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大罢工是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残酷统治，中国工人运动从要求改良生活的经济斗争转向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的情况下发生的。

从全国来看，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大罢工为起点，到1923年2月“二七”大罢工，出现了历时13个月的全国罢工高潮，有100多次罢工，30多万工人参加。当时全国有组织的工人已达27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计划，先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再成立各路总工会，然后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作为铁路工人运动的总机关；各城市成立各产业工会，再联合而成各城市工团联合会，并准备1923年5月1日在武汉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谋求全国工人运动的统一和更大发展。

从湖北来看，1921年10月爆发了粤汉路武株段机车处罢工，开始了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罢工斗争主要发生在军阀政府官办企业、官督商办企业和外资企业之中，使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遭受沉重打击。但是，在罢工运动和组织工会中，工人阶级屡屡遭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强权压迫和武力恫吓，工人阶级在斗争中懂得了，要想改善生活，就必须进行争取自由权利的斗争。罢工斗争顺理成章地从加薪减时的经济斗争，发展到要求集会结社自由和反帝反军阀的政治斗争。政治斗争的结果，工人在组织方面，组织了工人俱乐部或工会，并进而产生了地方总工会和产业总工会，使湖北工人阶级有了统一的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机构，工人阶级在斗争中成长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锋和中坚。

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把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的大发展，看成是对他们的威胁，要将刚刚兴起的工人运动扼杀在摇篮里。吴佩孚一面打着“保护劳工”的幌子，一面在背地里积极准备对付工人运动。他命令组织“学兵队”，要他们学习驾驶机车，以便在必要时取代工人，遭到工人强烈反对；他又令京汉铁路南段段长冯澐组织“同人通谊会”，分裂工人队伍，竭力抵消共产党在工人中的影响，但除少数员司受其拉拢外，没有一个工人参加。这些阴谋失败后，吴佩孚便撕去“保护劳工”的伪装，对京汉铁路工人进行血腥镇压。

北洋军阀武力阻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是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导火线。

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备工作完全是公开进行的。筹备会将开会的宗旨及地点均登载各报，并向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报告。赵继贤玩弄两面手法，表面上同意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暗地里却密电吴佩孚，要求禁止该会成立。吴佩孚看到，京汉路2万多工人的进一步团结，将会更有力地与北京政府对抗，于是，早已作了镇压工人运动的准备，并下令对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预为防范，设法制止”。

1923年1月31日，筹委会代表杨德甫、凌楚藩、史文彬、李振瀛、李焕章5人，前往洛阳与吴佩孚交涉，据理力争提出：

1、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人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

2、“保护劳工”的通电是吴佩孚的“四大政治主张”之一，不应出尔反尔；

3、大会筹备已久，并经铁路管理局局长同意；各地代表己齐集郑州，大会势在必开。对此，吴佩孚“顾左右而言它”，冷笑几声，扬长而去。

当晚，赴洛阳代表赶回郑州，召集全路代表紧急会议决定按原计划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1923年2月1日清晨，郑州紧急戒严，军警荷枪实弹，沿街排列，如临大敌。上午十时，项英带领各路、站代表和各工团代表从五洲大旅馆向花地岗普乐园剧场进发，在离会场不远处，被武装军队阻拦，相持约2小时。项英和林祥谦、施洋一起率领工人代表扣群众冲破军警拦阻线，撕去门上的封条，砸开大门进入会场，在大批军警层层包围的会场中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了！”大会选举杨德甫为总工会委员长，凌楚藩、史文彬为副委员长，项英为总干事。这时，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大叫：“限5分钟解散，有反抗者以军法从事！”下午4时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军阀的武力高压下被迫宣布散会。同时，代表及来宾所住各旅馆也被军警包围，不许工人自由走动和交谈；总工会会所被重兵占驻，禁止工人出入；室内一切文件、什物被捣毁一空；各团体所赠的匾额、礼物等，尽被摔毁，弃置道旁；各地代表和来宾被勒令离开郑州。

当晚，总工会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发动全路总罢工，以抵抗军阀的武力压迫。并为事实上的便利起见，决定将总工会移江岸办公。总工会在罢工决议中表明罢工是“为争自由作战，争人权作战”。会议决定立即成立总罢工委员会，统一指挥罢工行动，杨德甫为全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江岸罢工负责人为林祥谦、曾玉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