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梁启超的心性论──读《饮冰室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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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梁启超的心性论──读《饮冰室读书记》

梁启超的心性论──读《饮冰室读书记》
作者:耿云志
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
梁启超是一位影响颇大的启蒙思想家,其著述甚丰。但似乎没有系统谈其哲学思想的著作。虽如此,不能认为他没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他评介古今中外哲学家的著作已表现出自己的哲学思想。笔者在整理胡适遗稿及其秘藏书信时,发现有梁任公1918年写赠给徐志摩的一篇系统谈其心性论的读书笔记,共十六开十页,装裱成一册,其字挺拔而俊逸,况任公写字总是纸精墨好,所以极有欣赏价值。而我注重的尤在内容。这篇文字题名为《饮冰室读书记》,如今收在我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
这篇读书记,很系统很深刻地论述了任公对于人性的看法,且颇能将古代儒家心性学说与佛学与西方思想家做一些比较,所以是一篇很难得的哲学著作。
《中庸》讲“尽人性”,任公说“曷为而能尽人性?则人人各自圆满发挥其本能是已”。因为人是万物之灵。人有心知,故能观照万物,认识万物,使“万物皆备与于我”。人能尽其性,始能“万物皆备于我”。如何能尽其性?在“至诚”。惟诚而能致万物。怎样叫做诚?任公引陆九渊的话说,“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信得自己过,直接承当一切,始有用力处。”任公并解释说,陆氏此言与欧洲学者之“自我觉悟,自我获得”其义同。而所谓“自我觉悟,自我获得”即是实现自我之价值。梁氏并认为佛教中所谓“佛即我,我即佛”,佛性即在众生中,即在我心中,亦同此义。
任公在解释“万物皆备于我”时,明显表现出他的唯心主义倾向。他说,为什么不说“我备于万物”?或“万物备于天”?而独云“万物皆备于我”?他说“宇宙万有之现象,皆由我识想分别而得名;苟无我,则天与万物且不成安立也。”这意思是说,天地万物因我而得名,因我而成其安立序列。若无我,还成何世界?接着他片面地解释笛卡儿的著名命题“我思故我在”。他认为笛氏之意是世界万物之究竟存在与否皆不能无疑,惟“我”之存在确定无疑。“若疑我不存,则能疑之主体既已先亡矣”。又说“万物皆我心体中所函之象,而我之心体则超乎此七尺恒干(指躯干──引者)之上(此恒干亦万物之一也──原注),与万物为一体,与天为一体。因其为我意识所体认,则名之曰我。故曰万物皆备于我也。”这是把笛卡儿的命题与孟子等儒家思想所等同看待了。其实他们之间是有区别的。
笛卡儿是竭力走出经院哲学的近代哲学家,他不求助于神或其他先验的教条。他要自己确定,究竟有什么东西是确切无疑地存在着的。古代哲学家讲神如何,讲宇宙如何,都是难以证明的,因而也就都是可以怀疑的。我们所闻、所见、所感的外界各种事物,也不是确定无疑的。我们对他们的感觉正难以确定,所以也很难加以证明。但笛卡儿说,我在怀疑,就是我在思想,“我思故我在”。这是最确定无疑的事实。他把这称之为他的第一哲学原理。他正是从这个所谓第一哲学原理出发,建立起他的哲学体系。黑格尔说,近代哲学是以思维为原则的。正是笛卡儿把思维同神学分开,使它成为一切知识的新基础。因此,黑格尔称他是“一个彻底从头做起,带头重建哲学基础的英雄”。但笛卡尔是一个二元论者,他认为除了能思维的心灵这一“实体”之外,还有物质的实体存在,而作为这两种实体的最后根据的上帝则是最完满的实体。可见,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与儒家的“万物皆备于我”是有很大不同。前者是二元论;而后者是一种古代浑朴的“天人合一”论,即未加证明即无条件地承认主观与客观本质上是同一的。
由此可见,梁启超对西方哲学虽有所了解,但远不是很深切的。他和许多近现代中国学者一样,不能免掉一种习尚:即在有所论述时,往往乐于引证西方同道,以加强自己的力量。而其实,他们的着眼点与立论宗旨,并不相同。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意在首先确立一个无可怀疑的前提,以便建立他的知识基础,是为了知识上的需要。中国儒家学者的“万物皆备于我”,或“天人合一”,是要建立一种广义的道德基础,心性修养论,尽量的扩大胸怀,包容一切。实质上潜藏着非理性和排斥认知的倾向。这正是中西思想家的一大不同点。梁启超作为中国启蒙思想家,他于提倡知识,提倡科学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但思想不够深入。亦正因此,他未能识别出古代儒家思想与西方近代哲学家的绝大不同。后来,1923年,梁启超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一文中采取了二元的态度,即要求读书人读先哲的书,既要做冷静的研究功夫,又要做涵养人格的功夫。真正走出儒家心性修养论的巢臼,一任理性的思考,建立中国近代知识基础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尤以胡适为主要代表。但中国的社会机制和动荡的时局,未能造就出真正沉潜于冷静思考的伟大哲学家,只有半吊子的思想家和半吊子的哲学家。后者嘲笑前者不懂哲学,而后者自己的所谓哲学,不过是围着其老师们的几个观念打转,绝少哲学上的真实创造。
梁启超这篇《读书记》的大部分,是评古代几种人性论的见解。他说“古今论性,综其要旨,可得五家”:(一)孟子言性善;(二)旬子言性恶;(三)告子言性无善无不善;(四)世硕、漆雕开言性有善有不善;(五)又“或人言,有性善,有性不善。第四种与第五种不同。前者谓人之性善恶相混并存,后者谓人有性善者,有性恶者,即俗所谓有好人,有坏人。
梁启超认为此五说,皆各有所见,实质并非根本上互相矛盾。依人之异于禽兽这一根本点上说,人性为善。但一入世俗,受各种熏习,为恶者正所在多有,故说人性恶,须时时提撕、约束自己。稍稍放松,一念之差便可做错事,便可为恶,故亦可说,人性无善无不善,人可为善,亦可为不善。从而又可说,人性有善根,亦有恶根。始终保持善根,便是善者,放纵自己,恶根膨胀,便成恶人。这样解释,确是五种说法都有道理。梁氏批评说,五说之所以相互歧异,是因为中国古代名学不够发达,各家之说不先严格界定所指谓,大家都说“性”,而各家所说之性,实际所指并不相同。照梁启超的解释,除孔、孟所说“人性善”,是指“人之初,性本善”而言者外,其余各家之说,皆是言后天之人,皆是言由社会种种行为所体现出来的人性。根据这一理解,梁氏大赞孟子之人性论。说读孟子最能激扬人志气。孟子认为,圣人与我同类,原初所本之人性本同。故人皆可以为尧舜。“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故依孟子之说,圣贤必可学,天下事必可为。以此种精神自振拔,自策励,治事、为学、为人,终必有成。
从消极方面讲,孟子警告人们:“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如果不注意保持自己的一点灵明,听任躯体的欲望行事,便会泯灭人与禽兽的区别,堕落下去。饮食男女之类的身体需要,人与动物同有之,区别即在人有精神,有理性,有心灵。守此精神、理性、心灵,使其发舒,使其主宰肉体,则可成圣贤,相反则可堕落如同禽兽。这就是自古以来中国圣贤所日日讲求的心性修养的大课题。
梁启超的这篇《读书记》最后引古人的话总结道:“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存与养相属,不养则不能久存。人一日不两食则饥饿。岂复口腹有饥饿?智识亦有饥饿,道德亦有饥饿。”所以一日不可废学问,一日不可废修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他要人们在学问上,心性修养上,时时进取,不可一日放松。这虽然是几千年前圣后圣,前贤后贤日日讲求的老训条,但其道理确有永恒的价值。要注意的是笃实践履,不可空论心性,不可只注意书本上的学问;要脚踏实地从即时即地所从事者下手做去。
1998年4月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11/5442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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