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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梁启超、鲁滨逊“新史学”思想比较研究
梁启超、鲁滨逊“新史学”思想比较研究作者：宋学勤
20世纪初，梁启超作为中国新史学思潮的旗手，针对封建史学的弊病发起“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学革命”，1902年梁氏名篇《新史学》发表。梁启超的《新史学》，尖锐地批判封建史学，明确地提出了资产阶级史学和资产阶级史学家的任务。中国史学开始脱离二千余年的传统，揭开了近代中国史学发展的序幕。从比较史学的角度把它与1912年问世的美国现代新史学派的奠基者詹姆斯·鲁滨逊的《新史学》作对照，二者史学思想真是何其相似乃尔!在现代美国史坛，鲁滨逊的《新史学》发表后，其门生称此书在美国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称此书为“新史学派”的宣言书。二者在史学上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他们的史学思想却在时代的感召下产生了某种“共振效应”，同时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本文就此试作一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
在世界史学史上，首先提出“新史学”概念的是梁启超。1902年，他发表了《新史学》，基本内容为大家所熟知。《新史学》全书由6篇文章组成，即第一篇《中国之旧史》，他以整节的篇幅来激烈地批评中国的旧史。他提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几近全盘否定。他认为中国的旧史学维护专制统治，是愚弄人民的工具，是“霸者的奴隶”。批判封建史学的“四弊二病”，即“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以上四者，实数千年史家学识之程度也。缘此四蔽，复生二病。”“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合此六弊，其所贻读者之恶果，厥有三端，一曰难读，二曰难别择，三曰无感触。”第二篇《史学之界说》，他介绍了“新史学”的具体含义，并进一步提出要以进化论作为研究历史的指导。第三篇《历史与人种之关系》，他叙述了世界上各民族的发展史，把西方强大的民族称为“世界史之正统”、“世界史的人种”，指出只有世界史的人种才能称雄世界，使全世界受他们的影响，并助其发达进步。他高度赞扬西方民族的强盛和发达，详细叙述欧美民族从古至今如何扩张、如何进取、如何以先进的文化和强大的武力征服世界，结果成为世界史上的“主人翁”。第四篇《论正统》，他彻底否定了史家正统之辨的意义。借批判旧史学的“正统论”来彻底否定专制专权的合法性，反对君统，拥护民统，反对专制，提倡民主。同时主张今后的史学彻底摆脱正统论的束缚。第五篇《论书法》。书法，也就是“史笔”，即古代史家在撰写史书过程中，评价史实、褒贬人物的原则及写作方法。他主张史学应叙述民族的进化，而不是仅仅记述个人的事迹，或褒贬个人的行为。他提出新史学的书法应当像吉朋的《罗马史》那样，以伟大高尚之理想，褒贬一民族的优劣，分析民族强盛或衰亡的原因，使后起之民族读后不无借鉴。第六篇《论纪年》。他反对用帝王纪年法，而大力提倡用孔子的生日纪年。总括起来看，《新史学》的主要史学思想如下：第一，批判旧史和旧政治；第二，赋予史学强大的政治功能；第三，规定史学对象为民族发展史，而且主张新史学为国民而作，今后的新史书要写国民的事迹；第四，主张历史学应广泛吸取多学科的先进方法，进行综合研究。
鲁滨逊是美国“新史学派”代表人物。1912年，鲁滨逊将其历年发表的演说和论文结集出版，题为《新史学》，这部书奠定了他在欧美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鲁滨逊的《新史学》一书由8篇文章构成，各篇虽然自成体系，但“史学革命”的精神贯穿著作始终。第一篇是说明“新史学”的宗旨和意义。他认为，我们研究历史，并不是因为过去可以给我们种种教训，实在是因为我们可以根据历史的知识来说明现在的问题。因为惟有历史，可以说明现在各种制度。第二篇是说明史学观念的变迁。鲁滨逊历数欧洲史学界从上古时代以来历史观的流变，指出了“新史学”的方向应建立在一种真正意义的“科学”的历史。第三篇是史学的新同盟军。主要说明“新史学”中的历史学与各种新学科的关系。他认为历史的进步，必须借助其他新兴学科的帮助。这些具有同盟性质的学科主要是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第四篇是思想史的回顾。本篇主要通过对欧洲自希腊、罗马时代以来思想发展的过程，指出了撰写“思想史”的重要性：“要改良社会，必先改变思想，必先明白思想的变迁。”第五篇是普通人应该具有的历史知识。这里的普通人是指在社会上居大多数的从事工业的工人，当然，这里的历史不再是那种关注“政治”的历史，而是与工人生活休戚相关的“产业史”。第六篇是罗马的灭亡。第七篇是1789年的原则。这里的“1789”指的是“法国革命”。按照鲁滨逊的解释，作为法国革命的“原理”的宪法思想和人权宣言并不是虚构的学说和不切实际的高谈阔论，而是有其历史发展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人们应该赞美其昂扬的进步精神而不是依恋革命的旧制。第八篇是用历史眼光来看保守精神。他认为，以前的历史研究更多地被守旧的人所利用遮掩了历史发展的光明图景。现在应该破除从过去为指向的历史研究，让历史呈现进步的、以未来为取向的光明前景。总括起来说，《新史学》集中反映了鲁滨逊的新史学观：第一，打破了狭隘的政治史研究和考据的传统，把历史的范围扩大到包括人类既往的全部活动；第二，用进步的观点来考察历史的变化，把人类历史看作一个连续不断的成长过程；第三，用综合和多因素的观点来解释和分析历史事实；第四，注重历史的社会功用，强调历史为现实服务。
二
梁启超和鲁滨逊的史学思想相当丰富，其中最重要的而且能作相对应比较的，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两者都主张批判旧史学，拓宽历史研究的内容；都力图以进化论的观点来重新研究历史；都重视历史学的社会功用等等。
梁启超、鲁滨逊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史界革命”的主张，对以往的旧史学展开了批判。
梁启超指出，中国之旧史有“四弊二病”，他把旧史学与新史学相比，“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人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关系”，他认为中国的旧史陈陈相因，不去思考历史事件造成何种影响，不探究事物间的因果联系。尤其将人物与时代之间的主从关系颠倒过来。不明白人物只能作时代的代表，却反过来把时代作为人物的附庸。结果，旧时代的正史便成为人物传的汇集，“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励其爱国之心，团结起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只重政治史，简直是帝王的家谱。“呜呼，史学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注：梁启超：《新史学·中国之旧史》。)只有对旧史学进行革命，才能使之成为“国民运动之资鉴”。梁氏对旧史的批评确实攻势凌厉，具有廓清摧陷之功，这是因为他的批判集中到旧史即“君史”这一根本问题，痛陈其奴化国民思想、阻挡时代潮流的危害，而以“民史”即以写出民族群体之兴衰这一崭新价值体系取而代之，这就为史学近代化开辟了道路(注：陈其泰：《梁启超与中国史学近代化》，《史学与民族精神》，第486页，学苑出版社1999年。)。
鲁滨逊首先反对传统史学局限于政治史的狭隘性，《新史学》开宗明义地指出：“从广义来说，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和感情。”鲁滨逊特别不满的是：“但是直到现今政治史仍然保持着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一般人仍然把过去的政治事件，看作是历史的主要内容。”(注：詹姆斯·鲁滨逊：《新史学》，第3、9、188、168、99、206、70、203—204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明确指出传统史学只记述政治事实，说的是朝代兴替、军功记录、外交阴谋与宫廷丑闻等，这是一种把读者引入歧途的“庸俗观念”。他看到了人和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对传统史学在内容上将自己限制在民族国家的政治史的范围内的狭隘做法大加批判。“这样做法的结果是失去了历史的眼光”，不能反映历史进程的真实面貌，不符合科学的精神，往往“为事实而去记载事实”，在叙述方法上是不科学的。更重要的是，旧史学的这些通病，使人们忘记了历史学的最重要的社会功用。他还反对传统史学的封闭性，强调史学家要利用关于人类的新科学知识，而不能像传统史学那样把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隔离开。
在历史学的内容方面，两人的主张是一致的。
梁氏认为必须“为史界辟一新天地”，主张历史要研究智力、产业、美术、宗教和政治等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则凡百事物，有生长、有发达、有进步者，则属于历史之范围。”“故言历史之广义，则非包万有而并载之不能完成。”“夫欲求人群进化之真相，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内自乡邑之法团，外至五洲之全局，上至穹古之石史，下至昨今之新闻。”(注：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32年。)大大拓宽了历史学的研究内容。
鲁氏认为历史是研究人类过去事业的一门极其广泛的学问，举凡人类全部过去的活动都应包括在“新史学”的范畴内。鲁滨逊指出：“人类的活动不仅是当兵，做臣民，或做君主，国家也绝不是人类惟一关心的事情。”“自古至今，人类的活动包括海上探险、开拓商业、建筑城市、设立大学、建筑宏伟的大礼拜堂、著书、绘画，并且还发明了许多东西。”(注：詹姆斯·鲁滨逊：《新史学》，第3、9、188、168、99、206、70、203—204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而所有“这些人类活动”都应包括在历史里面。他认为应当抛弃陈旧的英雄史观，克服以往偏重政治史和军事史的局限，大大开阔历史学的视野，注重对普通人和普通事物的研究。
在历史观方面，两人都力图以进化论的观点来重新研究历史。梁启超旗帜鲜明地提出用历史进化观来取代旧史“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他明确提出要划清旧史一治一乱的循环观和新史学认为历史的变化“有一定之次序，生长焉，发达焉”，即由低级向高级进化。主张近代史家应该摒弃旧史家几千年来所信奉的“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的旧观点，代之以将近代进化论作为研究历史的指导，通过研究，描述人类进化途径及其具体表现。
鲁滨逊声称要用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去观察与研究历史，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成长过程，以为这是新史学的“基石”。但鲁滨逊的进化论缺乏辩证的机制，同前者一样，也是一种庸俗的进化论，只承认量变，否认质变，承认逐渐进化的发展，却否认飞跃、革命的变革。这种庸俗进化论在鲁滨逊对西罗马帝国灭亡和法国大革命这两个历史事件的论述中表现尤为突出。他还将历史的进步与生物的进化相混淆，这是由于把作为进化源泉的生物的天赋跟历史中的进步源泉的社会获得物混淆起来而造成的。
两人都重视历史学的垂训作用。梁氏《新史学》开宗明义标明史学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史学应是“学问最博大而切要”的一门，是“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半焉。”旧史家不懂得史家的可贵在于通过叙述人群的进化，培养民众爱群善群之心、进取意识和爱国精神。“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励其爱国之心，团结起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故中国史学“外貌虽及发达，而不能如欧美各国民之实受益也”。主张要用历史来启蒙中国人的思想，让国人猛醒，为中国的未来而奋斗。
鲁氏十分强调新史学的功用或“实用价值”，主张研究历史是为了帮助人们了解过去，服务现在，推测未来。他说，历史“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同类以及人类的种种问题和前景。这是历史最主要的功用，但一般人们所忽略的恰恰就是历史所产生的这种最大效用。”在《新史学》第五章《普通人应该具有的历史知识》里，非常详细地阐明了历史学的教育功能。
在方法论上，两者都强调史学的综合研究，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梁启超批评昔之史家，“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也。夫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注：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32年。)强调史学的综合研究，注重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广泛吸取多学科的先进方法，可以帮助历史学进行深入研究。梁启超晚年又发展了《新史学》的观点，著成《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进一步构建了自己的史学方法论体系。
鲁滨逊主张借鉴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概念，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历史是关于重新研究过去文明和关于现代文化起源的科学。因此，要以历史为职业的人就需要掌握一切有关研究人类的过去和探溯现时人类发展的各种类型的知识。”(注：詹姆斯·鲁滨逊：《新史学》，第3、9、188、168、99、206、70、203—204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在其著作《新史学》第三章《史学的新同盟军》中，他主张寻找“新同盟军”。这些“新同盟军”包括广义的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社会心理学、动物心理学、比较宗教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鲁滨逊写道：“假使历史学的同盟军好好地加以利用，那么，不仅历史研究的范围可以大大加强和深化，而且在史学园地里将会取得比自古以来更有价值的成果。”(注：詹姆斯·鲁滨逊：《新史学》，第3、9、188、168、99、206、70、203—204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鲁滨逊的学生哈里·巴恩斯明确指出：“历史是关于人在社会环境条件下发展的记录”，如果不具备社会学和行为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心理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伦理学等各门社会科学的知识，“就不可能对这种记录做出合理的解释”。此外，巴恩斯还要求新史学的从业者学习自然科学知识。
三
梁启超与鲁滨逊在这里说不上是前者影响了后者，还是后者启迪了前者，他们在史学上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他们的史学思想却在时代的感召下产生了某种“共振效应”。不过仔细分析起来，这两种“新史学”体系之间还是差别很大的，无论是其产生的前提、所指对象、所提问题，还是其运用方法、理想目标、实际效果，均相差很远。
梁启超的“新史学”是20世纪初中国新旧制度转换时期里政治、思想、学术斗争的产物。他的著作借批判旧史学严厉地批判专制君主制度，宣传西方民主制度优越性，其观点鲜明，充满了激情。像“二十四史只是帝王将相的家谱”这些观点，很快成为家喻户晓的口头禅，对当时推翻专制统治的政治运动作了有力的思想舆论准备。梁启超的“新史学”还有重要思想革命意义。在当时新旧转换时期，不仅要改变旧制度，还要清理旧文化。旧史学中包含着大量的封建思想文化，梁启超的批判动摇了旧文化的这一堡垒，对促进近代的思想解放起了重要的作用。梁氏所鼓吹的“史界革命”，其实质就在于革除封建史学之弊端，创建“新史学”。而提倡“新史学”的目的在于救国。“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梁氏认为“新史学”不但要救国，而且也能救国。所以，“新史学”实乃救国之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中，近代新史学思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但还需指出的是，梁启超对旧史学的过激否定是显而易见的。如“二十四史只是二十四姓之家谱，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几千年来之史所记无非猫生子之事。比如，‘某日日食也，某日地震也，’”诸如此类，这些批评都是有失偏颇的。而事实上这些记载很好地说明了中国传统史学历史文献学之发达，至于对日食、月食等看似“邻猫生子”的自然现象之不间断的记载，则成了今日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主要依据之一。
综合起来看，梁启超此文虽名《新史学》，但对“新史学”的具体内容却语焉不详，相反，他的重点却在于不遗余力地鞭笞封建史学的陈规陋习。这样看来，对梁启超“新史学”的理解就必须从他对封建史学的批判方面去着手了。于是，所谓“四蔽”、“二病”、“三端”的反面就客观地构成了梁启超心目中所理想的“新史学”模式，这就是“知有国家”、“知有群体”、“知有今务”、“知有理想”和“能别裁”、“能创作”以及“易读”、“易别择”、“有感触”。从时间上看，梁启超提出“新史学”固然要比鲁滨逊更早一些，但梁启超的“新史学”的批判对象是中国传统史学，而鲁滨逊的“新史学”却是以西方近代史学传统为对象。这两种“新史学”不是一种性质的“新史学”。所以，梁启超的“新史学”的“新”是极有限的，即它只适应于中国传统史学，而对于西方近现代史学则毫无“新意”可言。正是在这点上，体现出梁启超的“新史学”同鲁滨逊的“新史学”之间的根本差异。鲁滨逊的“新史学”是针对西方近代史学而言的“新”。与梁启超相比，鲁滨逊的“新史学”则显得更为成熟和深刻。
鲁滨逊史学思想之形成与当时美国社会变革有很大的关系。当时，“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巨大变化引起了人类文化的彻底变革，使得人们探溯文化及社会制度的发展不能再局限于宪法史、政党发展史、外交的纠缠或王朝的世系”，社会的变革呼吁史学也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又加之他在1888年赴欧洲求学数载，深受欧洲史学变革潮流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鲁滨逊之思想主张“实际上也是对19世纪60年代以来这场欧洲文化史运动的一种继承，但却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于美国史坛”(注：张广智：《美国新史学派述评》，《世界历史》1984年第12期。)。鲁滨逊不仅提出了新史学的系统理论主张，而且在哥伦比亚大学广聚门徒传授其所倡导的新史学，从而在美国史学界形成了一个颇有声势的新史学派，对美国史学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鲁滨逊的《新史学》之所以能取得极大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民主的政治环境、自由的学术氛围、开放的教育体制、高水准的史学训练手段、合理的学术传承方式等。另外，它们还都有自己的学派刊物、大量的出版支持者，它们还有自己的学术结构、广泛的学术传播阵地，同时又不乏对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的大力运用。这些条件，促成了他们的荣耀和成功。
而梁启超设想的“新史学”却没有产生预期的后果，原因何在?回顾20世纪中国史学所走过的道路就会发现，与西方史学相比，20世纪的中国史学缺乏成熟的考实性研究的重要环节。表面上看，梁启超倡导新史学时，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是基本同步的。但中国提出新史学的背景与西方截然不同。西方在反对以兰克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呼唤“新史学”时，已经有近百年的在科学主义影响下发展的实证史学传统，其新史学思潮是在19世纪兰克史学根基动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梁启超所面对的是有着过重传统负担和深厚积淀的中国古代传统史学，尽管经历了乾嘉学派的洗礼，但乾嘉学派缺乏近代科学主义的理论依托，这种史学考据学也远没有其成熟的形式，尽管有学者称其与兰克史学有相似之处。因此，20世纪的中国史学没有科学主义基础上的近代史学积累，再加上新史学理论本身的不成熟和过于粗糙，基本上还是一种口号和宣传，具体内容不多，可操作性也不强。这些复杂因素酿造了梁启超“新史学”的命运。
（文章来源：《中州学刊》2003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11/5442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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