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冗官冗兵现象，就是指士兵人数众多、军队规模过于庞大，机构繁杂人数众多、多是无用的官职。而这一现象在宋朝异常严重，甚至成了当时社会上的一个难以根除的“毒瘤”。

　　说宋朝经济强大、百姓生活幸福这确实是事实，但宋朝也是长期积贫积弱的朝代，历史上的众多朝代中，在这一点上能与之匹敌的寥寥无几。

　　两种极端的现象都在宋朝出现了，因此许多人对宋朝的评价都褒贬不一。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着募兵制的王朝，这也导致许多士兵在军队里滥竽充数。

　　拿着国家的补贴却每天混日子，国家对军队的投入也是一笔大数额。而过多的官员都处于闲置的状态，拿着高额俸禄却碌碌无为。

　　而导致后者出现的原因，就是恩荫制度，而这也是除科举制度以来规模最大、最正规的入仕制度。但是相比起科举制度的公平公正，恩荫制度却有失公允了。

　　对于许多贫困家庭的书生来说，是一条走不通的路。恩荫制度是很早前就出现了的世袭制度，宋朝大多数官员的职位都是靠世袭家族中祖辈、父辈的官职。

　　换句话说，如果家族中有入仕为官的祖辈或父辈，那么一众儿孙辈的孩子就不需要担心入学、入仕的问题了。所以我们经常可以在宋朝的官场上。

　　见到许多有血缘关系的官员，甚至和诗人、大儒等也有密切联系。比如吕蒙正，吕夷简和吕公著这祖孙三辈，都出任了宰相一职，与恩荫制度脱不开关系。

　　无独有偶，诗人王安石、及其胞弟王安国、和其叔叔王霈叔侄三人，皆在朝廷上担任了重要的职位。这种恩荫制度在宋朝长期存在，导致冗官现象越来越严重。

　　可是想要改变这种制度，势必会影响到许多家族的利益。王安石在变法时就提出了要取消恩荫制度，极力提倡唯才是举，但是此举也令他得罪了不少官员。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就写下了与恩荫制度有关的内容，故事虽短但极具讽刺意味。内容是皇帝在某地巡察，当地有个人生活极其贫困，穷到连一日三餐都吃不起。

　　这样的人本与仕途无缘，可是只因为他捉到了一只皇帝喜欢的蛐蛐，就得到了众多赏赐。不仅如此，就连当地的县官等职员，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赏赐。

　　其实恩荫制度并非只在宋朝存在，在此之前的汉朝也曾实行过恩荫制度，但是范围较小，只限制在同胞兄弟及自己的儿子身上。

　　唐朝将恩荫的范围扩大了些许，子孙以及曾孙都可以受到家族长辈的恩惠。这些朝代将恩荫制度控制在了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但是到了宋朝就有些不受控制了。

　　近乎疯狂的恩荫制度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一位老臣下位或去世后就可以推恩二十余人，除了自己的直属儿孙外，家族中有血缘关系的皆可被推恩。

　　以一换二十的交易，令宋朝朝廷在这场博弈中举步维艰，占据主导地位的则是各大世袭家族。说是皇家掌管着天下，但立于朝堂之下的众多官员大多是来自同一家族。

　　各个家族垄断了朝廷大部分的职位，还会联合着一起排挤孤立无援的官员。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真正有才华的学子求官之路。

　　就算有机会进了宦海，最后也会被其他大臣针对。大臣家族的后辈依旧担任着重要职位，而贫苦的普通老百姓仍然家徒四壁。

　　踏踏实实的寒窗苦读，却比不过家里有一个大臣祖辈或父辈，属实令人心寒了。若推恩上来的是能人志士也可以，事实是许多闲职上的都是世家大族的纨绔子弟。

　　他们自身的学识不够，眼界也非常有限，只是依靠着祖父辈的恩荫，即使在职位上无所事事也没人敢多说一句。

　　不需要为了求官而寒窗苦读，在优越的环境下生活，长大后也不比为了科举而苦恼。恩荫制度之所以可以存在这么长的时间，就因为这是一种皇室笼络世家大族人心的好办法。

　　但是恩荫制度慢慢腐蚀了官宦体系，腐败贪污现象层出不穷，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后，该制度已经形成了难以根除的“毒瘤”。

　　世家子弟为了更大的利益而勾结在一起，致使朝廷之上党派斗争屡禁不止。而那些靠自己真才实学考上来的官员，会被其他家族共同排斥。

　　宋朝后期的行政效率明显降低，社会矛盾加剧，整体多呈现出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为国家混乱埋下了祸根。

　　越到后期朝廷管理越混乱不堪，恩荫制度甚至逐渐模糊了对推恩人选的年龄限制。所以很多年龄甚小的孩童已经有了官职，不过孩童不会去上任，只是领每个月的俸禄。

　　一个家族如此做后成功了，就会有许多家族争相效仿，久而久之留给真正有才学的人的机会就不多了，这也间接阻断了宋朝廷“吐故纳新”的道路。

　　恩荫制度备受推崇，封建主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默许了这项制度的不公平，使得民间怨声载道。讽刺的是，大臣的后辈依旧可以继续为官，可低阶级的平民百姓想要往上爬几乎无路可走。

　　民怨积压已久，宋朝三百多年里多次的民间起义都是因为社会矛盾的加剧。有了宋朝的前车之鉴后，之后的朝代虽然也有恩荫制度的实行，但是规模都在合理范围内，并无越界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