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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杨奎松：张学良的通共与蒋介石的置若罔闻

看到已过百岁的张学良还常常大谈西安事变，人们通常都会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蒋介石杀了杨虎城，却没有杀掉张学良?如果我们注意到蒋50年代初讲过的话，即“他还不悔过?他是国家的罪人，国家到今天都是他弄的，他早该死了，多少人要杀他他知道不?”[1]应该不难了解蒋内心中对张学良痛恨到何种程度。联想到杨虎城一家大小统统杀，而张不仅活了下来，如今还以见证人的身份大讲西安事变，也实在是个奇迹。
人们常说，无毒不丈夫。那意思是说，凡要想成为大政治家，就必须能够做到六亲不认。以此为标准，蒋介石之不能成大业，大概是命中注定的。因为他照样也会为“情”字所累。过去只知道，蒋一向对亲情抹不开情面，比如对夫人宋美龄以及对姻亲之宋家、孔家；有时亦常常会对自己的学生抹不开情面，比如对那些始终效忠于他的黄埔学生，包括那些曾经动摇过的学生。如今却发觉他对友情也有些抹不开情面，比如对张学良。只因张在国家统一及平定内乱等问题上帮过他的忙，两个人换过帖子，于是蒋介石明明知道张学良有“通共”的事实也视而不见，直至酿成西安事变也未见其能完全抛弃旧情。

还在1936年1月，张学良就已经在陕北六十七军军部所在地洛川秘密会见了中共情报机关的负责人李克农。从那时起，张学良就与陕北的中共中央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目前已知保存在北京中共中央档案馆里双方通过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红一方面军前线总指挥彭德怀的来往电报，就有十几份。而李克农更是根据毛泽东等人的指令，来往于洛川和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之间三次之多。正是由于有了这种频繁的接洽，双方开始有了互信。进而也就有了4月9日夜与5月12日夜间张学良与周恩来两次延安秘密会谈。事实上，从5月以后，张学良已经与中共秘密结盟了。
堂堂西北剿总代总司令，频繁往来于西安与洛川之间，甚至两度深入处于红军威胁之下的延安城，与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会谈，竟然能够瞒过蒋介石的耳目，这多少有点令人匪夷所思。这个时候，国民党特务组织及其以政训人员名义监督东北军将领的南京方面的耳目早已深入东北军中，张学良再小心，一次次的会谈，接连不断的人员来往和电报往还，终究要露出马脚。何况，中共还有专门代表和联络人员常驻洛川或西安，要想完全对南京保密，实不可能。而颇为奇怪的是，一直到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对张学良都很少怀疑。是蒋真的不了解张学良暗中“通共”的行为吗?
就国民党而言，凡有“通共”行为者，一经发现，通常处罚极严，罪可杀头。不过，这也只是针对一般人员来说的，对一些地方长官或高级将领则经常是网开一面。这是因为，这个时候的国民党军队相当部分还是由各地军阀武装改编拼凑来的，蒋介石对多数地方军阀缺少有效的管辖权，不得不较多地依靠笼络地方军阀才能在形式上将其军队归入自己麾下。因此，即使发现一些地方军阀为保存实力，被迫暗中与中共有过交涉甚或妥协，蒋往往也只是旁敲侧击，不好过于认真。而对于张学良，蒋的态度就更特殊一些了。因为自从张学良易帜以来，蒋介石借助于张处颇多，张学良对蒋一向也十分敬服，双方私交较好。正是这种情况，使蒋在发现张学良有“通共”嫌疑后难下决断，甚至干脆就不大相信。
过去长期以为蒋对张暗通中共的情况并不了解。台北大溪档案(即蒋中正档案)公开后，人们才发觉，原来早在张学良与李克农第二次洛川会谈之后蒋就已经得到消息了。据大溪档案所存当年戴笠上报蒋介石的一份报告记载，还在3月5日张学良与李克农再度秘密会谈的当天，驻洛川的六十七军副官处副官、复兴社分子刘宗汉就将李克农来洛情况及达成的协议内容密报了戴笠。报告除对张学良两次见李的情况似不大了解之外，其他内容十分详尽，对照相关的中共档案，可知所说十分准确。内称:“现在陕北之匪已大部窜山西中阳、石楼、湿(县)等县，张学良氏有与匪合作消息。1、六十七军前三日曾接匪电令购大批书报。2、匪中央曾派来伪外交部部长李克农来洛川与王军长协立多项口头协定，宗汉窃视伪李部长发与匪中央之电，内云‘略有协定，彼此不相攻打，采买给养可随意，但我军(匪自称)可着便服，以掩外人耳目。大体须俟张来后，始决定’等语。3、该伪部长李克农于本(五)日回伪中央部，携去大批文电与地图。4、此次匪与张部之接近谈判，系壹零柒师陆壹玖团被俘团长高福源所为。5、李匪皖人，目力不佳，谈锋极健，对外界活动力颇强，常有函致沪平两地学校，其来洛川已三次矣。6、现六十七军一般人对剿匪颇黯淡，处处表示一种反领袖与中央之意态。”[2]
戴笠得此报告“除急电饬西北工作人员严密侦查，随时报告外”，马上向蒋做了报告。戴的报告同时还“附呈六十七军张贴之赤匪宣传品一纸”，内容是“铅印新闻纸单面《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在洛川军部附近公开张贴“八一宣言”，亦可见当时红军对东北军工作之深入。然而，对如此重要的情报，蒋介石竟不予重视，报告原件未做任何批复即被存档了事。

有关张学良秘密与中共会面之事，这时已不只是被东北军内部复兴社分子侦知，阎锡山也早就得到了消息。3月29日，即红军东征山西一个多月之后，据徐永昌当天日记记载:“晚八时张汗卿来电云拟助晋剿匪，如以来晋为妥者，可否上风陵渡过河云云。阎先生大怒，以为必无好意，且悔恨运城之部不该北调。(赵)星如谓共匪渡河决为张主使。阎先生亦言曾闻之郭增恺(杨虎臣亲信)，张汗卿去冬某日在陕北与毛彭约晤等等，举室惶扰。”[3]所谓张与毛彭约晤，自然不是事实，但阎锡山在这里所讲的“去冬”指的是阴历，1936年阴历年为1月24日，估计阎锡山这里所提到的其实应当是张学良与李克农1月20日第一次在陕北洛川的会谈，只是中间人大概也是听闻，不清楚中共方面来的什么人罢了。但杨虎城的人既然都已经探得消息，并广为传播，可知张学良暗通中共的情况在当时就不是什么秘密。
地方军阀为保存实力而暗中与红军妥协，对此无论蒋介石，还是阎锡山都是见惯不惊。蒋对张学良，就更是睁一眼闭一眼，装作不知。一切只以军令行之，并且还要靠晓以道理。如红军东征受挫，正迅速回撤陕北，开始回渡黄河之际，眼见张学良按兵不动，蒋之批评也重在苦口婆心。电谓:“兄与虎城犹互相推诿，彼此观望，不敢前进，未知革命究为何事，国家养兵之多，人民痛苦之深，而对区区残匪保持实力不敢前进，吾人何以为人表率。以理论之，东北军在陕省多过杨部数倍，而杨军之力有限，如责其能保持宜川及其以南地区，于心已足，再欲其前进，不但其心不愿，而对此计划与命令必不诚服也。中以为延长延川任务只有东北军独立负责收复，表示不推诿、不避难之革命精神，否则不但陕省军事无了期，而国亦必亡。何以示众，何以对人言，念陕省匪情与军事不禁心裂矣。兹再展半月之期限，兄负责收复延长延川勿得再误。”[4]
就张学良而言，他一面与中共秘密联络，暗商联合苏联，共举西北抗日义旗，一面却也对蒋继续表现出忠心不贰的样子，一切唯命是从。像对蒋上述电报，张也是一一贯彻落实。包括在5月12日与周恩来第二次延安会谈时，他都要特别将蒋之命令提出，要求红军尽量予以配合，使他能演好自己的角色。故双方这次会谈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商量让东北军依据蒋令按时进占延川等地的具体安排。对此，考虑到当时红军已经回渡，东北军进占黄河西岸，正好可以在红军回撤的背后筑起一道防波堤，以防蒋阎两军乘势大举跟进陕北，故周恩来也很痛快地予以同意。等到蒋介石意识到这种形势，估计红军可能转而向西，力求在甘北和宁夏有所发展时，其命令自然又有改变。他于是要求张学良“以现在陕甘宁兵力制成整个计划”，确保不让红军向甘北宁夏转进，以利晋西追剿部队渡河进剿。对此，张学良也照样做出计划，一面陆续将东北军主力西调去甘北防守，一面继续要求中共配合其演戏。而中共方面也处处牵就，尽量提供方便。
自然，双方也有利益冲突的情况。比如6月间蒋严令东北军配合晋西渡河之中央军向瓦窑堡方向夹击。张照旧依照蒋令执行，并通知红军尽速撤离。不料因红军撤退不及，而东北军进度较快，双方连续出现几次交火，互有伤亡。但对此张并不在意，反而相信这样更加逼真。类似的情况其实在以后也不断出现。而这次始料未及的是，东北军一0七师因急于邀功，尚未进占瓦窑堡即发捷报，红军偏偏又因物资搬运不及不让东北军进城。双方好不容易答成默契，红军于是一面加紧搬运物资，一面集中兵力去防堵东北方向的中央军。不想，原先蜷缩在北面石湾镇不敢出头的国民党高双成部误听捷报出来想拣些便宜，竟意外发现瓦窑堡是座空城，乘势便占了去。等到红军回头时已无能为力，弄得一0七师师长刘翰东一度都十分不满。

中共在西北日渐活跃，并深入东北军、十七路军，对此蒋也是心知肚明。问题是蒋这时要面对的内部威胁甚多，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河北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都存在异动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知道西北情形复杂，蒋也断不能轻举妄动，反而要尽力笼络以免为其他反蒋派所乘。何况蒋、张还有些私交。当然，这并不等于蒋会对任何暗通中共之事听之任之。蒋的策略是“清君侧”，发现一例清除一例，绝不手软。同时亦不做出丝毫不怀疑主事之人的样子来，以此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还在张学良与中共密商如何进占延川等地的几乎同时，蒋介石其实就得到了关于西北不稳的密报。只是当时这个消息主要是冲着杨虎城去的。据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密报称:“西北情形极为复杂，共匪、汉奸、野心军人彼此勾结利用，乘机图逞，此时若不清理，一旦有事将必败坏大局。职于今昨两日，督饬特务人员，破获西安之共匪伪省府，捕获要犯二十七人，并抄出反动刊物甚多，均系力诋中央，反对剿匪。获犯中以教育界人最多，陕省教育极为不良，而绥靖公署所属部队之内，潜伏共党及汉奸甚多，恐为将来之害。而其中为杨谋主者，为全国经济委员会所派之西北专员郭增恺，蒙蔽虎城阴结汉奸共匪，以为大局变动时个人势力发展。最近抄获《活路》之反动刊物，力诋中央，煽惑东北军联共抗日，即在绥署参谋处印刷。拟恳请钧座饬委会将郭增恺调开，如罢免，必须限制其不来西北。”[5]
已知《活路》编印，主谋乃东北籍激进分子，并非杨虎城部所为，更与郭增恺无甚关连。但《活路》对东北军煽惑甚力，此种行为非加遏止不行。虽明知郭为杨虎城的座上客，蒋还是当即批复:“郭增恺应即在陕直接逮捕解京可也。”郭很快就被捕并送往南京去了。事实上，郭被解京之后，经戴笠反复讯问，结果丝毫通共的证据也查不出来。
有关张学良或东北军“通共”的问题，在蒋处置两广事变过程中，就又有新的情报出现。当时，中央检查新闻处处长贺衷寒的报告送来，所述东北军内部情形更让蒋担心不已。报告说:“据西北政训分处科长周保黎面报称，长安军官训练团自王以哲军长主办以来，以联俄容共相号召，对称呼总理及委员长均不立正而规定称呼副司令则应立正。又行营少将参议张翼即前江西匪区逃出投诚之师长，现亦在该团工作。其言论颇多荒谬。”[6]如果说，过去有关张学良或东北军有“通共”行为的情报，真假不清，且鉴于东北军战力较弱，可以想象其主要是出于避战之目的，如今在东北军军官训练团中公然有“以联俄容共相号召”者，自然远较一般“通共”更为可怕。蒋对此自然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于是便有8月29日所谓艳晚事件的发生。省党部便衣队奉命秘密逮捕了在东北军中颇有影响力的有中共嫌疑的宋黎等人，其意图十分明显。让蒋意料不到的是，张学良竟然怀疑南京对东北军意图不轨，当即抄了省党部，把人抢了回来。最后，蒋依旧做此表面文章，以平息张之不满。而张也做个样子，把蒋点了名的嫌犯送往军法处讯问。蒋不愿得罪张之心态，极为明显。

蒋不想得罪张，自然有各种考虑，但关键还是对张有一种基本的信任感。也正因为从内心里信任张，一旦得知张有个风吹草动，蒋就显得六神无主，有些不知所措。
9月19日，贺衷寒报告称:“最近盛传张氏渐有希图与旧东北军势力为中心，后方与新疆省联络，单独在西北方面树立亲俄政权之意义。”[7]20日，陈诚又报称:张学良嘱冯庸转达如下意见:“东北军自南来豫鄂、西开陕甘剿匪以来，损失甚重，迄未得到中央补充。余(汉卿)每次晋谒委座时则蒙概允接济补充，迨回防后除电令申斥外，毫无补充之事实，故将校兵士均感苦战无功，将来势必由损失而渐消灭，不能不抱抗日求生之心。近曾亲赴前言视察，遍询官兵，深感不抗日无以维军心，且将酿成巨变，故余殊觉痛心，决意统率所部，抗日图存。此种苦衷，不求人谅，成败利钝，所不计也。如其剿匪损失，不如抗日覆没，外传种种，不能动摇我心。况余自赞助统一后，无一事不服从领袖，无一事不效忠委座。深(仇)不能报，奇耻不能雪，年复一年，隐痛日深，今之出此，不得已也。请将余之苦衷，代达辞修兄为盼”。冯庸并且说，张已将力主抗日且有成绩者邀集来陕，准备实行抗日，预定先出绥远。陈诚对此深信不疑，故而告诫蒋说:“汉卿此举，比两广之抗日，尤为严重。钧座如认为抗日时机已至，则明白领导之。如认为尚非其时，则须力阻之，决不可听之而处于被动，使整个国家陷于万劫不复也。”[8]
这一连串情报不能不令蒋介石备感惶惑。以蒋对张学良之了解，他无论如何不相信张会鲁莽行事至如此程度。刚一接到陈诚电，他就立即复电表示怀疑，称“皓亥电悉。冯庸之言多不可靠，此事亦不便函电明问汉卿，望弟即飞西安问汉卿对冯庸有否托其转告之事。如果有此事，则汉能与弟面谈也。”[9]
但是，有了上述这么多的各方情报之后，蒋又不可能不对西北局势感到严重担心。给陈诚的复电电报刚刚发出，蒋左思右想放心不下，决定还是直接询问张学良为好。于是他又急忙给西北剿总的参谋长晏道刚去电，要他转询张学良:“兄托冯庸转告辞修之言，其词意离奇云，未知究说何言，为何托冯庸转达，请详告为盼。”[10]
晏道刚身为西北剿总参谋长，与张共事已久，张却从未向其表露过任何蛛丝马迹，要他当面去问张，张能否直吐胸臆，似无把握。故给晏道刚的电报发出后，蒋马上想到了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消息。他为此又立即电告邵称:“辞修电称汉卿兄托冯庸转告辞修有决意统率所部抗日图存，与其剿匪损失，不如抗日复没。况余自赞助统一后无一事不服从领袖，深恩不能报，奇耻不能雪，年复一年，隐痛日深。今之出此，非得已也等语。其辞意甚离奇，请从旁考察或婉询其详。”[11]
半天之内，一连发出三封电报询问此事，足以见蒋得此消息后燥动不安之程度。这一晚上自然是辗转反侧。想了一夜，蒋介石还是觉得晏道刚、邵力子未必能够了解清楚，因此第二天早上又给陈诚发去一电，要陈务必紧急动身去西安当面询问张学良。电称:“冯庸之言请详询其汉卿兄何日何地与其谈及此言，希即详告，弟应急飞西安并准备暂驻为要。”[12]
当天上午，蒋苦苦思索，总觉得张学良还不至于此。因此，电报发出不久，他又一次致电陈诚，要陈不要过于轻信，以致对张过多怀疑。电称:“再四研究冯庸之言实不可靠，以其人平时本甚夸妄，而又非汉卿信任之人，何以托其转达如此要言，望注意。但弟必须速赴西安视察为要。”[13]
9月22日，蒋介石终于得到了张学良的来电。张电对所谓冯庸托言一事做了“澄清”。强调转语实因“良不善辞令”，“出言既以率直”，又“经冯转语他人”，以至“不无轻重失真之处”。他的本意是说:“欲救亡必须抗日，欲抗日必须全国力量之集中。良此时在钧座指挥下尽剿匪之职责，尤愿早日在钧座领导下为抗日之牺牲。惟冀钧座于国防会议内确定整个计划，实行抗日，良决负弩前驱，惟命是从。”至于他“为领导部下铲除共逆计，尤不能不以明示抗日为镇压纷岐统一意志之策略”的“区区之苦衷”，还望钧座“垂察”。[14]
蒋介石至此总算是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他次日把张学良的电报转发给陈诚以供参考，24日复电张称:“不可与言而与之言者以后请勿与之言。中一闻而知冯之言为夸妄，而不知冯之素性者以为其言之凿凿，不能无疑也。好在中直问而兄亦明答，彼此始终肝胆相照，事事开诚直道则谗间之言误会之事，皆无从生矣。并对所部严戒其慎行。谨言勿中奸计为盼。”[15]

由上面披露的种种档案资料不难看出，蒋在西安事变之前，固然有对张倚赖的一面，但也有对张的忠诚较为自信的一面。虽有多种情报显示张及东北军可能有“通共”行为，蒋始终不予采信。结果，当冯庸之言一出，蒋竟如此吃惊，以致坐卧不安，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左思右想，反复去电探询情况。好在张学良及时改口，蒋的猜度得到证实，于是一切才又恢复原状。殊不知，冯庸所言实非杜撰。张之改口，实因8月底和9月上中旬这段时间里中共政策有了重要的改变，即由原先主张“抗日反蒋”转向主张通过“逼蒋”实现“联蒋抗日”。原定联合红军于九十月间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出兵绥远，以发动西北大联合的计划也因此而中止。[16]而张学良在通过冯庸向陈诚放风表示打算出兵绥远时，他尚不了解中共中央的新的决定。直到9月上旬联络人员从陕北带出中共中央新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经刘鼎转交给张学良，张才得知这一新的形势变化。于是，我们看到，就在陈诚从冯庸那里得到张学良激烈表示的几乎同时，刘鼎有一封电报给中共中央，称张学良“对那个极表赞成，并愿进京面蒋，力主和平统一，结力抗日，请为蒋使，冒险说和。”[17]这也就是说，张学良这时才确切地了解到中共中央的新决定，转而表示积极响应。张之态度前后剧变，实有此幕后原因。
当然，蒋介石是不可能了解到张学良与中共关系的这一内幕的。他甚至根本就不信张学良会真心向共。一个月之后，蒋介石在与徐永昌的谈话当中仍旧清楚地表现出他对张的这种信任。他明确表示:“东北军通共已为不可掩事实，在张汗卿指挥下尚不至为国家害，否则不堪想。”[18]这也就是为什么，当12月初张学良飞赴洛阳谏蒋并说明东北军军心不稳后，蒋介石居然毫不怀疑自己的强硬态度会使张走投无路，并且明知此时前往西安可能有些风险，他却依然相信有张学良在问题不大，以至贸然飞往西安以图“镇慑”。到了西安后，明明在张学良的地盘上，他依旧颐指气使，盛气凌人，甚至扬言镇压抗日学生，结果是作茧自缚，把张逼上了梁山。
不过，张也还算对得起蒋。事变发生后除了极力保护蒋以外，时时当着蒋面落泪也显示其内心对蒋还是有一分感情。此亦即张所谓“关怀之殷，有如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吧。多半正是由于蒋把这一切看在心里，事变发生之后他才会听从了宋美龄的劝告，虽然杀了杨虎城，虽然他恨死了张学良，到底还是把张留了下来。

注释:
[1]见郭冠英前引文，《明报》月刊，1999年第十二期，页58。
[2]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特件-政治卷，第51579号。
[3]《徐永昌日记》，第3册，台北中研院近代研究所1991年编印，第378-379页。
[4]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65册，第250338号。
[5]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65册，第25013299号。
[6]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65册，第25035860号。
[7]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65册，第25035857号。
[8]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65册，第25035856号。此电日期据李云汉所引注为1936年9月19日，而档案中原收电稿注明为20日发20日收。这里仅遵蒋档。
[9]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65册，第250861号。
[10]同上，第250862号。
[11]同上，第250864号。
[12]同上，第250867号。
[13]同上，第250870号。
[14]见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2)，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2页。
[15]蒋中正档案，特交档案-265册，第250883号。
[16]关于九十月间红军与东北军联合发动抗日局面，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的西北发动计划，见《毛泽东等致张学良信》，1936年8月9日。
[17]《刘鼎致中央电》，1936年9月20日。
[18]前引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480-4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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