，犯了错误。不过郭写道：“为了避免泄露撤退工作的秘密...我们发的电文，根本没有谈及撤退工作的事：只是一，请求中央证明苗树棠同志的关系不错，这是我的责任问题。二，请示中央可否依据实情，变通处理。”
至于电文的内容，在《郭文2》中有如下记述：“小苗传达了中央指示，撤退工作不要通知洛办。...我同他商量的电报稿，洛办是看不懂的。请示中央的电文，大意是：小苗所谈情况不符合事实，是否可以通融，灵活办理。很快就接到中央回电，大意是：坚决执行命令，不要犹豫。...去电回电都经洛办，这是省委最后一次利用洛办电台同中央联系。....我接到中央回电后，就坚决执行命令。....”
在《郭文3》中的记述是：“我同小苗研究了这个情报和指示以后，
由于和实际情况不符，我提出向中央请示一下，是否可以灵活处理，即不一定全部撤退，应撤者撤退，能留者留下，坚持工作，等待时机。小苗开始不同意通过洛办请示中央，可是要他回去请示又太费时间。考虑到中央不叫通知洛办是为了保密，我就起草了一个保密的电报稿子，任何人看了也不懂得。原文如下：小苗来，所谈情况，与实际不符，我们是否可以灵活通融办理，请速电示。我们研究了以后，小苗最后也同意请示了。就由内交王大勇送洛办电台发给中央组织部。很快就接到回电，大意是坚决执行指示，不要犹豫。这样我才下了决心，立即布置撤退干部的工作。”
3.郭接到中央回电后，“大撤退”立即启动，不料却因“王志杰来信”戛然而止；因为等候新的通知，大撤退行动拖延下来。
郭在汇报中说：“后来得到中央回电了，证明了苗树棠同志的关系，并令我不要犹豫，坚决执行。这时我就派交通通知苗树棠，马上撤退各地干部。不料交通与苗树棠见面时苗说：王志杰同志已有来信...说现在边界紧急，不易通过，暂时停止撤退，这样撤退工作又拖延下来了。只好等着新的通知后再动员撤退来延。”
4.苗化铭带来新通知，“大撤退”再次启动。
郭写道：“中央和省委方面等着干部不来，大为着急，就派苗化铭同志出去催促，我们得到新通知后，知道边界上并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就把大批干部撤退进来。见了王志杰同志后，他才解释他给苗树棠同志的信，意思是不让家眷来，不是不让干部来，原来是苗把他的意思弄错了，这样也就延长了撤退工作的时间。后来王志杰同志告诉我，原来决定苗树棠同志见我之后，限两星期内命我进边区来，撤退工作由苗树棠同志在地方进行；而这样紧急的命令，苗树棠并没有告诉我。直到临起身的那一天，他才想起告诉我这样一件重要的命令。我当下就责备了他一顿，他也承认自己疏忽了”
上述过程中有以下几点很重要：①郭晓棠向党中央发出请示电报后，收到了中央的复电。他写道：“后来得到中央回电了，证明了苗树棠同志的关系，并令我不要犹豫，坚决执行。” 可是王志杰和苗树棠在其回忆文章中都断言“中央没有回电”，不过王、苗并无证据，只是主观的推测，因为在郭收到中央回电时他二人都不在场。②郭得到中央复电后，立即派交通通知苗树棠马上撤退干部，但苗却报告说：“王志杰同志已有来信...说现在边界紧急....暂时停止撤退”,这样只好等待有“新的通知后”再说。 由此导致延安与照金方面久等干部不来，遂对豫西地区执行撤退干部的工作产生了怀疑和担忧，于是命苗化铭出边区去催促，并传达新的指示。事后，郭听王志杰解释才知道是苗树棠“把他的意思弄错了”，这才推迟了执行大撤退的时间。然而，面对造成党中央“大为着急”的这个主要原因，王、苗在其回忆文章中，却同时采取了隐瞒历史真相的作法，并将拖延大撤退行动的主要责任推到郭身上，这就不对了。③苗树棠同志又一个严重的疏忽是，忘记了向郭传达中央的一件重要命令：“限两星期内”命郭“进边区来”，而撤退工作“由苗树棠同志在地方进行”。可是，面对这一严重的疏漏，王、苗在他们的回忆文章中，又是只字未提。
关于这次干部大撤退行动，郭晓棠在给中央的汇报中再次作了检讨、检查了思想，承担了责任。郭写道：“我应该负的责任：一，即使情报是假的，也应当周密考虑中央这一命令的精神，从整个河南党所处的严重环境下来认识这一命令的正确性，而只从情报本身来看问题是犯了片面的、主观的毛病，因此也降低了自己在政治斗争上的警惕，何况当时有许多地方已经发生破坏事件呢？这是思想上认识上的问题。二，与洛办关系问题，是从前一个错误认识推演出来的，应属于组织原则与秘密工作方面的错误。”
不过从这段检讨中也可以看出，郭除了承认自己的错误和承担责任外，对那个“情报”的看法并没有改变，并没有放弃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
（三）关于中央截获“敌人的电报”的内容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日党中央“从西安截获敌人一份情报”[《王志杰文》]，情报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说它是“假情报” ？
1.苗树棠的回忆与看法。
“从电报的口气上看，是埋藏在河南党组织内的国民党奸细向其上级报告了我豫西党组织的内部详细情况；...奇怪的是，只有省委郭晓棠和洛办秘书许立行实有其人外，电报上开列的豫西各县党组织负责人的姓名没有一个能和实际对得上号。还有，所列各县委都有“军事部”，实际上根本没有这个部门。....
“那份电报有一段前言，然后是豫西（豫西南有3个县）廿几个县县委的机构和各机构的负责人姓名，共70余人....
“中央决定上说：‘河南党内出现大内奸，党组织完全暴露’这最关键的一句话，大内奸在哪里？是否有充分证据？或者怀疑对象是谁？党组织是否真的暴露？暴露到什么程度？中央决定是否仅仅根据那个情报？是否还有别的情报？如果仅仅根据那个情报说“出现大内奸，党组织完全暴露，是不能成立的。又如说此次工作不经过洛办，为什么？洛办出了什么问题？我在出发时对那个情报就不相信（我们在河南工作过的几个同志都不相信），对是否有大内奸也存在怀疑。可是这些想法和疑问没有勇气提出来，对中央决定处于不理解状态....”[《苗树棠文2》]
2.郭晓棠的回忆与看法。
“在情报里有七十多人的名字以及河南党的组织机构等。就这一情报的内容来说，无论人员或机构，绝大部分是虚构的。比如在省委领导下的：有共产主义青年团，少先队、保卫局等等庞大组织与人员；而七十多个人名中，许多不像人名（很多奇怪名字），不是我们的党员和干部的名字。其中约有十分之一（六、七人），可以说是真的，但名字、职务、活动、住地等，都不对头。比如说：省委宣传部长郭铨三（即郭晓棠，现住洛阳东车站车务处）。我任宣传部长不错，但我没有用过“郭铨三”这个“化名”，也没在东车站车务处住过，那里也没有社会关系。又如：苗化铭（即小苗，现住密县城内西街工作）。苗化铭（是老苗）、小苗（是苗树棠）是两个人，前者是洛办总务科长，后者1940年到延安来学习，不在密县。此外，如曲乃生早到延安了，姚淑明早被清洗了等，也都不完全确实。”[《郭文1》]
“小苗口头带来的情报是，中央从国民党特务机关里得来的关于豫西党（应该是河南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负责人的名单，约有七十人之多。小苗记在脑子里，一一写了出来。我看了后，省委以下没有地委一级，只有中心县委和县委，另外，还有“共青团”、“反帝大同盟”和“革命互济会”等抗战以前，内战时期的党的外围组织。这些组织形式早已不存在了。再看各级领导机关负责人和群众团体负责人的名单，没有一个人是认识的，同我们党组织实际情况一对照，证明完全是编造的。因此，我肯定这是一个假情报。同时，我们已认真执行了中央精干隐蔽方针，大批干部转移地区不久，认为组织比较牢固可靠，准备迎击敌人的进攻，开展游击战争。所以，我一时考虑，要不要全部撤退干部问题。”[《郭文3》]
在上述材料中，特别要注意的是：第一，这个“情报”的内容实在太离谱。可以说，该情报的内容与河南党组织的实际情况之间，符合率小于5%，至多可以说擦了点边，捕捉到一些影子而已。该“情报”竟然不知河南党组织有“地委一级”机构、反倒提供了我党在内战时期的各种“早已不存在”的组织形式，在它提供的河南党各级组织负责人名单中，90%以上的人姓名不对、不到10%的人姓名可以参考，但与他们相关的基本信息（如职务、活动、住址等）又混乱不堪，甚至连老苗小苗都分不清，对“早被清洗”的人也浑然不知等等。据此，郭断定：该情报“绝大部分是虚构的”，“这是一个假情报”。对这样一个质量低劣（近乎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对敌人没有实际价值）的所谓“情报”，是不该大为惊讶的。正如苗树棠在回忆中所言，他们看到“电报”后并没有惊讶或紧张，只是感觉“奇怪”，所以他们“传看着电报都没说话”，之后平静地向中组部王德同志“如实汇报了情况”。 但最终，党中央对该“情报”的反应大大出人意料，十分强烈，很快就下达了中央关于处理河南问题的紧急决定，即“九条方针”。并且在决定中使用极其严重的词语说：“党内出了大内奸、党组完全织暴露”，决定采取“快刀斩乱麻”的办法“紧急撤退”党员干部等等。这着实令人大惑不解，笔者以为，面对“情报”中胡编乱造的内容，无论怎样强调环境如何严峻、时局如何紧张，都难以使人相信，上述那些反应和举措会像一些人特别强调的那样“是完全正确的”。[《河南党史》] 第二，不仅郭、苗二人对“情报”表示了否定的看法，而且苗树棠说：“我们在河南工作过的几个同志都不相信”这个情报。[《苗树棠文2》] 第三，尽管苗等对那个情报并不相信，对中央的决定也一直怀疑、不理解，可是他们“这些想法和疑问”却“没有勇气提出来”，不敢实事求是地说出自己真实的看法。这样，讲真话的责任就历史地落到了郭晓棠身上。而郭的光明磊落与襟怀坦白也由此可见一斑了。
二、反思与讨论
（一）对不同回忆材料的可信度分析
对《郭文1》、《郭文2》、《郭文3》等的可信度分析：1.关于豫西地区执行河南党大撤退命令的经过，郭晓棠于1941年夏秋到1942年年初之间，曾“在组织部召集的省委会议（王德同志参加了）上检讨过”[《郭文1》]。《郭文1》的写作时间是1943.5，距河南党大撤退工作结束仅两个多月，对事件的记述比较可靠，其可信度应高于后来书写的材料。2.《郭文1》写成上交时，涉及到的当事人都健在，还在一起学习和工作，有关部门对材料的内容随时可以方便地进行调查、求证或对质。3.郭的多份材料可以相互印证，二十多年间（从40年代到60年代），郭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呈交的有关河南党大撤退的材料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所以，郭的材料可信度较高。
笔者以为，类似《郭文1》这样原始的资料是弄清历史真相的主要依据。正如郭所说：“要了解1941——1943年河南省委撤退干部的情况，须到中央组织部查看当时省委的档案才行。单凭个人的记忆，是有限的，也是不太可靠的。” [《郭文3》]郭的这个看法，是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对待工作、对待历史一贯秉持严谨的科学态度的证明。
对材料《王志杰文》、《苗树棠文1》、《苗树棠文2》的可信度分析：1.这些材料是在“河南党大撤退”四十年以后（1982年前后）写成的，记忆的可靠性较低；2.材料中涉及的主要当事人郭晓棠在文革中已被迫害致死，郭已无法为自己申辩；3.王、苗二人的材料多有出入及矛盾的地方（如对“情报”的看法，对“撤干”经过的记述等）。所以，王、苗的材料可信度较低。
温家宝总理曾经感慨地说过：“现在有太多自夸自卖的回忆录，我并不喜欢读。我相信一个人应该留给世界的是真相——那些真实的东西....。”笔者深信，只有总理说的“真实的东西”才具有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价值，才是对得起华夏子孙的东西。然而，王、苗的回忆文章却在若干重要的地方违背了这一理念。
（二）大猜想：谁是“大内奸”（或者谁是“假情报”的始作俑者）？
究竟谁是“河南党内的大内奸”？尽管“河南党大撤退”行动已经过去71年了，人们对这个问题至今依然众说纷纭，没有明确答案。关于“大内奸”的猜想主要有以下几个：
第一个猜想：“大内奸”是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
这一猜想从苗树棠的回忆中可以看出，苗写道“苗化铭所传达中央新的指示是非常坚决而严厉的，简直就是命令。其中主要内容有：...二、从接到传达之日起，任何人不得再同洛办发生关系，违者立即开除党籍。”苗说：“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很显然认为大内奸在洛阳办事处。”[《苗树棠文2》]
根据中央的指示来猜想，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成了第一嫌疑人。
关于袁晓轩其人：袁，辽宁省开原县人，中共党员。原来是东北军的一个军官，曾在林彪的115师任联络参谋，在八路军前总任参谋、二科科长，后任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1942年春被毛人凤策反，叛变革命后任国民党军统上校、少将。[《袁晓轩材料》]
袁的叛变经过如下：“1942年1月，国民党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令十八集团军驻洛办事处（简称“洛八办”）于一月内撤销，否则就强行改编。同时，派特务包围“洛八办”，对出入人员跟踪监视，使其工作难以开展。“洛八办”多次请示中央要求撤退，
中央答复坚持斗争。1月底，“洛八办”自行决定撤退。1月30日，“洛八办”处长袁晓轩去一战区司令部领返延安的护照时被扣留，叛变革命。”[《袁晓轩材料》]
第二天（1942.1.31）袁晓轩一面召开洛办会议宣布撤退计划，一面秘密与特务会面。2月1日晨，洛办撤退人员“按袁指定路线....行至孟津县海资村口时，遭到预先埋伏的特务袭击，除1人逃离，其余5人被捕。” “2月3日袁晓轩自首，当即供出前司令长官卫立煌与中共八路军领导人秘密往来的情况。袁晓轩并同时供出了其在洛阳所知道的中共秘密党员的姓名、住址等。” [《袁晓轩材料》]
上述材料证明袁晓轩叛变革命发生在1942年1月30日，2月3日袁自首后供出其所知道的中共组织的秘密。袁的叛变时间发生在中共中央截获“国民党电报”大约一年之后，这从《卢毅文》中亦可得到证明：“...中共在其他地方的组织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泄密事件，并酿成严重后果。首先是1942年2月，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叛变，供出了大量机密。......”
然而根据这些材料，认定袁晓轩就是“河南党内的大内奸”存在不少疑点，明显不合逻辑。
第一，1942年2月叛变投敌的袁晓轩，应该不会在1941年2月向国民党顽固派出卖河南党组织的机密；
第二，中央截获“敌人的电报”后，如果认定或怀疑袁是“大内奸”，则不好解释此后中共中央与袁之间的频繁联系，例如：
“1941年5月15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云甫、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向各方表示，八路军、新四军均在敌后猛击敌人，与正面友军配合作战，决不计较国民党的反共仇佰。惟饷弹两缺，希望政府接济。’ 1941年6月9日，毛起草朱德、彭德怀致卫立煌的电报（毛泽东起草这封电报后，与朱德联名拍发彭德怀征求意见，并嘱此电由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转交卫立煌。）”[ 《袁晓轩材料》]
“1942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彭德怀、左权：第1战区司令长官已易人，望令袁晓轩率洛阳办事处大部分工作人员回总部。随后，该办事处撤销。”[《袁晓轩材料》]
这些电函证明，在河南党大撤退进行中，党中央仍然保持着与袁晓轩的联系和信任。袁晓轩在1942.1.30前还“多次请示中央要求撤退，中央答复坚持斗争。” 退一步说，即便中央对袁有怀疑，但1942.1.13中央军委的电报至少也证明，中央还在极力争取袁晓轩，还未对其失望或放弃。而这些作法及态度同1941年2月党中央关于处理河南问题的“紧急决定”（即“九条方针”）的精神是大相径庭的，使人不好理解。
第三，最关键的是所谓“敌人的情报”的内容太离谱，太荒唐。考虑到袁的身份和他与地方秘密党常接触的情况，这不大像（或不大可能）是袁向敌人提供的情报，因为这“情报”对“敌人”太没价值了。例如，据郭晓棠回忆，“1940年春夏之际....袁晓轩接任洛办处长（代替刘子久）”[《郭文2》]）的时侯，苗化铭正在洛办任总务科长（苗到1940年10月中旬调往灵宝县任灵陕县委书记时离开洛办），而且“他（指苗化铭——笔者注）与王吉仁（省委秘书长兼洛办秘书主任）在洛办工作时与处长袁晓轩关系恶化，袁常欺压他们，不愿在洛办工作，屡次要求调动工作。” [《郭文5》]，所以袁对苗化铭（老苗）应是比较熟悉的，而在“敌人的情报”里却把“老苗”和“小苗”混为一谈了，这不大可能是袁之所为；又如：袁与郭晓棠有较多工作接触，应该对郭有更多了解，但该“情报”除了供出郭的职务不错外，再没什么有价值的信息，至于什么化名、住址等均系胡乱编造的。再如，郭晓棠写道：“刘子久回河南后（从1940年8—12月），一直住在洛办指导全省党的工作”，“执行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精干隐蔽的工作方针”，“在这期间，我来去洛办较多，协助书记工作。”[《郭文5》] 对于刘子久（刘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笔者注）的情形同在洛办的袁晓轩不会毫不知情,然而那个“敌人的电报”却没有提供任何有关刘子久的消息，反倒“供出了”“早到延安了”的曲乃生和“早被清洗了”的姚淑明，所以怀疑“是袁向敌人提供的情报”，不合情理，难以让人相信。
如果拿此“情报”和袁晓轩1942年2月叛变后向敌人出卖的情报相比较，更可看出中央截获的这个“情报”是个没有实际价值的“假情报”。有关资料显示：“袁晓轩乘蒋鼎文1942年1月12日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之际，于2月3日偕其妻前往自首....对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的成功策反，致使 80 多名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被出卖，同时还得到了密码本和两个译电员。” [《袁晓轩材料》]而那个“敌人的情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河南党大撤退期间），并未对河南党造成什么实际的损失，究其原因，皆因它是假的。难道可以设想，袁叛变前于1941年2月，叛变后于1942年2月，会分两次向敌人出卖了一假一真两个情报吗？那未免太荒诞离奇了吧！
第二个猜想：所谓“敌人的情报”是河南的国民党顽固派一手伪造的。
如果第一个猜想不合情理，也就是说袁不可能向敌人出卖一份“假情报”，那么谁会炮制这样一个情报呢？他想达到什么目的呢？联系到“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一度异常紧张、尖锐对立的背景，各地的反共顽固势力都蠢蠢欲动以求一逞。在这种形势下，河南国民党顽固派中一些人或出于应付差事之压力，或心怀邀功请赏之侥幸，虚构了这样一个“情报”来蒙混他们的上司，也未可知。或许也可能是，乘着“皖南事变”后形势对国民党顽固派极为有利的机会，河南一些反共顽固势力急匆匆跳出来，扯开嗓子大喊一声“抓共党啊！”（即伪造一个假情报，并有意将其泄露）,其用意是想进一步借机造势，吓唬吓唬人，想把河南的“共党”吓退、吓跑，最好能赶出河南。其实，制造假情报原本就是“情报战”中的一种常规手段，它可使敌方真伪不辨，自乱阵脚，就看谁会上当中招了。若果真如此，那事态的演变可让这些反共份子大喜过望了。当然，这只是个猜想并无实据。但是当第一个猜想难以被大家认同时，对于第二个猜想给予较高的关注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中共真的会中招上当吗？笔者认为难以否认。为什么？这一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究，后文将会给出笔者的看法。
第三个猜想：是中共隐藏在敌特情报机构中的潜伏人员，向敌特机关提供的一份虚假情报。而中共领导层对此并不知情，将其截获、破译后，竟使自己人惊吓了自己人，并进而引发了河南党大撤退这样的大行动。这可是属于“中共自乱阵脚”猜想了，这可能吗？这个猜想够大胆，但是否近于荒唐呢？笔者本人极不愿意认可这一猜想，但需要得到有力的证据方能释怀。
笔者以为在上述三种猜想中，就现实可能性而言，第二种猜想的可能比较大，然而，这也需要证据。
【此外会不会是洛办的其他领导人？对此尚无可供研究的资料。】
（三）“河南党大撤退”行动在组织指挥上的若干疏漏
《河南党史》在总结河南党大撤退行动时，写道：“中共河南省委....在执行撤退干部过程中，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指示，事前制订周密计划，做好充分准备工作，布置得力的交通联络，领导亲临一线指挥，为河南党的历史留下了宝贵经验。”不过，这应属编写者的溢美之词。实际上在执行撤退干部的前期工作中，组织指挥方面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疏漏，以致党中央“大为着急”。相关情形前文已经涉及。
1.中组部与省委负责撤退工作的同志，在派人到豫西接头和传达中央紧急决定的问题上，考虑的欠周密和严谨。
笔者以为，苗树棠同志不是合格的令人放心的人选，苗在灵陕地委工作过，这对执行任务是有利的一面，但他与郭晓棠互不熟悉、其言行张扬毛糙的风格对执行任务又是不利的一面。而这一面在“皖南事变”后极其危险、敏感的敌我斗争环境中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然而恰在这一点上有关领导考虑的不周。
《河南党史》中写道：“(6)派政治交通员立刻返豫，分别向省、地委负责人口头（不带组织介绍信）传达有关中央撤退指示...”
苗在回忆中也写道:“...不带党的组织关系，凭个人过去工作关系及威信取得当地党组织的信任（王德同志指出这是在非常情况下的非常措施）。”[《苗树棠文2》]
然而，这个“非常措施”（即“不带组织介绍信，仅凭口头传达”），是违反地下党秘密工作纪律的；如果接头双方熟识、了解，一般情况下问题还不大。但如果双方不熟识、不了解，又恰逢“皖南事变”后急剧恶化的敌我斗争环境，这个措施也可能带来新的麻烦或隐患。笔者认为，有关领导出于谨慎而决定采取这一“非常措施”当然有道理，但对它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也应该有所预见；而撤退工作的具体负责人王志杰和执行人苗树棠则应研究好相应的应对预案，以防发生意外。但遗憾的是，王、苗对此几乎是不作为，以致在出现意外状况时未能及时补救。
苗回忆道：“王志杰和我曾经认为由我通过王景琦找到郭晓棠是顺理成章的事，不会有什么问题。”[《苗树棠文2》]然而王、苗想的过于简单了，又加上苗自作聪明地编造了进过劳动营的谎言，这就使郭、苗二人在敌我斗争形势严重恶化的背景下，二人既互不了解，苗又没有正常的组织手续，才拖延了二人会见的时间。
郭与苗接触少，互不了解的情形，郭在文革交代材料中提到过，他写道： “...关于苗树棠的情形，我不太了解他。听说他于1937年在开封入党...1938年到洛阳专署工作，受王志杰领导，...1940年春赴延安“七大”代表。1941年五月来豫西通知撤干工作。现在内蒙某煤炭公司副经理。我同他没有在一起工作过，也没有领导过他的工作。”[《郭文3》]
2.造成豫西地区干部大撤退行动拖延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王志杰来信”。这封信里究竟写了些什么，苗树棠怎么就把王志杰的“意思弄错了”？真相究竟是什么？尚待深入研究。然而，这封信只是王、苗二人之间的通信，不知苗是否已将此信上交给省委存档，现在能否找到。但值得人们注意的是，王、苗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都只字未提和这封信有关联的任何情况。
总之可以说，在豫西党组织撤退工作的前期阶段，河南省委在组织、计划、指挥等方面发生了若干重要的疏漏，是应该总结经验汲取教训的，而不应片面地，一味地强调“歌颂”，强调过了头，就容易脱离历史的真相。
（四）“紧急撤退”为什么会蜕变成“马拉松”式的撤退？
1941年2月，中共中央依据“截获敌人的一份情报”，作出了“关于处理河南问题的紧急决定，即‘九条方针’。总的意思是河南党内出了大内奸，党组织已经暴露。决定采取‘快刀斩乱麻’的办法，把干部迅速撤退出来。” [《苗树棠文1》]
然而，党中央这个“把干部迅速撤退出来”的“紧急决定”，在执行当中却逐渐演变成了“马拉松”式的撤退，完全违背了《紧急决定》原来强调的撤退行动要“紧急和迅速”的基本要求，这是怎么回事？
怎样才算是“紧急撤退” ？换句话说，中央要求在多长时间内完成或基本完成“紧急撤干”的任务？既然中央决定采取“快刀斩乱麻”的办法，把干部迅速撤退出来，那就应对撤干工作的时间期限提出要求、作出规定。然而各种材料在记述“九条方针”时都没提及这一条（最多提到6条）。是中央没有提出撤干行动的期限要求？是大家都忘了？还是不便说？从中央决定看，根据当时的条件及环境（如交通情况，国共经常摩擦等），笔者以为，若能在二到三个月以内基本完成党员干部的撤退工作，还是符合“紧急撤干”的基本要求的，也就是说应在1941年5月底之前完成撤退工作，否则,就会违背党中央关于“紧急迅速”撤退干部的基本精神。但实际执行的结果却是，第一批撤退人员是在五个月以后（即1941年7月下旬）才抵达延安的，而其后的撤干工作更是逐渐蜕变成了“马拉松”式的“继续撤退”，几乎成为常规性的工作了，直到1943年春才正式结束全部撤退工作，历时约两年。[《郭文3》]这种“马拉松”式的撤退之所以能够相对从容、顺利的持续进行，除了执行者的有效工作外，主要原因是那个所谓的“情报内容”是虚构的，它并没有真正暴露和威胁到河南党的组织机构，同时环境的恶化程度也不像先前预见的那么严重与急迫。
对此笔者斗胆说几句评议（当然是一管之见）：当年“马拉松”式的撤退行动应当适时终止，因为当情况明朗以后，
“紧急撤退”的理由已明显不充分（即脱离实际）了。相反，河南党组织应及早考虑恢复和坚持中原地区的反顽抗日斗争，一方面继续贯彻执行中央“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一方面积极准备迎击日寇的进攻、开展游击战争。当全国军民都处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时，河南党组织理应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有所作为。但遗憾的是，这个必要性不大的“继续撤退”工作一直坚持到了1943年春天。
（五）绕不开的领袖人物——陈云同志
陈云同志是笔者十分敬仰的领袖人物，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中他是功勋卓著而过错较少的一个。他在中共河南党大撤退行动中所起的作用在各种材料中都有论及，例如：《河南党史》中写道：“此项工作在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亲自领导下，由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河南省委秘书长危拱之、省委统战部长王志杰具体负责。为做好撤退工作，陈云主持会议，研究了具体措施....”等等。
但是党中央关于处理河南问题的紧急决定，即“九条方针”究竟是如何形成的？陈云、王志杰、危拱之以及王德等同志在研究讨论“敌人的电报”时，各自说了些什么话，持什么看法，应当有会议记录（档案）可查。
笔者以为在陈云与王，危，王德的交谈中，有以下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王、危没有如实汇报河南党的真实情况，没有讲自己的真实看法；第二种可能是王、危如实汇报了河南党的情况，谈了自己的真实看法，但陈了解了实情后，仍坚信这个“假情报”。那一种可能大呢？从王志杰1982年的回忆中仍然坚持所谓“情报”的真实性、正确性看，几乎可以推断王、危当年（1941年）没有如实汇报河南党的真实情况，至少没有坚持实事求是地反映河南党的真实情况，从而误导了陈云同志。而陈云同志则负有轻信、失察之责任。笔者宁愿相信这是事情的真相，但显然事情没这么简单。
中央为什么会将怀疑的矛头指向洛办？根据什么怀疑袁晓轩？网络文章《军统少将袁晓轩》披露了袁晓轩自己的一段话，道出了中央怀疑袁晓轩的由来：“袁晓轩并声称：他于1939年冬之后即两度向卫立煌表示想要脱离中共投效卫，均被卫婉拒，并似将消息转告给了中共方面，致袁晓轩．．．．”[《袁晓轩材料》] 如果卫立煌真的如袁晓轩所言，将袁企图投靠国民党的消息“转告给了中共方面”，那么，作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在1941年2月20日忽然截获“敌人的电报”后，很快联想到洛办袁晓轩曾有叛变的企图，从而产生高度紧张而严重的关切（笔者认为，这同时也大大降低和冲淡了陈云同志对“敌人情报”真伪问题的关注程度。）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但这只是怀疑（尽管是严重怀疑），因为还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袁是出卖河南党组织的“大内奸”，因此，陈云并未公开中央掌握的这一高层秘密，以致绝大多数参与河南党大撤退行动的当事人对中央的“紧急决定”感到神秘和不理解。然而导致最终产生“九条方针”的原因，除了中央掌握的袁晓轩曾有叛党投敌的意图之外，更要紧的恐怕还是和中央领导同志对“皖南事变”后国内形势变化趋势的认识与判断有密切的关联。
而在这种复杂、紧迫的环境当中，能否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对党对革命高度负责的精神敢于讲真话，讲实话，也就成了检验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是否纯洁的试金石。
郭晓棠等人撤退到延安以后，1942年2月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了。整风运动期间陈云同志曾经提出过领导者指导工作应该采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科学态度,并把它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1990年1月24日陈云同志将他题写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条幅赠送给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并对这15个字作了详细解释。
“ 陈云说：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意见。比方说看这个茶杯，你看这边有把没有花，他看那边有花没有把，两个人各看到一面，都是片面的，如果互相交换一下意见，那末，对茶杯这个事物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全面的符合实际的了解。过去我们犯过不少错误，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问题有片面性，把片面的实际当成了全面的实际。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经常注意同别人交换意见，尤其是多倾听反面的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论持久战》就是采用这种方法。他把敌我之间互相矛盾着的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等几个基本特点，作了比较研究，批驳了“抗战必亡”的亡国论和台儿庄一战胜利后滋长起来的速胜论。毛主席说，亡国论和速胜论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由此可见，所有正确的结论，都是经过比较的。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这也是毛主席的办法。他决定问题时，往往先放一放，比如放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再反复考虑一下，听一听不同的意见。如果没有不同的意见，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因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这里所说的反复，不是反复无常、朝令夕改的意思。
陈云说：这15个字，前9个字是唯物论，后6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陈云名言》]
陈云同志这些关于唯物辩证法认识论的论述堪称经典，极其宝贵。但笔者不能不遗憾地指出，在河南党大撤退行动的决策与指导上，包括陈云同志在内的有关领导在关键环节上却没能认真地实践这15个字的行动准则：不到两天时间，就赶忙作出了关于处理河南问题的紧急决定（即“九条方针”）。
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曾经发出过这样的号召：“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785页 人民出版社 1966.12.印刷。] 毛主席的号召，表明他主张共产党员应该具有独立思考的人格。笔者认为，郭晓棠同志在河南党大撤退事件上的作为较好地体现了毛主席号召的精神，这是应该肯定的。这里实际上是这样一个问题：一方面要维护党组织铁的纪律，一方面要保持共产党员的独立人格，两者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应该兼顾协调好两方面的关系，不能偏废，这样才能确保党和革命的利益。然而，在实践中想要兼顾协调好两者的关系，有时难度很大，甚至会发生：如果你真像毛主席号召的那样，表达出自己独立思考的见解，往往就会为党内同志所不容！这种情况常常使人感到无奈。
1984年秋齐欣同志就王志杰同志在河南省党史资料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的资料征集座谈会上的发言，给陈云同志写了一封信，摘要如下。
“陈云同志:
您好！关于1941年河南地下党撤退干部问题，在近来搜集座谈党史资料中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和回忆，没法解决。。特写此信请您老帮助澄清。
1941年春在你领导指示下，要王志杰....等至关中马栏具体布置这件事，派苗树棠同志出边区到河南向郭晓棠同志（当时是河南省委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传达中央指示和中央截获的国民党的一份情报（说是我党组织各级负责人名单）。几经曲折苗和郭才见了面。郭根据过去组织联系的办法，对这样重大的问题为慎重起见，希望中央证实苗的关系，这是一；再则，苗向郭晓棠传达的国民党情报内容，据晓棠分析认为，敌人并未真正掌握我们的情况，全面撤退干部会影响党的工作，希望中央考虑“是否可以”变通办理。据1943年五月晓棠在延安审干时写的“自传”中记载，当时中央给他回电证明了苗树棠的身份，同时指示他：“坚决执行，不要犹豫”，他收到中央复电后，即坚决执行中央命令，马上着手布置了撤退区以上干部的工作。当苗化铭出来时，晓棠同志已布置了撤退，并不是苗出来催促时郭才布置撤退的。
去年冬（或有误？——笔者注），河南省党史资料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资料征集座谈会，会上王志杰同志的发言却与晓棠同志1943年自传中的记述完全不同（这个发言整理刊登在洛阳市委党史办编辑的《党史资料通讯》第10期第11页）。王同志说：郭晓棠对苗树棠不信任，不执行中央命令，并且违犯“公密分家”的纪律，通过洛办电台给中央发电报，中央没有回电。（大意是这样）他派苗化铭出来催促才撤。
分歧就是这样：中央接到过郭的请示电报和给郭晓棠同志回电没有？王志杰的发言与当时实际情况出入很大，给人造成一种印象：郭晓棠对抗中央指示。陈老当时直接领导指示这项工作的，希望您来澄清这些别人无法弄清的问题。晓棠同志被迫害致死十五年了，他不会为自己申诉了，我有责任请求组织帮助澄清。如果因为时间太久回忆不起来了，也希望陈老设法查查档案记载，不是也可把问题弄清吗？不多打搅，顺致
敬礼！
郭晓棠妻子 齐欣
1984.9.22 日”
齐欣在信中只提出了澄清中央回电的问题，没涉及其他方面。但是没听说陈云同志有过回信。或许他太忙无暇顾及？或许觉得此事已成过去，不必再费心计较？或许还感到这是一件不便较真的事，不想再涉入，这就不得而知了。
三、笔者对河南党组织大撤退行动的质疑
这个质疑可以看成是笔者对于《河南党史》关于河南党组织大撤退的历史评价的商榷文本。
党中央作出河南党大撤退决策的基本依据和决策执行当中存在的一些硬伤及关联到的问题，是笔者对这一决策与行动进行质疑的根据。
第一，所谓“河南党内出了大内奸”，至今众说纷纭,这个“大内奸”一直没有着落。
第二，说“河南党组织已暴露”缺乏根据。被截获“情报”的内容和流逝的时间都证明了，该情报内容与河南党组织的实际情况之间极不相符，只可以说擦了点边，捕捉到一些影子。
第三，“紧急撤退”的命令蜕变成“马拉松”式的撤退工作，说明了原来要通过“紧急迅速”的撤退行动来“保护干部”，“防止党组织被破坏”的想法，是建立在对截获“敌人情报”的误判和对当时形势变化趋势的过激预测之上的一种过度反应，这个反应的缺陷是“激进有余，稳健不足”。
第四，既然怀疑“大内奸”在洛阳八路军办事处，为什么不说洛办出了大内奸，洛办应立即转移撤退，而要说河南党内出了大内奸，要立即撤退? 洛办与河南省委是公密分开的两个系统，这样张冠李戴，一面稳住洛办、一面叫河南党劳师动众是何道理？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因为洛办是党的公开组织系统，需要维持，但即便这样，采取撤换袁晓轩，另派干部来主持洛办工作，也是多种解决方案中较好的一种选择。
第五，质疑中央对袁的处理：党中央如果怀疑袁，为何不及时撤换他、处理他，不设法监督控制他？却命令河南党整体大撤退，这是不是损失更大？袁可能是两面派，想脚踩两只船，但当时充其量还是怀疑（或高度怀疑），还没掌握其叛变的确凿证据。党中央对袁的策略或许是又用又防？但显然对袁“防”的一面作的很不到位。中央应该从卫立煌“将消息转告给了中共方面”开始，就对袁的一举一动进行严密的监控，并及早作出果断的处理，这样可以避免或减轻1942.2袁晓轩真的叛变后，给党组织造成的严重损失。但遗憾的是，袁还是叛变得逞了。在“防（止袁晓轩）叛（变）”问题上中组部不能说没有责任。（当然，八路军总部、中情部等或也有一定责任。）
第六，“皖南事变”后，国统区共产党组织普遍处于危险的环境当中，河南党的情况并不比其他省、区更加严重。但仅有河南党组织实施了党员干部大撤退。人们不免要问：这是为什么？其实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遭到破坏的情况年年都有，地方党的各级领导人被捕的事件也并不罕见，都是在事后经过重新整顿转入更加隐蔽的斗争。但是像这样在一省区范围内实行党组织的“总撤退”却从未有过，况且这还是根据一纸子虚乌有的“假情报”作出的决策。
第七，河南党大撤退对中原地区的抗日反顽斗争有无负面影响，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重要话题。①大撤退造成了中原地区后方的抗日反顽斗争与前方（豫东、豫南）的抗日军事斗争的配合出现了脱节（空白）。②1944年春日军发动河南战役后，我党对豫西、豫中等地区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组织领导工作未能及时跟上和展开，颇不得力，令中央着急，这与“河南党大撤退”事件不无关联。
这一点令人关注。从1941年5月到1944年夏三年时间里，我党基本放弃了豫西、豫中、豫西南广泛区域的抗日反顽斗争的组织活动。中央紧急决定（即“九条方针”）的第三条规定：“撤退之后，党组织停止活动，留下的党员可利用社会关系谋职，长期隐蔽，等待时机....”[《河南党史》]。1942年春中央又“明确规定，组织撤退后留在当地的党员停止组织活动和组织联系，言行要符合隐蔽的要求。”[《河南党史》] 在当年全国抗日战争艰苦相持的阶段，河南党组织撤离了自己的阵地，转移到了安全的后方（延安等地），这的确保护了我党的干部实力，但总体上看，是不是也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自己抵抗侵略、保卫家乡的民族责任？难道河南党不能在国民党军队（汤恩伯部、蒋鼎文部）大溃退时，对进犯豫西等地的日寇展开游击性的攻击行动和发挥组织、保护民众的作用吗？
当年，郭晓棠同志以极认真负责又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中央截获的“假情报”和关于撤退干部的指示，给中央拍发电报，提出灵活通融办理的请示。此事，郭在多份材料中都有记述，如：
“我们已认真执行了中央精干隐蔽方针，大批干部转移地区不久，认为组织比较牢固可靠，准备迎击敌人的进攻，开展游击战争。所以，我一时考虑，要不要全部撤退干部问题。”[《郭文3》]
“我同小苗研究了这个情报和指示以后，由于和实际情况不符，我提出向中央请示一下，是否可以灵活处理，即不一定全部撤退，应撤者撤退，能留者留下，坚持工作，等待时机。”[《郭文3》]
“我当时考虑，如果根据上述的一件“假情报”就全部撤退，全省工作是否会受到损失，我一时犹豫不决，就电请中央重新考虑。”[《郭文4》]
郭请示中的想法从实际出发，是适当而机智的应对之策。如果中央批准了郭的请示，或应允作适当考虑，则后来随着河南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的变化，将对我党在豫西、豫中等地区领导人民抗日武装斗争或更为有利。但可惜的是，历史不存在如果。
1944年5月11日，中央在给北方局、华中局、冀鲁豫分局及太行、太岳、淮北、豫鄂边区党委的指示中说：“河南平汉路以东及河南大部地区已成为敌后地区，而国民党汤恩伯等部业已大败，溃散者颇多，河南秩序紊乱，人民抗日武装必然蜂起”，“河南地方党员在目前情况下应该起来参加与领导河南人民抗战，应该组织地方抗日游击队及人民武装，建立根据地保卫家乡。现在河南的党组织，与中央已断绝关系，中央无法派人前去指导。为此，北方局、华中局、冀鲁豫分局应分担发动与指导河南及皖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河南党史》第十二章 第517页] 笔者认为，从指示中不难体会到，当年中央对河南形势的变化感到情况不明、“鞭长莫及”的“为难心情”，遂令河南周围的中央局及分局“应分担发动与指导河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这表明“河南党大撤退”事件确给后来党在河南地区工作的开展留下了某种负面的影响。
总上，笔者对《河南党史》所作的“实践证明，在这种危急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关于撤退河南党员干部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河南党史》第475页]的评价，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对这一“决定”应当重新审视，重新评价。
笔者认为，党史工作者应对历史事件进行历史主义的辩证分析,而不是简单地歌功颂德就可以万事大吉的。把真实留给后人，才对得起历史，对得起子孙。
四、对河南党组织大撤退决策的历史背景的探讨(对大撤退决策的心理初探)
皖南事变的爆发，使全党上下群情激愤、情感冲动，对形势估计偏激，左倾冒险主义（指积极准备和主张国共政治决裂并向国民党发动军事进攻）的情绪大增。在这种气氛包围下，当人们又忽然面临某些不良事件时，就容易失去冷静的头脑，容易做出过度的反应（反应失当），从而在客观上做出对党对革命事业不利的事来。郭晓棠曾写道：“....皖南事变就爆发了....，群情激昂，不可终日；八路军、新四军的班师通电，纷至沓来，河南大有成为内战地区之危险。洛办和地方党也在积极准备应付突然到来之事变，党内党外，均引颈而望八路军、新四军之来临，以解救被压迫之人民。.....（当时政治局势，把握不定，受各方讨逆通电及华中局所给与的紧急任务的影响，实为主因。）”[《郭文1》]
在皖南事变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形势的认识、判断和态度（情绪），对河南党大撤退决策有何影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以为，毛主席在皖南事变中一度表现的愤怒情绪和激烈反应，一段时间内的固执己见，以及他的崇高威望和强势（包含主观武断的）作风，对全党同志（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陈云同志）产生的巨大感染力和影响力，直接影响了中央对河南党大撤退的决策。
杨奎松先生的文章《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1--5）》是迄今为止对“皖南事变”的来龙去脉研究最为深入的重要文献之一。为了对“河南党大撤退决策”进行心理探究，笔者不得不较多地摘录引用该文的有关论述。
根据杨奎松的研究，虽然发生了“皖南事变”这样及其严重的事件，但是“蒋介石国民党并未有过一个明确的旨在处心积虑消灭皖南新四军军部的蓄谋。” “同样，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也不曾有过要在更大范围内对中共动武的计划。”“而就中共中央来说，受到莫斯科态度的影响，它这段时间里对国民党的政策估计和对事变的应对态度，也曾有过一个颇为复杂的变化过程。” [《杨奎松文（1）》]
其实，当年蒋介石与国民党内军队强硬派（何应钦、白崇禧等）之间是有重要区别的。国民党军事高层“在用军事手段达成逼迫八路军、新四军北移的问题上，其实远比蒋介石更为急迫也更为强硬”，....但是“基于抗日大局的需要，蒋介石对军事将领的种种要求，坚未松口。他的基本方针是：‘一面则准备军事，一面则仍主政治方法解决，不使全面破裂。’”[《杨奎松文（1）》]
“为此他不能不尽力限制作战形式和冲突烈度，以便在万一必须驱赶中共军队的情况下避免破裂两党关系。因此，他绝不同意军令部所报《华北作战计划》和胡宗南所报陕北作战计划，坚持其他地方必须暂取守势，且希望实施《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时，能把战事局限在“中央提示案”所规定的部队移动范围之内，以便师出有名。”[《杨奎松文（1）》]
皖南事变爆发后，“第三战区不断有捷报传来，重庆军事高层中许多人兴高采烈，白崇禧等因此极力主张扩大战果，乘势向陕北、华中，乃至华北等地的八路军、新四军全面进剿。但这显然不符合蒋介石的想法，....他深知国民党此时并无两面作战的可能。因此，他不仅对白崇禧扩大剿共范围的提议明确地表明了不同意见，而且在日记中直截了当地批评白称：‘坚欲在此时消灭共党军队，此诚不识大体与环境之谈。明知其不可能而必强行之’。”[《杨奎松文（2）》]
“很明显，蒋介石对皖南事变的发生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其对军方的剿共方案一拖再拖，一压再压，就是力图避免过早地引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其后虽批准军方的作战计划，也仍旧是以新四军不遵从北移命令为前提的，并非要蓄谋消灭皖南新四军。因此，蒋事变后更不赞成进一步扩大事态，....” 蒋介石“内心里却正如毛泽东此前所估计的那样，‘实则他们很怕内战，很怕根本破裂国共合作’，极力想要缩小事变的影响范围。”[《杨奎松文（2）》]
然而，对于蒋介石这种矛盾、犹豫的心理和慎重的态度，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并不清楚。于是中共作出了激烈的反应。
1941年1月13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等，表示：‘.....我全国政治上、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以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一万人之聚歼计划。’”[《杨奎松文（3）》]
“14日...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曾有电要求除苏北、山东部队准备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外，还特别提出‘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我华北各部须遵前令，提前准备机动部队，准备对付最严重事变。’”[《杨奎松文（3）》]
关于毛泽东当时的情绪和态度，杨奎松先生写道：“....听说叶挺被俘，毛泽东怒不可遏。在15日的政治局会上，他痛斥项英....是‘抗战以来一部分领导同志的机会主义’的代表....接到周恩来电转述蒋已数令解围和要叶项放心东进电报，又得知孙科、冯玉祥力劝中共中央顾大局勿施报复的意见，他更加愤然，复电周、叶称：‘蒋介石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千万不要置信。’‘中间派孙、冯等调和退让论是有害的，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烈反击之，....”[《杨奎松文（3）》]
“据此，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向共产国际发出了电报称：....
他们还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对共产党人搞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杀，其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杨奎松文（3）》]
然而，毛泽东这个判断基本上是一个根据既往经历的主观推测，并不是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因此，杨文写道：
“15日, 毛泽东这时的反攻主张，很大程度上还是出于一种激愤的情绪。其对形势估计之严重，以致于不得不未雨绸缪地要求莫斯科批准其全面反攻计划，却并不意味着他已经掌握了蒋介石国民党准备全面破裂国共关系的可靠证据。因为事情很清楚，他虽然再三强调‘准备对付最严重的事变’，然而蒋介石....展开大举进攻的情况毕竟还未发生。”[《杨奎松文（3）》]
这里，毛泽东采用了“他们还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对共产党人搞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杀”这样极其严重的说法，是首次出现在中共中央的电文中。而这个推断（或提法）对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同志来说，应该就是他迅速决定河南党大撤退的心理（或认识）依据。
“在1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讲：‘国民党准备与共产党大决裂’，何应钦、白崇禧齐皓电是对全国准备破裂的具体步骤，....‘现在国民党准备大举进攻华中部队，一网打尽大捕共党，捕杀各办事处，因此我办事处必须实行自卫式的撤退。’”[《杨奎松文（3）》]
“中共中央于23日再度召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进一步得出结论称：一周以来的种种事实都证实，中日实际上已经休战，不议而和，全国破裂已经开始。‘我们与蒋合作已经没有好处，....因此这种合作已无存在之可能。’”[《杨奎松文（3）》]
“但是，莫斯科并不赞成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和所设想的对抗措施。...1941年1月4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就曾针对毛泽东对国民党的激烈态度，在电报中提醒过他：‘不该将破裂作为出发点’。[80]事变的发生，使毛泽东相信自己以前的估计和态度并没有错，错的其实是莫斯科。....故一再向党内各领导人强烈地表示对莫斯科的不满。”[《杨奎松文（3）》]
“刚一得知新四军全军覆灭的消息，他（指毛泽东——笔者注）就愤然致电周恩来，要周质问苏联驻华武官兼军事总顾问崔可夫：‘蒋介石无法无天至此，请问崔可夫如何办？’但苏联大使和武官都表示，对目前局势须有全局的观察和布置，尤其要从各方面探查，蒋介石是不是与日本有秘密联络，或有新的谈判。要判断蒋是否有意破裂，不仅要注意华中国民党军，也要注意胡宗南或其他方面的国民党军的动向。虽然必须积极加强军事准备，但‘今天的工作中心，仍是求得抗战继续。’[81]但毛泽东仍坚持蒋就是蓄意破裂。”[《杨奎松文（3）》]
显然，来自苏联的意见是客观而全面的，但毛泽东听不进去，这时侯，他把自己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不知丢到哪里去了，甚至也没想起“兼听则明”的古训，他仍旧坚持自己的判断：“23日政治局会后，毛泽东更是尖锐地批评苏联.....他明确地告诉周恩来：‘朋友们的意见是错误的，请对朋友们说，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是全面投降全面破裂的开始，...’。” [《杨奎松文（3）》] 过了两天，毛再次反驳苏联的观点，并且态度十分强硬。“25日，看到周恩来转达的苏联大使等各方的意见，强调蒋并非真要破裂，认为延安的估计有些过激等，毛泽东当即明确表示:‘人家已宣布我们叛变，我们决不能再取游移态度，我们决不能再容忍，我们决不能怕破裂，否则我就要犯严重错误，此延安命令及谈话的全部，包括文字在内是完全正确的。....你们应向各方表示，蒋介石已将我们推到对立地位，
....我们是只有和他对立一途，因为我没有别的路走”。[《杨奎松文（3）》]
但是日军突然大举进攻蒋介石军队的事实，动摇了毛对时局的判断。
“1月下旬，日本开始集中几个师团的兵力，....对河南突然大举进攻。这一新的变化证实了莫斯科的看法，....”[《杨奎松文（3）》]
“由于日军继续进攻国民党军，显示出前此中共把事变的发生与国民党投降可能相联系，并无根据，毛泽东也迅速提出：‘日蒋矛盾仍是目前的基本矛盾’，....重又开始设想恢复国内团结的可能性。...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2月5日发来电报，强调与蒋介石决裂并非不可避免，共产党人应采取一切可能的行动来避免破裂[98]后，毛泽东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承认自己过去对蒋发动皖南事变动机判断有误。他明确讲：‘东条公开说：‘华北是日本人的根据地，蒋介石要驱逐华中共产军去华北，破坏日本利益。’这一点我们过去却没有估计到。’....那么可以想见，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军事进攻自然不会继续了，...因此，他又开始重提1940年朱彭佳电中的观点，强调可以据以发挥，说明中共早已看到鹬蚌相争的严重后果。”[《杨奎松文（5）》]
就这样，毛泽东的看法不仅开始转变了，甚至还打算伶俐地上演一出华丽的转身。
1941年2月上中旬国共关系已由对抗再趋缓和，此时毛承认“过去估计蒋要投降而试图采取军事攻势，若实行，确实是‘极错误政策’，因为‘会妨碍蒋之抗日’。而后来决定采取军事守势政治攻势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样‘只会迫蒋抗日，不会妨蒋抗日’；‘只会拉拢国共，不会破裂国共’。”[《杨奎松文（5）》]
“毛泽东这时已明确地不赞成部分地方军事领导人乘国民党之危而实行报复措施的想法了，强调：‘目前政策的中心出发点是利用日蒋矛盾’，‘我党领导的一切武装部队，包括新四军在内，目前对反共军基本上只应该打防御战，不应该打进攻战，不应该企图在大后方发动反蒋的游击战争。’‘必须抑制部队可能发生的急躁情绪，必须使部队高级人员懂得，一方面要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全面破裂），一方面又要在自己的行动上避免引起过早的破裂。要知道破裂愈迟愈有利，愈早愈有害。’[103]....因此通过政治攻势把国民党打到防御地位，是唯一的缝合国共关系裂口的办法，....”[《杨奎松文（5）》]
笔者认为，毛泽东策略的转变，起到了中止党内左倾冒险倾向的作用。但是从上到下对错误倾向的认识还不深入、不到位。毛在上述指示中，表面看来两个方面都提到了，很全面，但由于没有指出二者的轻重、主次，而使党内干部还不能自觉地把握时局变化的主要趋势。
1941年3月14日国内危机基本渡过了，国共重新开始团结抗日。杨文写道：“蒋介石在参政会上的讲演和毛泽东随后的指示，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国共两党这时都在设法缓和。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毛前此所说的以半年为期‘解决善后条件’，中心盘子已由两个十二条，减少到同意扩编军队、维持现有防地、保证《新华日报》正常发行，和不得在进出边区的交通线上随意捕人这四点。....14日，蒋介石与周恩来的谈话中....明确讲：‘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说，军队多点，饷要多点，好说’。至于不得压迫《新华日报》，以及释放前此扣留的进入边区的中共有关人员和发放通行护照等事，蒋都满口答应下来。....至4月26日，毛更明确指示周恩来说：可以向蒋‘表示我党愿意同国民党继续团结抗日，....’” [《杨奎松文（5）》]
至此，因皖南事变引起之两党全面对抗局面，至少在形式上算是告一段落了。.....国共两党因为事变所引起的破裂危险，业已消弥于无形之中了。 [《杨奎松文（5）》]
实际上，在河南党大撤退的行动中，不少人先后见到了我党提出的“不得在进出边区的交通线上随意捕人”这条要求大体上得到兑现的情形。例如苗树棠在回忆中写道：“到了封锁线上国民党的检查哨。哨所里走出来一个看来比普通士兵地位稍高些的“长官”，...并且和我们攀老乡，....我们也就和他以老乡相待表示亲热，我赶快掏出纸烟递给他，他说不会抽烟。这时我也就傻乎乎地向他要水喝。...他马上命令小兵去提一瓦罐凉水。...‘咱们是老乡，我可以放你们过去，就怕你们回来时麻烦，况且你们又都这么年青，抓兵又这么紧。’原来他在为我们担心。”[《苗树棠文2》]
郭晓棠也有类似的回忆，他写道：“在我们撤干的两年中，出入边区，交通人员和来往干部，都没有发生被扣、被捕事情。整个延安，边区同外边的交通关系、贸易关系、商业来往，公开的、秘密的，多得很！还有和国民党军队做生意的，这里没有什么秘密。所以我们化装小商贩、老百姓，出入边区没有啥大困难。可是把有些人吓住了，他们就是不敢走近边区，只怕敌人检查着了。”[《郭文3》]
事实证明，皖南事变之后，河南党员干部在大撤退行动中，大多数人都顺利地通过了封锁线，“没有发生被扣、被捕的事情”。因为在属于国统区的陕西大部与广大河南地区，并没有出现党中央特别担心过的那种“他们还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对共产党人搞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杀”的局面，即国共关系全面破裂的内战局面。
心理学认为,人的心理状态（情绪情感状态）对人的认知与决策活动有决定性的影响；当一个人失去了稳定、平和的正常心态（即处于愤怒、悲伤、过喜、恐惧、焦虑、紧张等心理应激反应状态）时,应该避免作出重大的决定，因为这时很容易犯错误。这时候，人的情绪中枢统治了大脑，理性思维遭到排斥难以发挥作用；就是说，这时候人的意识范围缩小，主观性膨胀，考虑问题偏激，自控能力下降，甚至一些平时看来的小事情都会被过分夸大，而成为爆发冲突的导火索。
应激引起的心理反应，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类。“积极的心理反应是指适度的皮层唤醒水平和情绪唤起；注意力集中；积极的思维和动机的调整。这种反应有利于机体对传入信息的正确认知评价、应对策略的抉择和应对能力的发挥。消极的心理反应是指过度的皮层唤醒水平（焦虑、紧张）；过份的情绪唤起（激动）或低落（抑郁）；认知能力降低；自我需求概念不清等。这类反应妨碍个体正确地评价现实情境、选择应对策略和正常应对能力的发挥。” [《心理应激》 互动百科 心理应激---应激反应， 网络文章]
在突发事件面前，我们如果把“把片面的实际当成了全面的实际”[《陈云名言》]，过分地强调有片面（局部）证据支持的可能性（这属于小概率事件），不愿意“再反复考虑一下，听一听不同的意见”[《陈云名言》]，轻视（或无视）有较全面证据支持的可能性（这属于大概率事件），就会误导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就可能在政治与军事路线上犯错误。笔者认为，应该承认毛主席在“皖南事变”中一段时间内失去了平时的冷静与稳健，在激愤情绪之下，主观武断地过度强调了“小概率事件”，直至把“小概率事件”夸张成“大（甚至极大）概率事件”，从而对全党起到了误导的作用。幸运的是“莫斯科的态度...极大地约束了毛泽东的反攻计划。” [《杨奎松文（3）》]再加上日军的突然进攻，使毛泽东及时地修正了自己的看法和策略。
而河南党组织的大撤退，却恰好对应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句俗语；更何况是刚刚被蛇咬过一口（“皖南事变”），就又见到了一条“井绳”（“假情报”）！于是紧接着又来了一个“过度的反应”。
结 语
笔者对中共党史颇感兴趣，但从未经历过严格的党史专业学习与研究训练。作为一个党史研究的门外汉，要对党史上的重要事件与人物横加评说，自己心里还觉得缺少底气；在学术水平、资料的掌握与运用、研究的方法等等方面，都难免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和错误，所以这篇文章，在笔者看来，只能算一篇征求意见的稿子。但愿党史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不吝赐教，多多给予批评和指导，也盼望各位读者多提宝贵意见。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真相常常是扑朔迷离的，好像雾里看花；追寻事物的真相往往困难重重。然而，“人类社会对于真相总有一种执着的追求。追求真知、真相是人类的天性，是人类良知、良心的自然反应。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不断向前发展的基石。一切真善美的东西都建立在真知、真相的基础之上，一切假恶丑的东西都建立在假相与欺骗的基础之上。”[郭青苔：《略议真、真相与真理》，网络文章]所以笔者不顾自己“门外汉”的资格，斗胆对“河南党大撤退事件”的秘密进行了探索、揭示与解读，希望对廓清这一事件的历史真相，对汲取珍贵的历史经验教训，能发挥一点积极的作用。
作者 2012-6-5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共河南党史（上卷）》第472页—第475页，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主编侯志英，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11第一版。简称《河南党史》
2.《河南国统区的撤干工作》 2011年05月23日，来源:大河网。
3.灵宝党史地情网：《第五章 第一节 撤退党员干部》，党史地情数据库> 数据库> 党史资料> 党史一卷>，2011-09-20
4.王志杰：《我们是怎样组织干部撤退的》，载《党史资料通讯》第10期第11-12页，中共洛阳市委党史办编 1983年6月。简称《王志杰文》
5.苗树棠：《一次特殊的使命》，载《党史资料通讯》第10期第13-19页
中共洛阳市委党史办编 1983年6月。简称《苗树棠文1》
6.苗树棠：《特殊的使命》，1981年11月25日初稿 1988年4月10日修改于淮南，灵宝党史地情网网络文章 2011-09-24。简称《苗树棠文2》
7.郭晓棠：《思想自传(下卷)》 第29页-第32页 1943.5.20 ，网络文章：郭晓棠遗作选。简称《郭文1》。
8.郭晓棠：《1936—1941年我在豫西工作活动情况汇报》1967.9.6，网络文章《郭晓棠遗作选：文革交代材料（二）》。简称《郭文2》
9.郭晓棠 ：《关于河南省委撤退干部工作的情况》1967.9.28，网络文章《郭晓棠遗作选：文革交代材料（四）》。简称《郭文3》
10.郭晓棠：《自传》1969年2月25日。简称《郭文4》
11.郭晓棠:《关于河南党干部转移地区、精干隐蔽工作的检查情况》1967.9.27，网络文章《郭晓棠遗作选：文革交代材料（三）》。简称《郭文5》
12.杨奎松：《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1--5）》， 网络文章 杨奎松个人网站。 简称《杨奎松文（1）》——《杨奎松文（5）》
13.卢毅：《延安锄奸：国民党特务渗透 中共加紧防范》，2011-03-28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简称《卢毅文》
14.开原历史文化窗口:《军统少将袁晓轩》,2008-10-20,网络文章。简称《袁晓轩材料》
15.陈云：《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网络文章，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党员名言100句。简称《陈云名言》
16.齐欣：《给陈云同志的一封信》， 1984.9.22。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10/534350.html

以上是关于中国近代史-郭青苔：关于中共河南党的大撤退：追溯和探讨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