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趁周恭帝即位时年幼，尚根基不稳，在“陈桥兵变”中被拥立为帝，建立宋朝，史称“北宋”，后完成了全国大部的统一。设立“封桩库”贮藏钱、帛、布匹，以期赎回契丹占据的燕云十六州。976年，赵匡胤逝世，谥号英武圣文神德皇帝，庙号太祖，葬于永昌陵。1008年，加谥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

　　主要成就

　　北宋初年，国家处于分裂的局面之下，赵匡胤称帝后，采取“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战略，使国家逐步走向统一。同时通过采取“收其精兵，削夺其权，制其钱谷”的三大纲领，巧妙施行的“杯酒释兵权”“削弱相权”“罢黜支郡”“强干弱支”“内外相维”“三年一易”“设置通判”“差遣制度”等措施加强中央集权。赵匡胤还澄清吏治，劝奖农桑，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举措不仅尽快医治了二百年的战争创伤，而且使国家呈现出相对稳定繁荣的局面，出现了历史上享有盛名的“建隆之治”。

　　政治

　　中央集权

　　宋朝的政治机构，适应中央集权的需要，分列为政事、军务和财政三大系统，相互平行，分别由皇帝直接统属。另设御史台等机构。地方权力集中到朝廷后，又进一步集中于皇帝。

　　行政权的集中：在中央，设立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削弱和分割宰相的权力，实行军政、民政和财政的三权分立。在地方，派文臣担任知州;并设通判与之相互牵制。

　　财权和司法权的集中：设转运使，把地方收入大部分运送中央;在地方司法人员由中央派文官担任，死刑须报请中央复审和核准。

　　宋代官制有官、职、差遣之分。“官”是一种等级待遇，供定薪之用，表示禄位、品级的高低。“职”只是一种虚衔，如学士、待制等，不是职务。只有“差遣”才是实际职务，握有实权。

　　宰相：宋沿唐制，设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尚书、门下列于外朝，中书设于禁中，称政事堂。实际执政的宰相仍沿唐制，用同平章事名号，无定员，有二人即分日掌印。宋初仍用后周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三人为相。乾德二年(964年)，范质等三相请退，独用赵普为相。为了防止赵普擅权，又以薛居正、吕余庆任参知政事(副相)，此后成为定制。

　　枢密使：唐代时出现内枢密使，用宦官掌管朝廷机密。至五代时仍存枢密院，掌管朝政，等同于宰相。宋朝建立后，改枢密使为专掌军事政令，调动禁军，与宰相文武并立。中书省与枢密院号称“二府”(政府、枢府)。枢密院的大事都要奏报皇帝批旨。宰相与枢密使分别朝奏，彼此不相知。皇帝由此分别控制了政权和军权。

　　三司使：三司使总管四方贡赋和国家财政，地位仅次于宰相，称“计相”。三司使统领三部：盐铁掌管工商收入及兵器制造等事;度支掌管财政收支和粮食漕运等事;户部掌管户口、赋税和榷酒等事。地方州郡赋税收入除留一小部分外，其余全部由中央掌握，三司权任甚重。

　　刑部：赵匡胤在位时，刑部复核各地大辟罪案。

　　学士院：学士院设翰林学士若干人，职责是为皇帝起草诏书，包括宰相的任命、对外的国书等。翰林学士还侍从皇帝“备顾问”，可以直接向皇帝提出对国事的建策。

　　御史台：宋沿唐制，朝廷设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构，台分三院：台院、殿院、察院，最初无专职，由其他官员兼职。御史中丞是御史台的最高官员。

　　文武制衡

　　后人根据“太祖誓碑”中的“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等理由，认为宋朝“重文抑武”的祖宗家法是赵匡胤在位时所定下的。但赵匡胤实际上是抑武却也并不太重文的，他曾对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人民深受其害。我让选干练的儒臣百余人，分治大藩，即便都贪浊，也抵不上一个武人。”在太祖说来，任用文士仅仅因为他们可能产生的危害远不及武人来得大，更不会向武人那样危及政权的根本。

　　科举改革

　　宋代建国后，充分吸取了唐、五代时科场积弊的教训，在科举考试中采取了一系列防微杜渐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有：

　　锁院制：即在“知贡举”(主考官)、“权知贡举”(副考官)等考官人选确定后，立即将他们锁于贡院之中，断绝他们与外界的联系，避免出现考官向亲朋好友泄露试题的现象。

　　弥封制：即在考生考试结束后，由专人将考生试卷上的姓名、籍贯等部分用纸糊起来，再交给考官评判。直到最后统计成绩时，才能拆封公布姓名，否则即为作弊。这也是后世考试中密封试卷制度的起源。

　　誊录制度：据宋人记载，实行弥封制后，科场上又发生了考生在试卷上书写标记、暗语的问题，于是“誊录”之制随之出现，即在考生交完试卷后，朝廷雇请一批抄写书手将考卷重新誊录一遍，再交考官，其用意在于进一步杜绝“弥封”措施的纰漏。

　　别试：即针对考官的子弟特设考场考试的制度。在这样的特殊考试过程中，另派考官监考、阅卷，以防止徇私舞弊现象的出现。同时，对当朝大臣权贵的子弟往往还要多复试一次，以甄别是否有人利用权势将无能子弟的成绩拔高。

　　赎买幽燕

　　对于自后晋以来便被割让的燕云十六州，赵匡胤一方面有着收复燕云故土的责任感，认为燕云未复，难称一统;另一方面，他对宋辽双方实力的估计又很实际：“今之劲敌，惟在契丹，开运以来，益轻中国。”认为以宋目前的实力，无法在军事上与契丹争锋。但他并不消极地等待契丹“自乱”，或幻想有朝一日契丹会“率土归仁”，而是设计了第三种方式：以和平赎买的方式收复燕云。

　　据《渑水燕谈录》《石林燕语》等书记载，赵匡胤削平南方诸国后，设置了“封桩库”，将各国财富收归其中，并将每年财政收支的盈余部分存入。他计划等到蓄满五百万缗后，遣使向辽赎回“山后诸郡”(燕云之地)，如辽方不同意，则将钱财用于召募战士，以武力收复。部分学者认为该策“显示出太祖在外交政策上的灵活、务实和理性。”

　　经济

　　赵匡胤对有关国计民生产生重要影响的黄河下了很大的力量治理。黄河的问题主要是水患，五代时期，黄河决堤、改道，淹没村庄农田，宋初也不断有水灾出现。赵匡胤在建隆三年(962年)，令黄河沿岸修堤筑坝，并大量种树，以做防洪时用。每年的正月、二月、三月，为黄河堤坝例修期，赵匡胤下令严格巡察，防患于未然。因此，素以黄害著称的黄河在他在位的十七年中，只有十几次溃决的记载，并且都没出现严重的灾害。除了黄河之外，赵匡胤对运河、汴河、蔡河等主要河流，也做了不少修整。这对于农业经济的稳定、商业经济的流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赵匡胤还重视农业生产，减轻徭役，赋税专收。地方赋税一小部分作为地方开支，其余全部由中央掌握。乾德二年(964年)，赵匡胤下过一道命令，就是将各地每年所收的民租和专卖收入，除地方支用外，一律运往京师，地方不得占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