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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李玉论蒋介石1——“廖案”与国民党上层权力结构变动
广州国民政府1925年7月成立后，国民党内各方面的矛盾仍在加剧，其中，党内“左右派”之争尤烈，右派对廖仲恺的仇恨不断加深。结果，仇恨左派的“阴谋者们”，在举行了十余次秘密会议之后，终于在1925年8月20日于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将廖仲恺刺杀。“廖案”不仅是国民党历史上一桩悲剧，更影响到了此后国民党高层的权力结构变动。
胡汉民在“廖案”中有推脱不掉的嫌疑。且不说其兄胡毅生是该案的主谋之一，胡汉民本人事前也知道反对派酝酿刺杀廖仲恺，但“不加阻止”。
“廖案”何以发生，众说纷纭，扑朔迷离。案发后，陈公博受国民党中央委托，对该案进行了调查。他说，自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有三种人不满意廖仲恺：其一为失意军人，如魏邦平、梁鸿楷等；其二为无聊政客，以林直勉、胡毅生为代表；其三为朱卓文等“败类同志”。他们最初组织一个叫“文华堂”的俱乐部，胡毅生是文华堂的领袖，他们办了一份《国民新闻日报》，对廖仲恺、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等人不时加以言语攻击，并放出消息，要将汪精卫、廖仲恺、蒋介石暗杀。8月20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会在惠州会馆开会，早上九点钟，廖仲恺和陈秋霖在门口下车后，被凶徒放枪扫射，廖仲恺当场身亡。
陈公博在报告中未提到当时同是国民政府重要领导人的胡汉民，蒋介石后来也极力为胡汉民辩白，但事实上，胡汉民在“廖案”中有推脱不掉的嫌疑。且不说其兄胡毅生是该案的主谋之一，胡汉民本人事前也知道反对派酝酿刺杀廖仲恺，但“不加阻止”。据鲍罗廷记述，支持胡汉民的一伙人曾问他，“是否该干掉廖仲恺了？”胡的“回答是沉默不语”。据陈公博讲，汪精卫夫人陈璧君曾告诉他：
当时所谓铁血团的李天德在廖案之前曾见胡先生。问胡先生：“外间有人说先生要杀廖仲恺，是不是？”胡先生不答。李天德出来对人说：“你们怎么说胡先生要杀廖先生呢？我问他是不是要杀廖仲恺，他始终仰着头没有答我。”听的人答道：“你真是傻瓜，他的不答，就是答应，难道他当面叫你去杀吗？”
陈公博转录的陈璧君的说法，其证据效力究竟有多大，很难判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廖案”的发生给胡汉民带来极为不利的政治影响。正如汪精卫所说：在这个事件上，“胡展堂只负政治上的责任，不负法律上的责任”。
“廖案”发生后，胡汉民不得不离粤赴苏。但事实上，“廖案”的发生只是提前了胡汉民的出洋日程，并不是决定胡汉民出洋的唯一因素。
“廖案”发生后，胡汉民不得不离粤赴苏。蒋介石后来竭力声称这是汪精卫“在共产派压力之下，藉廖案嫌疑关系，强迫胡汉民以出使俄国名义，离粤出国”。而当年的苏俄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在《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则提供了另一种说法：“廖案”发生后，特别委员会命令逮捕胡汉民，“这项逮捕令交给黄埔军校的一个军士和两个士兵去执行。他们来到胡汉民住所，胡汉民的女儿问：‘你们要干什么？’他们回答：‘我们是来逮捕反革命分子胡汉民的’。胡汉民的女儿说：‘请等一等，我看看他在不在家。’她走进屋里通知了她的父亲，胡汉民刹那间就从后门逃走了。不久，胡汉民还是给抓着了。但由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坚决要求，他没有受到审判，而被派到国外去‘深造’了。”
当时在广州任职的包惠僧则这样记述：
胡汉民自命为是老资格，他又没有亲自动手杀廖仲恺，就故作镇静在广州不动。当天夜晚他一听到有人打门，即从床上跑下来，赤着脚由后门溜出去，逃到汪精卫的家里，请汪精卫保护他。汪精卫一面招待他，一面打电话报告蒋介石，蒋介石当即派员把胡汉民送到黄埔软禁起来。
邹鲁则说：“廖案”发生后，鲍罗廷借机指使特别委员会“拿办”胡汉民等人，幸得蒋(介石)先生和许崇智竭力反对，‘诸人’才能够免膏虎口。
但事实上，“廖案”的发生只是提前了胡汉民的出洋日程，并不是决定胡汉民出洋的唯一因素。早在廖案发生前的8月15日，正是蒋介石本人鉴于“胡汉民与许崇智嫌隙日深，许有不相容之心”，故“劝胡离粤出洋”。“廖案”发生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及警察全权”，实际上掌握了“广东政府的最高实权”。在这种政治契机下，决定给胡汉民严厉惩处的恐怕主要应是许崇智，而非汪精卫。著名史学家陈恭禄先生早就提过这一论断：“(一九二五年)八月，廖仲恺被刺，政治会议、军事、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推汪兆铭、蒋中正、许崇智组织特别委员会，全权办理，调查廖案之结果，认胡汉民犯有嫌疑，许崇智与之不协，主张捕之，广州戒严，下令缉捕其兄弟，搜查胡宅，鲍罗廷建议遣之赴俄”。
广东省政府主席和军政部长许崇智，是蒋介石通往权力巅峰的障碍。蒋介石通过“廖案”的契机，采取断然行动迅速跃入国民党中央权力核心。
前面提到的陈公博关于“廖案”的调查报告是陈在该案发生数月后举行的国民党“二大”上代表“廖案”检察委员会所作的，此时的蒋介石已上升到国民党中央权力核心，所以报告中特意将蒋与廖、汪并列，无非是为抬高蒋的领袖地位。事实上，蒋介石虽然对组成国民政府的权力结构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在国府成立之后，他除担任了军事委员会委员外，并未占据其他要职。甚至可以说，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并没有使蒋介石进入政府的领导地位，当然更不用说党的领导地位了”。蒋介石本人正是通过“廖案”的契机，采取断然行动迅速跃入国民党中央权力核心的。
黄埔军事力量在第一次东征和平定刘(震寰)、杨(杨希闵)叛乱中的功绩使蒋介石的声望迅速提高，但他在军界和政界的既有地位难以满足其“雄心壮志”。在广州国民政府建立过程中，获益最多的是汪精卫和许崇智。但汪只是一个并无实力的政客，虽然担任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实际上整天忙于党和国家的事务，因此，他实际上从不过问军事”。蒋与汪暂时尚无利害冲突。而擢升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和军政部长的粤军头领许崇智，却是蒋通往权力巅峰的障碍。
平定刘、杨叛乱后开入广州的粤军，把持着广州的财政收入，致使蒋介石的党军军饷得不到保障，蒋对此十分不满。蒋、许自1925年6月间军事委员会开始改组军队、统一军政工作后，就“势成水火”，且矛盾在不断加深。
许崇智所部粤军虽人数众多但杂乱不整，因涉嫌谋刺廖仲恺和巅覆政府，8月25日梁鸿楷、招桂章、杨锦龙等多名粤军将领被捕。8月26日军事委员会议决改组国民革命军，蒋介石担任由党军和部分粤军组成的第一军军长，在军界地位进一步抬高。许崇智虽然在军队中的权力与影响有所下降，但很快又被任命为财政委员会监督，掌握了国民政府的财政大权。许有意限制蒋介石所率第一军的发展，许、蒋矛盾进一步激化。9月9日蒋介石往晤汪精卫，对汪说：“许崇智不顾大局，把持财政，必欲限制本军之发展，可胜慨然”。
除财政之外，军事计划方面也有分歧。蒋介石“欲出师长江，以图本党之发展”，而许崇智则不予赞成。此外，湘军将领谭延闿、滇军将领朱培德等对许崇智的把持，也“同感不平”。苏俄顾问鲍罗廷对许崇智亦无好感，认为他“只会大唱革命高调”，且与陈炯明有着相同追求。尤其是许崇智在“廖案”发生后，阻挠对主要嫌疑之一的粤军将领梁鸿楷的逮捕，令鲍罗廷大为不满，认为许实际上已成了革命军道路上的障碍，必须予以“清除”。经过商议，广州国民党要人对许崇智形成两种意见：一种主张逮捕，另一种主张将其流放上海。结果，后一种意见占了上风，其代表人及执行者就是蒋介石。
9月19日，蒋介石密令学生第二大队、第一军第四、五团，粤军第四师第七、八旅并补充旅，以及铁甲车队、江固舰，协同“解决反革命各军”。粤军郑润琦部与莫雄部分别被缴械，收编归第一军军长蒋介石指挥。在成功解决了许崇智的主力之后，19日晚，蒋介石致函许崇智，历数其作为“军政与财政领袖”的“过失”，指出许的不少表现实已危害到国民革命的大业。
为了“保全名节”，蒋介石建议许崇智“暂离粤境”，其部由蒋本人“负责维持”。据记载，许当晚接信后，给蒋介石回电话二次，“语多凶悖”。说明，双方的斗争是异常激烈的。但不管许崇智如何抵抗，最终不得不屈服。20日，中央政治委员会议决，解除许崇智的军政部长兼粤军总司令和财政监督等职务，令其离粤赴沪。
据载，当蒋介石下令戒严时，许崇智曾向汪精卫电话质问此事。汪精卫复函许崇智，“认定此事非如此解决不可”，并谓“为先生计为大局计，亦莫善于暂行赴沪，一任介石将一切难题，及情感上不能解决之难题解决之后，即请先生回”。许崇智接阅后，只得“完全同意”。下午三时，蒋介石派陈铭枢“护送”许崇智登轮启程。至此，蒋、许之争，以蒋介石的完全胜利而告结束。21日，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9次会议上，汪精卫通报了政治委员会关于令许崇智赴沪休养，由蒋介石负责“收束粤军一切事务”的决议。次日，胡汉民也搭乘俄舰出洋。
逼走许崇智后，蒋介石终于排除了自己在争夺军事最高领导权方面的障碍。不久，他成功地领导了国民革命军的第二次东征，这无疑又进一步抬高了蒋的政治地位。结果，这个在1925年初还无足轻重的年青军官，“在几个月内通过大胆的、有目的的和激烈的行动一步步青云直上，在红色广州成了汪精卫之外的最有力的人物”。(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142页)于是，在广州形成了汪、蒋暂时合作，汪精卫主党、蒋介石主军的局面。
（原载《南方都市报》2011年12月9日
作者系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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