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莲教起义(又称“川楚白莲教起义”)是清嘉庆元年(1796年)在湖北、四川、陕西三省，由白莲教发动的农民起义。
白莲教起义为何会失败?下面带来原因分析。
白莲教首领王聪儿
一、没有提出带领广大群众进行斗争的政治纲领
川楚陕五省白莲教起义从性质上来说是一次披着宗教外衣的农民阶级领导的起义，“所谓宗教战争也根本是为着十分明确的物质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这些战争……都是阶级斗争”。从本质上讲，白莲教起义仍然是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乾嘉时期川楚陕等省的农业和手工业都比较落后，特别是川东及南山老林、巴山老林一带，更是如此。连年的灾荒使大批农民失去土地，工商业者破产逃亡，失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流民大量聚集，这些人后来成为了白莲教起义的中坚力量。起义军主要由破产农民、失业工人、流民、棚民及雇工组成，起义军的领导阶级实际上是分散经营的小生产者，他们思想意识保守、狭隘，跟历史上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一样，由于其阶级的局限性，白莲教的领导阶层仍然不可能提出彻底解放他们的政治纲领。白莲教起义前川楚陕社会这种特殊的社会经济关系，决定了参加起义的阶层的阶级性质，从而制约了白莲教起义不可能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
白莲教义军在起义爆发时提出的“官逼民反”的口号，得到了广大受剥削压迫的劳动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川楚陕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纷纷加入起义军，并积极帮助运送钱粮和物资。白莲教起义军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仅为解决生活问题，没有远大的目标，也提不出进一步的政治纲领，而这种没有革命远景的单纯军事行动，不可能经常鼓舞群众的斗志，以号召农民来反抗统治阶级。劳动人民跟着白莲教起来反抗清朝统治者的剥削与压迫只是暂时的现象，白莲教起义军很难取得广大人民群众长期的支持与清军进行长期的斗争。阶级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去夺取封建政治重心的城市，更不可能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来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实力。早在嘉庆二年明亮就奏称：“贼匪多有不攻城者。”《圣武记》也记载说：起义军“不过往来掠食以救饥，并无僭号踞城之事”，嘉庆六年上谕中说：“匪徒奔窜已及五年，著名逆首，亦不过称掌柜，草帽上缀带翎顶为荣，本无大志。”可以看出，白莲教起义军确实“胸无大志”，没有提出将起义引导向胜利的政治纲领。这是由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造成的，也是白莲教起义归于失败的根本原因。
白莲教
二、军事上采取了流寇主义的作战方式及缺乏统一的领导
游击战争是我国历代农民起义反抗统治阶级的主要斗争形式，但如果仅仅停留在游击战争上，不把大小队伍汇合壮大进行集中统一的斗争，是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的。白莲教起义军多由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城市无产游民及农场雇工组成，中途更有大量流民加入，他们都受到官僚、地主及手工业场主的剥削及压迫，生活朝不保夕，漂流无定，经济地位很不稳定。加入义军之后，自然会把原来的经济生活习惯及所带有的意识带进起义军的队伍，这种社会根源导致了白莲教起义军在整个起义过程中都采取了流寇主义的作战方式。例如白莲教起义初期，襄阳起义军从嘉庆二年正月到同年十二月，在一年的时间内，两次进入陕西，两次进入四川，绕三省边界转了半个圈子，行程几千公里。白莲教起义军在汉水川楚陕南巴老林地区穿来穿去进行东荡西游的游击战，也没有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进行统一的战争。在白莲教起义初期，义军的力量不够强大，这种“东荡西游”的游击战无疑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机械呆板的运用势必导致起义军最后的失败。对白莲教起义军这种流寇式作战方式，清政府应付阙如，采取了坚壁清野、筑堡团练的政策，“设长策以守之，用奇兵以袭之”, 使白莲教义军变为“罩中之兔，网底之鱼”, 始终处于清政府军队的追剿下。清政府“坚壁清野”的政策，切断了起义军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使白莲教起义军的粮食和兵员得不到补充，起义军受到重大打击，军事行动难以为继，最终导致了起义军的失败。正如严如熤所说：“自寨堡之议行，民尽倚险结寨，平原之中，亦挖壕作堡，牲畜粮米尽皆收藏其中。探有贼信，民归寨堡，凭险扼守，贼至无人可裹，无粮可掠，贼势自衰矣!”而嘉庆皇帝在镇压白莲教起义后，认为“今三省全境肃清。闾阎安堵如常。揆厥所由。实得力于坚壁清野之策”, 这不能不说是白莲教义军流寇主义军事行动的恶果。导致义军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起义军在军事上缺乏统一的领导。在白莲教起义中，义军存在着散漫自流的缺点，始终没有一个领导核心。按宗教关系可以看出义军是有着统一的领导，如襄阳义军领袖齐王氏，在其丈夫齐林“伏法”后，“匪党尊为总教师，听其号合”。起义军有掌柜元帅、总兵、先锋等称号，但是义军在军事上的统一领导又很不够，“自一经剿散，则其总兵、先锋又各自为首，而首逆转莫测所向”。白莲教起义军从嘉庆元年正月到五年三月川西江油马蹄岗大战前，在数量上看，分布在湖北、四川、陕西、甘肃、河南的义军约有数十万。这些义军股数很多，其中有如姚之富、齐王氏、李全、王廷诏、高均德、张汉潮等领导的襄阳义军，有徐天德、王三槐、冷天碌、冉文俦、罗其清、冉天元等领导的川省义军。它们之间曾先后联合或相互配合进行了汉中大战、大鹏塞战役以及川西江油马蹄岗大战。但白莲教起义军的联合作战只有少数的几次，大多数情况下义军都各自为战，从来没有出现过全面统一的行动，也没有出现过发号施令的统一机构。起义中，农民阶级分散性的特点彻底表现出来，他们“不整队，不迎战，不走平原，惟数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 支派繁多的白莲教起义军，没有一个最高的统一的领导核心，就不可能把众多的自发的起义队伍汇合起来，变成一条波澜壮阔的洪流，不协调、不集中、不统一的白莲教起义队伍，要长期对抗强大的统治阶级，是不可能引导起义走向胜利的。
三、缺乏革命警惕性
从《圣武记》、《清史列传》、《清史稿》等书的记载来看，白莲教起义军 (尤其是川省义军) 在政治上严重丧失了革命警惕性，对阶级敌人的认识相当模糊，甚至被欺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白莲教起义军缺乏革命警惕性可以从他们的阶级成分上分析。以四川省为例，乾嘉时期四川的经济，在个别行业和地区，虽然有资本主义萌芽，但很微弱，封建经济仍占主导地位，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地主阶级，他们的思想也支配着整个封建社会，故封建社会的农民，受封建思想影响较深。参加起义的山中棚民，咽噜党，闻打浪，精膊溜等多属破产农民。他们“五方杂处，无族姓之联缀，无礼教之防维”, 封建思想意识严重。他们患难相助，“呼朋招类，动称盟兄，姻娅之外，别有乾亲”。拜把结盟特重江湖义气。平时作战勇敢，但一遇人拉亲朋关系，或施些小恩小惠，就易动摇反复，叛变投敌。清政府利用起义军的这一弱点，从内部分化打击义军。四川省南充县知县刘清，据说为“良吏”，号为“刘青天”。这个“刘青天”在四川起义军崛起之后，曾带领乡勇万余同总兵朱射斗破了方山坪白莲教义军，更曾与清军配合夹攻王三槐、徐添德等义军，杀害白莲教义军战士并击退了罗其清、冉文俦的支援，从这些事例来看，刘清是与白莲教为敌的。但是部分起义军以刘清为“良吏”，白莲教义军遇到刘清，大多“退避隐去，不忍加害”，一些义军领袖更允许刘清在白莲教军营内自由出入，任其宣传清政府的招抚政策，做瓦解起义军的工作。史料载，“刘清在义军军营内先后 (七年) 招抚三万余人”, 白莲教义军白号领袖罗其清，非常崇拜刘清，对刘的诱降未坚决抵制而常与“供食”，“迎送拜跪，均如民礼”, 甚至幻想把他“抢上山寨充当军师”, 还要与杀人不眨眼的罗思举“结为兄弟”，起义军领袖王三槐麻痹大意，被官府欺骗蒙蔽进入官营而被生擒。另外，在白莲教起义后期，义军中很多动摇分子经不住清政府的诱惑而叛变投降，如四川巴州的白莲教起义军，在南部县知县刘清的分化引诱下，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内讧。汉北起义军的余部，经叛将李其贵的招诱，领袖伍怀志被擒，于是“汉北复无贼”，嘉庆七年，巴州义军在清政府的引诱分化下，首领“荀文明为其义子张某所败，献首投诚”。嘉庆九年，动摇分子赵洪周斩杀白莲教领袖荀文润等等。白莲教义军将领对统治阶级的认识还很不够，认识不到统治阶级的本质;同时也说明白莲教起义军在与清政府斗争的情况下，还不能划清敌我之间的界限，由此丧失了革命的警惕性而遭受严重的损失。
白莲教
四、内部存在严重的宗派主义
白莲教起义军内部的宗派主义，从有关资料记载来看也是很严重的。清军懂得仅靠屠杀不能够根绝义军，于是便挖苦心思寻隙来从义军内部进行破坏。早在嘉庆二年初，四川总督宜绵奏言：“川楚贼虽同教党各不同，计三贼必各据一隅以牵我。”这话是说明川、楚义军分别钳制清军，但是也流露出宗派主义的根苗。嘉庆二年六月襄阳义军入川，曾与川省义军配合作过战，当时川省义军和人民皆纷纷出击或是武装起义响应。假使襄阳义军能顾全大局，和川省义军很好地配合作战坚持斗争，有可能把起义推向高潮，使起义形势向前大大跨进一步，但是襄阳义军没有这样做，它们看到清军有聚歼自己的意图，在四川住了不足一个月就回到湖北去。襄阳义军这种只顾本身发展片面的行动，不能不说是白莲教宗派主义的表现。白莲教起义军本身是一个个狭隘的小集团组成，它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为一个社会特定的阶层或特定的集团利益服务，它几乎吸收了各个阶层的人物，由于各自利益不一致，在反对清朝政府封建剥削和阶级压迫前进的道路上，必然会有所分化，必然会产生宗派主义。清军带兵大员惠龄曾利用罗其清、冉文涛之间“有隙 (宗派活动) ……遣人谕罗其清缚献冉文俦”，刘清趁义军内部不和，顶身股，亦称身股、顶人力股、人力股，俗称“顶生意”，是指伙友 (掌柜和伙计的统称) 以自己的劳动力顶股份，而与财东的银股 (即资本股) 一起参与分红的制度。作为山西商号中协调财东与伙友之间关系，调动伙友积极性的一项利润分配制度，顶身股发端于明末清初在晋商中广泛应用的东伙合作制，在晋商尤其是票号的发展历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说是山西票号经营管理体制的核心。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晋商兴衰史研究中的焦点之一，而大多数研究者也将顶身股的缺陷视为晋商衰败的病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