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皇武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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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则天,是一个颇有历史魅力的名字,是一个似传奇而非传奇的历史人物。她是唐朝开国功勋武士彟的次女,唐太宗李世民的幼妾,唐高宗李治的皇后。她在协助高宗处理军国大事,佐持朝政三十年后,亲登帝位,自称圣神皇帝,废唐祚于一旦,改国号为周,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唯一女皇。从她参与朝政,自称皇帝,到病移上阳宫,前后执政近半个世纪,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历史功绩,昭昭于世。诚如宋庆龄对她的诚恳评价:武则天是“封建时代杰出的女政治家”。 武则天,本名武照,称帝后改为武曌。初唐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县)人。她诞生于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正月,卒于中宗神龙元年(705年)十一月。生母是武士彟的续妻,陇右大士族、隋朝宰相、遂宁公杨达之女。


       武则天,出生在唐初新贵显宦之家,显赫的权势,豪奢的生活,滋养了她无限量的权力欲。然而,初唐极重士族的门阀之风盛行,而武氏庶族的门第,低微的出身,又使她饱受流俗的轻视,而不甘埋没。这一特殊的境遇与遭际,强烈地刺激着青年时代的武则天,陶冶了她狂妄地去追逐和攫取最高权力,以达唯我是从的欲望,和以冷酷而不择手段地去报复一切的心理。这一点在她以后从政乃至于“南面称孤”的一系列政治斗争中,表现的尤为突出,成为她一生功过参差的修养。品德、性格和心理根源。
       则天自幼聪慧敏俐,极善表达,胆识超人。父亲深感她是可造人才,遂教她读书识字,使她通晓世理。史载,则天十三、四岁时,已是博览群书,博闻强记,诗词歌赋也都奠定了一定基础,而且长于书法,字态卓荦不群。
       贞观十一年(637年),14岁的则天以长相俊美,入选宫中,受封“才人”。入宫之后,则天行事干练,善解人意,再加上姿色娇艳,颇得太宗欢心,遂赐号“媚娘”。时日既久,太宗又发现则天学识尚好,且懂礼仪,便把她从侍穿衣着的行列,调人御书房侍候文墨。这一变故使武则天开始接触皇家公文,了解了一些宫廷大事,并能读到许多不易得见的书籍典章,眼界顿阔,日渐通晓官场政治和权术。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太宗死去,则天与所有嫔妃,发送长安感业寺削发为尼。太宗九子李治唐高宗即位后,因早先与则天暗通款曲,对她极有兴趣,遂经常往来于感业寺,并于两三年后重召则天入官,晋封为“昭仪”。永徽六年(655年),极受高宗宠幸的武则天,在内宫的斗争中稳操胜券,并日促高宗立己为后。然而,在封建社会中,皇后的废立乃国之大事,须与重臣们商定。当高宗把废皇后王氏,立则天为皇后的打算向诸遂良、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说明后,立即遭到强烈的反对。他们认为武氏出身卑微,不宜为后。但是,高宗的主张也得到武则天的同谋许敬忠以及李义府、徐世勣等一些朝中要员的支持。在他们的帮助下,高宗终于在这年的十月断然颁诏,废皇后王氏,正式册立则天为皇后。自此,皇家内宫大权,全部落人武氏之手。
       则天登上皇后宝座后,机智精明,“通文史,多权谋”的长处,得到长足的发挥和发展,使高宗对她宠爱之余,别眼相看。她亦利用皇后的身份,皇上对己的宠爱,积极参与朝政,
       “百司奏事,时时令后决之”。从永徽六年(655年)到显庆四年(659年)的五年时间里,她设法清除政敌,贬尚书右仆射诸遂良,使其郁闷而死;黜同中书门下长孙无忌,逼其自缢;罢免朝中诸遂良、长孙元忌的支持者,巩固和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和权力,扫除了她参政道路上的障碍。
       显庆五年(660年),高宗李治因患凤眩,目不能视,遂下诏委托武后协理政事。自此,则天从参政步人执政,“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人虽在幕后,却遥控了朝廷实权。后来,高宗后悔,图谋收回大权,并密令中书侍郎上官仪草诏废后。岂知机事不密,
       “谋泄不果”,武后手辣心狠,先下手为强,立将上官仪处死。高宗之举,功亏一篑,反使武后更为警觉。
       由于则天武后处理政务有章有法,不似高宗久诿不决,甚为群臣敬服。高宗虽厌其独行独断,许多国家大事又不能不倚重她。这样,就使武后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竟与高宗同临紫宸殿,一起接受群臣朝拜。上元元年(674年),高宗号天皇,皇后号天后,天下人谓之“二圣”。自此,高宗形同虚设,唐朝权柄,尽在武后则天掌握之中。
       从上元元年(674年),则天以“天后”之尊开始执政,至天授元年(690年)正式称帝的16年中,武氏为当皇帝做了大量的长时间的准备,采取了多种有力有效的措施。首先,在王位的继承上,高宗想禅位于长子李弘。武后则不念母子之情,将李弘毒死,立次子李贤为太子。李贤被高宗委以临国之任,处理政务颇为精干,武后则废李贤为庶人,立三子李显为太子。弘道元年(683年),高宗卒,中宗李显刚刚继位,武后则以皇太后名义临朝称制。一年后便废掉中宗,改封庐陵王,立四子李旦为帝,是睿宗。李显、李旦都是昏庸无能之辈,在皇帝位上也是傀儡,处处受制于武后。
       其次,是修改《氏族志》为《姓氏录》,从传统上和舆论上打击和削弱一贯反对自己的士族官僚集团,扶植和依靠新兴的庶族地主阶级。这样使士族官僚不再有人仕做官的优越条件,也不能因出身豪贵而为所欲为。而对庶族出身的官员,也不再因门第贫贱而受耻受辱于人。修成的《姓氏录》再也看不到士族贵族的特权,原来连《氏族志》都不能列入的武氏,在《姓氏录》中,却定为姓氏的第一等。
       再次,是变更官名,改东都洛阳为神都,为自己登位称帝,建立新秩序,迈出重要的一步。向举国表示自己大位一统至高无上的权力。武后的这些新政措施,很快遭到皇族李氏和许多士族官僚的反对。柳州刺史,唐初元勋徐世勣之后徐敬业,召十数万兵马率先于扬州发难,名著一时的《讨武曌檄》,遍撒域中。宗室琅玡王李冲在博州,越王李贞在豫州也相继反武,举兵讨伐。则天武后对此毫不手软,坚决镇压,在她的直接指挥下,这些叛乱很快平息,徐敬业、李冲、李贞等主要发难者,或死于战场,或被捕杀,无一幸免。
       恐怖的斩杀,广泛的株连,充分地暴露出武后的冷酷果断。
       公元690年,武则天认为亲临帝位的条件成熟,先借佛僧法明之口,广造舆论:“武后为弥勒佛转生,当代唐为天子。”接着又一手导演了,以唐睿宗为首的六万臣民上表劝进,请改国号的壮举。至此,水到渠成,则天武后在“上尊天示”、“顺从众议”的“万岁”声中,登临大宝,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夙愿,改唐为“周”,自号“圣神皇帝”。这年,她已是67岁的高龄。
       如果说,武则天在称帝前三十余年参政执政的政治生涯中,已显示出惊人的政治谋略和手段。那么,在称帝之后的十余年中,则更充分地显示了她在用人、处事、治国等各个方面杰出的政治才能和政治家的气魄。
       则天称帝后,更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使用。她认为“九域之广,岂一人之强化,必伫才能,共成羽翼”。凡能“安邦国”、“定边疆”的人才,她不计门第,不拘资格,一律量才使用。为了广揽人才,她发展和完善了隋以来的科举制度,放手招贤,允许自举为官、试官,并设立员外官。此外,她还首创了殿试和武举制度,为更多更广地发现人才,搜罗人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比如,中唐名将郭子仪,就是“自武举异等出”。这样,在她施政的年代里,始终有一批“文似仁杰”,“武类休武”的能臣干将为其效命,有力地维护着武周的政权。
       对于农业生产,则天也非常重视。她说:“建国之本,必在务农”,“务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人富”。她规定,能使“田畴垦辟,家有余粮”的地方官升任;“为政苛滥,户口流移”的“轻者贬官,甚至非时解替”。这样,在她执政的年代里,农业和手工业都得到较大的发展。人口不断增加。据当时统计,永徽时全国户数为380万户,到则天临终的神龙元年,渐增为65万户,几乎增长一倍。仅此一点即可看出这一时期的农业经济发展情况。
       在抗击外来人侵,保护边境安宁,改善相邻各国的关系方面,则天施政时期也做了很多努力。对吐蕃贵族的入侵和骚扰,则天给予坚决的抵御和反击。长寿二年(692年)她派大将王孝杰击败吐蕃,收复安西四镇,复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之后,又在庭州设置北庭都护府,巩固西北边防,打通了一度中断的通向中亚地区的“丝绸之路”。在她施政的年代里,坚持边军屯田的政策。天授年间,娄师德检校丰州都督“屯田积谷数百万,兵以饶给”。大足元年(701年),郭元振任凉州都督,坚持屯田五年,“军粮可支数十年”。武氏的这种大范围的长期屯田。对边区开发、减轻人民转输之劳,以及巩固边防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当然,在武则天掌权近半个世纪的较长时期内,也有很多过失。她重用酷吏,奖励告密。使不少污吏横行一时。他们刑讯逼供,滥杀无辜,诬陷于人,使不少文臣武将蒙受不白之冤。虽然对武周政权的巩固起过一些作用,但是,搞的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人人自危,必然影响国家的治理和生产的发展。她放手选宫,使官僚集团急剧。增大,官僚机构膨胀,必然要加重人民的负担。她晚年好大喜功,生活奢靡,耗费大量财资和劳力。这都不同程度影响和延缓了生产力的发展。不过,这些错误和过失,毕竟是武则天政治生涯中的支流。她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能够排除万难,在统治长达半个世纪的年代,形成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革除时弊,发展生产,完善科举,破除门阀观念,不拘一格任用贤才,顺应历史潮流,大刀阔斧改革的历史功绩相比,难以同日而语。她的历史功过,恰如她给自己立下的那块“无字碑”一样,只能由历史去作出评论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