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饷是指田赋加派。三饷即辽饷、剿饷与练饷的合称。辽饷加派是为后金入侵，辽东战事紧急，军饷不足而起，剿饷是为镇压农民起义筹措军费，练饷为镇压农民起义练兵所用。当初，尚属临时加派，事毕即止。及至辽东战事兴起，加派迭增，并且成为经常性的“岁额”。为明末人民的沉重负担。清初，曾明令废除明末一切加派，但对明末加派的九厘地亩银(即辽饷加派)，仍然并入田赋正项征收。

来历

到四十八年止，全国除贵州等少数地区外，平均每亩土地加征银九厘，计五百二十万零六十二两。天启时，并征及榷关﹑行盐及其它杂项银两。崇祯四年(1631)，又把田课由九厘提高到一分二厘，派银六百六十七万余两，除兵荒蠲免，实征银五百二十二万余两，另加关税、盐课及杂项，共征银七百四十万八千二百九十八两。

剿饷为镇压农民起义的费用，总数两百八十万两，主要也征自田土。原议只征一年，实际上从崇祯十年起，直到十三年才被迫停止。练饷是崇祯十二年根据杨嗣昌的提议征派的，名义是训练“边兵”，加强九边各镇防御力量，实际是为了对付农民起义。此饷共征银七百三十余万两，其中田赋每亩加一分，约占总数一半以上。

三饷的加派反映了明末统治的腐败，使激化的社会矛盾更趋尖锐，并成为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清朝统治者入关后，为笼络人心，曾下诏蠲免三饷，但没有认真实行，特别是辽饷中的九厘银，不久即被编入《赋役全书》，成为田赋的正式份额，终清一代，再未蠲除。

介绍

据史料记载，清朝初年，摄政王多尔衮在总结明亡原因时，直言不讳地指出，明末所谓的“三饷”就是导致明朝败亡的最大弊政：“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复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远者二十余年，近者十余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

尽管多尔衮身为清朝摄政王，可能他的言论有时不尽公平合理，但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看法无疑是准确无误和一针见血的。明朝灭亡，确实有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的问题综合所致，但经济失策失败却是釜底抽薪式的关键问题。

一般说来，暴政乱政也会使民众苦不堪言，文化腐朽也会让百姓失去精神支柱，但都抵不过经济破产让群众民不聊生来得猛烈和痛苦。明末实行的“三饷”政策，就是雪上加霜的罪恶一击。于是，庞大的政体大厦很快就轰然倒塌，国家机器运转不灵，等待的只有死路一条。

明末时期的苛捐杂税泛滥，应当说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始料未及的。他出身贫寒，深受苛捐杂税盘剥、贪官污吏欺压之苦。所以他当皇帝之后，试图建立一个轻徭薄赋、政治清明的社会。为此他做了很多努力，比如说视贪如仇，动辄就对贪官污吏大开杀戒。再比如，带头当廉政表率，规范从政原则，号召民众参与监督等，应该说还是取得了很明显效果的。

或许人亡政息，他死后，明王朝尽管国号还叫明、皇帝还姓朱，却一步步地回到前朝的老路上了，皇帝不务正业、腐化堕落，奸臣当道、乌烟瘴气，宦官乱政、肆意妄为，党争不断、内讧不止等，都与朱元璋时代不同了。

其中最显著的不同，是朝廷向老百姓征收的赋税成倍地增加。明末内忧外患频频，朝廷便以此为由，在原先额定的正常赋税之外，加派赋税。名目有三：辽饷、剿饷和练饷。当时明朝在东北与后金作战，故征辽饷以充军费。后各地相继爆发农民起义，为筹集军费平定起义，又加派赋税，是为剿饷。继而为应付清军南侵，明政府又训练边兵，于是又加派练饷。“三饷”本来都是正税之外临时性的赋税，开征剿饷时，崇祯皇帝曾满怀深情地表示，“暂累吾民一年”。但开征之后，几乎就成了定制，终明朝而未革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