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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李大钊致佚名氏密札试解——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
李大钊致佚名氏密札试解——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作者：杨天石
李大钊一生写过很多信，但留下的很少。国民党中央原上海环龙路档案中藏有李氏未刊函札一通，弥足珍贵。函云：
手示悉。以琐务未暇即复，伏乞鉴宥。所欲介绍于赵君之友，乃山西人梁伯强君，
其住址在天津英租界电灯房北路东第一号乔公馆，已将赵君姓字函告此君矣（此函用日
本书留，当无他虑），乞即设法通知赵君为祷！局势一变，将来恐不能彻底澄清。民党以后宜善自妥协，勿再授人以柄也，惟明达图之。匆匆不多及。此问
近佳！
付丙！
弟张润之
李大钊
此函不署年月，无收信人，环龙路档案题作《张润之、李大钊致某君书》，可知当年整理档案时收信人已无考。函中有“付丙”二字，要求收信人阅后烧掉，可知此函为密札，更加值得重视。
函中提及的赵君，不详何人。梁伯强，指梁善济，山西崞县（今原平）人。山西大学堂教习。1903年癸卯科中试，次年入翰林院任检讨。后赴日本，入法政大学速成科学习。归国后，投入立宪运动，曾任山西咨议局议长。1913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1914年任教育部次长。1915年10月辞职。据“此函用日本书留”一语，可知张润之、李大钊时在日本，在写作本函之前，还写过一封给梁善济的挂号信（书留）。李大钊于1914年1月赴日留学，1916年5月归国，本函必写作于此一时区内。
时间大体清楚之后，接着需要研究的就是张润之其人。他与李大钊联署，肯定关系密切，志同道合。经查，张润之，字泽民，直隶武强人。与李大钊同龄，同为天津北洋政法专门学校同学，1913年毕业后同时去日本留学。1914年春，曾与李大钊共同翻译日人今井嘉幸（政法专门学校时的老师）的博士论文《中国国际法》，在日出版。
张润之与李大钊同富爱国思想。在日时，“谈祖国政俗之衰，则相与唏嘘感慨”。1915年9月，袁世凯唆使杨度等成立筹安会，谋划复辟帝制，李、张都积极投入反袁斗争。同年冬，李大钊组织中华学会，从事秘密反袁活动。1916年1月，中华学会与湖南留学生组织的乙卯学会合并为神州学会，张润之都是积极的支持者和参加者。
袁世凯的复辟受到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和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的共同反对。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通电讨袁，成立都督府、护国军，各方纷纷响应。本函有“局势一变”之语，则知此函当作于蔡锷通电之后不久。当时，袁世凯虽然遭到各方反对，但仍保有相当的控制力量，北京、天津等地仍在袁的严密统治之下，所以本函中表现出一种小心翼翼的谨慎心态，除要求“付丙”外，还特别说明，写给天津梁伯强的信系用“日本书留”，“当无他虑”，正是秘密工作的特征。
由于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和各派反袁力量的联合，袁的倒台为期已不远。但是，张润之、李大钊共同认为，袁的势力仍然不可能彻底消灭，拥护共和的力量必须克服矛盾，进一步加强团结。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1913年反袁的“二次革命”后分裂为两派。一派为中华革命党，一派为欧事研究会；一派主急进，一派主缓进。此际，两派正酝酿重新合作中。张、李二人看到了这一趋势，函称：“局势一变，将来恐不能彻底澄清。民党以后宜善自妥协，勿再授人以柄也。”这是对于当时政治形势的清醒认识，也是对于“民党”的语重心长的劝诫。
对抗与调和、斗争与妥协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能没有对抗与斗争，也不可能没有调和与妥协。在近代思想史上，李大钊比较早地看到了“调和”在自然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曾先后写作《调和之美》、《调和之法则》等文，论证“宇宙间一切美尚之性品，美满之境遇，罔不由异样殊态相调和、相配称之间荡漾而出”。例如，美味，由苦、辛、酸、甜、咸调和而成；美色，由青、黄、赤、白、黑调和而成；美音，由宫、商、角、徵、羽调和而成。本函中，李大钊主张“民党以后宜善自妥协”，可以看作他的“调和”思想在政治上的运用。对于民初革命党人中争论不休、派系纷立的状况无疑是一副有效的药剂。
至此，本函的写作时间、地点、内容已经大体明晰，还必须接着研究，此函的接受者是谁。
按，此函存于国民党环龙路档案中，它的接受者必然是孙中山系统的革命党人。函中，张润之、李大钊不仅对“民党”的团结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而且特别表示：“惟明达图之”，显然，受信人是革命党人中有地位、有影响的高级人员。又据函中所述为“赵君”介绍居住在天津的山西人梁伯强这一情况判断，则受信人必然是一位关心北方革命运动的人士。查，环龙路档案中共存有李大钊信三通，另两通的受信者是张继，则此函的接受者也可能仍是张继，为出自同一来源的文物。
张继，字溥泉，直隶沧州人，与李大钊、张润之是大同乡。他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辛亥革命后任河北支部长。1913年7月，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继赴欧美，发动华侨讨袁。1915年11月回日本，致力于各派反袁力量的团结。李大钊1916年初有诗云：“义声起云南，鼓鼙动河北。绝域逢知交，慷慨道胸臆。”这位可以“道胸臆”的“知交”，很可能就是张继。白坚武1916年5月1日日记云：“候寿昌久不至，念极！闻与张溥泉同来，或亦不日可到。”寿昌，指李大钊。当时的上海是各派反袁活动的中心，白坚武是李大钊的密友，此际正在上海反袁人士间活动。上海反袁人士中既有李大钊与张继同自日本回沪之说，则可证二人相熟，且有反袁活动方面的联系。此前，张润之已先期抵沪，在进步党领袖汤化龙、孙洪伊与革命党人、云南驻沪代表耿毅等人之间活动。5月1日，张继随孙中山到沪。不久，李大钊继至。李到沪不久，即致函在日本的同志霍例白云：
此间自溥泉公来，各派意见消融无间，裨益大局匪浅显也。昨济公接川陈二庵电云，
川决于=日（廿一）宣布独立，湘亦不远，而南京会议虽无结果，冯之态度仍有希望，
其部下尤为鲜明。
济公，指汤化龙；陈二庵，指四川巡按使陈宧；南京会议，指江苏督军冯国璋于5月18日在南京召开的15省代表会议，旨在讨论袁撤销帝制后的安排问题。此函显示出，李大钊不仅充分了解张继到沪后的活动，而且高度肯定张继斡旋各派的功绩，所云“各派意见消融无间”，正是上引密札中张润之、李大钊的主张“民党以后宜善自妥协”的落实。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密札的受信人是张继，它反映出李大钊在反袁关键时期的主张，同时也可窥见李大钊在那个时期秘密活动的一个侧面。
试解如上，不敢自以为是，谨以质之海内外研究李大钊的专家们。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03年5月14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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