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冠南渡，亦作衣冠南度。指西晋末天下乱，中原士族相随南逃、中原文明或中原政权南迁。后衣冠南渡逐渐演化为熟典，代指缙绅﹑士大夫等避乱南方并落地生根的之事件。
西晋末年，朝廷之上皇帝痴傻，先有外戚杨骏专权，后有司马氏八王混战;庙堂之下玄风大畅，士族挥麈高谈，醉生梦死;西北并州，刘渊石勒，野心勃勃，蠢蠢欲动;东南江左，吴地士族，亡国之余，冷眼旁观中州烽火;继之而起五胡乱华，中原板荡而神州陆沉;中州高门士族远离故乡、亲人坟墓，避乱江左，开六朝繁华。
亡国前奏：八王之乱
在西晋取代曹魏的过程中，宗室如司马孚等人功阙甚伟，再加上当时的士人们普遍认为曹魏帝国灭亡的主要原因是宗室没有权力，因此武帝一改汉魏的宗室政策，使宗室入朝则担任三公宰辅，出外则坐镇一方。
实际上，宗室权力过大，反过来又会觊觎皇位。
武帝临终安排外戚杨骏和宗室汝南王司马亮辅政，不幸的是武帝的打算很快就落空了。
先是杨骏、司马亮先后被杀，之后是贾后专权引发八王之乱，期间藩王还把匈奴、鲜卑等胡族引到内地，天下战乱不休。
东海王司马越成为八王之乱中的胜利者，赢得了满目疮痍的山河。
异族入中原：洛阳倾覆
匈奴人刘渊趁着八王之乱时便兴兵作乱，试图入主中原，他在平阳称帝后便派石勒攻破河北邺城，都城洛阳岌岌可危。即便外敌当前，西晋君臣却还在争权夺利。
晋怀帝司马炽为大权独揽，与司马越交恶，司马越无奈率领百官和军队前往许昌。
久病缠身的司马越不久在项城去世，王衍率领数队伍浩浩荡荡进发，扶着灵柩一路向东，准备回到东海安葬司马越。石勒在东郡追上这支队伍，进行了残酷的杀戮。
《晋书·怀帝纪》：太尉王衍、吏部尚书刘望、廷尉诸葛铨、尚书郑豫、武陵王澹等皆遇害，王公已下死者十余万人。
当年六月(313)，刘曜、石勒攻克洛阳，俘虏了司马炽。
随后长安官员拥护司马炽的侄子司马邺继位，可是长安早就残破不堪，孤立无援，最终也是昙花一现，十八岁的司马邺命丧胡尘后，西晋帝国宣告灭亡。
倒是琅琊王司马睿渡江主盟，于是晋祚东移。
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琅琊建国
晋元帝司马睿本是皇族疏宗，是晋宣帝司马懿的曾孙，虽然祖父司马伷是晋武帝司马炎的亲叔叔，但是到司马睿时，和皇室的关系已经十分疏远。
如果不是武帝诸子在洛阳全军覆没，司马睿原本和皇位无缘。
查看完整族谱从另一方面看，皇室疏宗的出身也算是优势，当时的权臣东海王司马越也同是皇室疏宗，本身势单力薄，为了巩固权势而大力提拨与皇室关系较远的宗室子弟。
永嘉初年，陈敏之乱平后，周馥以都督扬州诸军事的身份出镇寿春，司马睿受东海王司马越的命令以都督江南诸军事的身份出镇建邺。
周馥和司马睿的关系颇为微妙，随后周馥以洛阳孤危的理由请求怀帝迁都寿春，意在制衡东海王一系的司马睿，不料却被司马睿打败。
总体而言当时的形势对司马睿来说并不友好，尤其是在洛阳政府尚存的情况下，司马睿的号召力非常有限。
例如晋怀帝任命的征东将军周馥、江州刺史华轶拒绝听从司马睿的领导，周馥等人的不合作行为无疑代表了时人对司马睿正统性和合法性不足的质疑。
这些大臣是否忠于西晋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们打着西晋王朝的名义行事无疑让司马睿非常被动。
司马睿渡江并无兵马可依仗，因此不得不借助王敦平定叛乱，同时也利用吴地豪强来征兵抗敌。
司马睿在王敦、甘卓、周坊等人的帮助下，顺利将周馥击败，随后又派遣将领，平定湘州杜弢之乱，从而奠定了称帝江东的基础，在以王导为代表的侨姓士族和江南士族共同支持下成功建国。
冷眼旁观的亡国余孽
除了洛阳政府任命的官员以外，江南士族的态度也并不友好。江南士族多是吴地高门大族，在吴国灭亡以后成为亡国之余，饱受西晋士人的歧视。
《晋书·周处传》：王浑登建鄴宫酾酒，既酣，谓吴人曰：“诸君亡国之余，得无戚乎?(周)处对曰：“汉末分崩，三国鼎立，魏灭于前，吴亡于后，亡国之戚，岂惟一人!”浑有惭色。
这是孙吴灭亡之时，胜利者王浑对亡国者的得意之态可见一斑。即使才高如陆机兄弟，又出身江南第一士族——陆氏，去了洛阳仍然受到各种歧视。
《晋书·陆机传》：范阳卢志于众中问机曰：“陆逊、陆抗于君近远?”
机曰：“如君于卢毓、卢廷。”志默然。
既起，云谓机曰：“殊邦遐远，容不相悉，何至于此!”
机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宁不知邪!”
在当时，士人当面喊别人父祖姓名是一件很无礼的事情，卢志出身于范阳卢氏，高门大族子弟，不会不懂基本的社交礼仪规范，却选择故意当面羞辱陆机的父祖。
军事方面，吴国灭亡后，西晋政府在全国普遍减少州郡兵的情况下，施行错役制，仍然在江南地区屯集重兵防范吴人，实行了严密的监控。
更为重要的是，江南士人的仕进之路也受到了堵塞，陆机说:“至于荆、扬二州,户各数十万,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
尚书郎为当时的显要之职，而荆州扬州有将近百万人口，却无一人在京城任职，江南士人仕途之艰难可想而知。
原本吴地士族在孙吴政权享有经济上政治军事上各种特权，《三国志·朱然传》记载：
“然公族子弟及吴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数”。
每年出仕的吴四姓子弟达到数千人之多，基本都是吴国政府的高层官员。
平吴，他们一下子成了亡国贱俘，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都受到压制。正如学者所说：“西晋平吴后统治吴地的政策总体是以严密监视、镇压、削弱吴地势力为主”。
元帝司马睿过江，也没有及时改变吴人的艰难处境，南北士族仍然存在严重的对立情绪，因此吴人对元帝怀有戒心。
《晋书·王导传》：及徒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导患之。
《世说新语》：元帝始过江,谓顾骠骑曰:“寄人国土,心常怀惭。”时南土之士未尽才用。
司马睿在王导的劝诫下，对江南士人礼贤下士，先是重用了顾荣、贺循等名人，后来又在顾荣的推荐下，任用了吴郡陆瑶、甘卓等人。
吴郡的顾荣、顾众、陆晔, 丹杨的纪瞻、薛兼、甘卓、张闿, 会稽的贺循、虞谭、张茂, 义兴的周玘等南方士族都参加入到东晋的统治集团中去，并担任重要的职务。
固然吴地士族并没有进入到核心阶层中去，但是当时天下大乱，只有司马睿有一定的号召力，因此双方合作也算是一件好事。
衣冠南渡
中州士族大量南迁，给江南带去了众多的改变。南迁的大族有琅琊王氏、颍川荀氏、陈郡谢氏、庐江何氏、高平郗氏、陈郡袁氏、龙亢桓氏，在烽烟四起的时局里，南渡的苦难可想而知。
士族首先必须有武装力量，将宗族乡里团结起来，才能防止盗贼军队的抢劫。随着北方局势愈发混乱，南渡过江的中州士族越来越多，而河北大族却很少举族南迁。
为何南渡的多是中州士族?
因为河北士族因为地理的原因，跨越黄河、长江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河北士人的乡土观念比较重，因此不肯轻易迁徙。
衣冠南渡
当时南渡的士族都和东海王司马越有着密切的关系，家族有人出仕司马越幕府，琅琊王氏出身的王衍在其中起着举重若轻的作用。
士族子弟王衍在西晋武帝时期就已经是名满天下的清谈领袖。
王衍为人十分多谋，在西晋政府大乱的情况下想保全家族，成功说服东海王司马越以弟弟王澄担任荆州刺史，族弟王敦担任青州刺史。
《晋书·王衍传》：因谓澄、敦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
南北齐心
士族南渡之后，又被称呼为“侨姓”，王羲之、谢安等侨姓士族都避免在吴地“求田问舍“，防止和吴地士族起冲突。
侨姓士族一般选择在离吴郡较远、开发程度较低的会稽地区置办庄园，以往人们认为侨姓士族大规模在江南占田，这其实是比较偏颇的，有以点概面之嫌， 即以个别庄园主之奢华生活概括整个士族群体。
实际上王谢等侨姓士族再强势，也无法和江南豪强竞争，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
王谢等士族生存主要依赖朝廷的俸禄，因此建康财政的好坏对他们的生活水平影响很大。东晋南朝时期于东土占田者主体约可分为以下几类：
帝室宗族、吴会地区旧姓、定居于东土之侨姓、地方豪右及朝中佞幸。而定居建康之士族，其占田行为则极为稀见。侨姓士族南迁客观上促进了江南太湖流域的进一步开发。
王导谢安纪念馆
东晋政府需要协调南北矛盾，如果不处理好此事，南渡士族势必会在土地上和江南士族发生冲突，与他们争夺经济利益。
北方士族多是举族南迁，需要大量的土地安置亲戚族民。
政治上中州士族对东晋政权忠心耿耿，在以琅琊王氏为代表的王导、王敦拥护司马睿重建东晋政权，在新政权中占据核心地位，以其他南渡士族为辅，以江南士族为点缀。
王导领中书监录尚书事, 刁协为尚书左仆射, 周顗为吏部尚书, 北方士族皆掌握实权。而南方士族在经济上占有优势, 但政治上却无法为本士族提供任何保障, 无法抗拒北方士族的势力渗透, 无法在政治上为本阶级保驾护航。
在文化上，东晋流行的还是老庄文化，南渡的士族仍然对谈玄论道乐此不疲，江南士族重视的则是儒学。
本来在河洛之地流行的玄学趁着衣冠南渡的机会流传到江左地区，因此东晋南朝的士人大多儒道双修，衣冠南渡也客观上促使了学术重心的南移。
种种原因让吴地士族不得不屈从侨姓士族。
侨姓士族也多少让渡政治利益给江南士族，江南士族和侨姓士族和衷共济对东晋统治集团在南方重建政权、稳定统治起到重要作用。
王导是辑睦南北士族的大功臣，刚开始为了拉拢吴人，还想和吴郡陆氏出身的陆玩联姻，甚至还放下身价去模仿说吴语。
六朝荣光与落幕
在晋怀帝司马炽被俘虏到平阳后，司徒荀藩承制推举司马睿为盟主;愍帝司马邺被俘虏后，司马睿则正式称帝，开启了六朝历史的光辉历程。
直到侯景之乱前，侨姓士族一直是江左六朝政权的核心支柱。侯景之乱后侨姓士族一蹶不振。江南士族重新崛起，开始在陈政权中占据重要地位。
开皇九年(589年)，隋文帝平陈，结束了三百年的分裂历史，江东复与中国合。
王谢等侨姓士族成了“旧时堂前燕”，飞入了寻常百姓家;而没有南迁的河北士族仍然在唐朝风骚到黄巢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