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蒋介石与胡适(1)

胡适-蒋介石与胡适(1)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胡适-蒋介石与胡适(1)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蒋介石与胡适(1)


蒋介石与胡适是中国近代两个著名的人物,他们是不同领域的佼佼者,蒋介石是国民党的领袖、政治威权者与军事强人,胡适是学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旗手,他们的关系为人所乐道,也被赋予诸多的历史蕴意。有些小故事,也常被拿出来一再解读。如1948年南京召开“行宪国大”时,蒋介石是否曾建议胡适出来竞选“总统”,其诚意如何,胡适又是如何反应?对此,学者们提供了不同的解释,其背后的“史观”颇耐人寻味。近年来,胡适与蒋介石两人的日记先后公诸于世,使我们有了借助当事人的记载再次审视此事的可能。
一、有无此事
对于蒋介石是否确曾建议胡适竞选“总统”?过去的解释是不可能。理由很简单:蒋介石嗜权如命,怎么可能会将要到手的“总统”宝座拱手相让,何况还是让给一个连国民党员都不是的胡适呢?此事是蒋介石的一个政治手腕与骗局。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与胡适有过颇多交往,他在《为胡适说几句话》中有一段话,可以说是此种解释的代表。季羡林写道:
蒋介石是流氓出身,一生也没有脱掉流氓习气。他实际上是玩胡适于股掌之上。可惜胡适对于这一点似乎并不清醒。有一度传言,蒋介石要让胡适当总统。连我这个政治幼儿园的小学生也知道,这根本是不可能的,这是一场地地道道的骗局。(载《胡适,还是鲁迅》,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第108页)
然而,事实是,无论是蒋介石还是胡适,在其日记中都有提议胡适竞选“总统”的记载,而且均记述颇详细,并非一笔带过。
蒋介石的日记中记载,他在1948年2月初偕宋美龄去庐山过农历春节(当年2月11日为正月初一),其间思考军政大计和他个人面对巨大内外压力之下的进退之策。蒋后来当面告诉胡适,推举他出而竞选“总统”的设想,就是在庐山时“考虑的结果”。(《胡适日记全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4年,第8册,第356页) 蒋从庐山回到南京,国民大会召开在即,谁来当“总统”成为蒋那一段时间考虑的重点,他在日记中常将对此事的思考记录下来:
3月27日,蒋介石在“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中,分别列了“不任总统之影响与国家利害之研究”与“胡适任总统之利弊”。29日,国民大会开幕。次日,他让王世杰向胡适转达如下意思:蒋将在国民党内提议胡适为“总统候选人”来竞选“总统”,而自己愿出任“行政院长”,“负责辅佐”。(《蒋介石日记》,1948年3月30日)。因此事关系甚大,蒋在31日的日记中记载,他在告诉胡适后,仍在思考利弊得失,并将此决定告诉了宋美龄。蒋认为,推举胡适“乃党国最大事件,……自信其非贯彻此一主张,无法建国,而且剿匪、革命亦难成功。”(《蒋介石日记》,1948年4月1日)4月4日,国民党召开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专门讨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问题。蒋在会上明确表示自己不参加“总统”竞选,建议国民党最好推举一党外人士参选。蒋的建议无异是重磅炸弹,在国民党内引起激烈争论,反对者居多。最后,蒋改变主意,4月5日中午,他嘱王世杰再去见胡适,转告国民党内的情况,不能再提议胡适。蒋对此深感愧疚,当天日记中记道:
此心歉惶,不知所云,此为余对一生对人最抱歉之事,好在除雪艇(王世杰字——引者)之外,无其他一人知其已接受余之要求为总统候选人之经过也,故于其并无所损耳。(《蒋介石日记》,1948年4月5日)。
几天后,蒋介石专邀胡适吃饭,当面致歉说:“不幸党内没有纪律,他的政策行不通。”胡适则不以为意,对蒋称,“党的最高干部敢反对总裁的主张,这是好现状,不是坏现状。”蒋转而要求胡适组织政党,胡适称“我不配组党”,建议蒋把国民党分化成两三个政党。(《胡适日记全集》第8册,第356页)
以上蒋、胡二人的日记互证表明,蒋介石确实在1948年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总统”时,有过支持让胡适出来竞选的想法,并一度为此努力,胡适对此过程十分清楚。至于蒋介石为什么要这样做,是“真心”还是“欺骗”?笔者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蒋介石本是真心让胡适出来选的,没有“玩弄”或“欺骗”的意思。当然,蒋的动机挺复杂,是需要另外讨论的问题。
二、胡适的态度
其实,蒋介石希望胡适出来选“总统”的事,虽然知者不多,但在蒋、胡二人日记公布之前,还是有人披露。对这类“揭秘性”史料,相当多的人是“宁信其无,不信其有”,根据他们的史观推理,蒋介石根本不会“放权”,即使蒋“放权”,胡适也不会接受。笔者的研究经历中就遇到这类人的指责与批判。
1997年台湾出版了老报人陆铿的《陆铿回忆与忏悔录》,其中有一节的标题为《奉命通知胡适博士做总统候选人》,专谈时任《中央日报》副总编辑的他在1948年奉蒋介石“文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之命与胡适见面,通知他国民党将推其为“总统候选人”,而胡适欲迎还拒的故事。笔者以此事切入写了篇短文,刊在1999年第3期的《读书》上,发表时编辑将标题改为《智者千虑》,非常传神,意在说胡适长期爱惜羽毛,拒绝到国民党政府里做官,但最后面对“总统”的诱惑,还是动了心。不料,此短文发表后,竟引来讨伐,谢泳与程巢夫分别写了《不能这样理解胡适》、《关于<智者千虑>所涉史实的辩证兼及文风》(二文均收入《胡适,还是鲁迅》一书),对笔者进行批评。谢文与程文的基本意思是有三点:1、陆铿的回忆是“孤证”,胡适不可能是那个样子; 2、胡适保持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立性,长期以来拒绝进入政府做官,所以他绝对不会对“总统”动心的;3、笔者不了解历史事实,且根本不能理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情怀。程文中有如下的话:
试问陈红民君:一个满脑子装着这些计划的人,一个如此胸襟的学者和教育家,他会舍得去实现这些目标的校长位置,去就那个名义上尊荣而干不成多少实事的总统高位吗?所以我说你是“以陈君之心,度胡适之腹”,一点也没有冤枉你。(见《胡适,还是鲁迅》,第163页)
陆铿涉及到胡适对出来选”总统”一事的回忆不是孤证。在此之前大陆出版的《胡适年谱》与台湾出版《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等均已有相关内容。2004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了10册一套的《胡适日记全集》(曹伯言整理),在此就依胡适日记的记载,看他当时的态度:
1948年3月30日
下午三点,王雪艇传来蒋主席的话,使我感觉百分不安。
蒋公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我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愿意做行政院长。
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
他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
但我实无此勇气。
1948年3月31日
八点,约周鲠生来谈,把昨天的话告诉他。请他替我想想。
午后与雪艇、鲠生谈了三点多钟。我不敢接受,因为我真没有信心。
晚上八点一刻,雪艇来讨回信,我接受了。此是一个很伟大的意思,只可惜我没有多大自信力。故我说:第一,请他考虑更适当的人选。第二,如有困难,如有阻力,请他立即取消。“他对我完全没有诺言的责任。”
1948年4月1日
我今晚去看雪艇,告以我仔细想过,最后还是决定不干。
“昨天是责任心逼我接受。今天还是责任心逼我取消昨天的接受。”
1948年4月4日
今天国民党开临时中全会,蒋君用一篇预备好的演说辞,声明他不候选,并且提议国民党提一个无党派的人出来候选,此人须备五种条件:(1)守法,(2)有民主精神,(3)对中国文化有了解,(4)有民族思想,爱护国家,反对叛乱,(5)对世界局势,国际关系,有明白的了解。
他始终没有说出姓名,但在场与不在场的人都猜是我。
这会下午开了六点多钟,绝大多数人不了解,也不赞成蒋君的话。
1948年4月5日
我的事情到今天下午才算“得救了”。
两点前,雪艇来,代蒋公说明他的歉意。
1948年4月6日
发一电给郑天挺兄:
“连日外间有关于我的许多流言,北平想亦有闻。此种风波幸已平静,乞告舍间及同人。”
上述日记,引自《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第354、第355页,它表明了胡适面对“总统”诱惑的心路历程:从拒绝,到动心,再到反悔,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前述哪些一厢情愿地帮着胡适说话,认为他绝对不会动心的人,读到他的这些日记,不知会作何感想?
有段往事需要提起,胡适在1930年代就将自传、日记公开出版,晚年的他更自知日记等文字必被人所关注,在下笔时可能会“有选择地”记载,这是读其日记需要特别留意的地方。我们可以从中了解他做了什么,而对其所说的背后动机则要保持适当的警惕。如前引胡适4月6日所记给郑天挺的电报中称,“连日外间有关于我的许多流言。”他是当事人,知道确有其事,不该用“流言”二字的。
三、并非多余的话
所谓“事实胜于雄辩”。面对蒋、胡二人的日记及其它史料,我们无论对蒋介石、胡适有何种评价,却不能否认蒋介石曾有让胡适出来竞选“总统”,胡也一度答应的事实。
坚决否认胡适一度动心的人,有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心结。他们认为,民国时期有一个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群体坚守自由主义原则,操守好,人品高尚。相比之下,当今的知识分子只能用“沦丧”来形容。因此,他们自觉不自觉地美化(如果不是“神化”的话)胡适等人,爱之甚深。笔者《智者千虑》中在说完“总统候选人”的风波后,曾有一段对胡适相当肯定的话:“胡适到底是胡适,他对天上掉下的大陷饼,大抵上还算得上不卑不亢,虽未达到心止如水、物我两忘的最高境界,仍能称得上‘其来不喜,其去不怒’,不失尊严与人格,也是一种风范。与那时代以‘学术’为官场资本,卖身求官的‘学者’相比,高下立现。”但即使这样,仍不免惹怒胡适“粉丝”们。
其实,胡适之所以成为胡适,在于他的聪明,其思想与行为远比我们所能理解的复杂得多,他有七情六欲,并非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笔者在研究胡适与蒋介石关系时,发现胡并非是被动的,如季羡林所说,是蒋在玩胡适于股掌之上。换个角度,说胡适在“利用”蒋介石也不为过。蒋介石对此深有体会,他到台湾之后在日记中直斥胡适“可耻”:
对于政客以学者身份向政府投机要胁,而以官位与钱财为其目的。伍宪子等于骗钱,左舜生要求钱唱中立,不送钱就反腔,而胡适今日之所为,亦几乎等于此矣,殊所不料也。总之,政客既要做官,又要讨钱,而特别要以“独立学者”身份标榜其清廉不苟之态度。甚叹士风堕落,人心卑污。(《蒋介石日记》,1958年5月10日)
以今日一般政客如胡适等无道义,无人格,只卖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达其私欲,对国家前途与事实概置不顾,令人悲叹。……可耻。(《蒋介石日记》,1958年5月30日)
蒋介石此时内心对胡适恨之入骨,表面上却不能不维持着对胡的“尊崇”与“礼遇”,是因为胡的特殊地位,蒋要利用。在另一方面,胡适对蒋长期抱持“有限度的”批评立场,但却也注意巧妙地维持与蒋的密切关系,是因为他也需要蒋。当然,这是需要深究的另一段故事。对于蒋、胡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似乎不是绝无仅有的特例,熟知历史的人,大概可以举一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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