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向应-张永：湘鄂西苏区肃反研究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关向应-张永：湘鄂西苏区肃反研究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张永：湘鄂西苏区肃反研究

高度集中统一的严密组织是中共最重要的竞争优势。1930年后中共把工作重心从城市向农村转移，为了加强对苏区和红军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共中央在1931年初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先后派重要干部到苏区建立中央局、中央分局。夏曦到湘鄂西担任中央分局书记后，由于经验认识的差别，由于对权力分配的歧见，由于领导能力的不足，甚至由于个人品格的缺陷，与开创苏区的地方领导人万涛、段德昌、贺龙等发生了激烈的权力冲突。万涛等违反当时中共组织原则，发动了自下而上推翻夏曦领导地位的活动，在湘鄂西四大上几乎成功，但在中央干预下失败。为维护领导地位、强化集中统一领导，夏曦发动了残酷的肃反，前后约三千人被捕。夏曦领导能力严重不足，无法象张国焘那样在肃反后建立牢固的领导地位，为勉强维持领导，不得不在1932-1934年间先后四次肃反，湘鄂西重要干部大多被杀。夏曦领导的肃反杀了大约几百人，多数是干部，贺龙回忆中说的上万人被杀不是事实。夏曦遭中央批评下台后，又恢复成一个正常干部，悔恨肃反杀害同志。紧张、险恶的环境要求绝对权力，绝对权力和暴力下的恐惧扭曲了人性，把正常人变成魔鬼，避免这种环境再次出现，是最深刻的历史教训。
湘鄂西、肃反、改组派、苏区、红军、夏曦
关于湘鄂西苏区的肃反，已经有一些研究成果。贺彪《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1988）是一部重要的开拓性著作，作者是当年肃反的亲历者和受害者，并且广泛收集了相关资料，书末还附了一百二十多人的肃反被杀县团级以上干部名单，不过受成书时历史环境的限制，作者沿用了两条路线斗争这样传统的简单分析方法。湖北、湖南两省省委组织编写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史》（1988）比贺彪著篇幅大，也更全面，不过分析思路接近，此书重建了许多基本史实，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由军队中二方面军老干部组织编著的《中国工农红军第红二方面军战史》（1992）在第一部分第三章，涉及到肃反，但由于该书的体裁是战史，主要内容偏于作战，对肃反的叙述比较简单、分析也不够深入。张建德的《略述湘鄂西苏区反“改组派”的斗争》（1992）是关于湘鄂西肃反比较有分量的论文，叙述较为全面，但分析比较简单，较少触及到肃反发生的深层原因。任光明是对湘鄂西苏区历史研究较深的学者，他的文章《“万夏之争”与湘鄂西苏区肃反》（2011）把“万夏之争”与肃反联系起来，指出了肃反发生的重要起因，但此文几乎完全站在万涛的立场上否定夏曦和当时的中共中央，忽视了中共中央建立高度集中统一组织体系的内在合理性，与本文的分析有很大不同。台湾学者陈耀煌《中共湘鄂西苏区的发展及其内部整肃（1927-1933）》对湘鄂西肃反做了相对理性的分析，但相关内容篇幅很小，非常简略。萧克的回忆文章《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1980）对夏曦到六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后的表现做了比较客观的叙述，并简单分析了肃反错误的原因。宋威的文章《改正错误中的夏曦》（1991）比较客观地评价了下台后的夏曦，一定程度上平衡了以往湘鄂西肃反论述中夏曦的比较片面的妖魔化形象。
湘鄂西苏区的肃反主要发生在1932年5月到1934年6月，苏区失败和激烈动荡的战争环境使得相关史料保存很少，只有不多的档案文件和多年以后的回忆文章。本文试图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尽量收集相关材料，重建基本的历史事实。同时，笔者也尝试突破1945年中共七大前夕形成的、以两条路线斗争为主线的过于简单的分析框架，试图通过中共努力建立高度集中统一的组织结构、并由此引发激烈权力冲突这样一个角度，重新探讨湘鄂西苏区肃反发生的深层原因。

从1930年开始，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终于认识到农村革命的巨大潜力，开始把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为了加强对苏区和红军的掌控，中央先后派出重要干部到中央苏区、鄂豫皖和湘鄂西组建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夏曦1931年3月到达湘鄂西苏区，建立起湘鄂西中央分局并担任书记，成了湘鄂西苏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但是从实际结果来看，夏曦的经验和才能都不足以担当这样重要的责任，他的领导能力的不足和要求他加强领导的任务构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矛盾后来是湘鄂西连续四次肃反的重要原因。
夏曦领导能力不足的问题从他刚到苏区就表现出来了，有时悲观失望，有时犹豫不决，引起了段德昌等苏区重要干部的不满。据贺龙回忆：“九师节节胜利向前发展之际，夏曦在周老咀把伤病兵遣散了，段对夏这种做法表示不满意，批评夏曦同志是退却逃跑和悲观失望，并说这种情绪会把苏区搞失败的。”又据省委宣传干部庄东晓回忆：夏曦“每次会一晚开不完，因此有些同志都怕开会。有的说：‘夏西[曦]又要念经了。’的确，夏西顾忌很周到，但正因为太顾前顾后顾左顾右了，所以每每遇事不决，或决而重变”。“军事长官(九师师长段德昌等）对夏西不满，××代表中央分局到九师参加‘五卅’大会时，段很气愤的说：‘中央过去给我们派了个邓中夏来，闹了一团糟，现在又派来了毫不懂军事、迟疑不决的夏西，对我们无丝毫的具体指示，只会叫我们拼命。’”
到1932年秋天，因为九师行动、三军历史、发展方向等问题引发了激烈争论，以万涛为首的多数地方干部对夏曦领导的失望和不满爆发了，激烈的对立情绪使万涛等人违反当时中共的组织原则，策划了自下而上推翻夏曦领导地位的行动，而且行动显然得到了贺龙等重要军队干部的同情，这一事件是后来肃反发生和严重扩大化的重要起因。

1930年12月原湘鄂西苏区主力红二军团在澧州和松滋杨林寺一带遭遇惨败，被迫脱离洪湖核心区，在邓中夏、贺龙带领下先向西、再向北，撤到鄂西北山区房县一带，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原二、六军缩编为七、八师。但是原六军军长段德昌留了下来，他收集了伤病员和在杨林寺打散的红军余部，经过坚苦卓绝的奋斗，又建立起一支红军主力——九师。九师是当时洪湖核心苏区唯一的主力红军，苏区领导为了壮大革命力量，一直希望红三军主力能够返回。1931年6月夏曦写信贺龙：“三月间，中央派我到湘鄂西及二军团工作，代理中夏同志职务”，“亟盼你率队回来指挥湘鄂西整个军事行动，务希依照中央分局决定执行”。
1931年夏天，长江中游发生了历史罕见的大水灾，使湘鄂西苏区陷入严重困境，长江以北的苏区主体绝大部分被淹没，吃饭都困难。长江以南情况好些，但是秋收时可能面临敌人抢谷的危险，九师原计划过到江南，后来觉得太冒险，最终决定向北发展。1931年8月2日，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做出了《关于九师最近行动的决议》，正式决策由万涛带领九师，向北部潜江、天门进攻，扩展苏区，并规定：“军委主席万涛同志到部队中去指挥一切工作，他对于一切政治、军事有最后决定权。”
万涛是湘鄂西苏区重要创始人之一，此时被任命代替邓中夏担任三军政委，和段德昌一起带九师主力出征。虽然在决议中没有提到三军，但是在谈话中夏曦提到北进过程中如果能和三军取得联系，就争取接三军回来。如果三军主力能够返回，湘鄂西红军可以壮大几倍，苏区形势必然大为改观，这显然也是一个重大任务。
九师北进行动相当顺利，“八月十五占领潜江城，一部于十七日占领沙洋，一部于二十一日占领荆门。徐德佐旅已消灭二团。潜江已成立革命委员会。”不过九师8月17日占领沙洋以后，得到了三军的消息，临时决定改变原来向东进攻天门的计划，转而向西进攻荆门，希望联系上红三军。经过一些曲折之后，于9月28日在刘猴集与红三军汇合，传达中央指示后，和三军一起返回了苏区。综观九师北上行动，确实由于把重点转到联系三军而放弃了开拓天门的任务，但是这次行动毕竟打了胜仗，重创了徐德佐旅，用缴获的武器扩大了一个团（27团）的红军，并且接回了红三军，使苏区红军增加了数倍，总体上仍然是一次成功的军事行动。
但是这次行动却引起夏曦的强烈不满。夏曦的不满大概来自两个方面，首先九师北进确实没有按计划完成扩张苏区的任务，不仅没能开拓天门，连潜江都得而复失。夏曦发现在后方很难指挥前方红军，特别是当前方将领非常自信、对上级指示并不完全服从的情况下，这和中央苏区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上，来自后方的中央局委员任弼时、项英等一定要取消毛泽东的指挥权是一样的。此时夏曦已经决心亲自领导红军，所以一定要夸大九师错误、撤掉万涛。其次，江南苏区秋收时遭到敌人蹂躏，中央来电责问。本来在当时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保卫江南苏区客观上几乎不可能，夏曦本可如实汇报、承担责任，但夏曦却顺势把责任推到万涛带领九师主力北进脱离苏区上。推卸责任的领导是很难赢得下级尊重，这也说明夏曦缺乏一个领导人必备的担当和气度。
夏曦到前方和红军会合后，给自以为得胜而归的九师领导当头一棒，宣布处分九师领导：“九师打下沙洋后，即违反省委决议，实际是脱离苏区不要后方的冒险轻进的行动。万涛、德昌、培英同志应负责任，现由军委会公开明令撤销万涛同志政治委员之职，调后方工作，德昌、培英两同志予以警告。”同时，夏曦对刚回苏区的三军也提出严厉的批评，并且宣布彻底改组三军，取消军部、师部，三军编五个大团，干部降级使用，这些极不成熟的举措引起各级干部强烈不满，也使夏曦从一开始就陷入很孤立的境地，和多数高级干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产生了强烈的对立情绪。
三军军长贺龙对夏曦的批评很不服气：“夏曦说我们（彭之玉带的材料）南下是一贯错误，这是没根据的。我们当时主要是肃清立三路线，到苏区才个把月，打了胜仗，什么‘一贯错误’？”九师师长段德昌对夏曦的处分也很不服气，据贺龙回忆：“段德昌不同意这个决议，他责问夏曦说江南苏区失守是你的事还是我的事？部队可以调你为什么不调？你谈话在先，决议在后，你谈完话我们就走了，怎么怪我们？”夏曦和军队多数红军高级干部产生了严重的对立，据贺龙回忆：“实际上他是与整个新前委争论，新前委有万涛、刘鸣先、孙德清、段德昌、陈培英[荫]和我，万涛任书记。在竹根滩打了六天仗，就争论六天，部队无人指挥。会上党的同志、军事干部都批评夏曦。” “夏曦在当时是十分孤立的”。
万涛对夏曦的不满是最激烈的。他以三军政委名义带领九师北进，回来时不仅九师扩大了一个团，还把三军主力七、八师都带回来了，苏区军事实力大大增加，自以为功劳不小，结果却遭到羞辱性的撤职处分。万涛被赶出红军、回到地方后，在省委会上听夏曦的爱人谭国甫提到“中央由于东山失守的真象不明而问夏曦的电文，以及夏曦对中央复电的电文（谭国甫管电台，翻译电码)”，了解到夏曦在江南苏区失守问题上推卸责任的意图，对夏曦的不满更加激烈了。万涛不仅公开表示对的处分表示不满，还把官司打到了中央，10月18日和25日两次致信中央，质疑夏曦对自己的处分。

在“九师错误”争论尚未平息的情况下，11月因在红军的发展方向上出现分歧，气愤难平的万涛违背了当时中共组织原则，自下而上发动了批判夏曦“右倾逃跑主义”的斗争，其根本目的是推翻夏曦的领导地位。
湘鄂西洪湖核心苏区虽然群众条件很好，但是距离武汉很近，交通便利，地理上很利于敌人进攻，而不利于防守，洪湖苇荡虽能隐藏游击队，却很难容纳万人以上的主力红军。当面临敌人第四次“围剿”时，段德昌提出向北部鄂豫边山区发展，这一建议得到了夏曦的支持。从湘鄂西红军一次又一次被迫上山才能生存的事实来看，这一发展方向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当然，红军主力离开意味着苏区必然遭到敌人蹂躏，这是苏区地方干部和群众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当三军参谋长唐赤英向省委传达红军决策时，立刻引起万涛等地方干部的强烈不满，他们把矛头直指夏曦，掀起了批判夏曦“右倾逃跑主义”的运动，进而写信、派人到中央告状，力图推翻夏曦的领导地位。
据当时的省委书记杨光华回忆：“夏曦派唐赤英（军委参谋长）到省委来传达前方的意见，省委才召开常委会议，听取唐的传达，唐出人意外地说出了中央分局、军委关于反第四次‘围剿’的决定，要把红军主力拉到鄂豫边区去，洪湖只留游击队和敌周旋，还说省委是否搬家的问题，特来征求省委的意见。我们听了这个决定感到惊奇，还没有来得及仔细考虑时，万涛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就骂：‘娘的，邓中夏把红军主力带走，搞逃跑主义，害得我们好苦啊！夏曦又要搞逃跑主义，把红军主力带走，让我们再吃立三路线时的苦头！难道中央代表都是这样帮倒忙的吗？’”
当省委干部向夏曦提出反对意见时，夏曦没有坚持，基本放弃了原来的想法。但是万涛并未善罢甘休，发动了清算夏曦右倾逃跑主义的斗争，在中央分局、省委联席会议上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据杨光华回忆：“要清算夏曦右倾逃跑主义路线问题，被万涛弄的满城风雨。湘鄂西的领导干部，听到夏曦要重复邓中夏右倾逃跑主义路线，无不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一直闹到召开由央分局、省委联席会议，在联席会议上，万、夏发生了激烈争论”，“尔后就一直闹到诉之于中央，两次派人到中央打‘官司’。”
万涛趁夏曦与贺龙率军到前线的机会，11月20日又组织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力图利用地方干部的不满情绪，自下而上地推翻夏曦的领导地位，从中共当时的组织原则来看，这几乎是一次“造反”。据庄东晓回忆：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讨论最热烈的问题还是军事问题。第一个是夏西想抛弃洪湖根据地，笫二个是右江失守的问题。”“扩大会并一致同意调夏西离开军队，决定魏士筠来中央报告一切”。“扩大会后，各地充满了对夏西的不满，同时中央分局的威信大大降低。省代会前和他由部队回后方后这一时间中，夏西的信仰差不多扫地”。
省委在扩大会议后给中央写了报告，报告中对夏曦提出严厉抨击，事实上是向中央要求撤换夏曦：“这次省委扩大会议（十一月二十日)，关于中央分局的领导问题，争执甚烈，各地到会的代表，极大多数对中央分局的领导公开表示怀疑”，“他们大多数一致的意见，认为：夏牺[曦]同志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有的说是一贯的取消主义。”“夏牺同志在红军中的领导，省委认为不适宜的，曾托宋同志向中央报告，同时红军中一般干部均对军部不满，当然对夏同志的信仰也很低，请中央迅速解决这一问题。”
省委在万涛的影响之下，又于12月1日做出了关于九师行动的新决议，推翻原来夏曦做出的处分决定，等于是下级公开对抗上级，这在中共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在当时也违反了“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省委决议提到：“省委起初未看清九师行动的错误，自己应负主要责任，而把一切错误归于九师负责同志和万涛同志的身上。同时不去考究事实，竟凭空提出许多非事实的批评”，“当时撤销万涛同志政委职权是不正确的。”
在省委扩大会议前，省委已经派出宋盘铭到中央告状，11月20日扩大会议后，万涛等认为宋盘铭还没有掌握最新情况，于是又派省委秘书长蔚士钧到上海，要求他务必说服中央处理夏曦。

1932年1月22日，中共湘鄂西第四次代表大会在监利周老咀召开，大会代表127人，代表湘鄂西两万多名党员。万涛、潘家辰等反对夏曦领导的人显然在会前有充分的联络活动，贺龙等高级将领也支持他们，使得这次大会在前期成了声讨夏曦的大会，夏曦的领导地位在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自下而上推翻夏曦的计划接近成功。
作为中央分局书记、湘鄂西党最高领导人的夏曦，在刚开会时做了6个小时政治报告后，接下来两天始终处于遭围攻的境地。当时“空气紧张到极点，大部分是对军事问题对夏西[曦]的不满。” “部分同志反夏曦同志的情绪，加之潘家洵[辰]派别分子的从中活动，将政治问题中心完全集中到夏曦同志是主张‘退却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一点上，要夏西同志承认这一错误。”“夏同志被他们诬蔑为调和派，受到严重的攻击，政治问题讨论的三天中完全在闹这些问题。全场空气，代表中受他们影啊很大”。据贺龙回忆：“到会代表几乎一致批评夏曦，有七十多个人向夏曦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都是大问题，如土改侵犯中农利益，地主杀全家，富农送出苏区，发展苏区、江南失败、军队改编、处分整个红军、打老新口时遣散伤员及地方干部等等，把夏曦同志整的没有办法。下面拍桌子，夏在上面象死人一样。”
大会原计划第四天上午做结论，一共127名代表，已经有70多人公开批评夏曦，再加上那些没有发言的反对者，反对夏曦的人远远超过半数，可以想见大会将做出怎样的决议。但是在大会的第三天，到中央告状的蔚士钧和中央代表关向应赶到，他们带来的中央精神使形势发生了极具戏剧性的大逆转。
在中共中央看来，虽然夏曦的领导有不成熟之处，但万涛、潘家辰等自下而上推翻中央分局领导的错误更大，因为这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共高度集中统一的组织体系。作为一个列宁主义的革命党，依据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指挥枪等原则建立的严密组织体系是中共力量的源泉，是其最终打败国民党、取得成功的关键，是不容挑战的。自1928年以来，中共已展开反对极端民主化的斗争，1929年6月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被选举下台之后，中共中央强力支持毛泽东重返红军，12月召开红四军九大（古田会议），强化政治委员制度，实际上彻底否定了自下而上变更领导的行为。自此以后，只有作为最高领导机关的中共中央在1935年遵义会议和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自下而上变更领导，下级机关的领导都是自上而下决定。中共中央数年来一直在加强对苏区的领导、强化高度集中统一的组织体系，夏曦是中央分局书记，是代表中央来领导湘鄂西的，万涛、潘家辰等自下而上推翻夏曦的尝试，自然被当作对抗中央、违背组织原则的严重错误，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中央在1932年1月的指示信可以看作对万涛等的回答，中央虽然认为夏曦的领导存在一些缺点，但是同时认为对组织原则是不允许有任何质疑和挑战的：“中央分局的组织，是中央在四中全会后加强对苏区的领导的一种方式，现在许多光荣的胜利已经证明这种领导方式的伟大成功，同样在湘鄂西亦已表现他显著的成绩，中央分局是中央的代表机关，他代表中央直接指导苏区工作，他在苏区有最高权力”，“中央认为在目前条件下，只有中央分局才能保证湘鄂西党真正去执行国际中央路线，他无条件是应当而且必须存在，怀疑中央分局的路线与组织的正确性甚至提议取消中央分局是极端严重的错误”。
大会在蔚士钧和关向应赶到后休会了一天半，主要由关向应、蔚士钧、夏曦召集高级领导人传达中央精神。大会重新开会后，形势完全逆转，其中蔚士钧对万涛的揭发和他报告在上海转变思想的过程起了关键作用，蔚士钧的角色类似于1929年“朱毛之争”中去上海汇报并转变思想的陈毅。据杨光华的回忆：“蔚士钧说：派我去中央是万涛挑选的中间人物，但动身之前万对我私下吩咐，去控告夏曦，务必得到中央处理夏曦的决定。我把万的要求向中央讲明以后，中央认为万涛指控夏曦是别有用心的，为此留我在中央受训，使我提高了认识，明辨了是非，明白了万涛反对夏曦就是反对党中央。中央派我回来揭露万涛的反党阴谋，我向大会表示，我受了万涛的影响，经中央教育后，坚决与万涛的反党行为划清界限，争取做一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
关向应是另一个起到关键作用的人，他直接代表中央，当时中共中央在党员中还是很有权威的。据杨光华的回忆：“关说：中央认为以万涛、潘家辰为首的小宗派反党活动，是反中央的，反国际路线的阴谋活动，中央命令立即制止这种反党行为，不许用任何理由加以辩护，以免混淆是非，从而维护党的统一领导，这是我党更加布尔什维克的崇高纪律。中央号召湘鄂西党在中央分局统一领导下，对反党分子进行严肃批判，给予无情打击。这个命令一宣布，会场气氛大变，从反夏曦一变而为反万涛、潘家辰。杨成林在主席台上更是把万涛、潘家辰骂得狗血淋头。贺龙同志在主席台上没有发言。”
万涛、潘家辰等推翻夏曦领导地位的尝试在中央干预下彻底失败，夏曦主持通过的《中共湘鄂西第四次代表大会政治任务决议案》对万涛、潘家辰等提出了严厉的抨击：“万涛同志以领导者的地位在自己影响之下，团结了一部分同志在扩大会议开始向中央分局作复仇的斗争，采用两面派的手段来反对中央分局，企图将省委与中央分局对立，团结了反党的分子（如潘家洵[辰]），用种种谰言去动摇党和红军領导”，“万涛同志根据自己不正确的观点去反对中央分局正确的领导，去作复仇的斗争，完全是反党的斗争，只有帮助反革命的意义。”“大会要求万涛，潘家洵同志完全承认自己的错误”，“可是万涛同志在大会的表示是不够的”，“特别是潘家洵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大会认为只有要求他们彻底的承认错误，继续不断的开展反机会主义斗争，才可保障国际的一致与巩固。”
决议强调万涛、潘家辰都没有完全承认错误，显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持续的斗争，联系到四次大会转向批判万涛、潘家辰后，贺龙并未发言表示支持。很显然，夏曦并不认为四次大会的胜利是彻底的胜利，是湘鄂西党内斗争的终结。相反，夏曦认为反对他的人并未真正服气，只是被迫服从中央的权威，事实也确实如此。因此，从“九师错误”争论开始，中间经过省委扩大会议和四次代表大会，直到后来的残酷肃反，是一场连续的党内斗争，肃反和肃反扩大化绝不是偶然发生的，贺龙说的很清楚：“三军回洪湖后的一些问题的争论是四大会上的争论和‘肃反’杀人的根子。”

湘鄂西肃反是在中央指示的推动下展开的，1932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做出《中央关于同苏区内反革命团体斗争的决议》，这个决议一方面强调要“最坚决”、“最无情”的开展肃反；另一方面也明确指出要“绝对防止”象中央苏区特别是闽西那样搞肃反扩大化。
在落实中央决议过程中，湘鄂西中央分局在1932年4月还强调不要扩大化、最好不用刑审、允许自首、县级没有杀人权。到5月，肃反愈演愈烈。据杨光华回忆：“襄北在天门、汉川县委所在地捕获了一个敌军营长名张锡侯，经过审讯，他供出天汉县委军事部长杨国茂是他们同伙，张又供出八师参谋长胡慎已。夏曦以军委主席团主席身份，命令在前方组织军事法庭，并任命朱勉之为军事法庭庭长。”
从5月到6月，“夏曦立即成立了一个警卫团，以罗统一为团长，直属军委主席夏曦指挥，逮捕了省政治保卫局局长彭国才，从前方调朱勉之带领在押‘犯人’到后方，调监利县委书记马武为政治保卫局局长，朱勉之为政治保卫局审判长，组织了新的政治保卫局机构而开始向省委进攻，逮捕了省委常委万涛。”
肃反由政治领导夏曦、关向应直接领导保卫局进行，即使是军队中的肃反，贺龙这样的军事领导也无权过问。虽然在湘鄂西中央分局4月的决议里还说最好不用刑审，但后来肃反大规模展开后，实际上还是以刑讯逼供为主要方法。九师二十七团团长杨嘉瑞被抓了起来，据他后来回忆：“他们对我用了刑，将我的手拇指和脚拇指用很细的绳索扎了起来，放在一条板凳上，两头狠劲一拉，痛得我头昏眼花，接着就指问口供，要我‘自首’。我不肯‘自首’，他们就用皮鞭抽打我，将我打的昏死过去。醒来后，他们又拿出事先写好的名单，念一个，要我重复照念，这就算是我的口供了。这些名单绝大多数我不认识。

”
据当时省委干部、潘家辰夫人庄东晓回忆：“在我被转到‘犯人’旁边房子里的日子里，特别每当深夜，所谓‘犯人’被打的呼叫声，吵得我几乎没有一夜能合眼，只有利用白天来补睡。一天中午，大概看守的人饭后休息去了，我矇胧中只见一个满身是伤似人非人的阴影在蠕动，这是谁？我几乎叫出声来，见他频频摇手示意，细看之下，才认出原来是红九师政委戴君实。他走前几步细声对我说：‘庄同志，您大概不要紧的，希望您能照着列宁主义的路线来发展中国党的事业！我是摧残党的，当打得我受不住、他们指着名单叫我认的时候，我那时昏了，我都认了，凡是我知道的和我听说过的名字我都认了。’”
省委领导之一杨成林本来是夏曦的少数支持者之一，但是他亲眼目睹了刑讯逼供的残暴和荒谬之后，竟吓得逃跑了。据杨光华回忆：“我们派杨成林同志去监审。所反映的情况更是可恶已极，不但严刑逼供，还指名问供，各种毒刑无所不用。”“监审第三天，杨成林就告诉我说：‘不得了，他们要供到我们头上了。’谁知他留了一个条子给夏曦就跑了。”“上面写道：夏胡子，我杨成林决不是反革命，也决对不作反革命，永别了！”
在这种残暴荒谬的刑讯逼供之下，大批红军干部很快被打为反革命，5月底省委给中央报告提到：“红军中已破获改逆最高领导机关——军事委员会，以胡慎己负总责(系红八师参谋长)，以九人组织，其余委员系邓希禹（系八师二十四团参谋长)，朱寿谦(系红八师特务长)、傅光夏（红八师政治部主任)、谢锡章（红八师二十四团第一营营长）、刘树植(红七师二十团团长)、黄正金(红九师参谋)、李孝侯（红九师二十七团参谋长)、樵继汉（红八师二十四团政委)，此外有刘革非（红七师十九团政委)、朱璧容(红九师副官长）、熊管理员（红九师的，名字未详)、罗汉(红军第三团补充团长)，以上名单已逮捕。”
到7月，夏曦已经宣称查获反革命干部数百人，其中军队干部一百多、地方干部三百多。
在夏曦给中央的报告提到：“自省四次代表大会后，我们对于肃反已有相当注意，五月间开始在天汉县（汉川之襄北天门之东的区域）破获，以至破获三军中全部反革命组织，又因此线索破获全苏区整个反革命组织”。红三军共查获重要反革命分子团级以上军事干部19人、政治干部9人，下级干部百余人；军委直属机关共查获军事干部13人、政治干部4人、医生6人。地方组织主要在省委、县委查获重要干部23人，事务技术人员40-50人，地方上干部总共300人左右。
湘鄂西失败后，肃反的重要支持者省委书记杨光华逃到上海。在1932年12月杨光华给中央写的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苏区失败以前，大部分军队和地方干部都被打成反革命了。当时中央还没有批评湘鄂西肃反，杨光华是把抓出大批反革命当作成绩来宣扬的：“省委常委中有两个（万涛、杨成林），还有一个嫌疑□□；执委中除夏曦、贺龙及一个实际负江南县委书记之工人方国生，江陵县委书记之工人李家芬（曾经做过省总委员长）及□□系嫌疑外，其余都是反革命分子。省委机关中从组织部长杨成林，一直到干事是清一色”。“各县：沔阳县委全部，江陵县委全部，川阳县委全部，江南县委只书记不是，潜江县委书记有嫌疑，其余都是，天汉县委全部，天潜县委全部，京山、荆门、云孝县委书记都是（县委中记不清楚)，监利县委除书记外，其余大部分是的。宜昌特委全部。襄北特委，襄北特委除一个团的是嫌疑外，其余都是的。”“红军中一个师长，三个师政治委员，一个军参谋长，另□□□□嫌疑，三个师参谋长，三个师政治部主任，师政治部组织科长、宣传科全部，政治、社会两科记不清楚，但主要负责人大部分都是。团长、政委、参谋长大部分是的。”
肃反被捕的反革命大都集中到省委、中央分局所在地瞿家湾，第一次肃反被捕总数约为两千人。据杨光华说：“各县及红军中的主要反革命首领都集中到保卫局了，各县则没有处决权。”庄东晓也谈到：“大批在军队中捕起来的都一齐押到瞿家湾（省委、中央分局所在地），省的机关都空出以押犯人”，“据说当时被捕犯人将及两千，确否不得而知。”
当时党内阶级观点占有优势，肃反中出身于较富有家庭的干部几乎都被杀害，而下层工农分子大多通过“自首”被释放。在5月的省委紧急通知提到：“并不是凡有之改组派等执行杀尽，而是要根据省苏所颁布之自首条例，作广大宣传，号召误入者自首，自首者概免杀罪。”6月省委做出决议：“对于反革命分子的处置，要从阶级的立场去处置，号召工人、贫农××分子自首”，“对于工人、贫农、中农分子则完全××教育方法为原则，组织训练队、生产队，使他们了解自己的错误。”在7月夏曦给中央的报告也提到：“同时定出有自首条例，发表传单，号召被欺骗压迫加入反革命派之分子自首”，“下层工农分子现已有三百人恢复自由”。
1932年9月，湘鄂西苏区军事失败，被敌军攻陷占领，肃反被迫中断。从7月起，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对湘鄂西苏区的第四次“围剿”，由于敌人兵力强大，同时也由于肃反大大削弱了红军和党的领导力量，战局始终被动，苏区逐渐缩小，在被敌人占领的区域肃反当然无法再进行了。到9月初，省委、中央分局所在地瞿家湾被敌军攻占，苏区全面失败，红三军主力八、九两师和七师分别突围到襄北，夏曦带地方部队独立师退入洪湖，但也无法立足，被迫撤离苏区。撤退过程损失惨重，“中央分局、省委和苏维埃政府的大批干部几乎全部被抛弃在沦陷了的鄂西地区内。就连夏曦最信任的政治保卫局和政治保卫队，也只带出了几个人。”
在失败、撤退的极度混乱之中，肃反被捕者有的被杀，有的被放，有的趁乱逃走。据杨光华1932年12月给中央的报告：“敌人进攻新沟咀时，很忙的将犯人全部遣到洪湖当中，后敌人攻破柳关占领瞿家湾时，我同七师到江陵，夏西同志留洪湖同马武同志解决反革命，除将主要首领与做过毒辣工作的处决（照决定的原则），其余自首的及[受]欺骗的下层分子都释放了。”又据杨光华1984年回忆：“省委机关的非武装人员，在没有计划退却的情况下，向洪湖逃去。有的被俘。（谢觉哉同志也被俘。据他亲眼看见夏曦杀人，来不及就用麻袋装着往湖里沉，真是惨不忍闻。）” 从著名革命干部柳直荀的具体情况也可见当时的混乱情势，连夏曦都不知道柳直荀是否被杀，1934年3月还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询问：“据传闻柳克明、潘家辰现逃上海，请中央查有无其事。”当然，根据后来的调查，柳直荀、潘家辰当时都被杀害了。


大约1932年10月，夏曦带领独立师余部和红三军主力会合于六房嘴，在失败撤退的混乱之中，红军中纪律难以维持，失败情绪严重，夏曦解决这些问题没有别的办法，还是肃反。他在会合之后几乎立刻就开展了新的肃反，即湘鄂西红军第二次肃反。1932年11-12月间，红三军在敌军尾追堵截之中无法立足，只好继续向北，转战于秦岭、大巴山之间，行军7000余里，中间只休息过两天半，处境极其危险，而夏曦的二次肃反始终不曾间断。
据夏曦后来给中央的报告：“此次正是我们失败之后，差不多每天有敌人追击，每天战争和行军，部队的建制也是破坏了，完全失却统率的机能，完全不能听从指挥，枪一响建制即完全紊乱。所以每天部队中丢枪、抛弃军用品以及少数的拖枪投向敌人都随时发生，军旗都在此时被改组派分子抛给敌人。尤其严重的是阶级路线的破坏，在农村中，破坏了阶级利益，到小的街道上，所有的东西完全没收一空。 二次肃反，亦是这时开始”。“二次肃反，一直继续到长途行军的终结。我们的长途行军，是在苏区失败之后，部队的政治情绪失败主义的非常厉害，改派利用这一个条件更大的来破坏我们。”“二次肃反共逮捕二百四十一人。这二百四十一人中，有一个师长王一鸣，一个军参谋长唐赤英，其次即是团长、营长以及一次肃反中所残余的政治机关人员，连长这一级是很少数的。”
红三军卫生处长贺彪也在二次肃反中被逮捕了，据他后来回忆：“像我这样被捕的‘改组派’、‘反革命’约200人。为了看管、审问方便，看押人员将我们分门别类。凡从洪湖突围出的地方干部被编为一个连，因为这些人中不少曾任过乡、区、县的苏维埃主席，因而被称为‘主席连’。红军干部编成一个连，称之为‘干部连’。我是红3军卫生处长，自然被编在‘干部连’。此后，在向湘鄂边转移的7000里征途中，我一直作为犯人随部队行动。行军时，脚镣才被取下，但手铐要戴着。为了防止‘犯人’逃跑，战士们看押方便，我们每个人脖子上系着麻绳，然后用一根长绳把全连人拴到一起”。“12月末，部队到达巫山县，准备翻越巫山，渡过长江。一天晚上，‘干部连’的犯人被按不同情况分别关押在几个地方。第二天早上，除了我和两名年轻的副团长外，‘干部连’的其他‘犯人’统统被处决；行军时我发现，‘主席连’也少了许多人。”
夏曦的不断肃反引起贺龙极大不满，双方爆发激烈冲突，夏曦几乎对贺龙下手，贺龙也准备暴力反抗，在关向应的苦心调节之下，才没有爆发类似“富田事变”的彻底决裂。据贺龙回忆：“在竹林关。他把我和关的警卫员枪皆下了，还逮捕了两个警卫员，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的警卫员枪不下？我把身上带的一支白朗林手枪，也掏出来放在桌子上，说：还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也不给。这是我的。我当营长时就带着他了。那时枪皆上了顶门火了，时刻准备着，一是打自己，一是打人。”

1932年12月底，红三军在巴东南渡长江，到达湘鄂边的鹤峰。1933年1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毛坝召开会议，会上贺龙提出停止肃反，并向关向应提出通过自下而上的选举变更领导，但遭到关向应严厉批评，认为这是违反组织原则的。作为最高领导机关的中共中央，在长征中可以通过遵义会议变更领导，但是湘鄂西中央分局却不能，只有中共中央才能变更它的领导，这确实是当时的组织原则。据贺龙回忆：毛坝会议讨论后，我向夏曦提出“肃反停一个时期，有了反革命再说么！他不同意。这时我第一次向小关提出‘你当书记。我们开个会选一下么！选他是选谁。’小关批评我无组织无纪律，批评的很严厉。”
1933年1月13日，红三军进占桑植，但是28日又在优势敌军的进攻下被迫撤出，退回鹤峰毛坝，这时夏曦又开始了第三次肃反，九师与鹤峰地方干部大受摧残。在连续失败之下，夏曦的领导威信几乎荡然无存，由于害怕反对者借党的会议联络反对他，夏曦竟提出解散红军中的党组织，九师师长段德昌对夏曦提出激烈批评，后又和宋盘铭写联名信提出返回洪湖。夏曦为了维护自己的领导地位，拿不出别的办法，还是肃反，以“分裂红军”的罪名杀害了段德昌。
夏曦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谈到：“三次肃反是退出桑植后，在恢复与发展巴东、建始、施南的苏区过程当中，当时改组派的口号：‘立即回洪湖去’，山上不能创造苏区，包谷饭不好吃，山路不好扒[爬]。”“从桑植退出后，在走马坪与独立师会师，独立师主要的是湘鄂边独立团编制成的，湘鄂边（五[峰]、鹤峰）党的机关、苏维埃机关、部队中的主要的地位完全为改组派把持。这些改派的领袖如周小康、陈叶平、杨英等在湘鄂边的改派差不多是公开活动”。“三次肃反的开始，从破坏独立师的改组派的组织，一直到段德昌。在逮捕段德昌前夜的时候，段德昌在刘家寺企图将九师拖走，可是这一个阴谋计划未有实现。 三次肃反共逮捕了二百三十六人，主要的是段德昌与军参谋处长和湘鄂边独立团的改派分子。”“在三次肃反以后，党的组织解散了，因之党的工作与政治工作是完全停顿的。”
贺龙的回忆更加生动：“退出桑植开第二次毛坝会议，

夏提出解散党，创造新红军。大家都不同意；我讲解散党我不同意，我在旧军时就想参加党，到南昌暴动才加入；我只晓得红军是党领导的，解散党我不同意，别的道理我说不出。段接着也补充发言，段不满意，说：‘你把红军搞完了，苏区搞垮了，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罪人？！小关不断的插话，想叫我们不讲，宋盘铭也讲了，他说：‘我从小被党送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加入党，解散党我不同意。’”“以后到金果坪就解散党了”。“到麻水，九师是在什么地方？(谷插言：沙道沟。）段德昌、宋盘铭写信来建议回洪湖。夏就说段德昌要带九师跑，我说他不会跑，要跑他还写信回来。结果还是调回来，在邬阳关调回来，在金果坪杀了”。
1933年3月24日巴东县金果坪会议上，夏曦不顾其他领导人的反对，下令解散党组织。按当时的组织原则，夏曦作为最高政治领导有最后决定权。夏曦认为：“到了三次肃反以后，感觉到党在没有清洗以前，党的活动，供了改派的利用，当时觉得改造党已经不能依靠旧的干部，因此决定解散，重新登记”。夏曦名义上是要清洗后重新登记，但实际上是解散后很长时间内并没有重新登记，造成历史上罕见的、一支主力红军没有党组织的怪象。据廖汉生回忆：“多数党员在肃反中被杀，以为当时党员都是改组派，及至发展到解散全党，取消一切政治机关及连队支部，当时全军只剩下四个党员(贺龙、关向应、夏曦、芦冬生——芦为与中央联络之交通)”。

1933年5-6月间，夏曦又开始了第四次肃反，杀害了九师政委宋盘铭、七师师长叶光吉、七师政委盛联均等。据夏曦报告：“四次肃反，一共逮捕一百七十二人，主要的是宋盘铭以及七师师长叶光吉同师政治委员盛联均和军政治部政务科长以及军管理科科长江器也。 这一次肃反的开始是起于九师二十七团以及师部各部处联合着反对师长拥护宋盘铭。这一个事件的里面，是二十七团团长联合二十五团团长等主要的反革命分子，企图举行一个军事叛变”。
1933年夏天，敌军围攻鹤峰地区的红三军，形势恶化，在鹤峰也站不住脚了。贺龙在银石坪会议又提出停止肃反，得到关向应的支持，谷志标等被释放。不过当贺龙再次对关向应提出变更领导、由关向应代替夏曦主持工作时，又一次遭到坚持组织原则的关向应拒绝。据贺龙回忆：“银石坪会议没斗，那时候他俩是悲观失望，特别是夏曦，我鼓励夏曦，并说再肃反不行了，才放了谷志标。到银石坪我也提了要小关搞。”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中共组织原则的潜在危险，一方面高度集中统一的组织在对敌斗争中很有力量，但另一方面，当领导者发生错误时，很难自下而上地纠正错误，这个危险最终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造成了更大的灾难。
7月，红三军缩编为两个师后分开行动，贺龙、关向应带领军部和九师，夏曦、卢冬生带领七师，到12月会合时，红三军总共只剩下三千余人。失败退出洪湖后，关向应对肃反、对夏曦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分开行动后，关向应和贺龙在一起，思想也逐渐与贺龙接近。本来关向应是受中央派遣，专门到湘鄂西来维护夏曦的领导地位的，在1932年1月湘鄂西四大上，关向应代表中央的支持对维护夏曦的领导起到了关键作用。在肃反初期，关向应对夏曦也是非常支持的。但是随着肃反的恶果逐渐暴露，关向应积累了经验，也开始怀疑夏曦的不断肃反，转而保护一些人，因此与夏曦产生了矛盾。关向应的这种转变，使他在红三军中得到干部战士得到拥护，这也是肃反纠正后，受到普遍憎恨的夏曦无法继续在二军团工作，而关向应一直在原部队工作、并始终享有很高威望的重要原因。
1934年初，红三军几乎丧失了全部根据地，被迫在湘西龙山、永顺、桑植、大庸、慈利等地游荡，但肃反仍没有停止，关向应和夏曦分歧逐渐加深。据关向应的警卫员李文清回忆：“在‘肃反’近两年的时间里，我们生活在他身边的警卫人员，没有看见关政委亲自下令杀掉一个自己的人。相反，他冒着自己随时被杀的危险，保护了一大批干部和战士。我和吴子杰、谭友林、刘林、杨秀山、成均、樊哲详、罗坤山、谷志标等人，都是关政委从虎口里营救出来的。肃反中，从苏联留学回来的40多人都被杀掉了，关政委也是留苏的，早已被夏曦视为眼中钉。但慑于关政委的地位，不敢轻易对他下毒手。”
红三军此时处于最危险的境地，部队只剩三千多人，子弹极少，几乎没有能力打硬仗，随时都有覆灭的可能，而内部在一年多的时间连续四次肃反，大批骨干被杀，元气大伤，党组织也被解散。

在1934年初那样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夏曦并未反思肃反的错误，甚至为了维护他领导肃反的正确性，还在1934年2月16日通过中央分局制定了《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肃反总结与清党的决议的报告大纲》”。1934年3月17日在夏曦等给中央的报告中重点宣扬了肃反的成就：“湘鄂西苏区及红三军经过四次肃反，前后逮捕三千多人，党苏干部十分之九为改组派，因是决定解散党和青年团的下级组织，举行清党清团重新重记。”
但这两个文件已经是夏曦领导肃反的最后余波了，关向应等重要领导人已经转变，对肃反的抵制力量越来越大，而夏曦自己也在连续失败之中丧失了信心，日益消极，不再力图强化领导，逐渐失去了肃反的动力。当然，这个变化不是一天发生的，有一个权力逐渐转移的过程，1934年春红三军进入贵州东部，这个过程加快了。据廖汉生回忆：“ 夏曦同志之领导，(一九三四年春）在贵州沿河印江之间之南腰界开会检讨，夏承认自己错误，但有人质问他是怎样错误时，夏大发脾气又与贺龙同志争吵起来，未果而散。”
1934年6月在贵州沿河县召开的枫香溪会议是重要的转折点，甚至可以说类似于中央红军的遵义会议。枫香溪会议决定停止流浪，利用贵州东部敌军薄弱的有利情况，着手创建黔东苏区，同时停止肃反，恢复党组织。据贺龙回忆：“到了枫香溪以后，我说再也不能这样走了。我先与小关交换了如何创造黔东根据地；怎样争取神兵的问题，在会上提出后，夏曦不同意争取神兵的工作，同意建立黔东根据地”，“夏曦在黔东时期，一直是消极的，行军到宿营地就是吃饭、睡觉。没有作什么工作。”“黔东这个时期的工作，是红三军的一个很大的转变，肃反停止了，提拔了一批干部；建立了党，恢复了政治机关，在各县建立了游击队和独立团，扩大了红军，建立了根据地，这些都是转变。”
枫香溪会议虽然停止了肃反，但是由于并未触动夏曦的领导地位，军中的恐怖气氛难以消散，所以转变的过程是缓慢的、困难重重的。1934年7月，中央通讯员到达贵州沿城红三军总部，带来中央5月6日的指示信，才真正动摇了夏曦的领导地位，大大加快了转变的进程。其实早在一年前的1933年7月21日，中央就已经对湘鄂西肃反扩大化提出了严厉批评，可惜红三军早已失去了联系中央的电台，而这封信也未能送到。这封信中明确批评：“湘鄂西党的工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五月五日的信中你们以为‘湘鄂西苏区的失败’，是因为‘党，苏维埃和红军的大多数干部是改组派’。这种见解是不正确的，夸大的。事实上改组派只是少数”。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高度集中统一的权力结构，一方面有着强大的力量，同时也有严重的弊端，只因沟通不畅，电台联系中断，一封关键的指示信未能送达，就造成湘鄂西红军的肃反又持续了一年，损失巨大，下级很难自主地纠正错误。
1934年5月6日，六届五中全会后的中央再次写信严厉批评了湘鄂西的肃反：“除了你们自已少数人外，完全不相信群众与自己的同志，解散了所有的地方党部与团部，而将反革命的力量反扩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以至使你们终日陷入疑神疑鬼的恐怖中生活着，这种恐怖遂造成了你们把肃反当作一切工作中心的根本错误！实际上你们是作了反革命挑拨离间的俘虏，取消了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这是极大的罪恶！ 而且你们这样的肃反如继续向前发展，可以走到你们自己少数人也相互怀疑，猜忌与不信任的结果。我们绝对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党苏干部十分之九为改组派’，这种估计完全是不正确的，夸大的！事实上改组派只是最少数”。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7月下旬接到中央来信后，表示完全服从中央指示，于1934年8月4日通过了《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经中央的来信严厉批评后，夏曦的领导地位已经动摇，特别是湘鄂西中央分局通过正式决议纠正夏曦错误以后，关向应逐渐成为新的政治领导核心，开始放手进行恢复党团的工作。据廖汉生回忆：接到中央指示前，“内部关于恢复党的组织及政治机关有争论，虽通过了恢复，但对过去取消是否错误未能讨论，后接到中央五中全会指示，夏曦错误才逐渐被人认识，在关向应同志之主持下来恢复党的组织，关自认支书，介绍了一些党员入党，由于在肃反中杀的多为党员，故多数人不敢入党，过去之老党员亦不敢承认自己为党员而重新登记，有的人要他入党，即以双腕绳捆之疤痕出示，如杨秀山（现晋绥独四旅政委)重新登记后因畏惧被杀而逃跑，至三里之遥，后念及在敌人统治下何处可逃，故又返回，又如原大青山骑兵团长蔡九，可以英勇战斗不畏牺牲，但决不入党，直到1938年由贺龙、关向应介绍解释方入党。”
1934年10月24日，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下率先西征的红六军团在贵州印江县木黄与红三军会师。会师对两军都有重大积极意义，遭到围追堵截、极度困难的红六军团得到了休整机会，而红三军得以利用红六军团的电台和中央恢复电报联系，在政治局委员任弼时的主持下，彻底纠正了夏曦灾难性的领导，纠正了肃反造成的党和军队中的组织混乱状态。据廖汉生回忆：“六军团到后人数很少，疲劳不堪，由二军团掩护其休整。两个军团相比，六军团政治领导很好，但纪律很差；二军团由于肃反后，政治领导差，但能拖，纪律好，相互影响对二军团有很大帮助。”
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二、六军团合力进攻湘西，占领了永顺、大庸、桑植等县，在四省交界创建了湘鄂川黔苏区。1935年1月下旬，在大庸县丁家溶，由任弼时主持召开了红二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彻底清算了夏曦的领导错误，撤销了他的职务。据廖汉生回忆：“在任弼时同志主持下，开检讨会，清算了夏曦同志之右倾机会主义领导，夏曦被撤职，除贺龙及关向应同志外，其余二军团干部犹有余怖，仍皆未敢发言。”
在会上，任弼时对夏曦领导的肃反扩大化提出了严厉批评：“夏曦同志当时夸大反革命力量，在反革命活动面前，惊慌失措，认为部队中连长以上的干部，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改组派，逮捕的在二千人以上”。“夏曦同志同样认为，湘鄂西地方党、苏维埃区、县、省级的干部，也有百分之八、九十是改组派。”“在当时肃反中心论底下，把工作中同志们所有的错误缺点都看成是反革命捣鬼，因而取消了思想斗争，造成党和部队中严重的肃反恐怖现象。把战士和党团员的自发性、创造性、积极性完全抑制下去，同志们有意见不敢说，甚至互相猜疑。夏曦同志在那时恐怕只能相信自己一个人是唯一坚决革命的，其他的似乎都不可靠了。在这种恐怖与不信任、以肃反为一切工作中心的下面，没人敢说话，或自动去工作，人人觉得有被人认为是改组派而遭拘捕杀头的危险。这种情况的严重，的确可以走到自己解体的危险前途。”
不过中共中央接到任弼时的报告后，并不同意彻底否定夏曦、撤掉他的全部职务，要求在批评他的错误后，仍然保留他在领导机关工作。1935年3月31日中共中央给任弼时并转省委电称：“关于夏曦同志的错误，中央在你们同二军团会合后，曾明确指出，但并未说这种错误已发展到取消主义。这种说法是夸大了他的错误；”“你们所采取的组织结论，是不恰当的；”“苏区目前是处在一个极端困难的环境，领导机关内的团结一致，比什么都重要；”“夏曦同志必须继续在领导机关内工作，

以同志的态度，在实际工作中说服与纠正他的错误”。任弼时对夏曦采取了团结教育的方针，继续保留了他的湘鄂川黔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和省委委员的领导职务。1935年5月，又任命他为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
夏曦卸下湘鄂西最高领导人的重担后，似乎又恢复成一个正常的共产党高级干部，据当时六军团领导人萧克说：夏曦“到六军团当政治部主任，做了很多工作。他平易近人，我和王震同志都承认他有水平，尊重他。一九三六年三月，我军退出毕节，在野马川、七星关地区，他去归附我们的绿林部队席大明部工作，该部背弃诺言，反水，夏曦同志过河时不幸溺水牺牲”，“在批判他的错误的时候，不能过分强调个人责任。”曾有传闻说夏曦落水后，战士由于对他以前肃反不满，故意不去救他，这个说法是不确切的，对夏曦不满的是二军团战士，牺牲时夏曦已到六军团工作。
夏曦本人也屡次对肃反杀害许多同志表示悔恨。二方面军开始长征后，“战斗不断，伤病员增多，给部队行动带来了很大困难。当时医疗条件差，对每位伤员的照顾难以周全。这时，夏曦在六军团政治部卫生部和同志们的谈话中，提到自己在湘鄂西主持肃反时发生的扩大化错误，沉痛地说：我一想起来就感到内疚，这是我还不了的帐啊。一定得解决好伤员问题，受伤的同志都是有功之人，不能再让我有负于伤员啊。痛惜之情，溢于言表。”

在湘鄂西苏区肃反被杀人数是关于这段历史的基本问题，但是关于这个史实却出现了不同的说法。虽然由于当时局势的动荡和管理的粗糙，绝大部分史料没有保存下来，最终的精确数字恐怕永远难以确定，不过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努力尽量接近历史真相。
关于被杀人数，由于贺龙元帅的权威地位，他1961年回顾二方面军历史时谈到的一个数字流传很广。贺龙说：“夏在洪湖一直杀了几个月，只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按贺龙的说法，单是第一次肃反就杀了一万多人，不少人据此认为湘鄂西是肃反杀人最多的苏区。但是贺龙当年作为军事领导人并不参与肃反领导，领导肃反的是政治领导人夏曦和关向应，贺龙自己也说：“那时捉人都是夏曦给关一个条子，关即按照夏的指示捉。条子根本不给我看。”贺龙提到的这个数字并没有得到其他史料的支持，他谈到这个数字的时间是1961年，距离当年的肃反已经三十年，所以很可能是痛惜激动之下的很不准确的夸张说法，不是历史事实。
当时主管肃反的夏曦在肃反刚刚结束的1934年9月15日给中央写了报告，汇报了肃反中被捕和被杀的人数。当时，肃反亲历者贺龙、关向应等都在，记忆仍很清晰，杨光华、庄东晓到中央写了报告。任弼时自两军会合后，即随二军团行动，同时调夏曦去六军团。到1935年1月丁家溶会议，任弼时已经在二军团工作了近三个月，亲自做了大量调查，他在报告中采用了被捕二千人以上这个数字，应该是经过贺龙、关向应认可的。所以夏曦报告即使有掩饰错误的倾向，也未必敢偏离事实太多。夏曦在报告中提到：“一次肃反的材料，失败时没有带出来，逮捕的约计千余人，处死刑者约百数十人，这些分子，最大部是一九三一年以前加入的。二、三、四次肃反逮捕的总数，共六百四十九人：二次二百四十一人；三次二百三十六人，四次一百七十二人。”“审判的结果：二次十四人（不确）处死刑，三次处死刑的五十六人，四次处死刑的四十一人。因病死的共二十八人；其余大部分自首释放；有四十余人开除红军军籍送出苏区。二、三、四次未书明如何判决的：二次一百九十八人，三次六十九人，四次二十六人。未书明如何判决中，在二次里有一部分是处死刑的或逃跑，三、四次则系立即开释的或开释未书明的。”“对于下层的干部，一、二、三次从连长以下大部分准其自首，战士完全不逮捕，至第四次，团长有几个准其自首，恐怖情绪也减弱了。”按照夏曦报告中的说法，四次肃反加起来，总共被捕人数约两千人，被杀和病死的约三百余人，最后情况不明的（被杀或逃跑）也有约三百人。
夏曦提到的数字可能有所缩小，实际被捕人数应该是大约三千人，不是两千人。因为仅仅半年之前，夏曦收到中央的批评信之前，还在3月17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重点宣扬了肃反的成就：“湘鄂西苏区及红三军经过四次肃反，前后逮捕三千多人”。笔者认为被捕约三千人的数字是比较可信的，或许还有些夸大，这个数字是夏曦把肃反当作正面成就报告时的提出的，有夸大的心理，没有试图遮掩的心理；另外，这个数字得到了其它史料的支持。当时省委干部、潘家辰夫人庄东晓1934年1月23日给中央写的报告中谈到：“据说当时被捕犯人将及两千”。，庄东晓这里说的是她自己亲历的第一次肃反，加上后三次肃反被捕人数，大致与总共被捕约三千人数字吻合。夏曦报告中提到二次肃反逮捕241人，也与二次肃反被捕的贺彪的回忆大致吻合，贺彪说：“像我这样被捕的‘改组派’、‘反革命’约200人。”
综上，夏曦领导的湘鄂西先后四次肃反被捕总人数约为三千人，被杀人数缺少其他材料，只好暂时采用夏曦报告的数字，因为当时肃反管理很严，被捕人员并不容易逃跑，如果把情况不明的大部分算作被杀，则被杀人数约为六百人，至少是在数百人这一个数量级，而不是数千人、上万人。当然，虽然湘鄂西肃反的领导比较集中，但是地方干部肃反中擅自抓人、杀人的情况也很难避免，实际受害人数肯定会高于这个数字。另外，湘鄂西苏区肃反一个很大的特点，是被杀者大多是干部。苏区有威望、有能力的干部大多被杀了，精华骨干损失非常惨重。

1930年苏区和红军的巨大发展以及城市组织的严重困难，改变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的思路，中共领导者认识到在农村有巨大的革命发展空间，开始把工作重心从城市向农村转移。
高度集中统一的严密组织体系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力量源泉，是在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中获胜的关键。但是由于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中共中央对苏区和红军的领导是很松散的，有时几个月才能有一次信件交流。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前后，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苏区的集中统一领导，先后派项英、任弼时等到中央苏区组建中央局，派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到鄂豫皖，派夏曦到湘鄂西，组建中央分局。
这些代表中央的领导人到达苏区后，在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过程中，由于经验认识的差别，由于对权力分配的歧见，由于领导能力的不足，甚至由于个人品格的缺陷，都和开创红军和苏区地方领导人发生了激烈的权力冲突。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在宁都会议被取消了领导权；在鄂豫皖，张国焘通过残酷的肃反取得了绝对控制权；夏曦领导的湘鄂西肃反也是这种权力冲突中的血腥一页，而且由于农村革命队伍中粗暴、任性的风气，由于个人能力、个人品质的原因，肃反的规模和残暴都严重扩大化了，远远超出了为建立统一领导的必要程度。
与鄂豫皖苏区相比，夏曦领导湘鄂西肃反还有其与众不同的悲剧特点，那就是夏曦领导能力的严重不足，与中央赋予他建立集中统一领导的使命之间，形成了无法克服的矛盾。张国焘有较强的领导能力，在通过肃反打击了部分反对者之后，他能够赢得四方面军中多数人的崇拜，建立难以动摇的领导地位。但是夏曦缺乏必要的领导能力，他能够通过肃反打击反对者，但却没有能力赢得下级发自内心的尊敬，以至于为了勉强维持自己的领导地位，他不得不先后进行四次肃反，几乎把湘鄂西有能力、有威望的干部杀光了，但也只落得孤家寡人的下场，最后在中央不满、全军愤恨中黯然离开。从这个角度来讲，夏曦也算一个被放错了位置、身不由己的悲剧人物。
夏曦从1921年入党到1935年牺牲，总共有14年的革命历史，在其中12年他被认为是个不错的干部，而在1932到1934这两年中，他却成了湘鄂西干部战士眼中的杀人恶魔。但杀人的不仅仅是夏曦，甚至在肃反中被杀的朱勉之、周小康、蔚士钧等，本身也参与过肃反杀人。或许我们可以说，在某些特殊的环境下，平时的正常人可以变成魔鬼，比如南京大屠杀中的日本兵、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人性中的黑暗深不可测，正常条件下，古老的、现代的文明规则制约着这种黑暗。一旦在激烈、紧张、野蛮、混乱的特殊环境催生出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一旦这种绝对权力破坏了基本的文明规则，一旦生死存亡的巨大压力扭曲了人性，世界将变成人与人互相迫害、互相仇杀的黑暗地狱。如何防患于未然，避免这种特殊环境再次出现，是我们从这段历史中得到的最深刻的教训。
（原文发表于《史学集刊》2015年第4期，发表时由于版面限制有较大压缩，这里是全稿）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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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关向应-张永：湘鄂西苏区肃反研究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