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近五十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进展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史学史-近五十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进展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近五十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进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多年间，中国史学史研究经历了两落两起的发展轨迹。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与三四十年代相比，显得比较寥落。60年代前期，中国史学史研究出现了十分活跃的局面，论者蜂起，百家争鸣，令人鼓舞。十年“文革”，它便沉寂下去，忠实而执着的研究者，也只能期待着“于无声处听惊雷”。70年代末，国家开始走上坦途，中国史学史研究同许多学术领域一样，迎来了它的春天，步入了它的发展时期。概而言之，这50年是中国史学史研究从活跃走向发展的历史过程，尽管这个过程远未终结，但其前景确实使人充满信心。
一 从寥落走向活跃：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前所未有的大讨论
50年代，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低潮。除了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修订本(1957年)以外，几乎没有新的著作问世。一些个案研究成果的发表，终究未能引起人们较多的关注。究其原因，既有政治上“左”的思潮的影响，也有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和对历史与史学的重新解释所面临的艰巨任务所致。关于这个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本文就不多说了。
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国史学史研究进入了活跃时期。尽管这个时期很短暂，但所取得的成果和产生的影响，则是十分突出的。
中国史学史研究进入活跃时期的主要标志是：第一，史学界就史学史研究(主要是中国史学史研究)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第二，对史学史这门学科的认识，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问题；第三，在研究工作上初步形成分工合作的局面。
(一)关于史学史研究的讨论。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的召开，唤起了人们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记忆和热情。60年代初，北京、上海、广州、济南、西安等地史学工作者先后召开座谈会，就中国史学史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注：关于这方面讨论的报道 ，见1961年1月4日《光明日报》载吴高明文《西北大学历史系研究讨论史学史问题》， 1961年12月6日《光明日报》载《上海史学会座谈史学史问题》，1962年3月13日《文汇 报》载《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1962年3月14日《光明日报》载《北京师大历史系 邀请校内外史学工作者探讨中国古代史学史内容、分期问题》，1962年3月23日《人民日报》载《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载郭澎文《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历史研究》1962年第2期载《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学术研究》1963年第1期载《广东历史学会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范畴、内容与分期问题的讨论》等。)根据当时报道者的统计，仅196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陈垣校长主持)、中 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熊德基主持)和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期间(在武汉，由学术讨论会秘书处主持)，先后参与讨论中国古代史学史有关问题的学者有：方 壮猷、王毓铨、尹达、白寿彝、刘盼遂、刘节、张德钧、张鸿翔、孙书城、孙毓棠、何兹全、周春元、郑天挺、郑鹤声、胡厚宣、侯外庐、柴德赓、贺昌群、姚薇元、韩儒林 等。[1]而上海参加讨论的学者有：周谷城、耿淡如、周予同、吴泽、金兆梓、李平心、林举岱、王国秀、田汝康、郭圣铭等。[2]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参加这些讨论会的历 史学者，可谓极一时之选。此种盛况，前所未有，确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讨论的问题，大多集中在史学史研究的内容、对象、任务、分期、研究的目的、教科 书的撰写原则与方法等。这种活跃的局面以及在许多问题的思考上，都超过了三四十年代。例如：
北京地区的讨论，很重视关于中国史学发展规律的探讨。很多学者认为，这里包含着三种规律：第一种是中国社会发展在中国史学发展上的反映，史学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第二种规律是一定时期的史学跟当代学术文化的交互关系。多数同志认为，史家下笔，必然要把自己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写到史书里去，也必然在写书时表达出自己的才华。这就是说，史学跟哲学、政治思想、文学等有显著的相互影响与作用的关系。第三种规律是史学本身发展的规律。这也牵涉到中国史学的特点问题。多数同志认为，一定时期的史学除跟当时社会、当时学术思想有关外，还有本身的承前启后关系，就是对前人的史学有所继承，并且也使后人有所继承。这种长期继承性的发展，使中国史学 形成自己的面貌、自己的路数。有人认为，中国衔接不绝的“正史”，包括政治、经济 、思想、科学多方面，应该说是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有人认为，从很久以前，一直注意少数民族的历史，注意外国的历史，这也是我国史学的特点。[3]
上海地区的讨论，在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问题上，提出了各不相同的意见：有人认为，史学史是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门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史学，是研究史学发展、变迁、递升的历史，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史学产生的历史，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列宁主义史学斗争的历史。因此，史学史要对各家历史学说作出科学的评价，给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对史学遗产作清理工作，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史学史不仅仅是历史编纂与史料考订，还应重视思想领域中的问题。有人认为，史学史首要的任务在于阐明史学及史著本身发展的规律，例如在中国史学史里，就应当说明诸如为什么魏晋南北朝的史著特别多；为何清朝的史料学特别兴盛等问题；其次在于总结过去的史学成就，中国史学家一向重视史料的收集和保存；中国传统的史学一向重视历史与政治的关系，强调历史的教育作用，这些过去史学上的优良传统都有待于总结。[2]这些意见， 或多或少反映出一些时代特征，但今天看来，其中仍有许多真知灼见。
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范围和内容问题，广东省史学会1962年年会期间，中国古代史组展开了讨论，刘节和陈千钧等各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刘节认为，史学史应以历史编纂学为主，历史哲学为辅。史学史的任务在于把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史写出来，把历史学家的历史哲学介绍出来，把历史学在发展途中和其他科学的关系写出来。但是，史学史主要是阐述历史学的发展过程，如果以历史哲学为主，必然会抛弃很多应该讲的东西，并且容易与哲学史混淆不清。相互关系很密切，不能彼此割裂。如果有主次之分的话，那只能是就史观与史料学、目录学、考据学而言。陈千钧认为，史学史的内容和研究对象，就是清理古代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史学部分，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找出一条史学发展的系统的线索——规律来。史学史必须阐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为什么必然产生某一类型的史学著作和史学家；史学家所写出的史学著作必然脱离不开当时的政治以及史学本身发展的特点。史学史既与哲学史、思想史、考证学、史料学、目录学有关，但又不能与之等同，而是史学发展的历史。[4]他们所强调的问题，都是值得注意的。他们的共同认识是，史学史应当写出史学发展的过程。
在60年代初的这次关于史学史的讨论中，有些研究者还撰文就有关专题作深入的探讨。譬如耿淡如的《什么是史学史》一文，就史学史的定义、对象和任务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在具体问题上涉及到史学史应阐明自身发展规律；史学史应是历史科学的历史，而不是历史家的传记集和目录学；史学史应和历史哲学史或社会思想史有区别；史学史 应包括历史编纂与历史研究两者在内；史学史应结合其他有联系的科学来研究；史学史 应总结过去史学的成绩，史学史应以研究历史的同一方法来研究等等。[5]当然，作者 所说的这些问题之间，或许并不存在十分紧密的联系，但每个问题都是研究史学史所不 能回避的。例如，他在讲到“史学史应总结过去史学的成绩”时指出：
史学史应总结出过去历史家的遗产。当然要用批判与继承的方法，汲取其精华，扬弃其糟粕。这里也应指出：史学史也和历史一样可分为国别史学史或断代史学史，也可综合地去研究，作为世界史学通史。由于各国史学的发展很不平衡，它可采用比较方法，在和社会发展状态联系下，来阐明各国或各时代史学发展的异同点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例如在中古时期，阿拉伯的史学对欧洲史学的影响。
其中，关于史学史研究可以包含不同的空间、时间范围，以及作比较研究的设想，都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总的来说，20世纪60年代初关于史学史的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提出了许多问题，有些问题(如关于中国史学史分期的问题)，是三四十年代就有一些人提出来了；有些问题(如中国史学史发展规律问题)，则是过去没有涉及到或涉及很少的；有些问题(如史学史研究的对象、范围等)，是三四十年代人们很关注的，但此时的讨论更广泛、更深刻了，显示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明显的进步。
(二)对研究中国史学史有关理论问题认识的深入。关于史学史的大讨论，促进了人们的思考，激发了人们的研究热情，产生了不少高水平的专题研究论文。(注：吴泽主编的《中国史学史论集》第一、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和《中国近代史学史论集》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所收专题论文，不少都是20世纪60年代初面世的。)有些论文所论的问题是带有普遍意义的，反映了在有关理论认识上的深入。如：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史学史?如何把握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怎样总结史学遗产?等等。只有把这些问题回答清楚了，中国史学史研究才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史学史?按照梁启超的说法，中国史学素来发达，史学可以独立作史。这当然不错。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从理论和学术实践上来说明这个问 题，是很必要的。1964年，师宁发表《简论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史学史》一文[6]，比较 全面地阐述了这个问题。作者认为：
——历史科学和其他科学一样，具有继承性的特点。我国历史悠久，史学也特别发达，向来具有优良的传统。二千多年来长期积累下来的史学遗产，是整个民族文化遗产宝库中最为丰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我们今天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一个 重要条件。……研究中国史学史，也就是清理中国史学发展过程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工作 ，对于今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发展并不是可有可无的。
——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不但有助于我们批判地继承中国过去的史学遗产，更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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