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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唐宋史研究应当走出“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唐宋史研究中，“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起初因为大多数人对于学术界讨论唐宋变革的“由来与发展”知之甚少，不免对概念、问题、范式的理解和解释出现偏差和混乱，所以有必要从学术史的角度给予适当的梳理。为此，2007年笔者邀请宋史学界12位师友撰写《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并于2010年出版。在此前后学界也有相当数量的介绍性论著问世。然而毋庸讳言，迄今我们的初衷并没有达到，“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在很多人眼中依然是不证自明的“公理”，唐宋变革论仍旧像个什么都可以装的筐，其混乱状态未能得到改观。不仅如此，还衍生了一系列新的“变革论”，诸如唐中叶变革论、两宋之际变革论、宋元变革论等。从近20年来唐宋史学界欲通过打通唐宋断代界限来提高唐、宋史研究水平的实践来衡量，“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在其间所起的作用，不仅收效甚微，而且弊大于利。因此，笔者认为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纠缠于“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这一篇。为此笔者提出以下五点理由：
第一，20世纪初期，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宋代是中国近世开端的假说，简称“宋代近世说”。二战以后经由他的学生宫崎市定等人的发展，将“宋代近世说”概括为“唐宋变革论”。众所周知，1840年以后随着西学东渐，对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分期不能不打上西学“历史分期”方法的烙印。如1917年傅斯年先生所言：“西洋历史之分期，所谓‘上世’、‘中世’、‘近世’者，与夫三世者，所谓（Subdivisions）在今日已为定论。”内藤湖南的假说即是按欧洲分期法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上古（或上世）”“中古（中世）”“近古（近世）”，又按欧洲的话语来诠释中国历史的文献资料，把中国的发展列入西方文明发展的大链条中，以为欧洲的近代化是世界共同的发展道路。这一假说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前曾得到欧美宋史学界的赞同，此后开始受到美国学界的质疑。上世纪60年代初，美籍华裔学者刘子健就明确反对宋代近世说：“这是机械地借用或沿用西洋史的分期，上古、中古、近代、现代。这是机械地在时间上切成段落。而并不能够画龙点睛地，直截了当地指出每一个段落的主要特色。所以还应当另辟途径来讨论”。到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宋史学界已基本否定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观，包弼德（Peter K.Bol）认为，“应当对内藤说的传统理解进行更新，即认同内藤的时代分期，但要抛弃内藤说以宋代与西方近世相比拟，以欧美式近代为趋归的目的论。”到了上世纪70年代后半期，日本学界在反思西方的历史分期法得失时，看到西方史学和社会学的“近代”是根据西欧社会发展经验总结出来的架构，以此作为研究中国历史分期的预设很容易造成歪曲和混乱。因此，对于“近世”的定性在日本学界有了不同于以前的解释。可以说“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只有日本京都学派的传人在坚持，国际学界（包括日本东京学派、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以及相当多的新生代）已普遍扬弃或否定。
第二，“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的实质是中国文明至宋代便没有再进步，是一种停滞论，更是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张目，这一点不能因为今天讨论学术问题就应当回避。有关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缓停滞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就是国内社会史大论战的主题之一，但是讨论的实质是“我们的整部世界史都是以西方至上论及其历史的进化特征以及其他文明相对的停滞性为基础的”（谢和耐语）。这与“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的中国文明停滞论是不一样的，后者有着鲜明的政治色彩：宋代近世说貌似一个赞美中国文化光辉灿烂、发达领先的历史理论，但它却是内藤湖南现实的中国观“国际共管说”的思想依据，与一个明显具有殖民色彩的对华设想联系在一起。内藤湖南通过宋代近世说“向读者说明，中国文化在进入近世以后已是高度发达的文化。但是正是这个‘早熟’的、高度发达的辉煌文明，导致了当前衰老的、政治经济困难重重，急待寻求出路的现实中国，对此内藤提出了所谓‘国际共管’的理论”（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内藤湖南虽然尊重中国文化，但是当他站在当时的日本国家利益立场之时，他的宋代近世说在理论上为日本企图“温情”入侵中国张目也是不能回避的。为此，笔者想说对于内藤湖南的汉学成就应当加以总结，但是对其服务于日本政论的观点则必须深刻反思，只有这样才能从历史中汲取真正的教训，而不流于黑格尔感叹历史教训的最大教训就是历史从来不汲取教训的窠臼。
第三，众所周知，唐代以后的历史主线有三条：一是漠北主要是东北政治势力的崛起；二是五代十国、北宋的局部统一；三是西部党项势力崛起，并整合吐蕃、回鹘等政治力量。辽金政权是游牧文明与汉文明的交融；西夏一方面是西域与中原的经济文化枢纽，另一方面自身也融合了来自吐蕃、西域、中亚的文明。五代十国、两宋创造了不同于前代的“宋型文化”。但是“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说）”却只立足于“中国本土”，即中国历史只是汉族的历史而不包括辽金西夏。杉山正明就曾客观地指出，“一般来说‘中国’在日本的研究中大部分意味着所谓的‘中国本土’。将事物限定在‘中国本土’中来看宋代史研究和元代史研究的差异，这个众人皆知”。“本来‘中国’历史上就没有单一的汉族社会。可是日本的研究人员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纯中国世界’和‘非中国世界’，‘中国本土’和‘边疆地域’等过分单纯地分割为两大图示化的倾向。有时‘万里长城’（当然在蒙古时代不存在）以外是‘荒野’和‘沙漠’的异象也偶尔出现”（《宋元史学的基本问题》）。为了证明“宋代近世说”的发展脉络，大多数人就把讨论11至14世纪中国历史的范围从北宋的260万平方公里转到南宋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域，再转向元明的江南更狭小的地区，历史的空间一步步缩小。在这样日趋狭小的疆域空间内又被侧重于君主、士大夫和科举制，即“精英”文化、地域重心及其相关的议题所主宰。一言以蔽之，这种研究把中国多元的历史发展局限到狭小的江南一隅之地。这是极其典型的削足适履式地将自己的主观意志（所谓的研究）强加在丰富多彩的中国历史之上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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