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后期国本之争历史事件介绍

明1586年,一场将要持续近15年的“国本之争”正式拉开了帷幕。

  表面上看,这场国本之争说白了就是为了确定太子的最终人选,可其背后,却隐藏着皇权与相权,甚至是官僚集团内部等诸多盘根错节的政治斗争。

  正如史书所说,“国本论起,而朋党以分,朝堂水火矣。争国本者,竟满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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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在这场“国本之争”爆发四年后,面对愈演愈烈的党争局势,身为明朝的实际统治者,明神宗朱翊钧非但不加以调控阻止,反而选择了退居幕后,不闻不问。

  自此开始了他“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的怠政生涯。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明神宗就不担心朝堂局势没有了他的控制,继而失控崩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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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党争愈演愈烈

  而且,明朝当时的党争局势,还跟其他封建政权的党争不太一样,并非只是一个党派斗一个党派,而是一个党派同时针对明朝朝堂其他所有的党派。

  这也就意味着明神宗当时所面临的情况,亦或者国本之争之所以能持续近15年,绝非只是因为两个各自独立的党派形成了一种势均力敌的场面。

  而是形成了一种某一个党派一家独大,继而其他党派为了不让自身的利益受损,这才临时联合起来,继而共同对抗这个最大党派的情况。

  相比于那种势均力敌的场景,这个一个同时针对多个党派的朝堂斗争明显要更为复杂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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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拿明神宗当时所面临的情况来说,当时朝堂最大的党派是以沈一贯、方从哲为首的“浙党”,他们力主拥立朱常洛为太子,且代表了明朝大多数官员的意向。

  但这个时候的明神宗却不想册封朱常洛,而是想册封“朱常洵”为太子。不过随着时间的变迁,期间虽然波折不断,但朱常洛总算还是顺利的当了太子。

  这段时期,便是前文所说的皇权与相权的斗争,且明显皇权意志受到了压制。

  但大家以为到这里就结束了吗?并没有,相反,这里的皇权意志受压制还只是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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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随着公元1604年,吏部郎中顾宪成被革职回乡以后,明朝末期最大的一个在野集团“东林党”也就此逐渐成型。

  而且“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当时还在朝堂中当权的“浙党”代表沈一贯也同样成了被批判的人物之一。

  若只是这样的话其实还没啥,毕竟封建时期政治意见不同的官员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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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问题是顾宪成等人在国本之争期间同样是支持册封朱常洛为太子的官员之一。而且由于东林党官员往往都有着极高的道德标准,能很快找到明朝社会上所存在的许多问题。

  所以支持东林党的人也是越来越多,并隐隐有着压“浙党”一头的趋势。

  从而也就有了后续逐渐发展成型并互相斗争了数十年的“东林党争”事件。

  也就是东林党同时对抗以沈一贯、官应震等为代表的“齐楚浙党”联合党派、以及其他同样因地缘关系为核心而结成的昆党、宣党等。

  这段时期,便是开头所说的官僚集团的内部斗争。

  后来随着朱常洛的登基称帝,还得在这皇权、相权的斗争中再加上一个宦权,俨然更为复杂,不过这都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

  主要还是说明神宗为何在这党争愈演愈烈的时期选择了退居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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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神宗不阻止朝堂党争局势的实质

  相信绝大多数人都觉得是国本之争期间相权对皇权的压制,让明神宗对朝堂失望了,决定眼不见为净。

  可事实上,作为明朝的统治者,明神宗他会甘心相权就这么对皇权实现压制,而且自己还不作为吗?

  显然不可能。

  让我们在回到国本之争爆发初期,那时候是万历十三年,也就是国本之争爆发的第二年,明神宗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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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旱虽由朕不德,亦天下有司贪婪,剥害小民,以致上干天和,今后宜慎选有司。”

  相信大家从这句话里面很轻松的可以看出来,这个时期的明神宗,其实就已经有了“整顿吏治”的念头。

  如果大家觉得这只不过就是明神宗感叹官员贪污,有感而发的一句话,算不得啥的话。

  那就接着往下看,在明神宗怠政期间,明神宗他啥也不管的事情都是啥。

  “吏部奏天下郡守阙员,不报;阁臣请补司道郡守及遣巡方御史,不报。”

  类似的案例在明神宗怠政时期极为常见。

  反而是那些直接对接民生的大事,诸如“治云南失事诸臣罪,巡抚都御史陈用宾、总兵官沐睿下狱,论死。庚辰,振南畿及嘉兴、湖州饥。......十二月戊午,再振南畿,免税粮”等赈灾、平叛之事,却几乎一个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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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也别觉得这可能是朝堂那些官员代为处理的,因为以明朝的政治体系来说,由官员代为处理的几率很小。

  虽然地方上的奏章都会传到内阁那里,由内阁大臣想出解决方案,但是这不代表内阁就可以决策并执行了。

  想要决策的话,还必须将代表决策意见的“票拟”传到“司礼监”,待司礼监筛选后再呈交给明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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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明神宗决定做了,这才能由司礼监代笔批注下放六部具体执行。否则明神宗可能压根就看不到内阁提交上来的这些“票拟”。更别提还顺利下放执行了。

  很明显,明神宗之所以不阻止,并不是说他就真的是打算眼不见为净,对朝堂失望了,恰恰相反,他正是想要以一种“旁观者”的形式去缓解朝堂那愈演愈烈的党争局势。

  因为也只有这样,才能在相权不影响皇权的情况下最大化的削减官僚集团势力,间接减轻相权对皇权的压制。

  与此同时,朝廷没有了新鲜的血液注入,那些以“官员”为根本核心的党派之争也只能是呈现出一幅“坐吃山空”一般的互相消耗局面,直到皇权再度占据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