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询，即汉宣帝，本名刘病己，字次卿，汉武帝刘彻曾孙，戾太子刘据之孙，西汉第十位皇帝，在位共25年。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巫蛊之祸，襁褓中的刘询曾下狱，后被祖母史家收养，直到汉武帝下诏掖庭养视，上属籍宗正。元平元年(前74)昌邑王刘贺被废后，霍光等大臣将他从民间迎入宫中，先封为阳武侯，于同年7月继位，时年十七岁。第二年改年号为“本始”。本始二年联合乌孙国大破匈奴，导致匈奴呼韩邪单率众来朝称臣。神爵二年，平定西羌，正式将西域纳入大汉版图。黄龙元年十二月，刘询因病崩于未央宫，葬于杜陵，谥号孝宣皇帝，庙号中宗。
为政举措
军事
降服匈奴
自马邑之谋(前133年)反击匈奴开始，汉朝历经袭破龙城、河南、高阙、定襄、河西等系列会战 ，终至漠北之战(前119年)击败匈奴 ，从此奠定汉强匈弱的格局。但匈奴并未臣服，相反经过十几年的恢复后，声势复振，与汉争斗竟败少胜多，汉武后期有赵破奴2万骑受降城之没、李广利3万骑天山被围牺牲六七、李陵5千步兵浚稽山败没，甚至最后李广利7万铁骑燕然山全军覆没，不过匈奴惨胜犹败，内部又有不和，双方实力对比也未转换。
宣帝即位第二年(本始二年，前72年)，汉朝发铁骑16万余兵
马，分五路攻打匈奴，这是两汉400年最大规模的一次对外骑兵出征。同时，派遣校尉常惠前往乌孙，节制乌孙骑兵5万余，与汉军东西并进，形成一个巨大的钳形攻势，夹击匈奴。匈奴畏惧汉军，惊惶西逃恰遇乌孙兵，一场激战大败而归，常惠因此封为长罗侯 。
第二年(前71年)冬，匈奴再袭乌孙，遇大雪，生还者不及十分之一，再加乌孙、乌桓与丁令的乘势攻击，国人亡十分之三，畜亡十分之五，国力大为削弱。不久，汉军3千骑击匈，都能捕得几千匈人而还，匈奴亦不敢报复，而且更向往与汉和不是战了 。
神爵二年(前60年)，统治西域的日逐王先贤掸与新任单于握衍朐鞮素有矛盾，关系不睦，带着数万人投降汉朝 。日逐王被封为归德侯。甘露三年(前51年)，呼韩邪单于亲往帝都长安，俯首称臣做北藩，“匈奴款塞、单于来朝”成为宣帝朝的一大盛事 。
囊括西域
自张骞之后，七十余载汉匈相争，直至匈日逐王归降之际，汉宣帝神爵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设立，西域广袤地域正式归汉朝管辖。本始二年大捷后常惠被派再返乌孙，赏赐其有功人员 。因龟兹(西域一大国)曾杀汉屯田校尉赖丹，回国途中，常惠征调西域诸国5万人马，往攻龟兹，迫其国王谢罪并交出凶手姑翼，即斩杀之。
西域历来是汉匈的第二战场。西域本匈奴势力范围，匈奴置僮仆都尉驻扎在焉耆一带，管辖西域诸国。汉武帝通西域、败匈奴、伐大宛后，声威亦远震此地，汉使往来不绝，并屯田渠犁。汉匈遂在西域形成了拉锯战，你来我往，此消彼长，情形至为复杂。武帝后期，因击匈失利和诏罢轮台之戍，汉势有所减弱，昭帝时，霍光遣傅介子计斩楼兰王，汉朝对西域的影响又有所加强。到了宣帝初年，汉匈仍以天山为界，南为汉朝势力范围，北则为匈奴。
车师属于北道，为匈奴控制，对汉朝不敬。宣帝亲政的第一年(地节二年，前68年)，即遣屯田渠犁的郑吉，发附近西域诸国兵1万余及屯田1500汉兵，往讨车师，击破降服之。匈奴派兵来战，郑吉领兵迎击，两军遭遇，匈奴竟害怕退去。后来，郑吉派遣300汉兵屯驻车师。
不久，南道的莎车王弟呼屠徵，杀了亲汉国王万年与汉使奚充国，自立为王，并煽动南道诸国，叛离汉朝，南道因此阻断不通 。当时郑吉还在北道，恰奉宣帝派遣冯奉世正出使大宛途中。冯奉世果断行动，征发西域诸国兵15000余，进攻莎车，打下了都城，平定了南道，并把惊惧自杀的呼屠徵首级，一路传送到长安 。此乃宣帝元康元年(前65年)的事。冯奉世之后到了大宛国，国王对他尤其礼敬，因此还得到该国名马“象龙”，带回了长安 。
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带着数万人投降汉朝，宣帝特派郑吉，发渠犁、龟兹诸国兵5万，前往迎降，一直护送至京师长安，路上有逃亡者，即斩杀。郑吉破车师，降日逐王，声威大震西域，宣帝乃拜之为西域都护，封安远侯，兼护车师以西北道诸国。郑吉遂在西域中心，设置幕府，修筑乌垒城，距阳关2700余里，统领天山南北，汉朝号令得以正式颁行于辽阔西域 。
西域都护的设置，不仅是汉王朝，更是华夏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从此之后，汉匈相斗七十余年，东自车师、鄯善，西抵乌孙、大宛，西域诸国尽归汉朝版图，张骞之始，郑吉之终，汉武之愿，汉宣实现。
从此以后，天山南北广袤之土、雄阔之地，终属华夏之疆、中华之域。匈奴也更加衰弱，不敢再与汉争锋西域，以前设置的僮仆都尉，也灰溜溜罢废了。
大破西羌
西陲之羌，盘踞青、陇，民风剽悍，勇猛好战，策应匈奴，扰我边疆。宣帝遣赵充国讨伐，两年完全平定，因置金城属国安置降羌，也就是西域都护设立的那一年。
武帝后期，聚居在现今青海省境内的羌族，经常向内地侵扰，攻城略地。匈奴也想联合羌人共同侵扰汉朝。面对这种形势，武帝曾提出要斩断匈奴右臂，指的正是这种联合，但派去的士兵也为羌人所败。这时，羌入又逐渐向湟水以北移动，找寻农民弃耕的地方去放牧。同时羌人各部落也有联合一致的趋向，郡县官吏也禁止不了。这时匈奴又想勾结羌人，以扩大对汉西部的侵扰。汉朝派往浩窖(今青海省大通河东岸)的军队，被羌人打败，损失甚众。
宣帝期间，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出使到了羌族，羌先零部落酋长向他表示要北渡湟水，到汉民不种田的地方畜牧 。义渠安国向朝廷报告这个情况。赵充国弹劾义渠安国奉使失职。从此以后，羌人依照以前的话，擅自渡过湟水，当地汉朝的郡县长官不能禁止 。元康三年(前63年)，先零部落与各个羌族部落酋长二百多人“解仇交质”，订立盟约，打算共同侵扰汉朝地区 。宣帝知道了这事，问赵充国如何对策，赵充国指出，羌人为患，一是羌族原来各部落互相攻击，易于控制，但近几年来他们“解仇合约”，共同反汉;二是羌族与匈奴早就打算联合;三是羌族还可能“结联他种”，即与其他种族联合。所以他提出“宜及未然为之备”的建议 。过了一个多月，小月氏部落的羌侯狼何果派人到匈奴借兵，打算攻击鄯善、敦煌，以切断汉朝与西域的通道。赵充国估计事情不那么简单，需要深谋远虑。他向朝廷提出建议：一是加强军事上的边防;二是离间羌族各部落而侦探其预谋。
神爵元年(前61年)春，汉朝中央两府(丞相、御史)又推荐义渠安国出使诸羌，了解其动向。义渠安国不懂策略，一到羌部，就召集先零部落的头领三十多人，以他们都有逆而不顺之罪，全部斩首。调兵镇压先零之民，杀了一千多人。于是羌族各部及归义羌侯杨玉等都很震恐，离开其地，劫掠其他小族部落，犯汉边塞，攻城邑，杀长吏义渠安国以骑都尉身份带领三千骑兵守备羌人，被羌人所击，损失惨重。他领兵退到令居，向皇帝报告 。
汉宣帝意欲起用赵充国平叛，但这时赵充国已七十多岁，汉宣帝就派遣御史大夫丙吉去问谁可以为将，赵充国很自信地回答：“无逾于老臣者矣。”宣帝又派人去问：“将军度羌虏何如，当用几人?”赵充国答：“百闻不如一见。兵难隃度，臣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意思是说，用兵不能远离战场空想，而要亲临前线观察，然后作出对策。他要求汉宣帝交给他任务，不必担忧。汉宣帝笑着答应了 。
于是，赵充国虽年逾七十，仍督兵西陲，挫败羌人进犯。回来以后，三向朝廷上书，详细分析了形势，建议防事变于未然，提出了“以兵屯田”的主张，得到宣帝的赞赏。宣帝因他年老，问他：“派谁去带兵最合适呢?”他回答得很痛快：“再没有比老臣更合适的人选了。”又问：“需要多少人马?”答“百闻不如一见。臣愿立刻去金城(今兰州附近)测看地形，写出方案来。陛下把此事交给我办好了。”他就领骑兵不满万人，迅速出师，巧渡黄河，立稳阵脚，作好战斗准备。到达湟水岸边，羌人多次挑战，他坚守不出，只以威信招降，解散羌人各部落联合的计划。这时，他建议朝廷，屯田湟中(今青海省湟水两岸)作为持久之计，提出亦兵亦农，就地筹粮的办法，可以“因田致谷”，“居民得并作田，不失农业”;“将士坐得必胜之道”;“大费既省，徭役预息”等“十二便”。这对当时支援频繁的战争，减轻人民负担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一直影响到后世。
经济
调整经策，整顿工商
汉昭宣时期，以“轮台诏令”为基本依据，认真总结了汉武帝时期推行经济政策的经验教训，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政策，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汉武帝时期工商业官营政策暴露出诸多弊端，昭帝时期就引起了较大非议。在始元六年(前81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众臣对这些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导致了“罢郡国榷沽”的结果，但其他各项仍未罢除。宣帝亲政后，继续整顿这些政策，曾于地节四年(前66年)九月下诏：“吏或营私烦扰，不顾厥咎，朕甚闵(悯)之。盐，民之食，而贾咸贵，众庶重困，其减天下盐贾。”由此可见，工商官营政策在昭宣时期虽然仍在执行，但经过整顿，这些政策的一些弊端，如官吏徇私枉法，贪污腐败等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得到了有效抑制，这有利于百姓的“休养生息”。
抑制兼并，轻徭薄赋
针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的现象，为制止土地兼并，刘询即位后，先后三次诏令把“赀百万者”的豪强徙往平陵、杜陵等地，而后将其土地或充为公田，或配给无地、少地的贫民。还把国家苑囿或郡国的公田，借给少地或无地的贫民耕种，使他们尽可能地摆脱豪强的控制，重新变为国家的编户(假民公田)。 刘询继续奉行了昭帝时期的轻徭薄赋方针。公元前73年，宣帝即位不久，就免除了当年租税。后又对遭受旱灾、地震、病疾的地区，免除三年的租赋。公元前67年，他下令降低一直很高的盐价，减轻老百姓过重的负担。公元前55年，他下令减少天下口钱。公元前52年，又下令减收全国百姓算赋钱，1算减30钱。公元前51年，又再次诏令免除当年田租。 在徭役方面，也尽量减省。当时，漕运所消耗的人力很多，仅从关东向京师运谷400万斛，每年就需用6万人的劳力。他采纳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的建议后，在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买粮，供给京师所用，一下就减省关东多半的漕卒。 在刘询的大力倡导下，各级官吏都将劝科农桑、发展生产作为首要政务。刘询还派农业专家蔡葵为“劝农使”，巡视全国，指导农业生产。在刘询统治后期，国内经济繁荣，农业连年丰收，谷价创造了汉代的最低价。
设立常平仓
五凤四年(前54年)正月，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便在向宣帝奏请在边郡设立常平仓，以供给北部边防之需，减省转输漕运之费。
相关背景：“常平”源于战国时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籴，即政府于丰年购进粮食储存，以免谷贱伤农，歉年卖出所储粮食以稳定粮价。范蠡和《管子》也有类似的思想。汉武帝时，桑弘羊发展了上述思想，创立平准法，依仗政府掌握的大量钱帛物资，在京师贱收贵卖以平抑物价。
实施方案
汉宣帝即位之前，往年漕运时，输谷四百万斛到京师需要动用关东漕卒六万人，耗费相当惊人。因此耿寿昌建议就近购买三辅及弘农、河东、上党、太原诸郡之谷，认为足以满足京师所需，且可将漕卒的员额减省一半;同时又奏请将海租(水产税)增加三倍 。尽管早在神爵元年时，赵充国就已有趁低价在金城郡多籴谷蓄的建议，但时隔七年之后耿寿昌才将之奏请实施，并将试行的范围由金城一郡扩大到整个北边，这就足以说明，汉朝这些年来积蓄的谷物已经丰富到了足够支撑这个庞大计划的地步;而谷价的长期低迷，则说明实施这一计划的内外部条件到这时已经完全成熟。这两项条件的完备使得常平仓的设立具有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意义，一旦正式施行，成功的希望便有了相当的把握。虽然御史大夫萧望之以“阴阳之感，物类相应，万事尽然”为由，又认定
耿寿昌之举实乃“费钱二万万余，有动众之功，恐生旱气，民被其灾”，因而极力反对，宣帝仍然一一照准 。
耿寿昌的改革方案很快收到成效，漕事因而畅达，他便又下令在边郡各地筑造谷仓，于谷价低时加价籴(dí)入、价高时则降价粜(tiào)出，以平抑谷价，调剂各边郡的谷物供给，名曰“常平仓”。常平仓的设立，是以国家的财力为后盾、以改变市场供应量的手段来达到稳定谷价，调节市场的目的。这样既能减轻过低的谷价对中小农户的伤害，保护他们的切身利益，又使国家常年掌握着一定数量的粮食储备，能够维持边防的稳定。百姓得其便利，国家也得以安定，一举而两得。
意义
汉宣帝时期设立的“常平仓”作为调节粮价，储粮备荒以供应官需民食而设置的粮仓，主要是运用价值规律来调剂粮食供应，充分发挥稳定粮食的市场价值的作用。在市场粮价低的时候，适当提高粮价进行大量收购，不仅使朝廷储藏粮食的大谷仓一太仓和甘泉仓都充满了粮食，而且边郡地方也，仓廪充盈。在市场粮价高的时候，适当降低价格进行出售。这一措施，既避免了“谷贱伤农”，又防止了“谷贵伤民”，对平抑粮食市场和巩固封建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还对边疆的粮食储备产生有利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
文化
兴盛《谷梁》
汉宣帝帝继昭帝时期霍光主持召开盐铁会议之后，又在甘露三年(前51年)，在石渠阁召开了盛大的儒家经学会议，讲论“五经”同异问题。
汉武帝时，尊崇《公羊》，诏令太子刘据学《公羊春秋》，从此《公羊》兴盛。 而刘据通晓后，又私自请求《谷梁传》而喜欢它。汉宣帝即位，听说祖父喜欢《谷梁春秋》，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和侍中乐陵侯史高，都是鲁人，说谷梁子本是鲁学，公羊氏是齐学，应当兴学《谷梁》。
甘露三年(前51年)，汉宣帝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在殿中大辩论，平均《公羊》、《谷梁》异同，各自用经论处是非。《公羊》多不被赞同。萧望之等十一人各自用经义核对，多赞同《谷梁》。汉宣帝亲自进行审定，于是设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 谷梁《春秋》博士。 从此《谷梁》学大为兴盛。
这种现象只有在宽松的政治条件下才有可能，而且为加强思想的进一步统一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颁行《史记》
太史公司马迁有一个女儿嫁给杨敞。司马迁死后，他的《史记》渐渐流传开来 。杨敞与司马氏育有二子，大儿子杨忠，小儿子杨恽。杨恽最先看外祖父写的《太史公记》，对《春秋》也很熟悉，因为有才能得到人们的称赞。杨恽喜欢结交英俊杰出的儒生，名显朝廷，被提拔为左曹。霍氏谋反，杨恽先听说了，通过侍中金安上禀告皇帝，于是皇帝召见杨恽，让他禀报霍氏谋反的事。霍氏家族服罪被杀，杨恽等五人因为举告有功赐封爵位，杨恽被封为为平通侯，迁升中郎将。
杨恽看到此时朝政清明，开始陈述司马迁的著作，于是《史记》得以公布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