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道教走向世俗化。

明朝的崇道政策

明朝统治者对道教采取了尊崇的态度，管理上的措施也较为完善。明太祖朱元璋利用了许多道教神话，来渲染自己是上承天命的真龙天子。在历年征战中，他得到了道士周颠仙、铁冠道人张中、方士刘伯温、道家学者宋濂、张正常天师等人的指点帮助。

朱元璋亲自为《道德经》作注，推崇道家清静自然的无为之治，并采用休养生息的治国方略。传说朱元璋出生于土地庙，他推崇地方神祇土地和城隍，在全国各地修建了数以千计的城隍庙和数以万计的土地庙。在尊崇道教的同时，为了提防群众利用道教作乱，朱元璋也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管理制度，在礼部下设置道录司作为管理道教的最高机构，颁发度牒制度来限制道士数量。

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变”的过程中，利用姚广孝、袁珙、金忠等方士为其出谋划策、制造舆论，即位后更利用道教为其巩固统治地位。朱棣多次遣人寻访全真派大师张三丰；同时又完善了道士度牒考试制度。

朱棣自诩为真武大帝的化身，于永乐十年（1412）派遣三十万军民，在武当山建成庞大的道教建筑群来供奉“护国有功”的真武大帝，并赐名武当山为“大岳太和山”。明成祖对玄武大帝的礼奉成为明朝的定制，历代皇帝经常派遣使者到武当山诣香上供。

明仁宗、明宣宗沿袭了加强道教管理的政策。明英宗统治时“海内富庶，朝野清晏”，他继承朱棣的遗愿，于正统九年（1444）命邵以正组织编纂了《正统道藏》，赐颁天下道观。明代宗赐邵以正真人号，而且任用道士蒋守约为礼部尚书。

明宪宗即位后，崇道尤甚，任命道士李希安为礼部尚书，李孜省、邓恩常等人通过“传升制”而获得高官。明孝宗即位几年后，好尚方术，广建斋醮，也任命道士崔志端为礼部尚书。明武宗扩大了道士度牒的发放数额，明初定下的对于道教既优宠又抑制的政策被破坏殆尽。

明世宗朱厚熜是明朝皇帝中崇道最甚的一位，在位时以奉道为首务，使明朝道教的兴盛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他的崇道表现主要有：宠信道徒方士，授予高官厚禄，除了尊重正一张天师外，还宠信邵元节和陶仲等道士；广建斋醮，迷信乩仙，长年深居西苑斋醮祈禳，并利用蓝道行、罗万象等进行扶乩活动；耗费财物，建宫筑观，在京城及全国兴建了大量道观；爱好青词，提擢工者，夏言、严嵩、徐阶、李春芳、高拱等人因擅长撰写青词而被提拔，被称为“青词宰相”；爱好长生仙药，玄学方术，大量道士、方士进献各种方术、方药；为其父母和自己加封道号。

明穆宗鉴于其父崇道过滥，对道教采取了打击、抑制的政策，但他也爱好服食丹药。明神宗即位后恢复了崇道政策，对张天师进行册封，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敕令张国祥天师编印《万历续道藏》，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加封关公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明神宗深受道家黄老学说和世宗潜心修道的影响，深居宫中28年不上朝。明后期的明光宗、明熹宗、明思宗对正一道延续了利用、扶植的政策。

道教世俗化

道教在学术思想领域也有很大的影响力。明代理学的发展以融摄道教思想最为突出，王阳明及其弟子的心学的道教色彩十分浓厚，“致良知”说融入了内丹修炼思想。儒者林兆恩借鉴道教，创立了“归儒尊孔”的三一教（夏教），“其说乃系道教七八分，佛教二三分，而以儒教饰其表面”。道教对佛教的影响也很大，明末四大高僧的著作中都有道教的痕迹，释德清著有《道德经注》、《庄子内篇注》，提倡三教一家。

道教对小说、戏曲、音乐、绘画等文学艺术领域也有着广泛深刻的影响。明朝四大奇书《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三国演义》都具有浓厚的道教神学色彩。一大批异彩纷呈的以鬼怪神仙为主题的作品形成了新的小说门类——“神魔小说”，包括《封神榜》、《东游记》、《南游记》、《北游记》、《飞剑记》等。在戏曲创作上，更有一大批以道教神仙人物为题材的作品面世，道教音乐直接影响了戏曲的唱腔。

明朝道教的教理教义、神仙信仰、伦理思想、科仪方术也深入了民众的日常生活。

玉帝、老君、真武、关帝、文昌、财神、妈祖、城隍、门神、土地、福禄寿三星等道教尊神、俗神，在民间被广泛祀奉；道教尊道贵德、忠孝节义的宗教伦理观随着《感应篇》、《阴骘文》、《功过格》、《觉世经》等劝善书在社会各阶层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和行为；现实中无法靠人力圆满解决的送死迎生、祛病消灾、延年益寿、功名富贵等问题，人们都寄托于神仙道术。供奉道教神仙的宫观庙堂星罗棋布于城镇街巷、乡村小镇。