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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李子归：把书放回原来的环境里

李子归：把书放回原来的环境里——评大木康《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
古籍研究在我国有源远流长的版本目录学传统，汉代以降，书籍的内容、外观、版本等方面都积累了大量资料和研究成果。20世纪初期，岛田翰、叶德辉、孙毓修等中外学者有一些系统性的研究成果，80年代编纂的ChineseRare Books in American Collections (1984)将版本学的规范及刻本珍品介绍到西方，钱存训从科技角度讲述中国印刷自唐代至晚清的起源及流传，张秀民的中国印刷史被公认是前人研究的总其成者。此后综论之作有不少，着眼明代的也有杜信孚、谬咏禾、吴光清等等，这些前人的研究梳理了基本发展过程、廓清了许多重要术语和概念、考据整理了大量各时期的实物，为进一步研究中国的书籍印刷出版奠定了重要基础。
近二三十年来中外探究书籍印刷与社会经济、知识和文化联系的关怀，则受年鉴学派的影响，更多地将书籍、印刷品看作媒介，出现了"出版史"、"书籍史"的研究，不再拘泥于版本考据，实物鉴别，书目罗列分类，而是将书和当时人类的活动（生产、流通、阅读、传播）结合起来，考虑作者、出版、印刷、流通和读者阅读行为之间的"传播回路"（Robert Darnton，1982），开辟了研究印刷出版和书籍的新思路。
"把书放回原来的环境里"，大木康此书正是先驱之作，也是研究领域的必读书目。之所以说是先驱，是因为本书早在1991年就以题目明末江南における出版文化の研究作为广岛大学文学部第50卷特辑发表，后经修改（第一章中加入了回顾明代以前情况的简介，并加入了第五章"儒林外史反映的出版活动"），于2004年出版日文专书明末江南の出版文化（研文出版社）。自发表之后，东西方又有诸多学者陆续发表中国书籍和出版文化方面的论文和专书，都或多或少地借鉴参考了大木康的研究。因此去年年底译成中文出版，可谓千呼万唤始出来。
中国出版史和书籍史的材料相比西方而言少而分散（订单、书店账目、图书馆书目、遗产清单和私人书信等），作者以研究明清文学见长，因此除了常用的书目、刊记、题跋、明清笔记日记等材料之外，还从小说（儒林外史）和传奇剧本（桃花扇）等文学作品中搜集了描写当时书籍出版流通的种种细节，生动刻画了明清江南一带围绕出版业的文化生活和社会现实。
印刷术或可上溯到唐代以前，正式的书籍刊刻被认为始于五代后唐。后唐至宋元明，除了装订改变之外，刊本书的流通使难得一见的书籍变得容易获得了，个人藏书家也增多。作者指出北宋书籍出版使古代典籍普及，而南宋以后"原创作品"就变得更多，范围也更广，戏曲小说诗集等开始涌现。从目录和现存实物数量来看，刊本书在明末尤其是嘉靖、万历时期有了大幅增长（被后来学者称为"出版大爆炸"）。
此外，唐以来刻书中心也有变化，五代至北宋初中心在四川，南宋直到明末江南地区和福建建阳是重要刻书中心。作者注意到明末周工亮书影曾指"六十年前白下、吴门、虎林三地书未盛行，世所传者独建阳本耳"。似指江南地区的出版是在福建之后逐步兴起的。作者分别从"官刻"、"家刻"、"坊刻"三个角度入手阐释刊刻形态的变化。由于当时返京的官员要准备"一书一帕"作为赠礼，这一习俗（"万历以后，改用白金"），刺激了明代的官刻。家刻方面，一般临时雇用刻工，也有大藏书家刻书家长期雇有刻工（毛晋）。作者以儒林外史佐证，一般每次刊印数量大概在百部至二三百部。坊刻自宋代已经出现（建阳余氏），明代逐步商业化，嘉靖以后尤为繁盛，李诩在戒庵老人漫笔中提到"余少时学举子业，并无刊本窗稿今满目皆坊刻矣"。又因为逐利的性质，不乏粗制滥造之作，建阳坊刻本就作为其中的负面代表经常受到文人批评。
作者进而探讨明末江南出版业隆盛的背景。技术进步使成本下降。清人叶德辉转引前人著作，称明代刻一部古注十三经"费仅百余金"，嘉靖年间建阳刻工每叶工资"一钱五分有奇"，毛晋汲古阁的刻工"三分银刻一百字"。叶氏的这些资料都体现明代刊刻成本之低廉。究其原因，作者转述长泽规矩也30年代的研究，相信是"明朝字体"（宋体字或匠体字）的使用，因笔画简化，使刊刻工作分化发展（每人分工刻一叶上同一方向的笔画），效率得到提升。刻印书籍的材料主要是纸、墨和木板，全都来源于木材，徽州商人的活动对物资的运输和流通有着不小的影响，而木材产地主要集中在江西、安徽、福建等地，这些地方也正是明代进士辈出的地方。
书籍需求方面，作者把社会分为识字层和非识字层，识字层还分为上层的统治阶层和其预备军科举考生、商人及僧道等。对书籍的需求主要是在识字阶层，上层人士购买或互相馈赠，也会请人帮忙搜集（祁彪佳托冯梦龙搜集书籍的例子）。除了科举考试用书之外，作者论证，上层知识分子和商人对白话小说和通俗性的书籍也十分关注。为他们编纂这类书籍的往往是科举未及第者，在出版人的组织下，拼贴、编纂书籍。作者在第四章着重介绍了两位著名的明代出版人陈继儒和冯梦龙，称前者"把文人雅士之间悄悄传承的文人趣味生活的技巧向更广大的人群传递"，而后者则将"本与雅致毫无关联的世俗世界通过印刷出版表达自我主张"，尽管不绝对，但这种划分指示了出版文化的两个主要趋势，出版业的发展，也为当时文人开辟了一条不靠科举也能名利双收的道路。
全书最关键的无疑是第三章"明末江南出版文化诸相"。作者通过李卓吾（李贽）的作品和思想在明末的流行及言论遭禁，董其昌宅遭民众焚抄，和明末东林、复社等文人社党通过舆论影响朝廷的三个例子，讨论了"初期大众传媒社会的成立"。
在第一个例子中，李卓吾的思想通过书籍这一媒介而"流行海内"，然而其中又有许多假托李氏之名的伪作（无锡人叶文通即假托李卓吾之名"故为诡异之行"），作者认为，"在大众传媒的社会背景下，李卓吾的形象与其本人完全偏离，在世人的畏惧和臆想中被不负责任地添油加醋后形成了一个怪诞而邪恶的形象"，正是出版业的发达和初期传媒社会的形成，才能使他的言论有如此大的影响力。
第二个例子主要根据民抄董宦事实这一材料，万历四十四年（1616）董其昌次子强占生员陆绍芳佃户之女，而当时以此事为题材的黑白传以书籍、俗曲及口头传说形式流行，严重影响了董其昌的声誉。在董搜寻作者的过程中，次子再次侮辱生员范昶侍女，激起民怨，以至"各处飞张投揭，布满街衢，儿童妇女竞传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之谣。至于刊刻大书兽宦董其昌、枭孽董祖常等揭纸，沿街塞路亦各有报纸相传，真正怨声载道、穷天罄地矣!"（民抄董宦事实）在如此强烈的舆论煽动之下，失控的民众焚抄董家，房屋家产和收藏的古董书画均付之一炬。作者认为，这次行动，文学作品创作和流传反应迅速，指挥发动舆论攻势的，应该是和书籍出版密切相关的人士，舆论形成之广泛、消息传播之迅速，告示、传单等印刷品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个例子，明末东林党与宦官集团对立过程中，东林党人，正是因掌握刊印出版这一传播手段而深为宦官集团所忌惮。崇祯年间备考文人组成的生员团体复社，切磋备考同时，也面向考生编纂八股文选本，参与出版活动。其反对势力也同样通过编写文学戏剧作品对他们进行攻击和批判（攻击复社的绿牡丹传奇）。创作出版文学作品，进行人身攻击和舆论造势，或宣扬自己的主张。
此外在本章第四节，作者通过考察明清易代消息的传播，讨论信息传递。松江府人士姚廷遴，在日记历年记中记录了自己如何从"小报"和"大报"得知北京沦陷的事件。消息由北京传递到松江府，历时月余，报道时间也有很大误差，然而，不到两个月，就有一部剿闯小说刊行于世，记录京师之变，而这部有一定新闻报道性质的剿闯小说，只是当时流行的以时事为题材的诸多小说之一。通过以上四节，作者论证了印刷品这种媒介在江南地区的"思想传达、舆论形成、消息传递方面"的重要作用，也正是基于这种理由，称当时的江南社会为"初期大众传媒社会"。
在增加的一章中，作者以儒林外史为材料，考察士人生活与出版业的关联。吴敬梓将士人分为"八股之士"（蘧公孙）和"诗文之士"（马二先生），二者互相轻视，却都与出版业有关联。小说虽然是虚构，其中却包含了丰富的符合当时生活常识的细节，如，从匡超人受书店主人聘用，编选八股文集情节，可以详细知道出版选文集的具体流程、所用时间和费用，这对后人研究"制举用书"的生产有非常大的帮助。
本书最大的亮点在于将书籍和人的活动联系在了一起，打破了沉闷的目录铺陈、版本考究、存本罗列，使读者看到一张张生动的面孔。前两章以书籍刊刻的发展趋势和技术背景为主，突出了不同时期的变化，后三章讨论江南地区因出版业产生的"大众传媒"社会，则通过事例展示了一个个印刷文化的"剖面"。第三章涉及的"印刷品"和传播渠道似乎更广，不仅有刊本书籍，还有"报纸"、歌谣、俗曲、招贴、说书人的"说话"、戏剧等等，那么，书籍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和其他印刷品、其他渠道相比，究竟占了多大比重？这种影响力在嘉靖、万历出版业"大爆炸"之前，有何种不同？似乎还有进一步阐释的空间。
沿着作者的思路，我们还可以提出诸如：随着技术成熟、产业发展，出版业的影响力是否产生了变化？它是否/如何推动社会发展？江南地区的书籍生产流通和其他地区的联系是怎样的？如果真有"大众传媒"社会形成，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观念将如何受到影响？这一系列问题，在西方学界（尤其是法国）已有诸多研究论著，也许可以启发我们重新审视中国的书籍和出版。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哲学硕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文汇报》2015年6月19日第19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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