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0年，按照年号纪年来算，本应是建安二十五年，可当年正月魏王曹操薨了。这个一统北方的枭雄、曹魏王朝奠基人的去世，让整个天下为之震动。

　　在一干重臣的拥护下，汉献帝遣御史大夫华歆奉策诏，授曹丕丞相印、绶，魏王玺、绶，领冀州牧，魏国的权力交接棒总算有惊无险的落到了曹丕手中。

　　是年三月，献帝改年号为延康。

　　康，昌也，寓意昌盛。延康，延康，延续昌盛是也。

　　代指谁家之昌盛?

　　名存实亡的大汉王朝吗?

　　献帝及其身边的汉室孤忠们，恐怕已经嗅到了汉祚将终的死亡气息。无可奈何花落去，却也只能寄托于虚妄的年号，聊以自慰吧?

　　但该来的总会来，十月，汉帝告祠高庙，使行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诏册，禅位于魏，曹丕升坛受玺绶，即皇帝位，旋即改元黄初。

　　荣耀了四个世纪的大汉王朝，终究还是湮灭在了历史的长河当中，三国鼎立的时代从此刻起才算正式到来。

　　在曹丕称帝前，史书上有这么一条记载：

　　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资治通鉴·魏纪一》)

　　这便是著名的“九品中正制”，它的出现，开启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政治，可谓影响深远。因此普遍认为，此举乃曹丕为代汉而笼络世家大族所为，毕竟选举人才的“中正”多有地方豪族担任，如此大的政治让利，难道不是为了汉魏禅代赢取广泛支持?

　　这种说法没错，但也不全对。

　　汉魏时期，本就是豪强世族化的历史阶段，岂是一句话就能简单道尽。确切的说，九品中正制是世家大族在社会政治中处于绝对统治地位的历史产物。

　　曹魏集团内的世家大族

　　众所周知，东汉王朝的建立离不开豪强地主的支持，可以说豪强势力是东汉政权内部最大的利益集团。

　　从东汉中期至汉末，以封建大地主为经济基础的豪强大族，通过与儒学相结合逐渐世族化，他们家传儒学，累世为高官，如汝南袁氏“四世五公”、弘农杨氏“四世太尉”等等。这样的世家大族，拥有巨大的经济、政治特权，无论在地方还是朝廷都占据主要地位。

　　董卓乱政后，东汉中央权威尽丧，地方势力不受压制，全面崛起，各地军阀想要掌握州郡，没有地方大族支持是寸步难行的。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身处中原四战之地的曹操，自然也无可避免的去争取、笼络世族势力的支持。

　　曹操出身宦官世家，其家族在谯县本地也属豪强。早年起兵反董，曹操依靠的就是宗族姻亲所聚集的“义兵”。纵观曹操创业阶段，你会发现，这正是一个不断扩大豪强地主势力支持的过程。

　　在曹操打下兖州基业时期，除了自家曹氏和姻亲夏侯氏的鼎立支持外，像陈留的卫兹以家财资助曹操起兵，助其征得五千余人;中牟的任峻征集宗族家客数百人归附曹操;谯人许褚聚集壮丁和宗族数千，也归附曹操;而颍川大族荀彧、荀攸叔侄、郭嘉、还有程昱、华歆、王朗、陈群、司马家族等一干豪族名士，也在曹操集团内充任要职，起着重要的决策作用。

　　当曹操平定河北后，以清河崔氏为首的河北世族士人，也被征辟入幕府，拜官笼络。在曹操集团内，世族名士既有为中央决策核心的，又有为外为地方州郡长吏的，可以说他们成了曹操势力不断扩张过程的重要政治支柱。

　　从唯才是举，看曹操对世族的态度

　　世家大族虽然在曹操创业时期给予极大的助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曹操无条件依赖他们。

　　以建安十三年为分界点，因赤壁之战失利的缘故，曹操统一全国无望，三家鼎立的局面开始出现，曹操势力也从高速扩张期进入了稳定期，这时其统治集团内部的整合必然成为主旋律。

　　建安十五年春，曹操春下令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这便是曹操著名的“唯才是举”求贤令，这道政令的核心就是国家征辟人才，不拘出身。

　　可以看出，曹操对集团内部世族名士的势力过于庞大，并开始向东汉后期的士大夫政治转变趋势的警惕。

　　随着建安十九年、建安二十二年，曹操先后发布政令对“求贤令”进行补充，进一步重申了“唯才是举”的方针，使得庶族地主阶级士人的比例不断增高，曹魏集团内部出现士庶并用的局面。

　　曹操不仅通过提升寒门庶族的政治地位，来分薄世家大族对曹魏集团的掌控力，他还颁布各项政令严禁豪族土地兼并，限制其势力膨胀。而且荀彧、崔琰之死、毛阶被罢免，虽说事出有因，可也未必没有曹操借故打压豪族的政治考量。

　　这就像东汉早年，刘秀依靠豪族取得政权，但在坐天下后却极力压制豪强的势力，不仅通过“度田令”清查人口、田亩，限制豪强经济，还“退功臣进文吏”，在政治上防止豪强做大一样。

　　所以说曹操的做法其实与刘秀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为避免王朝的统治权被豪强大族架空。

　　但是大家要明白的是，地主阶级的产生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在封建土地私有制下，兼并土地是地主阶级从母胎中就带来的本能，而大地主们掌握了绝大部分的生产资料(耕牛、先进的农具、更多的土地、雇农)，在生产力未出现大变革前，大地主们以他们的经济实力在社会中是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

　　因此不论刘秀也好，曹操也罢都不可能违背历史规律，真正解决世家大族在政治中的主体地位问题。

　　这也注定了曹操对世族的态度是既一面限制，又不得不倚重，可谓是矛盾的对立与统一。

　　无法谁让世族地主阶级是曹操统治集团的阶级基础呢?

　　哪怕曹操不断为势力内部注入庶族地主这支新鲜血液，可无非是延缓了世族力量的壮大，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假以时日那些庶族也会因经济、政治特权成为新兴的世族，归根到底还是会走上世族化的老路。

　　所以当曹操去世后，他苦心经营的士庶并举的局面重新向世家大族一方倾斜，像陈群、华歆、司马懿、钟繇等世族代表人物进入权力核心，世族的政治地位难以撼动，而“九品中正制”的颁布，其政治含义更多是对世族执政地位的一次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