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有谚云：“王者有二宝，土地与人民。”土地的大小，决定着国家的规模；人民的多少，决定着国力的强弱。隋朝建国后，采用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的方式清理户籍，使得大量隐漏户口被查出，大大增加了政府控制的人口和赋税收入，有力地加强了户口的管理，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壮大了隋朝的国力。

自赤壁之战后，三国鼎立，国家遂进人分崩离析的地方割据状态。中间虽有东晋王朝一－统天下，但时间太短，不过数十年。永嘉之乱后，五胡乱华，搅得整个中原地区民不聊生、鸡飞狗跳。大批汉族百姓南迁，依附豪强说地主，国家的户口迅速减少。

隋朝承袭北朝的经济制度，以人头与土地相结合，赋税的征收和徭役兵役的发动都是以户为单位，以人头为核算起点。要隋知道确切的赋税额，其前提必须有个确切的户口数，也就是确切的户籍数。可是，从南北朝以来，政府所掌握的户籍数，与实际户口情况极为不符，隐漏非常厉害。

造成隐漏的原因大致是：有些家庭的户籍，仅报丈夫，不报妻子；有些家庭虚报年龄，或老或小，避开丁男（国家年龄达到法定赋税徭役年起征标准）年龄段；有些游手好闲者，荡逃在外。所有的表现，症结只有一个，即逃避赋税力役。581年，杨坚取得帝位，为隋文帝，年号开皇。

开皇初年，隋朝户口仅380万户，到大业二年（606年）增加到890万户。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户口激增了一倍有余。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了政治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人口有所恢复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隋文帝采取了“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两项影响深远的政策。大索貌阅是严密清查户口的一项措施。

隋文帝在开皇三年（583年），推出了检括户口的运动，即“大索貌阅”。运动首先在山东进行，继而，推广到其他各地。开皇五年（585年），隋文帝下令在全国各州县大索貌阅，核点户口。通过检查，大量隐漏户口被查出，大大增加了政府控制的人口和赋税收人，有力地加强了户口的管理。

此次检查新增户口164万多，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人，壮大了隋朝的国力。大业五年（609年），隋达于极盛，全国一统，仓廪充盈，工役大兴。善于谄媚的官僚裴蕴不失时机地向好大喜功的隋炀帝提出建议，进行全国范围的大规模阅实户口，而其原因则是“高祖和平之后，禁纲疏阔，户口多漏”。炀帝既能动用百万劳力营建东都，开凿运河，要调用众多吏职搞一次全国性的大搜索查户口自然不在话下，于是就有了第二次大索貌阅。

并立法规：凡是某地户口有一人不实，当地长官削职；若某人检举出某家隐匿一一个丁男，可以此被纠之家代替输缴赋役。此法规颁布后，共计增加丁男二十万三千，增加人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在隋朝，对年龄有明确的规定：三岁以下的男孩和女孩都叫做黄，四岁到十岁的叫做小，十一到十七叫中，十八到六十叫丁，六十以上叫老。

大索貌阅还确定了百姓的三疾状况。“三疾”按病残程度区分：部分丧失劳动力者为残疾；全部丧失劳动力者为废疾；不仅全部丧失劳动力而且丧失生活自理能力者为笃疾。据此，为免除（或部分免除）赋役负担，或享受给侍丁待遇提供依据。隋代定户等时三党五党共为一团，故貌阅百姓亦称团貌。封建国家通过团貌严格控制人民，尤其是赋役的主要承担者一丁口，为巩固封建统治，维护封建法治提供了保证。

在大索貌阅的基础上，隋文帝又接受大臣的建议，实行输籍定样。输第八籍定样，又称“输籍法”，是隋代制定户等和纳税标准的办法。开皇五年章（585年）隋文帝采纳尚书左仆射高颖的建议，规定每年元月五日县令出查，政百姓300家到500家为一一团，根据标准定户等高低，重新规定应纳税额，经以防止人民逃税和抑制豪强地主占有劳动人口，造成税负不合理现象，并济写成定簿，即称“输籍之法”。

隋文帝利用这一方法，将大量隐漏、逃亡的农民转为国家编户，通过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剥夺许多士族豪门控制的依附民，削弱其经济势力，而增加封建国家的赋税收人，为建立比较完善的户籍制度创造了条件。

这一举措对于富民强国，深化政权统治都起着难订以估量的作用。虽然，直至大业中，仍有不少脱籍人口游离于政府户籍之外，户口隐漏现象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消除，但隋朝采用大索貌阅、输籍定样等措施以防止户口隐漏，成效依然是显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