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童子军”运动的目的，按1933年出台的《中国童子军总章》的说法，是为了“发展儿童做事能力，养成良好习惯，使其人格高尚，常识丰富，体魄健全，成为智仁勇兼备之青年。”抗日准备时期，“童子军”除常规的政治、侦查、服务、工艺训练外，所承担的最重要职责，是配合促成“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实施。

1934年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其本质，乃是一场“全民军训”，是抗战前夕相当重要的一次民众组织训练——对此，蒋介石在内部讲话中说得十分清楚：“新生活运动的最后目的，就是要使全体国民的生活能够做到整齐划一四个字。新生活运动，就是军事化运动。”但“新生活运动”要求全国民众的，并不是直接的军事训练，而是对民众日常生活习惯的规训，如禁止吸烟、禁止烫发等。如此，就不免招来民众的抵制与舆论的非议。

由“童子军”出面来监督“新生活运动”的执行，则成了一种缓冲的办法。正如曾担任“新运总干事”的黄仁霖所言：“有些人指控蒋先生在干预民众的个人自由，因为他大部分靠警察的力量来实施这项新的运动。当我接事之后，我大都依靠童子军和学生们来推动这个运动。”所以，童子军们上街纠正行人的着装、掐掉行人的烟头、要求行人按交通规则走马路，乃至剪掉行人的奇装异服，是此一时期，相当常见的现象。

全面抗战爆发后，多数学校难以继续维持常规的“童子军”教育；“童子军”运动的重点转向为战争服务。据统计，至1941年10月，登记在册的“童子军战时服务团”，共有127个，在前后方服务的童子军总数，达1.5万余人。淞沪会战期间，“童子军战时服务第一团”曾组合了2500余人，在后防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等处，承担警卫秩序、协助担架、急救包扎、代写书信、清洁保管、新闻宣讲、抗战鼓舞、社会募捐……等职责。

另有部分年纪较大之团员，直接前往前线，协助红十字会转运伤兵，其中17人为国捐躯。女童军杨惠敏泅渡苏州河向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献国旗，则被当时的媒体誉为“童子军”的代表人物。1941年全国在册“童子军”近14万人，参加战时服务的1.5万余人，多系其中较年长者，这些童军，“或奔驰运输，或忙于救护，或护送难民，或劝募捐输，或慰劳救济……负伤罹难，亦无所畏惧”。余者，则多参加如寒衣募捐、宣传劳军、收集铜铁等活动，亦为抗战尽其绵力。

在敌后的中共抗日根据地，同一时期活跃的是“抗日儿童团”。不同的是，“童子军”的年龄，多在10-18岁之间；“儿童团”的年龄，则多在7-14岁之间。据《晋西抗日儿童团简章》，“儿童团”的主要任务依次有六。按重要性由高到低，依次是：“1、站岗放哨查路条；2、侦察敌情送情报；3、抓住汉奸不放松；4、抗战家属来慰劳；5、扫除文盲要努力；6、学习生产呱呱叫。”敌后根据地与日占区犬牙交错，对“儿童团”的要求也就更为严苛。

如1942年3月，面对日军的扫荡，北岳区青救会曾发起“五不运动”，要求边区“儿童团”成员遵守五不规约：1、不上鬼子的当；2、不念鬼子的书；3、不告诉鬼子一句实话；4、不替鬼子干事；5、不当鬼子的亡国奴。此外，如扩军、选举等边区政治事务，也都少不了“儿童团”——为顺利扩军。

1939年7月，晋察冀边区曾号召所有“儿童团”成员举行“优抗周”活动，在一周的时间内，为抗日士兵家属提供各种慰劳服务，如“拿新鲜的蔬菜和桃、杏去慰劳抗属”、“给抗属家里来个彻底的扫除”、“这七天里，见了抗属一定要敬礼”、“女儿童要给抗属洗衣服和抱孩子”……此外，根据地子弹短缺，搜集废弃铜铁，也是儿童团重要的任务。“童子军”与“儿童团”，都曾为抗日而做出沉重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