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历史上，东汉、晚唐和明代是宦官专权较严重的三个朝代。究其主要原因是朝廷内部出现了严重的管理缺陷，让宦官在政治管理的中枢肆意妄为，导致了各自王朝的覆灭。
《三国演义》大家都很熟悉，东汉末期皇帝都是幼主，皇室的权力大都落在宦官与外戚之手，宦官与外戚交替把持朝政，而外戚又极力想独揽大权。士大夫阶层又不能容忍皇权落入阉人之手，于是，便形成了十分复杂的矛盾冲突，最终，朝局的混乱和京城的混战断送了东汉王朝。虽然影视剧里有很多情节是虚构的，但剧本是建立在史实之上的。
先从一个历史事件说起。
中平六年四月，汉灵帝在弥留之际，将刘协托付给宦官蹇硕，要求其辅佐刘协继位。但汉灵帝驾崩后，刘协并未能顺利登基，当时围绕着继位人选问题，宦官与外戚展开了激烈的角逐。蹇硕想尽快扶持刘协登基，而外戚何进则想拥立自己外甥刘辩为帝。双方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蹇硕决定先下手为强，他计划除掉何进，以确保刘协顺利登基，但是，何进的行动更快，他联合众多反对宦官专权的官僚士大夫，抢在蹇硕行动之前拥立刘辩为帝。此时，蹇硕决定利用何进入宫之时除掉何进，可惜消息泄露了，何进杀了蹇硕并控制了朝廷的精锐之师西园军。士大夫代表袁绍见何进初步得手，便建议何进灭了整个宦官集团，以铲除东汉长期的政治恶瘤，何进便向何太后提出诛杀宦官的想法。
何太后认为她还需要宦官的协助，所以表示反对，何进想到了他和何太后都曾得到过宦官的帮助，于是，他也犹疑不决，在杀宦官的问题上没有决断。此时，袁绍又劝何进召集天下精兵进入洛阳，以武力威逼太后诛杀宦官。何进接受了建议，命令发布后，各地方武装陆续进军洛阳。宫中的宦官们得到消息，大为恐慌，感到局势十分严重。此时，武力逼迫太后下旨杀宦官的局势已经形成。
在各种力量的威迫下，何太后不得不罢免了大多数宦官，只留任少数宦官服侍内宫，何太后想以此平息风波。此时，何进再一次犹豫不决，他面对着不少到他府中来谢罪求饶的宦官心软了，何进失去了极好的诛杀宦官的机会。
袁绍见杀宦官的计划难以实施，便又心生毒计，他散布消息，谎称何进正命令各州郡立即逮捕宦官的家属。宦官们得到消息之后，感到外戚和官僚士大夫正联手要致他们于死地，他们没有任何的退路了。于是，宦官们急忙进后宫，哀求太后怜悯他们，最终说服了何太后恢复他们的官职，他们决定放手一搏。宦官们假传太后意旨，称何太后召见何进，何进信以为真，其属下劝他勿独自入宫，何进以为自己掌控着西园军，无所畏惧。何进固执地独自进宫，在宫内，宦官们乘其不备，一拥而上，将何进斩杀于嘉德殿前。这就是东汉末年的“十常侍之乱”。
不难看出，宦官专权对于朝廷专制政体的侵害是显而易见的，以至于成了毁灭东汉王朝的主要原因。那么，在东汉中后期，为什么宦官在朝中的地位会不断上升，为什么宦官能把持朝政?
首先，皇权高度集中，依附于皇权的宦官群体乘机崛起
东汉时期，为巩固中央集权，皇帝采取了种种强化皇权的政治措施，首先，不设丞相，并弱化“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权力，史称刘秀“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刘秀起，“三公之职，备员而已”。即太尉、司徒、司空原来皆是实权职务，而到了刘秀这里都成了虚职。其次，刘秀将“尚书”的职权范围和机构进一步扩大，“官小权大”政治机制抑制了相权，但这对于维护皇帝的专制统治是非常有利的。
但凡事看两面，缺少了相权，缺少了“三公”对于皇权的制衡，专制统治便走向了极端和反面，给了原本依附于皇权的宦官提供了专权的便利，皇权超强专制，朝廷官员缺少权力，而依附于皇权的宦官们便乘机揽权。发展到最后，宦官专权，连皇帝也被架空了，宦官成了朝中的第一大势力。
其次，皇帝年幼，外戚专权，而为了抵御外戚，皇后或皇帝纵容宦官揽权
东汉中后期，大都是幼主继位，这也许是东汉的大不幸。从和帝开始，多是幼小的皇帝登基，年轻的太后临朝。《后汉书》记载，东汉中后期的11个皇帝继位时，年龄都比较小：和帝10岁继位;殇帝，乃是百日的小儿便登基了;安帝13岁继位;顺帝11岁继位;冲帝2岁就当了皇帝;质帝8岁继位;桓帝15岁继位;灵帝12岁继位;少帝17岁继位;献帝9岁继位。
悲催的东汉王朝，皇帝大多不幸夭亡，太子多是年幼就继位了，小小年纪的新皇帝啥也不懂，自然就出现了母后临朝的局面，垂廉听政成了当时政坛的常态。
《后汉书·皇后纪》记载：“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皇帝幼小，太后年轻，缺乏驾驭朝局的能力，只能依靠娘家的父兄来帮助处理朝政，于是，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力便落入了外戚的手中，形成了外戚专权的局面。
而当皇帝长大之后，或者有些皇太后不甘于权力由外戚掌控，为了夺回政权，便依靠身边可以信任的人来辅佐，与外戚斗争，而宦官则成了皇室和后宫最值得信任的力量，如此一来，与皇帝、皇太后关系最密切的宦官便渐渐拥有了权力。对于皇帝和皇太后来说，“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唯阉宦而已。”所以，在同外戚集团的权力斗争中，宦官也就成为皇室的得力助手。
第三，宦官地位的逐步提升，除了谋求政治上的待遇，经济上也欲壑难填
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以来，功勋阶层都有食封制的待遇，但宦官是不能食封的，当时的宦官无法得到稳定的经济基础的支撑，在朝中的政治地位难以提升。而到了东汉时期，生产力得到一定发展，东汉中后期，帝幼后弱需要借助于宦官力量来削弱外戚力量，宦官的势力在政治上有了强势的表现，而且，他们也想在经济上提高地位。
汉章帝时，宦官郑众以小黄门迁中常侍，汉和帝时加位钩盾令，管理皇家花园，公元102年被封为郸乡侯，食邑一千五百户。和帝时郑众的这一封侯，它开了宦官封侯的先例，这让宦官有了经济基础的支撑。
先例一开，一发而不可收，到汉顺帝时，以孙程为代表的宦官集团的形成，开启了宦官集团发展的重要阶段，宦官食封数量大大增加;到了桓帝时，侯览的宦官集团已不仅仅是食封了，他们直接掠夺土地，他们手握权柄，专权掌控重要部门，肆意利用手中职权，直接掠夺田宅。
东汉宦官获“食邑封侯”是非常可怕的事件，这表明宦官不仅有政治上的权力，而且也拥有稳定的经济收入，而且，经济基础的支撑又使他们竭力想在政治上有更大的诉求，原本宦官集团是依附于皇权的，而现在，他们却成了有爵位有封地的贵族阶层。
第四，皇权的至高无上，粉饰了宦官的揽权恶行，使宦官窃取皇权被严重忽视
东汉时，董仲舒改造先秦儒学创立的“新儒学”，成了倍受推崇的新的思想意识，尊卑有序、上下有别的主流观念强化了大一统皇权专制中央集权。“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理论对于加强皇权的目的愈发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