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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抗战时期的宋子文与宋庆龄宋子文档案解读之四

抗战时期的宋子文与宋庆龄宋子文档案解读之四
作者：张俊义
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
在最新公布的宋子文档案中，有不少内容涉及宋氏家族成员间关系与往来的书信和文电，引人瞩目。宋氏家族为民国时期最有影响的家族豪门，更有史家将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中国冠以“宋家王朝”的称谓，借以突出彰显其家族的影响力。因此，任何有关宋氏家族成员的起行言卧的记载与言传，不但为正宗史家所关注，亦是众多流行坊间的传记读本作者和野史杂家们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本篇结合有关史实，择要介绍一下笔者在宋档中所发现的有关抗战时期宋子文与二姐宋庆龄交往的书信与电报，聊作正史之补充，兼飨一般读者之雅兴。
一、宋子文力辞“保盟”会长之幕后
俗语说：豪门深似海。在民国时期的政治舞台上，宋氏兄妹六人个个虽长袖善舞，盛极
一时，羡煞无数的黎庶人家，然而，由于政治见解的不同，及争权逐利的需要，这豪门内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并不和睦。其中，宋庆龄更是独树一帜，自1927年以来一直站在蒋介石政权的对立面，与其他姐妹、弟弟间的关系更形疏远。这种亲情疏离的关系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国共再次携手合作后才大为改观。
在宋氏兄妹间，与宋庆龄关系最睦者，可能要数她的大弟宋子文了。宋庆龄是宋子文走上政坛、踏入仕途的举荐人。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第三次建立政权时，经宋庆龄的举荐，正处于事业低潮期的宋子文投奔孙中山，担任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的秘书，从此开始走上为官从政之路。在广州政府，宋子文的出色理财能力有了充分施展的天地，而他也得到了孙中山的重用，奉派领导筹建了中央银行，并成为中央银行成立后的首任行长。其后，更迁升至广州革命政府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厅长的高位。在宁、汉分裂时期，宋子文曾一度与二姐宋庆岭合作，与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政权进行过短暂对抗与斗争。但后来随着宁、汉合流和蒋介石的威逼利诱，宋子文最终投靠蒋介石，出任了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而宋庆龄则始终高举反蒋独裁专制之大旗，与南京蒋介石政权势若水火。不同的政治追求，撕裂了原本的血缘亲情，对宋子文来说，饮水思源，二姐对己的举荐培育之恩，则更让这种骨肉疏离多了层苦涩的味道。
1937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敌当前，亡国亡种的危险，让中华大地上纷争多年的许多对手与敌手暂时搁置了歧见，而国共两党也成功实现了第二次的合作。这一政治形势的变化，终于让宋家兄弟姐妹们暂时冲破了政治的藩篱，为着同一的事业相互携起手来，并再次享受了前所未有的手足温情。这期间宋子文自然与二姐宋庆龄恢复了良好关系，他并利用自己的身份与影响，对二姐所从事的支援抗战的事业给予了相当的协助，这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便是接受宋庆龄的邀请，担任“保卫中国同盟”的会长。
“保卫中国同盟”是抗战时期宋庆龄联合一些中外著名人士联合发起的一个非党派性的救济机构，1938年6月在香港成立，宋庆龄任主席。在“保盟”成立初期，宋子文给予了大力支持，不但出任了名誉性质的会长一职，而且提供了不少物质上的便利，比如“保盟”总部的办公地点香港西摩道21号，就是宋子文提供的。并且，宋子文还让出自己位于九龙嘉连边道的私宅，供宋庆龄居住。另外，姐弟两人还多次联名向海外发表公开信，表达中国人民坚定抗战御侮的决心，和呼吁海外友人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的神圣事业，在国际上均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然而，好景不长，姐弟间的这种亲密关系，便因宋子文退出“保盟”事件的震荡，而投
下了一道的阴影。
1942年1月，国民党政府制造了抗战时期最严重的一次国共冲突事件，即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宋庆龄领导下的“保盟”机关刊物《新闻通讯》连续几期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政府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宋庆龄和“保盟”在皖南事变问题上所采取的坚持抗日团结进步、反对分裂与倒退的立场，得到了海内外关心中国抗战局势的爱国、进步人士的交口称赞，但是也面临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攻击及各方面的压力，出乎宋庆龄意料的是，大弟宋子文此时也火上浇油，提出辞去“保盟”会长一职。
1941年5月30日，“保盟”中央委员会名誉书记克拉克夫人，收到了宋子文从美国华盛顿打来的电报。同一天，国民党中央通讯社驻华盛顿办事处也播发了这个电报，内容如下：
“当我接受保卫中国同盟会长一职时，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同盟将致力于向国内外朋友募捐物资，以援助中国的抵抗力量和帮助受日本侵略蹂躏的平民。
我认为，同盟不应变为国内政党的工具。既然同盟未征得我的同意，就在它的新闻通讯上刊登这类性质的文章，我很遗憾我必须脱离它，并请你们发表这个电报的全文”
这段宋子文辞职的风波，是当时较具影响的一次事件，其幕后背景史家一般认为是宋子文在美国读到了保盟通讯上的文章，为自保前程，避免蒋介石怪罪，故赶紧声明辞去“保盟”会长一职，以示与之划清界限。当时“保盟”内部也有人推测，认为此举背后受到了重庆方面的压力。不论何种解释，但人们一直没有看到相关有力的史料依据，笔者最近在披阅宋子文档案过程中发现了三封这一时期宋子文发给蒋介石的电报，也许能为我们揭开此举幕后的一些隐情。
1941年5月6日，宋子文曾给蒋介石发过一封如下内容的电报：
“委座：支电奉悉。文参加反战大同盟，系当时孙夫人募集捐款，邀文列名，现既有不稳报告，已电港查明内容，以便遵嘱应付。文。鱼酉。”
很显然，宋庆龄领导下的保盟通讯上的系列文章激怒了蒋介石，当得知宋子文与“保盟”存有干系时，蒋立即发出“支电”追责，以上电文便是宋子文对蒋的答复。宋子文当时正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在美国游说增加对华军事援助，成效卓著，与蒋正处于合作的蜜月期，当然不想因为此事开罪于蒋，但是，在答复蒋介石的问责时，宋子文最后还是留了些余地。原电稿最后一句初为：“现既发生其他作用，已遵嘱电该团体退出矣，辞去名誉会长职务矣。”最后宋子文将之改为：“现既有不稳报告，已电港查明内容，以便遵嘱应付。”大概是希望此事能有所转圜，不到最后关头，他也不想开罪二姐。
很快，５月９日，宋子文再电蒋介石：
“委座钧鉴：据港电，孙夫人主持之机关系ChinaDefenseLeague，译称保卫中国大同盟。该机关专为难民筹款，从未有反对政府之宣传，至钧座支电所谓反战大同盟，文未曾参入此项组织，是否即系郑彦乐任秘书长之国际反侵略会。抗战以始，各种救国机关五花八门，分别不清也。文。佳。”
大概蒋介石“支电”中提到追查的团体名称叫“反帝大同盟”，宋子文心中还存有侥幸，以为不是宋庆龄的“保卫中国同盟”，而此时显然宋子文也并没有看到保盟通讯所发表的系列反蒋文章。电文中提到的国际反侵略会又称国际反侵略大会，总会成立于1936年9月，会长为英国人。1938年1月，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成立，宋子文担任会长，邵力子为副会长，并选出毛泽东、宋庆龄、宋子文等为名誉主席团成员。该组织为国际反法西斯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显然不是蒋介石所要追查的对象。
不久，宋子文接到了时任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的董显光寄来的有关资料，其中大概就有保盟的宣传文章，这时，宋子文不敢再怠慢了，5月21日，他给蒋介石发去如下电报：
“委座钧鉴：前奉支电，顷接董显光寄来反战大同盟共产党宣传品，借文名义，在外招摇，已遵谕发电，公开声明退出。谨闻。文。俭申。”
给蒋致电后，宋子文又拖了几天，直到5月30日才分别向“保盟”和中央通讯社致电正式宣布辞去所兼会长一职。由此可见，宋子文辞去保盟会长一职的直接动因是来自蒋介石的压力，这一点应确定无疑。但即便如此，该事件的发生也表明，抗战期间在政治立场上，虽然宋氏姐弟在坚持抗日、反对投降能取得高度一致，并携手合作，但在涉及中共的问题上，双方的立场仍有较大的差异，这也是姐弟二人最终分道扬镳、走上不同政治道路的主因。
应当说，宋子文退出“保盟”的举动，给当时的保盟工作带来了一定困难，也使宋庆龄感到相当的尴尬与遗憾。笔者在前已公布的宋子文档案中曾发现一封写于1941年6月5日、署名“你的朋友”的英文信件，其中谈到了宋子文宣布辞职后“保盟”内部的反应，现节译如下：
“你退出保卫中国同盟的举动大大触怒了孙夫人，她说在你把通电中央通讯社的电报内容交给保盟的秘书之前，至少应先通知她。
保盟的秘书克拉克女士认为，你的辞职应悄悄地进行，对于一个组织的领袖来说，在未事先交换意见作出安排之前，就以通电方式辞职，这一做法很罕见。
在保盟中央委员会上，一名委员建议，应让世人知道，你是在重庆的压力下才行此步骤的。但是，此建议遭到其他委员的反对，认为不应再激起进一步的争论，未被采纳。
委员会决定，在下一期的保盟通讯上发表一个声明，用温和的语句来回应你辞职的电文。”
在6月15日出版的新一期“保盟”《新闻通讯》上发表了宋庆龄对宋子文辞职电报的公开答复，为方便读者了解整个事件的前后经过，现引述如下：
“我作为保卫中国同盟的主席，对于宋博士采取了这样一个步骤，只有表示遗憾。由于宋博士一向支持中国的团结、民主和抗战，这些也正是同盟的主要宗旨，我认为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原则的分歧。
现在，任何有关党派的说法，都是混淆视听的。
目前在中国只有两种真正的政策：一是集中一切力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二是妥协、投降、屈服。
保卫中国同盟全力拥护第一种政策。如果这样做，便是‘有党派’的话，所以我肯定宋博士也是有党派的。
我们在《新闻通讯》中发表了一些我们认为必须让海外朋友知道的事实和观点。我们信仰民主和言论自由。我们为能让外国朋友从这些事实和观点中作出自己的判断而感到高兴。
我们对支持中国的团结从不动摇，对任何危及中国团结的事情坚决反对。”
显然，出于维护团结抗战、一致对外的大局，宋庆龄对于宋子文辞职一事采取了冷处理。
二、宋庆龄香港历险之内情
虽然宋子文辞职风波令宋庆龄感到不快，但姐弟间的亲情似乎并未受到很大的影响。大
敌当前，民族存亡之际，谋大道，存歧义，因而也就使抗战期间宋氏兄妹们的骨肉亲情得以保持与延续了下来。
战云依然密布，香港——这个抗战前期时的世外桃源已依稀闻到了日本侵略者的嘶狞，而身处华盛顿的宋子文则八面来听，最早觉察到了这种危险。这时，他想到了依然在港停留的二姐的安全，于是，1941年11月27日，宋子文给小妹宋美龄发来急电，要其转告二姐赶紧撤离香港：
“太平洋局势严重，一触即发，请设法使二姊速离香港。感。文。”
而宋庆龄似乎并未在意大弟的警告，危险终于降临。
1941年12月7日美国夏威夷时间早7点59分，日本军国主义者经过精心策划，对美国太平洋舰队所在地珍珠港发动了突然袭击，太平洋战争爆发。8个小时后，日本军队发动了对香港的闪电进攻，香港危在旦夕。远在美国的宋子文对二姐宋庆龄的命运忧心如焚，12月8日，他又给宋美龄发出急电，要她设法搭救二姐：
“港危。可黑夜派机设法使二姊出险否，盼复。庚。”
日军的突然来袭，令宋庆龄陷于危地，但是，在许多友好人士包括大姐宋霭铃的共同帮助下，宋庆龄最终还是于12月10日有惊无险的撤出了香港，来到战时首都重庆。惊魂甫定，宋庆龄立即给身在美国、一直记挂着自己安全的大弟宋子文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诉说了在香港的历险。下面笔者把这封在宋子文档案中发现的宋庆龄用英文写的亲笔信全文译出：
“重庆，1942年1月12日
亲爱的子文：
尽管你及时提出警告，我还是遭遇了日本对九龙的闪电战。但我们设法逃了出来，且毫发无伤，这对你一定是个不小的安慰…….若不是霭铃姐(SisterE.)碰巧在香港，我还不会这么快地脱险，她和罗莎蒙德（Rosamonde是孔祥熙和宋霭铃的大女儿孔令仪的英文名字——译者）还有蕙芳（WayFong，即赵惠芳，宋霭铃的女管家——译者）几天前才刚刚来此看病和治牙。我们在机场从中午12点一直等到第2天也就是12月10日的凌晨5点，才搭乘最后一班飞机逃脱。当时我们四周正在猛烈的交火，每分钟都有被飞来的炮弹或炸弹炸死的可能，机场上六架被毁的飞机和两个大弹坑随时提醒着我们所面临的危险。所有人都劝我不要冒险，先躲藏在香港比较安全，然后再从香港仔坐小船到边界也能逃脱。
九龙至港岛间的轮渡服务停止了，只有持特别军事通行证的人才能上船，所以我一直等到8日晚上才设法趁灯火管制期间来到港岛这边，中央银行的钟秉铎（P.N.Chung，孔系下属，时为中央银行广州分行经理，广州陷落后迁港办公——译者）帮了大忙，他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救我。7日晚上，我们听到报告说，港府发布了总动员令。但是，由于来栖（Kurusu，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派去美国谈判的特使——译者）还在跟华盛顿谈判，所有人都觉得在未来几个月日本人肯定不会来袭，再早也要到中国农历新年以后，所以我们上床睡觉时都很平静。但是，第二天清早7点半，一波又一波的敌机就从紧靠我们的街区上空飞了过去，投下了致命的炸弹。这时防空炮开始发射，整个天空被黑烟笼罩，大片房屋起火燃烧，人们尖叫着、呼喊着。当我从窗户望出去，我看到了九架日本飞机飞过我的房子，这些飞机显然是刚向启德机场投弹回来，因机场距我们的房子只有5分钟的路程。
不久，正对我们房子后面的小山上就挤满了逃难的难民，有穷人也有富人，他们穿着各色杂样的衣服，甚至有些人只穿了内衣裤，而更有些其他人只裹着毛毯和羊毛巾。这些人刚从他们着火的房子里跑出来，四周围到处都是人们可怕的尖叫声和哭喊声，这简直让我难以忍受。没有什么比无能为力更让人意气消沉了。我不能从房里跑出去，因为街上的巡防官不让我们出去，我们就象是困在笼子里的野兽。我受不了我们脆弱屋子的震晃，于是让女仆和我一道翻墙到了隔壁邻居家，那里有一个地下室，空袭强烈时我们就躲在那儿。每遇交火停止时，我就赶回家打电话求援。但是，由于有些线路被电话公司切断了，许多朋友那里都打不通。电话里所有人都大叫让我逃到港岛那边去，但没有轮渡，而且我也没有通行证。那天夜里我们睡觉前，街上都被铁丝网封住了，怎么办？我跑到约翰（John音译）住的房里想找点伪装用品，但他的下人把所有东西都锁了起来，逃得无影无踪。后来我发现他们都躲藏在车库他的豪华轿车里，活像一具具尸体。后来他们告诉我，如果他们被杀死上天堂，他们也要坐一辆模样体面点的车去……迷信有时可真能抚慰人心呀！
在离开约翰的下人们时，我给了他们200块钱，这样在他的秘书为他们做点什么之前，他们不至于饿肚子。这就是所有我能传递给约翰的信息。然而，当我正要离开时，有20多名分属约翰不同朋友的女仆跑到我们房里寻求保护，她们愚蠢地想象我们的房子要安全些。我告诉她们，我们的房子已经上了敌人的黑名单，她们应该逃到山上去。
我们到达这里的那天上午，大公报发表了一篇言语中伤的社论来欢迎我们，指责我们带了大批行李和七只喂牛奶的洋犬，以及一批仆从。事实是当时飞机上共有23个人，你可以想象每个人能带几件行李。这篇社论虽然用词巧妙，没有点名，但指得就是我们，我想对社论作出回应，但别人劝我应保持尊严和沉默。与此同时，谣言传得很广，也很快。霭铃姐说，指控她的事很多，但现在她已不在乎去澄清这些谣言了。
我没能带上我的很多文件和其他无价文章，更别说我的狗和衣服了。当我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我只带了几件旧衣服，那还是女仆灯火管制时黑底里为我随手抓来的。对一个每天写东西的人来说，我甚至连一支笔都没有。我正用的这台打字机是属于工合（CIC）的，我希望不久能让人从仰光或加尔各答捎一台给我，因为没有它，在周围每个人都忙来忙去发挥作用的时候，我甚至连假装忙碌都不行。
闪电战第一天我在九龙经历的紧张时刻，令我的精神极度紧张，头一周我就象得了一场大病，头发大把地脱落，我担心很快我的头就会秃了。
如果约翰问起，请告诉他，我听说在九龙有10000多人被杀，大火四处肆虐，整个弥敦道全部被毁。第三天日本人占领九龙以后，港岛的伤亡人数几乎一样多。如果我们那里的多数朋友依然健在，简直会是一个奇迹。我担心居住在新界屏山的托米.唐（TommyTong，音译）和他的家人可能遇害，因为战斗是从那一地区打响的。乔（Joe，音译）在坚尼地台住的房子被大火烧了，我们许多朋友都住在那里，包括俞洪钧（OKYui，政学系干将，抗战爆发时任上海市长，上海沦陷后迁港，任中央信托局常务董事，在香港协助办理外交事务，抗战后期接替孔祥熙担任财政部长——译者）的家眷。
若不是第五纵队仍然到处制造行刺及阴谋活动，战时首都还是一个不错的避难所。只有当你离这里远远的，你才能够为国家更有效率和成果地工作。无论如何，敌机轰炸的季节就要来临，即便是在看到18架敌机之前。我的神经过于敏感，所以如果找到房子，我可能会搬到乡下去住。
姐妹们对我非常好，但你知道我是个独立性很强的人，靠她们生活我会感到羞耻。一旦我的工作人员到了，天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到，我将继续开始我原来的工作。
请向家里所有人带去我的爱，感谢他们所提供的信息。
爱你的，
宋庆龄。”
三、宋庆龄与黄金泄密案
7、宋庆龄转致宋子文电，1942年10月2日江季平
亲爱的江先生：
烦请为我向宋博士转呈如下信息：请带几把劳拉（Laura即宋子文夫人张乐怡——译者）以前送我的那种罗威（Rollwave）牌防病发梳、一块普通手表、一件黑色夹克衫或36号的短披风、4C号黑色无带平跟鞋、以及非常短粗的那种自来水笔。非常感谢。
8、宋子文致宋庆龄，1942年9月30日华盛顿
10月底回国访问。我能给你带些象药品等这样的个人用品吗？可带任何你愿要的东西。
亲爱的子文：
象这个国家许多公民一样，我强烈要求我们的公职人员应该绝对诚实与正直，而与此同时，则同样也热诚地希望这些人能受到公正与公平地对待。近20年来，我一直支持在各阶层民众中实现自由与人权的事业，为此我被指控成赤色分子，即便不是共产党的附庸。今天，民主已成为大众共同的呼声，即使那些不久前还称赞希特勒与墨索里尼是英雄和救世主的人，也一窝蜂地赶起了时髦，但是，这不是我时下所关注的事。
我勿需告诉你，许多人包括外国人，都对郭景琨（K.K.Kwok）的案子深表关注。这个案件的处理并不公正。将他投入监狱，所凭的仅是一个他泄露消息的推测。现有证据没有一件能证明是他透露了消息，或是他本人购买了黄金。我们大谈立宪和法律的圣洁，但我们却使一个（依照法律推定的）无辜者蒙受了各种各样的羞辱，好象他已被证明有罪。
对我来说，这明显是一起政治案件。甚至在审判前，某派就已经宣布了对郭景琨的判决。
在最近你不在时召开的国民党代表大会期间，就发生了几起有名的官员为竞选中央执委而行贿受贿的案件，成为了街头巷议的话题和国际上讥笑的目标。然而，难道就不能做些什么去清理党的组织吗？
我真诚地希望，你属下的政府不仅应以“无情地效率”与诚实著称，而且也应保障公正与个人的民主权力，或者，我要说应该包括上述的一切！
爱你的姐姐，
宋庆龄
1945年8月1日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11/5442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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