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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蒋介石从“三二○”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续）

【作者简介】杨奎松(1953-　)，男，重庆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北京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871
【摘 要 题】现代人物研究
【正 文】
［中图分类号］K262.81/.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2)07-0063-11
　六　扶助农工背后的利益之争
蒋介石对工农运动的态度，无疑是导致他与共产党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伐开始后的一段时间里，广东的工人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虽然出现了回潮的现象，但北伐军北上所过之境，包括蒋介石指挥的部队所过之江西、福建等省，工农运动仍旧取得了相当的发展。这种情况至少说明，蒋介石对工农运动的态度其实颇为矛盾。
应当了解的是，蒋介石与共产党人在工农运动问题上的分歧，根本上并不是要不要坚持“扶助农工”政策。几乎在整个北伐期间，蒋都是高唱“扶助农工”的，并且反复宣传国民党的这一政策是先总理的既定方针，不可改变（注：蒋介石1927年以后经常在讲演中谈到“扶助农工”的问题。他始终强调这是绝不能稍有变动的孙总理“三个政策”（反帝、联俄、扶助农工）或“四个政策”（反帝、反军阀、联俄、扶助农工）之一。参见蒋介石：《总司令部特别党部成立大会演讲词》（1927年2月29日）；蒋介石：《对第一二师同学训话》（1927年4月4日）。）[42](p129,216)。问题是，蒋对究竟应当扶助什么样的农工，以及应当如何扶助农工取得自身的利益，却与共产党人有认识上的不同。在蒋介石看来，农工问题的关键有两个，一是操之在谁，工农运动断不能操纵在反对国民党（尤其反对蒋）的党派分子手里；一是尺度适宜，即工农运动应当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战争时期尤其要以保持军事胜利为限度。总而言之，就是“应当承认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的国民党是领导者，并采取措施避免产生致使统一战线削弱国民革命力量的各种麻烦和分歧”[43](p514-515,522-523)。
基于这样一种观点，蒋介石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始终比较积极。即使北伐开始后，蒋介石仍在关心如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他不仅对留苏的邓文仪搜集的俄国革命解决土地问题的资料颇为看重，而且与鲍罗廷不止一次深入探讨过国民党对土地问题的具体政策[11][43]。随着北伐的顺利进行，第一军的指挥官们“异口同声地肯定农民给广州军队提供了巨大的帮助”，相信“没有农民的帮助我们就不能取得胜利”，蒋对农民运动也更加重视。他一面向国民党中央提议起草土地法[34]，一面公开发布命令，“通令我党军全体将校士卒，今后无论在何地方，对于农民利益，须与保护；农民运动，须与扶持，务使我国民政府治内之农民，能得优裕生活，能成有主义有组织之民众”[44](p202)。12月上旬，当国民党开中央政治会议时，他也是“对工人运动主缓和，对农民运动主积极进行，以为解决土地问题之张本”。正是在蒋介石的提议下，会议明确主张北伐期间要着重解决农民问题：政治上要强调“农工群众是国民革命的重力军”，强调“求国民革命成功，必须解决农民生活”；行动上要“速制定土地总法，减轻农民负担”；要“清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使无反革命派”；总之要号召“革命的群众准备与一切残余的反革命势力作最后之决战”，要让民众了解：“为革命而非忍主义目前之痛苦，不能得到永久的安宁”。[11][32]（1926年11月19日二版）进入1927年之后，他也同样再三说明国民革命的根本目的在于“解放农民”，强调革命军前赴后继，“都是为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求解放而牺牲”。因此，他不仅不反对农民组织起来参加革命，而且表示“很盼望农民同志，有自觉的精神，快起来参加农民协会，组织自卫军，作革命的后盾”。[45](p108)
对农民运动如此，蒋对工人运动的态度自然也不可能有本质的不同。实际上，即使在北伐开始后，广东以外的共产党人一度也仍旧能够感受到蒋对工人运动是同情的。湖南区委书记对此就有过说明，称：蒋“到安源时，在群众大会上极力称赞安源工人，说要把萍矿收回交给工人办；他到袁州枪毙了去年破坏俱乐部之工贼王某；他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十分之七以上是从我们中局及湘区对时局主张上抄下来的”。因此他甚至认为，“蒋之实行左派政策已有可能”。[46](p297)
当然，蒋对工人运动的态度远不如他对农民运动的态度。这里面最受人争议的，就是蒋下令在北伐期间禁止广州工人自由罢工。但第一，这种做法在国民党中蒋并非始作俑者。1924年孙中山准备北伐时，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当时任工人部长的廖仲恺也曾不顾共产党人的抗议，采取了坚决禁止罢工的做法。第二，基于战争形势的特殊要求，对后方工运略加限制，策略上也未必不妥。在这一点上，其实连俄国人也有过大致相同的意见。当北伐军逐渐推进到英国势力范围所在的长江流域之际，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加仑将军就明确建议：国民党应当改变过去革命党的一些习惯，做全面执政的准备，为此，目前应当尽快结束省港大罢工，“好好理顺国际关系”[47](p570)。言外之意，如果能够结束持续一年多的省港罢工，缓和与港英当局的关系，将有利于避免在军事上遭遇英国人的干涉。
蒋介石之所以在北伐伊始就特意下令禁止广州工人自由罢工，也不仅仅是因为战争的关系。实际上，蒋对广州工运确实久有不满。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在他担任广州卫戍司令期间，他就已经发现省港罢工委员会及其武装的工人纠察队，任意捕人，几乎有成为第二政府之可能，对执政者颇具威胁。“三二○”事件当天其士兵先行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工人纠察队的住地，就反映出当时身为广州卫戍司令的蒋对这支治外武装存在着某种戒备的心理。二是广州的工人，一派在共产党人领导的工人代表大会的影响之下，一派由保守的广州总工会指挥，还有一派则是受到国民党右翼的影响，联合在广州机器工会的周围。三派工会每每为党派所利用，工人们常常因为意见相左而剑拔弩张，直至大打出手。每逢重大事件或节日，当局就不得不预为戒备，甚至动用军队以震慑。而就在蒋北上前夕，工人代表大会的工人与总工会的工人也还是上演了一出全武行。双方街头械斗断断续续持续了几周时间，一些工人被打死打伤。蒋虽亲自出面调停，亦未见成效。[11];[35]
正因为如此，蒋介石对工人运动相当敏感和戒备。在提议限制后方工人罢工自由之后，他又进一步从统一治权、稳定人心的角度开始限制工人纠察队“私擅逮捕”[48](p425)。后来又注意到占领区内工人群起罢工要求增加工资，进而产生种种扣货、没收、阻运、封厂，和捉店主、厂主插标戴帽游街示众之类的越轨行动，转而劝说劳资双方应急谋妥协，要求商人体谅工人痛苦，努力提高工资水平，要求工友接受政府调解，不要歧视商人[49]。
不仅蒋介石，这时不少国民党地方军政大员都对工人运动深感头痛。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军政当局政治上必须要依照三民主义之精神，坚持扶助工人的政策，但它同时又必须确保社会安定以及经济生产的正常运行，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得到足够的税费收入，维持战费和地方军政的各项开支。而工人运动一旦兴起，往往无以控制其要求，以致商人、厂主不仅利益大受损失，就连人身及财产安全都难保证，社会安定和生产经营自然难以维系。如何能够既使工人得利，又使商人、厂主保有财产，不失去经营生产的积极性呢？一向对广州工人运动抱有成见的李济深等人，1926年12月在广州以省政府的名义颁布试行了一个罢工法，就进行了这样的尝试。
这个罢工法限制了工会的某些自由，如规定未经政府许可不得自行成立工会，工会不得滥捕工人、商人或侵犯他人身体；罢工之际不得自行没收商店、工厂之商品及器物；不得封锁工厂或妨害商人自行作业；不得携带武器或拽棒等示威游行；不得以武力或他种胁迫手段募集会员。但它同时也顾及到工人的一些权益，对店主或厂主加以约束，如规定商人或厂主不得组织自卫工会，以期破坏工会；不得无故解雇店员、工人；不得禁止其店员或工人参加工会运动；不得收买部分工人及不良分子对抗工人；可加入工会，享有选举权和发言权，但不能有被选举权和表决权；关闭工厂必须提前一月通知工人，若突然关闭或解雇，须发给薪资两月；遇有店员或工人罢工时，可以自行作业，惟不得临时雇用店员、工人，以破坏罢工；要求加薪罢工解决之际，应照新商妥之赁银率补发罢工期内之工资，如此等等。[32]（1926年12月31日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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