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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戊戌年袁世凯告密真相及袁和维新派的关系

戊戌变法中袁世凯的告密是关键情节，传统的说法是：因袁世凯告密而导致慈禧政变，究竟袁世凯怎样告密？至今众说纷纭，留下一堆疑团。
变法运动，从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即1898年6月11日，以下均用旧历）光绪下《明定国是》诏谕开始。接着新政上谕，如雪片飞下，频频颁发，而守旧派推宕拖延，全力阻挠。新政无法实行，诏谕全成空文，两党水火，势不两立。七月三十日，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嘱维新派妥筹良策，推进变法。密诏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光绪帝意识到将有变故，自己处在危险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维新派筹商对策。八月初二日又由林旭带出第二次密诏，令康有为“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康有为、梁启超、林旭、谭嗣同等维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诵密诏，痛哭失声，誓死搭救皇帝，不得已铤而走险，决定实行兵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八月初三日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会见袁世凯，说袁举兵杀荣禄，围颐和园，对慈禧太后则或囚或杀。此后事情的发展有不同说法，传统说法是：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一面假意和维新派周旋，骗得光绪帝封他为侍郎，另一面看到慈禧的势力根深蒂固，决定投靠旧党。他用假话哄走了谭嗣同。八月初五日向皇帝请训，当天乘火车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光绪帝和维新派。当夜，荣禄赶回北京告变。八月初六晨，慈禧临朝训政，囚禁光绪，捕拿维新派，杀六君子，百日维新遂告失败。
这一传统说法长期流行于史学界，但近几十年来，不少历史学家对此提出疑问，否定了袁世凯告密导致慈禧政变之说，其理由如下：
八月初六慈禧实行政变时，颁发上谕说：“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著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著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八月初六日上谕）。如果是袁世凯告密导致政变，则政变上谕中必定指名捕拿谭嗣同，因谭是往说袁世凯围园劫持太后的人，属于“逆首”，慈禧太后决不会放过他，何以上谕中只命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没有谭嗣同在内？而且上谕指康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罪名较轻，如果有围园劫太后之谋，则是大逆不道，罪在不赦，上谕中，何以轻轻放过？
还有，袁世凯在八月初五日上午觐见光绪后，即乘火车回天津，“抵津，日已落”（袁世凯《戊戌日记》），袁赶到荣禄处告密，已在夜间，荣禄得知围园消息后，万难在当夜赶去北京，把消息反馈给太后。因为，当时北京、天津之间的火车，通行不久，只有白天行车，没有夜车，也缺乏夜间行车的设备、经验与技术。即使荣禄以直隶总督之尊也不可能下令加开一次夜车。荣禄于八月初五夜间万万赶不到北京，而慈禧太后实行训政却在初六日上午，可见太后的政变并非由袁世凯告密所引起，政变时还不知道康有为等有围园劫太后之谋。政变是新旧两党长期矛盾积累的结果，守旧大臣张仲炘、杨崇伊等认为维新派乱政妄行，请求慈禧太后出而训政，这是守旧派的一个既定步骤，与袁世凯告密无关。
那么，袁世凯曾否告密？告密真相如何？影响如何？关于告密真相，有的同志相信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所说为真。袁世凯说：初三夜，“正在内室秉烛拟疏稿，忽闻外室有人声，阍人持名片来，称有谭军机大人有要公来见，不候传请，已下车至客堂，急索片视，乃谭嗣同也”。以下袁详叙与谭的谈话，谭再三要求袁世凯举兵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并说：“不除此老朽（指慈禧太后），国不能保”。袁世凯闻言大惊，推辞敷衍，不肯答应，谭嗣同“声色俱厉，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袁乃言：九月将有巡幸天津之举，届时皇帝走入袁的军营，“皇上下一寸纸条，谁敢不遵？又何事不成？”。谭离去后，袁“反复筹思，如痴如醉”。初五日上午袁觐见光绪请训。
“退下，即赴车站，候达佑文观察同行。抵津，日已落，即诣院谒荣相（即荣禄），略述内情，并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
“语未竟，叶祖珪入坐。未几佑文亦来，久候至将二鼓，不得间，只好先退晚餐，约以明早再造详谈。次早，荣相枉顾，以详细情形备述，荣相失色，大呼冤曰‘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近来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不及今谈之详’。予谓此事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惟有仰药而死耳！”
“筹商良久，迄无善策，荣相回署，复约佑文熟商。是晚荣相折简来招，杨莘伯在坐，出示训政之电，业已自内先发矣。荣相复抚茶杯笑曰‘此非毒药，你可饮之’。惟耿耿于心，寝食难忘者，恐累及上位耳”
在这里，袁世凯并未讳言自己告密，并且他告密是积极的、主动的，回天津后立即找了荣禄。因为袁写此日记时是在清朝统治时期，告密是忠于皇太后、忠于清朝的表现，毋庸讳言。
可是《戊戌日记》存在几个疑点。第一，包围颐和园，杀西太后，这是何等重大而紧急的事件，谭嗣同已明告袁世凯“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招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这样说来，慈禧的性命可虞。袁世凯告密如果是积极的、主动的，可以在第二天，即初四日在北京告密，守旧党庆王奕劻、刚毅都是西太后心腹，也是袁世凯的朋友。据《戊戌日记》载：初一、初二日，袁世凯除觐见光绪外，还谒见了刚毅、王文韶、裕禄，又和庆王奕劻在宫门外见面，如果袁决心告密，他可以初四日在北京找到北京的大臣告密，何必一定要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初三夜谭嗣同找他密谈，提出围园杀太后之谋，初四日一天何以袁无所动作，没有在北京告密？合理的推想是袁世凯最初并不想告密，或者在作思想斗争后未作告密的决定。第二，据袁世凯说：初五日返津见荣禄，即要告密，“略述内情”，忽有客人叶祖珪入坐，因此欲言又止，只好等明天再说。此是何等大事，谭嗣同已募勇士数十人在京，事态一触即发，慈禧有旦夕之祸，却因为座上有客人，把此事延宕一天，难道袁世凯不能禀明荣禄有要事相告，设法把客人支走？袁世凯是何等精明人，办事何其拖沓、糊涂？第三，第二天，即八月初六上午荣禄来访，袁世凯和盘托出围园杀太后之谋，按理荣禄应立即行动，驰京报信，两个人“筹商良久，迄无善策”。商量的是什么？听袁世凯之言，似乎在商量如何保全光绪，当时处在危险中的是慈禧而非光绪，他们不是为处在危险境地的慈禧担忧，却在筹商保护光绪的办法。荣禄同样变成一个糊涂蛋，听到这样紧急的消息，并不马上向北京报告，却在那里瞎操心光绪的安全，白白又耽搁了一整天，这岂不蹊跷？
袁世凯在以上所引《戊戌日记》中所谈的告密情形存在疑点，因此，不可相信。
那么，袁世凯告密的真相如何？事属机密，缺乏真实可信的记载，但可以从其它史料中窥测到一些痕迹。
第一条史料是张一麐在《心太平室集》卷八所记：
“戊戌政变，人人言殊。余据北洋幕府所闻，谭嗣同因西后干政，谋围颐和园，说德宗赏袁世凯侍郎衔，欲令入卫。袁本强学会中人，可为己助。奉旨后入京谢恩，寓海淀旅店。嗣同夜访之。出一德宗墨谕曰：‘今日之事如不诺，则以手枪击公，后我亦自尽’。袁云：‘皇上之命，无不遵者。但向例皇帝必用朱谕，墨笔尽人可为，不能奉诏’。谭曰：‘然则明晚即以朱谕来，不可爽约’。次日召见，德宗示以所命。袁极言母慈子孝为立国之本。退朝有某侍卫大臣拍其背曰：‘好小子’。盖西后遣人詷之，而以为立言得体也。袁遂不敢返馆，即赴津至督辕，则见荣禄已令卫兵夹道罗列，而自西后处来之杨莘伯崇伊已在座。袁乃跪求荣为作主。荣曰：‘吾已奉懿旨入京，此座即以属君’。送至车中，袁曰‘今日之事，皇上处于危地，如皇上有他，世凯以死继之，荣曰‘皇上决无他，其余臣子则不能保’。此数语皆袁所亲告人者”。
张一麐所说有误，如谭嗣同访袁在法华寺非海淀旅店，袁初五日返津，隔一天后，杨崇伊来北京，向荣禄报告训政的消息，但所记袁告密时，杨崇伊已在荣禄处，荣禄已知政变消息。且“令卫兵夹道罗列”，这三点很值得注意。由于袁世凯刚从北京回津，受光绪帝封为侍郎，荣禄也心存疑虑，故而见袁时“已令卫兵夹道罗列”。袁世凯从杨崇伊那里得知太后训政，捉拿康有为、康广仁的消息，一定吓坏了，害怕康有为供出初三夜谭嗣同访袁于法华寺，密谈兵变围园之谋，遂将当时守旧派尚不知道的围颐和园、杀西太后的密谋，和盘托出，故有“袁乃跪求荣为作主”的记载。这样看来，袁世凯的告密并非积极、主动，而是在他已听到太后训政消息之后，怕受连累惩罚，被动告密。如果袁是积极主动告密，那就不会有“卫兵夹道罗列”，不会有“杨崇伊在座”，也不会有“袁乃跪求荣为作主”。因此，不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西太后政变，而是西太后政变导致袁世凯告密。
张一麐颇有作证的资格。他1903年入袁世凯幕府，长期随袁工作，为袁亲信，所说必在北洋幕中所闻，或是袁世凯亲口所说。但所记告密真相与袁世凯《戊戌日记》不同，《戊戌日记》实为袁世凯后来所记，当有所讳饰。
另一则史料是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中所说，袁世凯被光绪帝提升为侍郎，在京预备召见。
“入见后，传闻有旨以文忠（即荣禄）大逆不道，令赴津传旨，即行正法。所有直督一缺，即以袁补授，并带兵入京围颐和园。袁谓天津尚有芦台聂士成一军，曾经百战，兵数倍于新建陆军，围园之事，万不敢办。至传旨将直督正法亦恐办不到，或俟九月两宫赴京阅操，相机进行。八月初三，袁探知朝局将变，惘惘回津，文忠佯作不知，迨其来谒，但言他事，绝不询及朝政。袁请屏退左右，跪而言曰：‘今日奉命而来，有一事万不敢办，亦不忍办，惟有自请死。文忠笑谓究系何事，何匆遽之甚？袁袖出一纸呈阅，并观文忠气色行事。文忠阅竣，正色告曰：‘大臣事君，雨露雷霆，无非恩泽。但承旨责在枢臣，行刑亦有菜市，我若有罪，甚愿自首入京，束身司败，岂能凭尔袖中片纸，便可钦此钦遵’。袁知事不谐，乃大哭失声，长跪不起。文忠曰‘君休矣，明日再谈”。
陈夔龙所说亦有误，如记袁世凯八月初三回津应为八月初五，但所记与张一麐有几点符合，一是袁世凯告密在杨崇伊到天津之后，荣禄已知太后训政，但“佯作不知”。二是袁世凯当时受到很大压力，虽未记“卫兵夹道罗列”，但荣禄对袁世凯已怀疑。三是张一麐记“袁乃跪求荣为作主”，而陈夔龙记“袁知事不谐，乃大哭失声，长跪不起”。
陈夔龙亦有作证资格，戊戌政变后不久，即调到荣禄幕府，是荣禄的亲信，官至湖广总督、直隶总督。他和袁世凯不睦，消息来源应是从荣禄处来而不像张一麐从袁世凯和北洋幕府中来。但两人所记袁的告密情形却很相似。
从张、陈二人所记，袁世凯本来没有告密的念头，是在初六晚听到杨崇伊带来太后训政，捉拿二康的消息，怕受到牵连，故而告密，这是他的保命之计。这告密消息又由杨崇伊带回北京，守旧派才知道兵变围园的密谋。八月初九日遂有旨：“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著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九日上谕）。由于袁世凯告密，事态扩大，继续搜捕，并不经审讯于八月十三日处决六君子，八月十四日宣示罪状，有“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这道谕旨说明袁世凯的告密已反馈到了北京。
袁世凯虽非主动告密，但把围园密谋和盘托出，总算将功补过，不但被旧党宽容，而且受到重用。荣禄进京，袁世凯奉命护卫直隶总督，其新建陆军得赏银四千两。以六君子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但守旧派对他并不完全信任，慈禧太后因袁参与围园密谋，并未主动出首，欲加重惩。荣禄却看中了袁的才能，为袁力保。据陈夔龙说：“慈圣以袁君存心叵测，欲置之重典。文忠仍以才可用，凡作乱犯上之事，诿之党人，并以身家保之，袁仍得安其位。慈圣意不能释，姑令来京召见，袁最机警，谄事东朝，前事不惮，悉诿之主坐（指光绪）”（《梦蕉亭杂记》）。慈禧太后起始时，认为袁世凯是维新一党，由于荣禄力保，袁才能够保全官位。如果袁世凯是主动告密，慈禧怎么会认为袁世凯“存心叵测，欲置之重典”呢？
早在小站练兵之初，荣禄就很器重袁世凯。当年袁世凯受御史胡景桂弹劾，荣禄时任兵部尚书，赴天津调查，陈夔龙与荣禄同行，袁所练新军“整肃精壮，专练德国操，……较之淮练各营，壁垒一新”。荣禄非常欣赏袁世凯的才干，对陈夔龙说：“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所以袁虽未主动告发围园密谋，而荣禄仍极力庇护他。
应该说，慈禧把袁世凯认作维新党人是有道理的。事实上袁世凯与维新党人联系密切，不但与闻兵变之事，而且参与密谋，作出投向维新派的承诺。他在维新变法问题上和康有为的思想十分接近。甲午战争以后，他即和康有为结交。1895年，在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以后，袁世凯时在督办军务处当差，也曾向光绪帝上书，条陈变法事宜，袁说：“窃谓天下大事，递变而不穷者也。变局之来，惟变法以应，则事变乃消弭于无形。此次军兴失利，势诚岌岌，然果能中外一心，不忘仇耻，破除积习，因时变通，不过十数年间，而富强可期，是亦更始之一大转机也”[1]，他当时的思想观点和康有为很接近。1895年夏，康有为第四次上书，都察院、工部不肯代递，袁世凯曾帮助向督办军务处要求代递。康有为自编年谱中记载：“再与卓如、孺博（梁启超、麦孟华）联名递察院，不肯收。又交袁世凯递督办处，荣禄亦不收” [2]。不久，强学会成立，袁世凯积极参加，是发起人之一。《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写道：“七月初与次亮（陈炽）约集客，若袁慰亭（世凯）、杨叔峤（锐）、丁叔衡（玄钧）及沈子培、沈子封兄弟（沈曾植、沈曾桐）、张巽之（孝谦）、陈□□，即席定约，各出义捐，一举而得数千金。即举次亮为提调，张巽之帮之”[3]。梁启超也说：“乙未夏秋间，诸先辈乃发起一政社， 名强学会者。今大总统袁公即当时发起之一人也……袁公收捐金五百，加以各处募集得千余金，遂在后孙公园设立会所”[4]。后来袁世凯奉派赴小站募新建陆军， 康有为等为袁设酒饯行，“是时，袁（世凯）、徐（世昌）出天津练兵，同志夜饯观剧，适演十二金牌召还岳武穆事，举座咸欷歔，李玉坡大理至泣下”[5]。可见强学会时期，康有为与袁世凯，声气相投，过从甚密，饮酒谈天下事，甚为相得。后来，康有为给袁世凯的信函中说“追昔强学之会，饮德高谈，坐以齿序。公呼吾为大哥，吾与公兄弟交也。今同会寥落，死亡殆尽。海外同志，惟吾与公及沈子培、徐菊人尚存（沈曾植、徐世昌）”[6]。此后，康有为南下，袁世凯去天津练兵，没有什么交往。康有为再到北京，进行百日维新，袁世凯已是掌握兵权的高官，且袁在小站，不便与朝士们往来，故而也没有多联系。但康有为没有忘掉这位强学会的老朋友，称赞袁在小站练兵的成绩。康在代徐致靖拟《保荐袁世凯折》中说：“臣闻新建军之练洋操也，精选将弁，严定饷项，赏罚至公，号令严肃，一举足则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植木”[7]。康有为推行新政变法，遇到极大阻力，守旧派计划在天津阅兵，实行废立。康有为寻觅奥援，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一向赞成变法，往日颇有交谊而今日又手握兵权的袁世凯。“以将帅之中，袁世凯夙驻高丽，知外国事，讲变法，昔与同办强学会，知其人与董（福祥）聂（士成）一武夫迥异，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8]。因此，戊戌年六月，康有为派徐仁录前往小站， 游说袁世凯。徐仁录为徐致靖之侄，也是康有为的学生，少年气盛，议论风生，因有姻家言敦源在小站袁世凯幕中，由言的介绍，徐仁录来到小站。据《徐世昌日记》中说：戊戌年六月七日，袁世凯请徐世昌赴天津，当为迎接从北京来的徐仁录，六月八日，徐世昌至天津，九日与徐仁录见面，“聚谈半日”。“六月十二日，起行回营。午后到小站，到慰廷（袁世凯）寓久谈。徐艺郛（徐仁录）同来，留宿营中。六月十三日，午后沐浴，与艺郛谈。六月十四日，与艺郛、仲远（言敦源）畅谈一日，云台（袁克定）来。六月十五日晨起，艺郛冒雨行”。徐仁录在小站逗留四天，第一天即到袁世凯公馆中“久谈”，第二天、第三天又和徐世昌、言敦源谈，还有袁克定参加，所谈当是维新派希望袁世凯以兵力支持光绪帝变法。这是维新派与袁世凯取得联络的关键。徐仁录是康门弟子、维新派代表，而维新派当时受到光绪帝重视，故袁世凯对徐仁录亦另眼看待，“设盛筵以款。由袁之高级幕僚徐世昌、阮忠枢、言敦源等坐陪，并请阅兵，极宾主之欢。徐乘间说袁，今后应一心拥帝，排除腐旧之大计，袁一一首肯之，临行并厚赠程仪。徐回京后自鸣得意，认为此行收获巨大，一切主张都得到袁的收纳，将来天下事，举手定矣”[9]。康有为对袁的印象也极好，认为：“六月，令徐仁录毅甫游其幕，与之狎，以观其情。袁倾向我甚至，谓吾为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毅甫归告，知袁为我所动，决策荐之，于是事急矣”。[10]
从徐仁录去小站之后，袁世凯与维新派建立了联系。维新派要借重袁的兵力，而袁则想通过维新派的荐举，升官晋爵。当然，袁世凯官位已高，不便和维新派公开来往，他的联系人即是徐世昌，袁世凯从三品按察使升为二品候补侍郎即是徐世昌向维新派活动的结果。据陈夔龙说：“袁热中赋性，岂能郁郁久居。其至友某太史入京，转托某学士密保，冀可升一阶，不意竟超擢以侍郎候补，举朝惊骇。某学士以承筐菲薄，至索巨款补酬，辇毂之下，传为笑话”[11]。陈夔龙所说的某太史，即是徐世昌，某学士，即是徐致靖。
袁世凯通过维新派的荐举，越级提升。袁对维新派感激不尽，他们之间的关系拉得更近了。维新派内部议论的机密事，也不避着袁，而且袁表示支持。不管怎样，光绪帝是合法的君主，袁世凯除了思想上与维新派有一致之处，无论从忠于君主的伦理观念说，或是为个人名利地位计，他也会向维新派靠拢。
八月初三日，当光绪帝的密诏带到康有为那里，语气紧迫，有“朕位且不能保”的话，维新派的几位核心人物聚在一起，捧诏痛哭，商议救光绪的办法，其中竟有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在内。据康有为说“（八月）初三日晨，暾谷（林旭）持密诏来，跪诵痛哭激昂，草密折谢恩并誓死救皇上，令暾谷持还缴命，并奏报于初四日起程出京，并开用官报关防。二十九日交杨锐带出之密语，杨锐震恐，不知所为计。亦于是日由林暾谷交来，与复生（谭嗣同）跪读痛哭，乃召卓如及二徐、幼博来（梁启超、徐仁铸、徐仁录、康广仁），经画救上之策。袁幕府徐菊人亦来。吾乃相与痛哭以感动之，徐菊人亦哭，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12]
维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诵密诏，相与痛哭，经画救光绪的策略，这是何等机密的大事，却有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参加，徐是袁的代表，如果不是袁已对维新派作出全力支持的承诺，维新派是不会让徐世昌参加这一秘密活动的。
袁世凯对维新派作过全力支持的承诺，从毕永年的记载中可以证实。毕永年是谭嗣同的好友，为人豪侠，谭嗣同邀请他到北京来实行兵变，待劝说袁世凯杀荣禄，围颐和园后，即由毕永年率领勇士，拘执太后。毕永年对袁世凯不信任，怀疑“袁不可用”，康有为对他说：“袁极可用，吾已得其允据矣！乃于几间取袁所上康书示仆，其书中极谢康之荐引拔擢，并云‘赴汤蹈火，亦所不辞’。康曰：‘汝观袁有如此语，尚不可用乎？’仆曰‘袁可用矣’”[13]。袁世凯给康有为的信中：“赴汤蹈火，亦所不辞”，这分明是愿意执行极危险的任务，袁写信时不一定知道要围园劫后，但必定已知道康有为要借重他的兵力，去对抗守旧派，故而做出“赴汤蹈火，亦所不辞”的承诺。最初怀疑“袁不可用”的毕永年，看了这封信，也说“袁可用矣”！这样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八月初三维新派核心人物，跪诵密诏，谋救光绪时，这是多么机密的大事，竟会有袁的代表徐世昌在坐，正因为袁世凯已做出十分肯定的承诺，维新派才会对他完全解除戒备。
维新派与徐世昌跪诵密诏，商量救光绪时，自然会谈到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劫持太后的密谋，因为这是维新派既定的策划。毕永年七月二十七日到北京，二十九日，康有为已对毕永年说：“吾欲学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可见至晚在七月底维新派已在策划围园劫太后之谋。现在事态紧急，维新派走投无路，就要把策划多日的密谋付之实施。他们请徐世昌一起看密诏，就是要说服徐同意进行兵变，围园夺权，据康有为的说法“吾乃相与痛哭以感动之，徐菊人亦哭，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但是，实行兵变的关键人物是袁世凯，徐世昌不能决定这样的大事，于是就有当夜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与袁世凯面谈之举。
因此，谭嗣同夜访法华寺就不是一桩突然的、冒失的行动。如果袁世凯与维新派交往甚少，属于圈子以外的人，谭嗣同会那样冒冒失失地去夜访他，向袁谈极机密的消息，要袁去做极危险的举动吗？谭嗣同是血性汉子，豪侠任气，为事业而不惜自己牺牲，但他是读书明理的人，不是莽撞的冒失鬼。据毕永年说，谭嗣同不赞成围园劫后的举动。谭云：“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为之，且使皇上面谕，我将奈之何？”为了挽救维新事业，执行光绪与康有为的命令，谭答应夜访袁世凯，不惜一走龙潭虎穴。如果袁世凯事前没有“赴汤蹈火，亦所不辞”的承诺，他未必肯如此冒失从事。尤其是袁世凯的《戊戌日记》中把谭嗣同写成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气焰凶狠，类似疯狂”，“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并非事实。这样的描写只是袁世凯为了掩盖自己和维新派的密切关系而编造出来的。
事实上，八月初三日康有为等哭诵光绪密诏及当夜谭嗣同夜访法华寺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作为袁世凯心腹的徐世昌是亲自参与了的。《徐世昌日记》中虽讳莫如深，未留痕迹，但康有为的《自编年谱》中言之凿凿，不容怀疑。且《徐世昌日记》中记载当时徐的活动虽十分简略，但从时间、地点上对证，徐确实参加了这些活动，与康有为的记载符合。
《徐世昌日记》“七月二十七日，慰廷（袁世凯）约赴津，黎明，冒雨行……日西到，与慰廷谈……夜归，又与慰廷谈，嘱明日赴京”。由于袁世凯此次赴北京是应皇帝的召见，维新派推荐袁，故有召见和升官之命，袁世凯意识到要和维新派打交道，故特地把徐世昌从小站找到天津，要徐先期赴京联系。“七月二十八日，（徐）上火车，申刻到北京。宿梧生宅中，出门访数友”。梧生宅在城外，此时，徐世昌所访数友，很可能有维新派在内。“七月二十九日，叔峤（杨锐）、钱念劬来谈。敬孚约早饭，又看数友，慰廷到京，住清（法）华寺，往看，天晚，遂宿城内。”当袁世凯第二天来到北京，徐世昌就跑进城内，与袁同住法华寺。法华寺在东城报房胡同，靠近王府井大街，属内城。而康有为所住的南海会馆，在宣武门南，属外城。从《日记》中可见，这几天徐世昌在内城、外城之间奔走“访友”。当八月初一，袁世凯去颐和园觐见皇帝，住在海淀。徐世昌在外城活动。八月初二日，袁觐见皇帝后，返城内法华寺，徐世昌也立即来此同住，“八月二日，到城内，住清（法）华寺”。他和袁世凯，如影随形，亲密不离。“八月三日，出城，料理回津。晚又进城，闻有英船进口”。其实，这是徐世昌应维新派之约，从法华寺出城，至南海会馆，去看光绪的密诏，并共商举兵救光绪之策。晚间又匆匆进城到法华寺，其实是和谭嗣同来，找袁世凯谈话。此时徐世昌与康有为等哭诵密诏，议救光绪必定已向袁世凯汇报，谭嗣同亦非不速之客，当是徐世昌携来。袁世凯和谭嗣同谈话之前对事态发展和谭的来意已一清二楚，而且徐世昌又是谭嗣同、袁世凯谈话的参与者。据梁启超说：当谭嗣同与袁世凯面谈杀荣禄、围园劫太后时，谭问袁：“荣禄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这时，有一位幕友插话述说荣禄和袁世凯之间的矛盾，并说“荣贼心计险极巧极之处，慰帅岂不知之？”。梁启超未言明此幕友是何人，但有资格有条件参加这次机密谈话的人，必是徐世昌无疑。
袁世凯虽早已参与维新派的谋画，并承诺要支持维新派，但当初并无具体的行动计划。八月初三提出了杀荣禄，调兵入京围颐和园劫持太后之谋，袁世凯犹豫了。因为执行此计划极其冒险且难度很大。袁军虽精锐，但周围有聂士成、董福祥的军队牵制，聂、董的军队人数远在袁军之上。且袁军驻扎小站，离北京二三百里，要长途行军，突破聂、董二军的阻拦，奔袭颐和园，成功的把握实在太小了。袁提出到天津阅兵时，光绪走入袁营中的设想。这一计划可能维新派与袁世凯早已商量过，袁主张实行这一计划，成功的可能性较大。袁世凯握精锐之师，有天子在营中，以静制动，谁敢有异言？但当时形势已迫在眉睫，维新派知道等不到天津阅兵，慈禧太后就要下手了，对袁世凯表示失望。故翌日（八月初四）康有为即奉旨离京，留在北京的谭嗣同、梁启超等没有想到袁世凯告密，而事实上袁亦并没有立即主动告密。
荣禄一直在窥测事态的发展，袁世凯被召进京，封为侍郎，荣禄很紧张。谎称英俄在海参崴开战，大沽口外，战舰云集。故调动军队，把聂士成军调到天津，把董福祥军调到长辛店，以防不测。并写信给袁世凯，催他赶快离京返津，袁世凯回到天津，并没有发生像他在《戊戌日记》中所说与荣禄的谈话，而荣禄只是把他留天津，未让他回小站营中。袁世凯听说北京发生政变，慈禧太后再出训政，捉拿康有为，吓得魂飞天外，以为密谋已经败露，故“大哭失声，长跪不起”，向荣禄表示忏悔，并将谭嗣同夜访之事，和盘托出，为保全自己，出卖了光绪帝和维新派。
荣禄是守旧派中极有头脑的人，他认为袁世凯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一心想笼络他。而且袁供出了围园劫太后的密谋，给守旧派提供了进行镇压的借口，故而宽恕和庇护了袁世凯，从此袁死心塌地追随着慈禧太后和荣禄。
谈谭嗣同夜访法华寺的重要史料，一是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一是袁世凯的《戊戌日记》。梁启超讳言围园劫太后的密谋，称此为守旧派的诬陷，其实维新派确有此密谋，最近发现的毕永年《诡谋直纪》是不可辩驳的铁证。但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所说亦非事实真相，他隐瞒了和维新派往来的事，讳言曾参与了密谋，而且诡称自己告密在前，听到政变的消息在后。可能因为当时社会上有戊戌年袁世凯与维新派勾结兵变的传言，袁世凯为平息传言，洗刷自己，写了《戊戌日记》，证明他一直忠于慈禧太后。好在荣禄已死，袁世凯何时告密？怎样告密？已死无对证，不为人知了。他没有想到自己在《戊戌日记》中叙述八月初三以后的活动中露出了破绽。其他史料中的蛛丝马迹也透露了他通过徐世昌和维新派的联系，以及从北京觐见皇帝回津后受到荣禄施加的压力。
从现存史料中可以得出如下的看法：
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期间一度倾向于维新派。他通过徐世昌与维新派保持联系，与闻和支持他们的密谋。并且做出了使用兵力的承诺，当事机紧迫时，他又不敢做杀荣禄兵围颐和园、劫持西太后的冒险举动。八月初五日回天津后尚未告密。八月初六晚，听到杨崇伊带来的政变消息，袁世凯以为事情泄露，为保全自己，和盘托出围园劫太后的密谋，致使事态扩大，大批维新派被捕、被革、被逐和六君子被杀。袁世凯的告密真相及他和维新派的关系即是如此。
[1] 袁世凯《遵奉面谕谨拟条陈事件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转引自张华腾《康袁交往与戊戌维新政治格局》。
[2] 转引《戊戌变法》（四），132页。
[3] 同上书，134页。
[4] 同上书，254页。
[5] 《康有为诗文选》19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6]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近代稗海》Ⅲ，252 页。
[7] 《保荐袁世凯折》（代徐致靖拟），《康有为政论集》上册 371页。
[8] 转引《戊戌变法》（四）159页。
[9] 张达骧：《袁世凯在戊戌政变前后》，《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1册，1976页。
[10] 转引《戊戌变法》（四）159页。
[11] 转引《戊戌变法》（四）。
[12] 转引《戊戌变法》（四）。
[13] 毕永年：《诡谋直纪》。
原文发表于：《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11/544079.html

以上是关于康有为-戊戌年袁世凯告密真相及袁和维新派的关系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