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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章太炎、黎元洪关系述论

章太炎与黎元洪同为民初重要政治人物，了解他们之间的交往情况，对于深入认识章、黎各自的思想与品格，及民初社会、政治状况，或不无裨益。
一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章太炎时在日本，阅报“知鄂军都督为黎元洪”〔1〕。这是章太炎第一次提及黎元洪的名字。本年11月， 章返国抵沪。12月1日，章在上海《民国日报》刊登《宣言》九则，认为宜承认湖北军政府为临时中央政府，其首领应称元帅，而此职惟“初起倡义者黎公”可担任〔2〕，对黎表示了极高的赞许与信任。
1912年7月24日，章太炎由京南下抵汉，转天即去谒见黎元洪。 这是章、黎的第一次会面，黎的仪表与言行均给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后章描述道：“黎公年四十九，体干肥硕，言词简明。……其所着西装制服，以粗夏布为之。自大都督以至州县科员，皆用支薪二十元。……以项城（按：指袁世凯）之雄略，黄陂（按：指黎元洪）之果毅，左提右挈，中国宜无灭亡之道”〔3〕。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黎元洪的嘉许， 末句则誉扬有加。基于对黎如此良好的印象，章在武昌期间请黎任统一党名誉总理，黎则回报之以共和党理事。
1913年3月，宋案发生，章对袁世凯的幻想开始破灭，5月，章赴武昌，再谒黎元洪。此时，章太炎天真地认为，袁因宋案和善后借款已“大失民望”，在本年将举行的正式总统选举中已不可能当选，“今时有声望者，首推黎氏，……可作共和国总统”〔4〕， 对黎元洪抱有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期望。
在章太炎盘桓武昌期间，黎元洪为表示对其学术和人品的敬重，特书“东南朴学”横轴一幅赠章〔5〕。此后， 这幅横轴长期悬挂于章宅墙上，这既反映出章对自身学术的踌躇满志，更表现了对黎知遇之恩的感念。
二
1913年8月，章入京，旋被袁世凯软禁于共和党总部；同年12月， 黎亦在袁的胁迫下进京，困居于中南海瀛台。
黎入京后，虽亦如袁世凯笼中之鸟，但对章的处境始终关注，并尽力给予帮助。黎进京后不久，即召经常随侍章左右的吴宗慈到瀛台，商议安慰章太炎的办法。黎表示，章如欲“在京为何事，经费可负责”。当得知章太炎想建一“考文苑”，进行编辑字典等工作时，黎即去向袁世凯疏通。袁答应拨15万元作为开办经费，章则“坚持非七十五万元不可”，并坚持“必须设机关办实事”。袁不允，此事遂罢，黎“徒为扼腕”。〔6〕
1914年1月，章太炎大闹总统府后，被袁世凯软禁起来，至5月，章绝食，以死与袁抗争。黎时此颇为关切，极力向袁“调解”〔7〕。 袁亦恐章真的病饿而死，在其授意下，京师总监吴炳湘将章从龙泉寺接至其亲信医官徐某家中“疗养”〔8〕。后又经黎元洪从中疏通， 袁允章自行租房居住。7月24日，章迁新居，当日即致书其婿， 告之此次变动，从向袁疏通到筹划款项，遣人奔走，均为黎从中“主张”、“调护”，各事“皆由黎公处间接成之”〔9〕，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1916年6月初，袁亡，黎继任总统。12日，黎在甫任总统。 政事纷繁的情况下，亲访章太炎，晤谈达两个多小时〔10〕。黎恭敬地向章询以“大计”，章告以“去小人”、“大开党禁以广言路”二策，又“泛论国势人材及去取听宜者”。对章之所见，黎均表“深服”〔11〕。此外，章还向黎表示了“乡思甚切”，准备归隐家乡的意愿，黎当即表示“将以蒲轮送回”〔12〕，当月25日，章离京南归，黎“遣一卫官护行”〔13〕。
三
1917年春，府院矛盾由于对德绝交和参战问题变得日益尖锐起来。3月4日，黎拒绝在国务总理段祺瑞致国会的对德绝交咨文上盖印，段即以辞职相要挟，当天离京赴津，府院冲突骤然激化。身居上海，但心系北京政局，心系黎元洪一身的章太炎，即于3月5日与谭人凤联名致电西南各省督军，为黎争取支持，电称：“内阁以去就相要，元首孤危，祸机迫近。……诸公藩翰西南，干城是职，惟愿戮力一心，嘉猷入告，使黄陂外得援助，则争去者不能要挟，而黩武之祸自纾”〔14〕。3月6日，章又与谭联名致电段祺瑞，晓以加入协约之弊，劝导段“屏绝莠言，光辅元首”〔15〕。同日，章还与谭致电黎元洪，鼓励其要“始终坚定”〔16〕。但黎并没有因此而增加多少硬度，还是先作了让步，段遂回京复职。
此后，府院冲突再次加剧，黎免段职，段则赴津策动督军团驱黎，势成僵局。于是，黎请张勋北上“调停”，又在张诱迫下解散国会，大错铸成。7月1日，复辟闹剧开演，黎避入日本使馆。消息传到上海，孙中山立即召集章太炎、唐绍仪、程璧光等在寓所会商。孙中山提出在南方组织护法临时政府，章立即表示，可请海军总长程璧光派军舰迎黎南下，“不然，南方无主，何以自立？”〔17〕在章的心目中，黎元洪远比孙中山高明和重要，黎不南来，南方就“无主”，就不能“自立”。章且认为，孙中山“初以失位觖望，闻中央有变，辄喜，故与余辈异情”〔18〕，以深怀成见之心，度孙中山“天下为公”之腹，暴露出其思想的偏狭。当程璧光告之，秦皇岛泊有两舰可以迎黎后，章即拟电稿致日本驻华公使，请其护送黎元洪至军舰。第二天日公使回电，“辞以难”〔19〕。章见迎黎无望，只得随孙中山南下广州护法。
章虽身随孙中山南下护法，心却仍系在北方的黎元洪身上。同年9月，广州护法军政府成立，孙中山为大元帅，章为秘书长。章劝告孙中山应“遥戴黎公，以存国统”〔20〕，并在其代拟的《大元帅就职宣言》中，借孙中山之口，不时对黎加以美化、抬高〔21〕。而且，章在该年11月7日的一则通电中，竟称护法运动是“以黎公复职为宗旨”， 如此则“名义至顺”〔22〕。在章太炎那里，“护法”无异为“护黎”了，拥黎之心，实也太笃。
四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获胜。曹锟、吴佩孚赶走现任总统徐世昌，欲拉出已辞职隐居天津近5年的黎元洪复任总统， 以作为直系直接掌握北京政权的过渡。一时间，黎宅前车水马龙，劝驾者络绎不绝。
此时章太炎的内心是矛盾的：他当然热切希望黎能复任总统，但又担心黎复任后受直系军阀的摆布，重蹈1917年的覆辙。于是，章于6 月初为黎献上“择地复职”一策，称“宜于金陵、武昌择地复职，切勿罣系北京，自同囚锢”〔23〕。此电发出后，章仍不放心，当日又有一密函致黎，除详陈其策外，又殷殷嘱黎切不可“遽于北京复位”，否则，“将来祸患，不可胜言”〔24〕。
其实，黎元洪又何尝不想乘机提某些条件，以确保自己复任后的地位。经过左右幕僚的一番策划，黎于6月6日发出通电，提出以“废督裁兵”为复职条件。就复职后避免或减轻军阀的箝制而言，这与章“择地复职”的策略本质上是相同的。但黎终是复职心切，在并未得到曹、吴等军阀“切实表示”的情况下，即于6月10日发出接受复职的通电， 并于11日上午入京复职〔25〕，“废督裁兵”、“择地复职”均成空言。
章太炎所献之策，不能不说确有见地，而不能实行，首先是因为看错了献策的对象。他的“黎公”优柔暗弱，虽不愿受直系军阀箝制，但又不甘心失去这个复任总统的机会，这就注定了其不能实行章的策略。而曹、吴拥黎复职，不过是要把黎元洪作为其直接上台，独揽北京政权的一个过渡阶梯，此外还企图以此打出“恢复法统”的旗帜，使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失去存在的依据，实现直系军阀对全国的统治。曹锟、吴佩孚绝不允许黎元洪挣脱其设计的这个圈套，去实行自己的什么主张，这也决定了章献黎之策不可能实现。但话说回来，章太炎本人的思想中就是要那么坚决地、不妥协地实行其所献之策吗？回答很难是肯定的。章在6月3日致黎的电报和密函中，就已迫不及待地称黎为“大总统”、“总统执事”了，而黎如坚持章所献之策，违背直系军阀的意志，这个总统之职是绝复任不成的，对于这一点，章太炎应该是知道的。
黎元洪不纳其策，遽然入京复职，章太炎心中不免生出一些对黎的不满来。6月17日，黎致电章太炎及李烈钧、伍廷芳等人，请其来京， “共谋统一”，而章却于19日复电称：“大统已复，时局尚艰，凡百施为，非在野所能论列”，谢绝了黎的邀请〔26〕。本来一贯乐于向黎进言献策，而这次当黎主动求教时，却以“非在野所能论列”消极起来，分明是对黎不纳其策的一种报复，但章太炎还是很快调整了自己的情绪，因为他虽感到“时局尚艰”，但毕竟对黎还是抱着莫大的希望，期冀黎复职后能有一番作为。就在声言“非在野所能论列”之后不久，章即有一函致黎。这是一篇如何应付各方局势、内容全面的意见书，对借款问题、对西南各省、对孙中山、对曹锟、吴佩孚，黎应各持何种态度，章情势细缕，谆谆告诫。函中还称：“炳麟睽隔清尘，已历年所，久思一瞻颜色，得慰素怀，然轻易入都，又撄权门之忌，故属川人曾君通一面谒，……所有详情，不可笔罄者，请随时面询可也”〔27〕。这是在力图对前几天拒绝入京邀请进行转圜。此后，章太炎对黎元洪仍间或有所进言，黎则报之以“勋一位”〔28〕。
五
黎元洪在直系军阀的箝制、挤压下做了一年的傀儡总统，终又在直系军阀的百般逼迫下负气出京，此时到了1923年6月。 章对黎的处境至为关切，6月11日曾有电致黎，为其献策，待闻黎已被逼出京到津，章再于6月17日致函献策：联合段祺瑞，外借奉系及西南军阀之力，与曹、吴等对抗到底，同时筹巨款策动国会议员赴沪集会。章唯恐黎隐忍吞声，无所作为，最后竟激起将来：“今曹、冯之当仇，甚于往日之段派也，公岂得不发愤为雄耶！”〔29〕从黎元洪其后采取的几项行动看，这次他基本上采纳了章的意见，如：对出京到津的国会议员，每人致送五百元“旅费”，鼓动其南下上海集会〔30〕；6月20日，任命段祺瑞为讨逆军总司令兼第一路军司令；6月25日， 派人赴奉与张作霖“接洽”〔31〕。但这些行动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段与黎毕竟芥蒂太深，对黎的任命不予置理，张作霖则采取敷衍态度，“讨逆”一事遂作罢，而来津的国会议员中，也有相当多的人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暂取镇静态度”，迟迟不肯南下。〔32〕
在这种情况下，章认为黎元洪应“速行到沪”，以争取更多的国会议员到沪集会，并截留关余，组织临时政府，与直系军阀对抗到底〔33〕。但此时黎元洪的思想状态与章太炎的期望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在复任总统的一年中，黎尝够了被拥兵跋扈的军阀们挤来压去的滋味，这次被逼出京后，“颇抱消极主义”〔34〕，虽有前述一些举措，但本意盖在与直系军阀捣乱，并无决心与其对抗到底。特别是浙督卢永祥对黎1922年复任总统就持反对态度，这次政变后，卢只表示欢迎国会议员到沪集会，仍认黎为非法总统，称“尚无迎黎南下之必要”〔35〕。有鉴于此，黎当然更不肯贸然南下。
而章太炎闻黎南下之期“犹滞”，不禁有些恼火〔36〕。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黎元洪的考虑要比章太炎实际得多，他从两任总统的经历中深知，南下以后如得不到握有实力的军阀支持，将一筹莫展。
经过两个多月的盘桓、犹移，在章及左右亲信的一再劝说下，黎元洪终于9月8日秘密离津，11日抵沪。但黎欲在沪组织政府的计划遭到各省代表、江浙绅商及卢永祥等地方军阀的一致反对，根本无可能实现。为摆脱这些尴尬的处境和可能发生的危险〔37〕，黎不得不决定暂东渡日本。
11月8日，黎以休养、治病的名义离沪赴日。此后， 章多次致黎书信，对其表示问候、安慰，盼黎有朝一日复出之心隐然未泯。但此时的黎元洪，经过几番政治沉浮，加之身体的衰病，已完全失去了东山再起的念头。
六
1924年5月黎自日本返国，寓居天津，脱离政界从事实业；而章太炎则继续从事他的政治和学术活动，两人的关系渐趋疏隔。
虽如此，章拥黎复出的念头却始终不死，政局一有风吹草动，章即鼓吹“法统重光”，总统复任。1925年10月，浙奉战争爆发，奉军败北，章认为这是拥黎复出的难得之机，于11月18日致电时任“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和任“讨贼联军”总司令的吴佩孚，请其奉迎黎“南来正位，建置合法政府”，如此则“名正言顺”〔38〕。此议为孙、吴所拒绝。尔后不久，奉军郭松龄倒戈，一时间张作霖的地位岌岌可危。章等拥黎派认为“奉系既倒，段祺瑞失其根据，政府理当改组”，决定趁此机会“拥黎出山，以正法统”〔39〕。章太炎并准备赴宁“与孙传芳氏接洽”〔40〕。但孙传芳与其他军阀均各有自己的打算，对此不予支持，章等拥黎活动很快归于“沉寂”。〔41〕
1926年4月，北京发生政变，鹿钟麟派兵包围执政府，段祺瑞等安福系要人逃入东交民巷，一时有释放曹锟，恢复国会之说。章表示坚决反对，称解决时局“除请黎黄陂复位外，无更好之办法”，但章心里也明白，“此意似又不为各实力方面所赞同，故目下暂取静默”〔42〕。虽口称“静默”，但章实际上并未停止拥黎活动。4月末， 颜惠庆在直系军阀的支持下，准备出任国务总理，组建摄政内阁，章闻讯，立即电颜，称：“如欲建置中央，则黄陂犹在，依法可以复任”，劝告颜“弗摄阁”〔43〕。后颜惠庆摄政内阁成立，打出的旗号是“维持法统”，但在章太炎的心目中，“法统”只系于黎元洪一身，5月9日，章以“辛亥同志俱乐部”的名义通电全国，反对成立颜惠庆摄政内阁，称“非黄陂补满任期，何以使法统不断！”〔44〕
此时，奉系军阀张作霖对直系军阀支持下的摄政内阁持反对态度。于是，章又欲利用直奉之间的矛盾，达到其拥黎复出的目的。4 月下旬，章先发密函探商于奉系要人杨宇霆，杨复函表示：“中央政局，奉方但期主持得人……黄陂地处超然，较为相宜。诚如尊见，即希极力主张，早日观成”〔45〕。章闻此欣喜不已，即将个中情况函告李根源，并请李以与杨宇霆士官同学的身分，亦向杨进言，推动此事的进行〔46〕。此后，章还准备亲赴津、奉，面谒黎、张，以促成此事的实现〔47〕，后改派黄大伟〔48〕为其私人代表到津，分别谒见黎元洪、张作霖〔49〕，面陈章太炎“对解决时局所持态度”〔50〕。但此时的黎元洪已完全无复出之意，张作霖对黎也不感兴趣，章的这番策划、奔走遂悄然结束。
七
1928年6月3日，黎元洪病逝于天津，章闻讯，顿感“地坼天崩”，即去电致吊，并在沪为其设奠〔51〕。不久后，章有一联挽黎：“继大明太祖而兴，玉步未更，佞冠岂能干正统；与五色国旗俱尽，鼎湖一去，谯周从此是元勋”，下署“中华民国遗民章炳麟哀挽”〔52〕。将黎元洪视为明太祖式的人物，清楚地表达了章对黎的一贯认识：黎“首倡大义”，是中华民国的创建者；谓黎一去，中华民国随之“俱尽”，己亦成为“遗民”，则是章以民国“法统”系于黎元洪一身思想的延伸。
在黎死去五年后的1933年，章太炎为其作了一篇碑铭——《大总统黎公碑》。碑文备述黎一生经历，多所阿谀之辞，尤其是对黎在武昌起义中的表现，更是不顾事实，极尽美化之能事：“兵起，有数卒突入公门，公错愕，手刃之。无几，又数人至，促公赴军械局，请受都督印，公见化龙在，知士大夫有谋，宣言无略财，无妄杀，如是则可，皆踊跃称听命，即诣咨议局就选”云云〔53〕。碑文刊出后，当年亲自参加领导武昌起义，并用枪逼迫黎元洪答应任都督和在军政府布告上签字的李翊东（西屏）〔54〕，两次致信章太炎，责其碑文之谬。章虽复信申辩，声称“无一句臆造”〔55〕，但后也不得不将碑文中“兵起”下，至“皆踊跃称听命，即”60字删去，并对其他4 处作了小的修改与删略〔56〕。公开采纳他人的指摘，删改自己的文章，这在章太炎的文字生涯中实不多见，这充分表现了章太炎对黎元洪、对于黎元洪之碑文及其会产生的影响的极端重视。
至此，章太炎对黎元洪算是尽了最后的忠心与情谊。
八
对于民国的政治人物，章甚少可许，但唯独在与黎元洪十几年的交往中，始终对黎持非常尊崇的态度，殷勤进言献策，忠心拥戴维护，有时甚至达到了迷信的程度。对黎政治上的暗弱优柔、丑言恶行，或视而不见，或为其辩护开脱。这在章太炎与民国政治人物的交往中实属绝无仅有。
黎元洪对章虽非言听计从，却优礼有加，特别是在章被袁世凯羁禁北京期间，黎利用其副总统的地位，为章在袁世凯面前疏通调解，为改善章的处境策划安排，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章氏处境的危困。
在章与黎的交往中，章是主动者，从趋鄂谒见，到每遇紧要关头进言献策，无不是章主动输诚，竭忠尽智。
章太炎对黎元洪如此，根本原因是章将黎引为自己政治上的知己。章参加反清革命，数遭清廷追捕，并曾入狱三年，而始终不渝。但如所周知，章参加反清革命，怀有强烈的反满复汉的民族思想，而黎以清军协统加入武昌起义，成为首义之省军政府的都督，章于是将黎视为“首倡大义”，推翻满清，光复中华的“元勋”，认为黎“功业格天，……世无其人，则中国终于左衽矣”〔57〕，这是章太炎之所以对黎元洪百般尊崇、忠心拥戴的根本思想原因。民国建立之后，在民初有关政治问题的立场上，他们之间也存在着相当多的一致。
再者，黎元洪所表现出来的“廉正”，也深得章氏景仰。章在首次得见“黎公之丰采”时，黎即为其留下了“廉正”的深刻印象，博得章的嘉许，以至1933年为黎撰写碑文时，仍念念不忘其“性廉”：“初倡义时，约自都督及录事皆月取银二十版。事定，将吏皆增奉，身取二十版如故。再起莅政，虽常奉不入，减公府经费三分之二”〔58〕，可见章对黎“廉正”景仰之深。
此外，黎元洪待人每每表现出“宽厚”之风，对章氏的人品及学问尤表钦慕，在其处于困境时大力救助，这都使章深感其知遇之恩。
注释：
〔1〕《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总12号。
〔2〕《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26、527页。
〔3〕见谢樱宁：《章太炎年谱摭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70页。
〔4〕《在国民党湖北支部之演说》，1913年5月30日《顺天时报》，转见于《章太炎年谱摭遗》，第79页。
〔5〕薛民见：《黎元洪年谱》，载《民国大总统黎元洪》，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6〕吴宗慈：《癸丙之间太炎言行轶录》， 见《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76页。
〔7〕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见《洪宪纪事诗三种》，第179页。
〔8〕〔9〕〔21〕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75、477、570页。
〔10〕〔12〕《京师短信》，1916年6月18日《时报》。
〔11〕汪太冲：《章太炎外纪》，转见《章太炎年谱长编》，第5-28页。
〔13〕《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总12号。
〔14〕〔15〕〔16〕《章太炎年谱摭遗》第90—91页。
〔17〕〔18〕〔19〕〔20〕《太炎先生自定年谱》。
〔22〕《章太炎最近之通电》，1917年12月6日《时报》。
〔23〕《章炳麟劝黎黄陂择地复职》，1922年6月4日《申报》。
〔24〕《上黎元洪书》书稿，转见《章太炎年谱长编》第630页。
〔25〕张梓生：《黎元洪复职记》，《东方杂志》第19卷，第12号；《黎黄陂来京就职之详情》，1922年6月12日《大公报》。
〔26〕《章太炎之两皓电》，1922年6月21日《申报》。
〔27〕从内容看，此信当写于6月下旬， 见《章太炎年谱长编》第642页。
〔28〕黎1922年8月29日发布“大总统令”：“晋授章炳麟以勋一位”，见1922年8月31日《申报》“命令栏”。
〔29〕章太炎1923年6月17日致黎元洪函。天津历史博物馆藏。
〔30〕两旬间，国会议员在津签名领取南下旅费者达397 人之多（见《国会议员南下之题名》，1923年7月13日《大公报》。
〔31〕《黄陂电促各省表明态度》，1923年6月25日《大公报》。
〔32〕《护法议员对南方催促南下之态度》，1923年6月24 日《大公报》。
〔33〕《章太炎年谱长编》第712—713页。
〔34〕《黄陂在津之起居注》，1923年7月2日《大公报》；《黎黄陂派遣代表南下》，1923年7月22日《大公报》。
〔35〕《卢永祥与日记者之重要谈话》，1923年7月15日 《大公报》。
〔36〕《章太炎年谱长编》，第716—717页。
〔37〕当时有曹锟欲加害于黎的传闻，见黎长子黎绍基1923年10月3日致黎的信。天津历史博物馆藏。
〔38〕《章太炎巧电子之主张》，1925年11月20日《申报》。
〔39〕〔40〕《拥黎派之计划》，《章太炎等昨日讨论时局》，1925年11月28日《申报》。
〔41〕《拥黎运动已沉寂》，1925年12月3日《申报》。
〔42〕《沪名流反对贿选议员电缓发》，1926年4月13日 《申报》。
〔43〕《章炳麟申劝颜惠庆弗摄阁》，1926年4月29日《申报》。
〔44〕《辛亥俱乐部反对颜阁电》，1926年5月11日《申报》。
〔45〕〔46〕〔51〕《章太炎年谱长编》第864页。
〔47〕《章炳麟将赴奉》，1926年5月30日《晨报》； 《章炳麟今日可到津》，1926年6月13日《晨报》。
〔48〕黄大伟，早年留学比利时学习军事，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参军。
〔49〕张作霖1926年6月6日由奉抵津。
〔50〕《黄大伟将来京，在津访黎张》，1926年6月17日《大公报》；《黄大伟谒张作霖面递章炳麟函》，1926年6月19日《晨报》。
〔52〕《章太炎年谱长编》，第894、863页。
〔53〕《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45页。
〔54〕黎当时仍拒绝，李遂援笔代书一“黎”字。见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75页；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中），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37页。
〔55〕〔56〕《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51、853页。
〔57〕《章太炎年谱长编》，第440页。
〔58〕《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49页。＊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199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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