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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李立：考古新文献材料带动秦汉文学研究
在文学研究中，不论是历史阶段性的研究还是所谓历时性的考察，文学生态都会以前提和基础的形式存在并制约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不可否认，“公元前3世纪20年代前后秦文学”研究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无法走向深入和扩展，原因除文学文献的极度贫乏之外，更为困难的还有对上述历史时期文学生态的零碎而模糊的了解和认识。藏秦简《公子从军》的出现能够对这种缺憾有所弥补。它最有可能是一封“私记”性质的书信，实乃以“私记”之名而行“悲书”之实。
《公子从军》“为此悲书”，一方面所反映的是文学创作意义上的文学实践活动，而这种文学实践活动势必影响在“公元前3世纪20年代前后秦文学”研究中价值的确立和意义的生成。另一方面，以《公子从军》女主人公为比照对象，联系秦汉考古新发现简牍文献中有关女性文献材料，则能够进一步对秦汉文学妇女儿童问题的相关研究提供帮助。例如秦汉简牍法律文献《奏谳书》“临葘狱史阑”与“杜泸女子”案例触及了情与法、情与礼的矛盾，主人公的女性性别及婚姻与情感经历，使史学史料转化为文学史料成为可能。
汉镜铭文研究极大拓展汉代文学研究视域
汉镜铭文本身即是文学材料。目前学术界关于汉镜铭文文学意义和价值的研究，大都集中于“作为诗歌的汉镜铭文”以及“汉镜七言体铭文与七言诗起源”等问题的研究。但对于汉镜铭文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学意义与价值重视不够。汉镜背面的铭文多以三言、四言、六言、七言或骚体杂言的形式出现，用词考究，富于修饰，语句流畅，韵律和谐，其构文虽有程式化倾向，但也有特立独行的优秀者，而在祝语、格言之外，尚有情丝缠绵的韵文形式，故以“镜歌”名之，名副其实。
值得注意的是，汉镜铭文中亦发现在内容和构文形式上都颇为奇特的铭文作品，它们在以往汉诗研究中从无涉猎，对它们的准确释读和精到诠释，将极大拓展汉代文学的内容和研究视域。例如，汉镜“昭明精白”铭文堪称一篇精美绝伦的诗篇，其以六言成句，两句一节，用词考究，韵律谐和；而其因镜设词，借助“情歌”形式表达“拟人化”的“镜”对“人”即“君”的款款深情，意象暧昧，格调隐晦，情义缠绵，在目前所见汉诗中无出其右者。
随着近年来各地汉墓考古发掘的深入，新发现的汉墓碑文及画像题记等墓葬铭文文本日渐丰富。汉墓碑文及画像题记在以往的汉代文学研究中少有触及，大都没有进入汉代文学研究的视野和范畴。汉墓碑文及画像题记的文学意义和价值不能低估，对汉代传统文学形式如诗歌、散文研究所起到的新的补充作用毋庸置疑。
与传统汉代散文相比较，汉墓碑文最大的特点是“群体性叙述”。汉墓碑文“群体性叙述”所带有的囿于体制但又蕴含着矛盾、抗衡及至游离的力量，在东汉晚期乃至魏晋时期已经呈现出足以令传统政体得以警觉和必须遏制的发展态势。这是一种在“官方”话语形态之外而“规模呈现”的“非官方”的“群体性”话语系统。这种话语系统以自我认知、自我肯定和自我立名为目的和宗旨的行为，已经呈现出个体意识之自觉的文化属性。一方面，东汉晚期丧葬礼仪中撰文立碑风气的兴起，预示着社会中脱离统治文化和主体思想的力量的形成。另一方面，汉墓碑文书体形式与群体的艺术审美情趣和美学追求紧密相连，亦与包括逝者在内的群体的人格修为追求相一致，故而汉墓碑文区别于其他散文文本形式最大的艺术特点，是它的文本内容、书体形式与唱诵形式的完美结合与表现。
汉画像题记研究较少纳入传统文学研究范围
作为文学文本意义上的汉画像题记研究，大都被排除在传统文学文体形式之外，且很少纳入传统文学研究范围之中，故对其文学价值和意义关注不够。汉画像题记往往被置于画像旁边或单独出现，文字比“榜题”丰富，行文多以散句出现，偶有整齐的四言体形式，间或叶韵，或韵散结合，内容上大都以“丧家”身份对逝者、墓葬建造、墓葬或祠堂画像内容加以介绍和描述，其间还涉及孝义等道德思想和生离死别之亲情的表达，在情感上更呈现出丰富复杂的特点。
秦汉以来以神仙信仰为标志的个体生命如何延续和走向的思考，本质和核心是个体生命存在空间的问题。汉代墓葬形式中“室墓”制度的形成，显示出人们以墓葬为载体而寻求构建“地下生活空间”的事实。墓葬既是承载逝者的真实空间实体，又是逝者永恒生命再次居处的虚拟空间世界。汉墓简牍铭刻文献“告地策”和“陶瓶朱书”就为我们了解这种“虚拟的空间世界”以及上述观念在两汉时期的发展与演变，提供了最为直接的文献资料。
在汉代墓葬随葬遣策、简牍、陶瓶或陶罐之上，常有以“官府文书”形式书写的文字，学术界或以“告地策”和“陶瓶朱书”称之。由于“告地策”与“陶瓶朱书”均涉及逝者如何顺利抵达彼岸世界并获得平安生活的内容，故将二者联系起来考察，则能够再现两汉时期生命观的发展与成熟的演变轨迹。上述两类文本形式不仅在已知传世文献中较少保存，即使在出土秦汉碑刻及简牍文献中也绝少见到。更遗憾的是，上述文献被排除在传统文学文体形式之外，没有纳入文学研究视域之中，故其文学价值和意义也被遮蔽。更为重要的是，上述文本形式构文目的，是要为逝者解决死后迁徙“它处”所需处理或面对的一系列问题，因此在内容上再现了汉人所构想的生命彼岸世界的真实面貌，恰是以往传世文献绝少触及的东西，为汉魏志怪小说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并能够引发新的认识。
作为“绣像的汉代史”的汉画像图像文献，为汉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以往传统研究中所无法企及的真实而丰富的展示汉代社会政治经济形态、宗教信仰形式、思想道德观念、乐舞百戏表演等方面的图像资料。根据这些图像资料，我们能够从社会整体和区域社会的视角出发，考察和审视两汉时期区域精英社会群体的物质、精神和艺术生活，进而发现汉代文学之传统文学形式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汉代民间文学形态之流变与接受的文学生态，以及上述两种文学形式比较研究视域下的汉代文学所展示的整体而独特的风貌。以往“汉画像与汉代文学研究”大都囿于一隅，而“汉画像所反映的汉代区域社会风俗文化与汉代文学研究”，以丰富的图像文献材料为根据的汉代文学观照，至少可以在“汉画像所反映的汉代巾舞稽戏存在情况与早期戏剧形态研究”、“汉画像所反映的汉代说唱艺术与汉代说唱文学研究”、“汉画像所反映的历史故事与汉代民间历史故事流传与接受研究”等方面，寻求汉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和突破。
综上而言，有学者根据大量考古发现的简牍铭刻文献而提出了“重写学术史”的意见，或以近百年来学术史发展来论证考古发现对学术创新和新学科创立所带来的巨大作用和影响。缘于考古新发现的文献材料的单一性和零碎性特点，似乎无法形成系统性、整一性和全局性的研究。由此应该尝试借助考古新发现的文献材料，而与秦汉及中古文学研究相结合，进而丰富、扩展、开辟秦汉文学研究的对象、视野和领域，以期对秦汉文学传统形态和固有模式有所发现、创新和突破。同时，亦应以上述研究为基础，并将上述“个案”性质的研究置于“历史”的脉络和轨迹中，从发生、发展、演变的角度去审视和思考，以期对秦汉及中古文学已有研究和已有认知有所补充、深入和拓展，从而带动秦汉及中古文学研究走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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