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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日记里的蒋介石

　　蒋介石在早期日记中写了很多个人隐私，那时的蒋介石一方面在上海十里洋场过着浮浪子弟的生活，逛妓院等经历在日记里也有所记载。另一方面作为信仰宋明理学的道学家，他又不停地反省、自责，比如日记里曾有“见艳心动，记过一次”的记载。另外，蒋在日记里骂了好多人，包括胡汉民、戴季陶、孔祥熙等外界认为他最亲密的人，比如称孙科为“阿斗”、“总理的不肖子孙”，说他误党误国，“蒋在日记里写，把孙科叫来，大骂，骂得他低头，哑口无言”，“显然，写下这些事情并不是为了给别人看的”。杨天石说。
“但他很清楚，自己的日记将来会被作为历史文献保留下来，作为后人的研究资料，所以他把自己讲得好一点、美一点，慷慨激昂一点，这也是有的。比如孙中山去世时，他在日记里写:我很痛苦，这是国家的重大损失，‘还不如我去死呢’，当然他对孙中山是有感情的，但这种话有些过于表演性，就要打上问号。”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当时蒋本人9日离开上海躲到南京，把具体事情交给白崇禧他们，怎么策划、怎么交代给白崇禧，他都没有记载。这种地方他知道，不能给历史留下什么东西，所以很可能有意识地不写”。
大历史有大历史的脉络，而蒋介石日记则可以深入历史细微处，看到那些大历史背后的枝蔓。杨天石说，比如在首批开放的日记中，有不少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关系记载，“从他的日记里一天天看下去，可以看到蒋、张的关系已到了如胶似漆的地步。有一天蒋介石与张学良谈话，蒋后来在日记里写:我告诉他，我死后，人事如何如何安排，我不知道张学良听明白了没有。这实际上是暗示要张学良做他的接班人，把领导权交给他”。
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关系中，外界最关心的自然是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关系。“说他们是政治婚姻，我不赞同这个观点。蒋、宋的婚姻是建立在恋爱基础上的，蒋对宋一见倾心。”杨天石说，从蒋的日记可以看出，他加入基督教有一个过程。“他们结婚时，倪桂珍希望他加入基督教，他回答说:我对基督教没有研究，我要先研究再说。蒋介石订婚后，到日本见倪桂珍，蒋写:‘岳母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让我很不好意思。’这个老太太显然对这个女婿还是喜欢的。有一次倪桂珍重病，蒋自我反省，说我的岳母这么疼我，我却没有加入，这时他对基督教已下了一定功夫了，有一定好感。另外，孙中山也是基督教徒，诸多因素最终导致蒋介石加入基督教。”“把蒋介石加入基督教仅仅理解为是为了婚姻，这样的理解有些过于狭隘。”
杨天石说，虽然蒋介石日记里对他和宋美龄的记述比较简略，但大体也可以理出他们感情关系的脉络。“‘九一八’之后，蒋介石内外交困，处境艰难。他准备北上，跟日本人拼一场。但他又很清楚，打不过日本，所以临行前他立了遗嘱。宋美龄也表示愿意一起与他北上。蒋介石说:牺牲是我男儿的责任，跟你有什么关系？反对她北上。宋美龄觉得蒋介石看不起她，一怒之下回了上海。第二天，宋美龄又回来了，说:我丈夫正处在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不应该离开他，而应该与他共生死。这个情节很生动。作家可以虚构这样的细节，但如果没有蒋介石自己在日记里写的这些话，任何一个历史学家想象不出来。”
1930年中原大战，蒋介石需要很多战争经费，而宋子文不批，急坏了宋美龄。她对宋子文说:战事到了最紧急时，你不给他钱，他一定要失败;我知道介石的脾气，如果失败他一定要自杀，如果他自杀我也跟着死。她把自己的房产和珠宝抵给宋子文，宋子文很感动，很快筹到了钱。“这都是历史很好的细节”，杨天石说，从中可以看出宋美龄与蒋介石之间的确有真情实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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